内容提要：以“新中国学术”的建立为历史背景，分析七十年来先唐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按照“新中国学术”建立期、文学本体回归、学术规范建立、新世纪的总结与贯通气象四个时期，来描述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1949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实现了从理论先行到文学本体、从方法突破到学术复归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学术风格和独特方法的研究领域。新世纪先唐文学研究则具有总结式文献整理、多卷本文学史编写、历史与文学方法的贯通、出土文献和海外汉学的影响等鲜明特点。
关键词：新中国学术 本体回归 沉潜规范 总结贯通 古典学
作者简介：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诗可以观》等。
先唐文学是指唐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一般文学史往往将其又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时间段。先唐文学从原始社会出发，至六朝结束，是中国文学最漫长的一段历史。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不仅在创作上建立了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也在思想理论和审美风格上为中国文学开辟道路、规定历史的发展趋向。后来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都得到先唐文学的滋养哺育，因此对先唐文学的研究不仅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也代表着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1949年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实现了从理论先行到文学本体、从方法突破到学术复归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学术风格和独特方法的研究领域。沿波讨源，追溯新中国七十年的先唐文学研究历史，梳理先唐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对总结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历史，提升古典文学研究理论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 1949—1976：“新中国学术”建立期的先唐文学研究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研究由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实现了从民国学术向新中国学术的转变。新中国学术转变的重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胜利，也决定了这一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成为文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当时，不仅一批年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一批老一辈的学者也普遍放弃传统的思想方法，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郑振铎、游国恩、刘大杰、陆侃如、郭绍虞、谭正璧、朱东润、高亨等，都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为从民国学术到新中国学术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解释中国文学的起源，成为先唐文学研究的思想亮点。在文学起源上几部流传广泛的中国文学史，如杨公骥的《中国文学》（第一分册）、詹安泰等人合编的《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等都以马克思“劳动创造了文学”，解读文学的原始发生，如古老的《弹歌》《葛天氏之乐》等原始歌谣以及鲁迅杂文中的“杭育杭育”的观点，成为论证中国文学起源的基本材料。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是杨公骥的《中国文学》。比起一般浮泛的理论的生搬硬套，杨公骥更侧重在文学（主要是诗歌）的内部寻找劳动起源的决定因素。我国上古诗歌以四言二拍子为经典结构样式，例如“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伐木/丁丁，鸟鸣/嘤嘤”等，基本上属于“一反一复”的原始诗歌节奏。而对于这样的节奏特点，杨公骥却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杨公骥认为，原始诗歌的节奏形式与原始劳作的节奏韵律是一致的。劳动动作一般也是一往一来两个行动组成，以打夯为例，举起时用力轻而无声音，下去时用力重而有声响，音响发生在第二个行动之尾，也就是劳动节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原始诗歌大多也是二节拍之尾押韵［1］。在寻常的艺术结构形式中，寻找到劳动的深刻影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学者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度。
以社会批评的眼光解释先唐文学现象，是新中国建立前十七年的普遍方法。社会批评方法的积极意义在于不拘泥于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将文学现象放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中解读，以时代的阶级的眼光审视文学，对文学做出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分析。虽然社会批评方法的滥用，会淹没文学研究的本体意义，但是比起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细琐拘谨，还是开阔了境界，显示了理论的逻辑力量。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大致有了这样的固定结构，对一部书、一个作家、一个时代、一种现象，进行时代的、阶级的、思想的、生活的、创作风格的阐释。尽管有某种公式化的僵化现象，但还是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成果。余冠英的《诗经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等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解读经典，产生了普遍的积极的学术影响。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一方面在理论研究上别开生面，有了新的气象，另一方面也注重坚持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民立场，注重向大众普及文学经典。《诗经选》《左传选》《楚辞选》《史记选》《汉魏六朝诗选》等先唐经典选本的出版，面向普通读者，有力推动了古代经典的普及和传播。
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的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一样，突出强调了政治化的特点：第一，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将社会矛盾理解为两个阶级阵营的冲突，一部文学史被描写成阶级斗争的历史；第二，坚持了民间文学本位的立场，强调民间文学的主流正宗地位，一切民间的远离宫廷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都是值得肯定或优秀的，在对《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等大力赞颂的同时，却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创作表现出某种政治上的苛求；第三，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艺术创作上将先唐文学简单划分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而突出强调现实主义反映生活的意义，对中国文学的形式探讨尤其是六朝文学在形式方面的艺术探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1949—1976年的先唐文学研究，尽管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是我们仍然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新中国学术体系的初步建立。新中国学术建立之初以批判精神为引领，力图彻底摆脱旧有学术的影响，造成了某些方面与传统学术品格和规范的疏远。而事实证明，守正出新——真正的创新必须守正，新的学术精神必须在传统的土壤上建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守学术阵地，支撑起新中国学术的大厦。高亨、李镜池的《周易》研究，余冠英、孙作云的《诗经》研究，杨伯峻、徐中舒的《左传》研究，郭沫若、何其芳的楚辞研究，杨公骥、公木的先秦文学史研究，李长之的《史记》研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逯钦立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艰苦求索，不仅为先唐文学的研究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也成为整个新中国学术创立期的重要部分。
这一时期的先唐文学研究总体上表现出理论先行的特征，也留下了重视政治阐释、思想解读而缺少艺术批评、审美欣赏的先天性缺憾。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还是构建了新中国学术背景下的先唐文学研究的新的格局，呈现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气象。
二 1977—1990：先唐文学研究的文学本体回归和方法论热潮
先唐特别是先秦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时代，以六经为代表的经典的建立，构成了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文化景观。雅思贝斯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2］按照雅思贝斯的观点，每当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是要从重新阐释经典开始，激活传统的力量，重燃轴心时代的火焰，照耀前行的方向，获得前行的力量。以六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的成熟决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历史趋向，因此每当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要重新阐释经典，在经典阐释中激活新时代文艺的思想火花。
1977年12月《人民文学》和《诗刊》编辑部刊发的《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引发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诗要用比兴”的话题被重新提起，《诗》《骚》的“比兴”传统成为先唐文学的研究热点，也成为形象思维问题的理论基石，进而带动了古典美学热和文化热的兴起。钱锺书1978年完成了《管锥编》这一学术巨作，而从《管锥编》中《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277则）的基本内容来看，除《太平广记》外，实际内容几乎都是对先唐文学典籍的阐释。《管锥编》是传统的，整部书用文言写成，写法也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笔记形式；而他的眼光是世界的，体现了钱氏一贯追求的“打通”原则，连接古今，沟通中西，《管锥编》因此成为先唐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1980年11月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了《诗可以怨》的演讲，以孔子的“兴观群怨”和《诗大序》的“治乱之音”以及司马迁的“发愤之作”为理论基础，系统阐述了中西诗学普遍存在的“诗可以怨”“愤怒出诗人”的理论主张［3］。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当时中国“伤痕文学”的历史背景，明显可以看出钱锺书的这一理论是在为“伤痕文学”作理论支持。
从1977年到1984年的古典文学研究，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即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阶段”［4］。让文学回归文学，摆脱文学对政治的简单依附，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理论热点。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是研究古典美学的著作，但却因为其对古典艺术“有意味的形式”的深刻分析和灵动优美的文笔，发时代先声，超越美学领域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形象思维讨论过程中，一些被忽视的古典艺术创作术语如风骨、气韵、气象、意境、兴趣、意象、神思等理论术语，曹丕《文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等理论著作，不断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周来祥《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从意境谈起》（《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通过对意境理论的认真解析，认为自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的艺术理想是古典主义的“和谐”思想，表现出回归文学本体的理论追求和探索精神。裴斐在传统的“诗言志”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将目光对准更注重抒发个人性情的“诗缘情”理论，分析古典诗学的意境、想象和个性，《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本体理论的代表性成果。如果说黄保真、周来祥、裴斐等学者对意境、意象、诗缘情的探索偏重的是理论层面的话，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则更多从中国诗歌的实践层面，分析意象、意境等艺术方法在古典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依据这样的艺术方法分析屈原人格美及诗歌艺术美，探索陶渊明诗歌的崇尚自然的思想和自然美的追求。一些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对《周易》《尚书》《春秋》《礼记》等文化经典进行文学意义上的研究，如胡念贻《〈尚书〉的散文艺术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黄寿琪等《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已经开始倡导并实践着对经学的文学解读。
先唐文学研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学术一样也经历了方法论的变革，方法论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先唐文学的研究，扩大了先唐文学的研究视野。方法论问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从哲学领域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引进，方法论问题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系统论、控制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符号学、精神分析、阐释学、接受美学等人文思潮，五光十色，各领风骚，极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形成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景观。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从狭隘封闭的一隅扩展到世界，古典文学研究因此有了世界目光。这些理论也在先唐文学研究中得到积极反应，许多学者尝试着用西方理论解释先唐文学现象，取得了一定成绩。萧兵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楚辞，赵沛霖《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借助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的理论解读《诗经》创作理论；一方面他们承接五四以来闻一多式的文艺批评方法，另一方面吸收新的理论和学术成果，显示了新方法、新理论在先唐文学研究中发挥的进步作用。系统论研究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初方法论热潮中最早被文艺理论界引入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当时流行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所谓“三论”本质上就是系统科学，即强调对象的整体性、关联性考察。金开诚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屈原作品《少司命》的研究，显示了新的研究方法的生命力。林兴宅的《艺术魅力的探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利用系统论理论，借助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理论成果，对《诗经》中的《将仲子》《蒹葭》、楚辞的《离骚》以及曹操的《短歌行》的篇章进行美学分析，多有创获，有耳目一新之感。心理批评是最接近艺术精神的批评方法，20世纪初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都将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王锺陵的《中国中古诗歌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力图以诗歌的演变勾画一个时代的民族心理变化，建立“民族文化—心理”这样一个文学史进程的动态结构；本书再版时还在封面的书名上，特别标注“四百年民族心灵的展示”来提示读者，显示出作者以文学艺术描绘民族心理的自觉努力。
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方法变革的同时，先唐文学经典著作专门化的研究倾向越来越清晰。《诗经》《楚辞》《史记》《文心雕龙》《文选》等各自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力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学会，学术影响不断扩大。以楚辞学研究为例，1984年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形成了强大的楚辞学研究队伍，游国恩、姜亮夫、汤炳正、陈子展、林庚、马茂元等老一辈学者大旗高擎，导夫先路；当时的中青年学者萧兵、金开诚、赵沛霖、戴志钧、潘啸龙、赵逵夫、周建中等步其踵武，硕果累累。有人统计，整个上世纪80年代出版楚辞学著作百余部，研究文章三千余篇，充分显示了这一时期学术的繁荣盛况。在思想解放的思潮中，一些学者对汉大赋、魏晋南北朝形式主义诗学，甚至宫体诗都提出了重新评价，认为宫体诗“标志着人们对形式美的感受力与表现力空前精微和发达”［5］。尽管这样的思考难免引发争论，但却意味着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葛晓音《八代诗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则注意前人之源如何成为后人之流、前一阶段出现的新现象如何在后一段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能够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制度等外因论述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及初盛唐各个历史时段的诗风特点及其演进的阶段性。
从1977年到1990年的以思想解放为前提的方法论热潮，尽管留下许多为人诟病的地方，却能为一代学者廓清迷雾、开辟视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位制度的设立，为古典文学研究聚集了研究力量。一大批硕士、博士通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理论学习，渐渐成为学术的中坚力量。现在活跃在先唐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绝大部分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滋养，他们的成长得益于时代大潮的托举。
三 1990—2000：先唐文学研究的沉潜与规范
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潮，引发了学术界方法论的革新，促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各种主义、思想、方法、模式介入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一时间热闹非凡，学术界张扬热烈，缺少应有的沉潜内敛。仓促之中的理论引进，正如饥饿的人面对食物表现出来的饕餮，难免狼吞虎咽，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各种名词、概念飞来飞去，大而无当，不见文本，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因此上世纪80年代的思潮热、方法热，常常以空疏浅陋而为时人诟病。“方法论热”在给古典文学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研究本体，一味地从“方法”到结论的弊端，常常失去了研究中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热闹之后，学术界也开始反思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术发生转折。理论的锋芒渐趋收敛，社会意识逐步淡化，学术风格由外向张扬转向内在沉潜，传统方法和考据手段受到尊崇，海阔天空的贯通概括转向一枝一叶的考据证明，实事求是、严谨规范的学术阐释，代替了自由浪漫、任性发挥的思想宏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由功利性的外向张扬向非功利性内在沉潜的转折，在古典文学及先唐文学研究领域也得到积极响应。
第一，坚守学术传统。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有两个，一是由孔子、孟子、荀子、司马迁、郑玄、孔颖达、朱熹、顾炎武、戴震、章学诚、康有为等形成的古典学术传统；一是由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黄侃、鲁迅、胡适、郭沫若、陈寅恪、钱穆、钱锺书、马一浮、张舜徽等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学术的趋新求变，学者们开始从强烈的社会关怀中沉静下来，返回书斋，重提传统。在现代学术传统中，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属于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充满激情的入世的学者，而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钱锺书、张舜徽等则更强调学术自身的力量，属于倾心于学术继承和建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这一时期重提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特别是“陈寅恪现象”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学术精神和志趣的选择。刘梦溪在1989年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强调的“深研中国文化，阐扬传统专学，探求学术真知，重视人文关怀”的办刊宗旨，实际上表达了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诉求。在所谓“文化热”的潮流中，刘梦溪强调“深入的学术研究不需要热，甚至需要冷，学者的创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仅需要独立而且常常以孤独为伴”［6］。为了这样的信念，1996年刘梦溪主持编写了《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丛书选择的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黄侃、熊十力、马一浮、吴宓、傅斯年、廖平、刘师培、钱穆、陈寅恪、顾颉刚、陈垣、欧阳竟无、余嘉锡、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具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风格，也是上世纪90年代学术转向的代表性成果。
第二，主张学术规范。上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的主观随意留下了粗率失范的流弊，因此学术规范和学术建设成为贯穿上世纪90年代始终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新方法论高歌猛进的时候，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已经开始反思急功近利中潜藏的浮躁和不合规范。1991年《学人》杂志召开过学术规范主题的学术讨论会。1994年《中国书评》倡导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讨论，引起一些国内学术期刊和研究者的热烈反响。《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文学研究的专刊，也曾就学风建设和学术规范展开讨论。
在上世纪90年代学术转型的时期，由于朴素的学风被提倡，一批知识扎实、学术规范、思想深刻的学术著作，出现在先唐文学的研究领域。例如，《道家与道家文学》（李炳海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太阳循环文化揭秘》（江林昌著，齐鲁书社1998年版）、《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傅修延著，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刘跃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中古文学文献学》（刘跃进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中古文学理论范畴》（詹福瑞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都体现了当时一批有作为的中青年学者在新的学术规范下的学术追求，也为21世纪的先唐文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这一时期在先唐文学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这是一部从文学入手专力研究一个时代文人心态的著作。他从描述魏晋士人心态二百二十四年间的四变入手，分析社会历史与哲学思潮对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影响，通过个别诗人的文学心理分析，显示整个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变化。例如罗著认为嵇康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纯哲学境界，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7］，而同时他又认为以庄子哲学为基础的玄学缺少实践品格，因此嵇康的悲剧也是“玄学理论的悲剧”。这样心理细致的考察与恢弘的理论视野相结合的学术研究，提高了先唐文学研究的理论水平。
第三，提倡专学观念。比起上世纪80年代气象恢弘动辄几百年、几千年的论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古典文学研究体现出越来越精细化的特征，更强调学术的基础训练，强调学术的基本修养，强调有具体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专学的兴盛代表着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转向和研究深入，一方面是“《诗经》学”“《春秋》学”“楚辞学”“诸子学”“两汉经学”“《文选》学”等传统专门学科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是“神话学”“《史记》学”“乐府学”“龙学”“陶学”等专门学问的兴起和创立。专学或侧重一个时代，或侧重某部经典，或侧重某位作家，各有关注，各具风采，建立学会，活动频繁，将先唐文学的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在神话学方面，以萧兵为代表的学者对《诗经》《老子》《楚辞》《说文解字》等展开文化人类学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启人心智。在《诗经》学、楚辞学、诸子学、两汉经学等传统专门领域，依旧保持了持久的活力。夏传才、褚斌杰等老学者领衔中国诗经学会和中国屈原学会，中青年学者则成为砥柱中流。《诗经》《楚辞》是先唐文学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雅颂新考》（刘毓庆著，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屈原新论》（郭杰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中青年学者的著作是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诸子学领域对老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研究渐渐摆脱一般性的哲学思想考察，而注意其中的文学意义研究。
《史记》是一部充满文学情怀的历史著作，因此《史记》的文学研究一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史记》学”的建立，是在前人研究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不断呼吁、不断探索基础上完成的，自此《史记》有了独特的历史构成与研究方法。
从对汉乐府的研究出发，溯源《诗经》《楚辞》，联系唐诗宋词，将诗歌、音乐、舞蹈联系起来，不仅扩大了汉乐府的研究内容，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乐府学”,如《乐府学概论》（吴相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在汉代乐府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贯穿古今的乐府学建设。
“《文选》学”是有着悠久学术传统的专门学问。1937年骆鸿凯的《文选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已经建构了包括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征故、评骘等在内的专门体系。而这一学问在经历了一段冷却之后，却在上世纪90年代步入兴盛时期，曹道衡等老一辈学者关于《文选》的系列论文支撑起《文选》学发展的骨架，而傅刚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1996年）以及后来的《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将《文选》学研究推进到一个较高水平。另外，“《文选》学”在文献整理、文体研究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
“龙学”是《文心雕龙》之学的简称，《文心雕龙》的研究在上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少有的繁荣。范文澜、王元化、王运熙、牟世金等将《文心雕龙》研究推向新的境界，使得上世纪90年代《文心雕龙》研究热度不减。冯春田编写的《〈文心雕龙〉语词通释》、贾锦福和周振甫先后主编同名的《文心雕龙辞典》、杨明照主编的《文心雕龙学综览》等大型工具书，为龙学的持续繁荣奠定基础。其他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等，都是重要的《文心雕龙》研究专著。
“陶学”是以陶渊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境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陶诗的研究领域产生了鲁迅、陈寅恪、郭沫若、朱光潜、王瑶、袁行霈等最有影响的一批学者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有许多中青年学者开始对陶渊明诗歌及其生平进行解读，《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戴建业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以现代学术目光审视陶诗的著作，对陶渊明人生与文学境界的解析既有传统手法的评点欣赏，也有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基础的体系建构。
另外，汉魏六朝辞赋研究，初步形成了从文献到理论的研究转变。上世纪80—90年代的汉赋研究，有陶秋英《汉赋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姜书阁《汉赋通义》（齐鲁书社1989年版）、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等；进入21世纪以后，汉赋研究持续深入，《辞赋散论》（何新文著，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辞赋文体研究》（郭建勋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等，都是汉赋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中国赋论史》（何新文等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辞赋理论通史》（许结著，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对汉代赋论皆有总结。《魏晋南北朝赋史》（程章灿著，凤凰出版社2001年版），则开辟了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的新局面。
第四，运用考据方法。考据学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传统手法。汉代以来的经学考据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为后世提供了考据史实、辨析讹误、校雠字句、疏通文义等成功的经验。而一个时期受理论先行的思想影响，文学研究的考据方法被视为远离政治而受到批判。上世纪进入8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反思漠视考据的错误态度，重新提倡古典文学研究的考据方法。王元化、曹道衡、冯其庸等学者认为应该为考据恢复名誉，学习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基本功。而这种倡导在方法论热的上世纪80年代，还处于呼吁和探索阶段。考据方法的成熟运用，更多体现在90年代的学术实践里。《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王昆吾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离骚校诂》（黄灵庚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屈原与他的时代》（赵逵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的学术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经过90年代十年间的沉潜规范，古代文学研究风气得到好转，浮躁之风有所纠正，学术的规范意识明显加强，学术研究水平大大提高，这一点在先唐文学的研究领域得以充分体现。而任何学术进步都是有代价的，古典文学研究在强调规范化的时候，也忽视了文学研究的问题化、理论化。左东岭反思这一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技术化、考据化的时候，特别指出“技术化的客观性讲究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考据的技术化造成理性思辨的缺失”“研究证据的板重臃肿造成可读性的缺失”［8］等问题，“三个缺失”确实是困扰古典文学研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失范不仅仅是方法的、技术的，也是理论的、思想的；缺少问题意识，也是不合规范的体现。
四 2000年以来：先唐文学研究的总结与贯通气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先唐文学研究有了新的格局与气象。主要体现在：一是资料长编式、集成式文献整理的大量涌现，二是分类式、多卷本文学史的出版发行，三是历史与文学、学术史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融汇贯通，四是出土文献对文学经典研究的补充丰富，五是本土学者与海外汉学之间的影响交流。
1.总结式文献整理。文献整理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大批高质量古籍校勘、笺注、辑佚、集成的著作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支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五代词》《全唐五代小说》《全宋诗》《全宋文》《全金诗》《全元文》《全元戏曲》《全元曲》《清诗纪事》《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诗文、词曲、戏剧、小说总汇式著作，在上世纪80—90年代陆续完成。而至2000年以来，在先唐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大型文献的总结整理在向细化、深化和广度上展开。如《两汉全书》（董治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魏晋全书》（韩格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等，文献整理的穷尽式、总结式趋向十分明显。围绕一部经典、一个作家、一种现象、一个地域甚至一个主题的特色文献的集成整理全面兴盛。《诗经集校集注集评》（鲁洪生主编，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论语汇校集释》（黄怀信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楚辞集校集释》（崔富章、李大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为先秦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在秦汉魏晋文献整理中，《全汉赋》（费振刚等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史记研究资料萃编》（张新科等主编，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史记论著集成》（张大可等主编，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历代赋论辑要》（徐志啸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曹道衡、刘跃进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秦汉文学编年史》（刘跃进编著，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文选旧注辑存》（刘跃进编著，徐华校订，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诗品集注》（曹旭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等，都拓展了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新领域。
2.研究型多卷本分类文学史的出版。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分为教学应用型与学术研究型两种写作方式。通行的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简明清晰，侧重于教学运用；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则是以一人之力贯通整个文学史，是学术研究型的文学史。2000年以来出版的《中国诗歌通史》（赵敏俐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散文通史》（郭预衡、郭英德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按照朝代线索依次写来，规模之巨，前所未有。而通史的写作者大都是在本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他们把先进的研究成果带进通史研究，文学史写作具有学术的创新和引领意义，其中先唐部分的研究颇见学术功力。
3.综合多元学术方法的融会贯通。文学史的研究终究属于历史研究，因此在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中越来越强调历史学的方法，打通历史与文学之间的隔阂，强调回到文学发生的现场。一切历史的研究的共同目的，便是寻求历史的真实，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也越来越注重历史学方法的借鉴运用，更注重文学历史的局部和细节发掘、注重历史考据手法的运用。这一时期先唐文学研究有影响的成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文学研究的文化眼光，一是文学研究的历史学批评方法。
文学的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的边界和视野，并尽量脱离简单的时间线索和文体分类，更注重文学的整体性、关联性，更注重文学的一种倾向、一种潮流。《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及其话语方式的生成》（过常宝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先秦说体文本研究》（廖群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等著作，都侧重从语言形态、话语方式、修辞手段的表达入手，分析文学史演变的规律，而他们富有新意的表达方式也意味着文学史写作个性化的趋向。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先唐文学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对经学的文学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既有对经典文本的具体文学解读，也有对经学整体的系统文学阐释。从传统的“六经皆史”“六经皆文”，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六经皆诗”的问题。《诗经》属于文学经典，自不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对《周易》《尚书》《春秋》《左传》《礼记》《周礼》《仪礼》等经典文献作文学意义上的探讨。两汉时期的经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也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如《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张峰屹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徐兴无著，中华书局2003年版）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
21世纪以来，学术界整体呈现淡化理论的现象，但是仍然有学者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先唐文学研究，呈现新的格局与气象。《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刘跃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方面引进文学地理学的成果，考察人文地理对文人群体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另一方面运用历史统计的方法，科学地呈现不同地域的文学风貌与文人分布。《中古文学地理研究》（胡阿祥著，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版），则将文学的地理研究延伸到整个中古时期，将文学的地理学方法扩展到更广泛的时空领域。家族研究本来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近一时期把家族形成、世族兴衰与文学传统联系起来，成为先唐文学研究常用的基本方法。
4.出土文献与先唐文学研究视野的开阔。地不爱宝，大量地下文物的出现丰富了20世纪学术研究的资料库，开拓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和境界。王国维的地下文物与传世文献相互证明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对出土文献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出土文献对先唐文学的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20世纪以来学术界流行的疑古思潮，怀疑历史，怀疑传说，特别是对先秦经典的传说，传统经典的地位不断动摇，一度造成了上古时代文献的贫乏。而不断出土的甲骨、铭文、木牍、绢帛、竹书等文献，不断为许多先秦两汉文化经典的存在提供科学依据，先唐文学的研究视野也因此得以拓宽。
上个世纪初的甲骨、敦煌发现，促成了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的建立；上世纪70年代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阜阳汉简的出土促进了《周易》《诗经》等经典的研究，而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郭店楚简则大大提升了诸子学的研究水平。2000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其中的《孔子诗论》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围绕着文字释读、竹简编联以及孔子的诗学思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有深度的探讨。李学勤、裘锡圭、曹道衡等老一辈学者引路于前，晁福林、廖名春、黄怀信等中青年学者广泛响应，迅速形成了以诗学研究为中心而跨越多种学科的“显学”。
5.本土学者与海外汉学的交流影响。古代文学的研究不仅是从中国本土影响海外，海外的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也对国内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一方面是日本、韩国等受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和国家，依旧保持了汉学兴盛的传统；另一方面是欧洲、美国等西方世界汉学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出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近二百种。进入21世纪以来，大象出版社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出版“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充分显示了海外汉学特别是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繁荣。海外汉学对中国文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新方法运用，对于中国学者富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以先唐文学研究为例，至少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文学文化史”的编写理念。2013年以来两部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引起古典文学研究者的注目。一部是孙康宜、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一部是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这是两部在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史。这两部文学史的最大特点是“文学文化史”的编写理念，即按照文学史“是对以往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叙述”的观念，表现为突破了文类中心或朝代分期的编写体例、对物质文化的关注、经典的形成以及“去经典化”策略、对女性作家及其创作方法的关注、“说故事”的叙述方法，并在《剑桥中国文学史》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文学史的编写理念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也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学史书写产生影响。宇文所安的《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方式。
第二，古典文明学的研究方法。古典学（英语作Classics），又被称为古代研究或者古典文明研究。西方古典学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研究的综合学术门类，特别注重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作品的研究。海外汉学家们以西方古典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文学，他们强调历史、文学、宗教、艺术、考古、民族等多学科的综合方法，古老的夏商周三代之学也就成了中国的古典学。美国学者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海外夷坚志：古史异观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都是建立在古典文明学研究基础上的。他对《周易》“六龙”的解释，大量运用考古成果和天文星象知识，揭示了《周易》的诗性智慧和艺术内涵。
第三，古代文本书写方式的研究视角。古代文本书写方式的研究是以文本的形成为研究对象的，主要探讨中国早期文献的形成、接受以及经典化的过程。本质上说早期文献书写方式的研究，属于古典文明学的研究范畴，但因为其注重早期经典文本的研究，因此更多属于文学研究领域。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Martin Kern），致力于研究中国早期文本的形成，提出中国早期文本不仅仅是书面形式传播，而是以口头文化、仪式表演的形式流传，其观点引起普遍的关注与讨论。《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徐建委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刘跃进、程苏东主编，中华书局2017年版）、《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徐建委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都是对文本书写问题的探索性研究。
21世纪以来的先唐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总结式特点与贯通气象，显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光明前景。形成这种格局与气象的原因，一是有了新中国建立七十年来积累的学术基础，二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带来的思想解放，三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科技手段的有效介入，四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的发展及稳定繁荣。
总结七十年来新中国先唐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定，杨公骥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家原则，而在他看来，思想家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立场的指导和基础地位的确立；第二，先唐文学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经过七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逐渐建立起具有世界眼光、立足中国土壤的有效学术研究方法，逐步形成了在新中国学术体系下的鲜明学术风格；第三，新中国七十年先唐文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七十年都难以比拟的，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第四，七十年先唐文学研究锻炼出一支视野开阔、基础扎实、梯队合理的学术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的形成是先唐文学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尽管先唐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缺乏学术个性、缺乏思想深度和问题意识的弊端，但是我们有理由坚信，经过七十年风雨历程的先唐文学研究，一定有着更加光明的前途和未来！
［1］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10页。
［2］［德］卡尔·雅思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3］钱锺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16页。
［4］赵敏俐、杨树增《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
［5］周晓琳《论宫体诗》，《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6］刘梦溪《〈中国文化〉创刊词》，《中国文化》1989年第1期。
［7］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8］左东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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