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唐国公李渊晋阳起兵，次年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作为一个全新朝代，大唐在行政制度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即皇帝以下，设门下、尚书、中书三省，尚书省下再设工、刑、兵、礼、户、吏六部。
大家所熟知的“宰相”这一称谓，其实就是三省最高长官的统称。比如太宗时期的名相房玄龄，就是当时的中书令。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一把手，三省长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遍读唐史，我们却可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唐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期里，居然只有两个人担任过尚书令一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唐朝的第一位尚书令，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王李世民，第二位则是不太大名鼎鼎的雍王李适。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后来的唐太宗，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李适其实也不差，他是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则天和唐殇帝）。
说到这大家是不是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只有皇帝才能担任这一官职！唐朝官方给出的说法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取名用字是有一定避讳的，这里主要是指和皇家相关的一些东西，从名字到吃穿住行不一而足。
比如唐朝法律规定：“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唐朝不能吃鲤鱼，连卖鲤鱼都要挨棍子，原因是“鲤”跟国姓“李”谐音；再比如清康熙年间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私塾老学究教授蒙童《千字文》开头只能念：“天地元黄”而不是“天地玄黄”，原因是康熙皇帝叫玄烨......
有点扯远了。总而言之，皇帝用过的东西，凡夫俗子是不能用的，以此类推，皇帝当过的官，其他人就不能当了，不然那就是跟皇帝平起平坐，大不敬。
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借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还是从太宗说起。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除了担任尚书令，还担任了太尉一职，在他即位以后，这个官职被他交给了凌烟阁第一功臣长孙无忌。如果真是为皇者讳，那长孙无忌当这个太尉就没有道理了。所以说，不设尚书令是避讳太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同时皇帝当过的太尉能给，同是三省的中书令、门下侍中能给，偏偏尚书令就不能给呢？我们仔细看看尚书令的权责，就应该明白了。
虽然名义上三省并列，都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之一，但是尚书省和其他两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从品级上看，门下侍中和中书令最早都是正三品官（公元767年才升为正二品），而尚书令自开朝以来便是正二品官，其副手左右仆射是从二品，连下属的六部尚书都是正三品官，很明显，品级上就不在一个档次。
再从具体职能来看，简单讲，中书负责决策，门下负责审议，尚书负责执行。从表面看，尚书省就是个跑腿干苦力的。然而从实际运作机制上，却不是那么回事。唐朝的一项政令出台，首先是皇帝授意、由中书省拟定好草案，然后交由门下省封驳审议，然后再回到皇帝那里，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由尚书省交到对应部门实施贯彻。很明显，中书、门下两省基本是附属于皇帝，类似于秘书部门，而尚书省则相对独立，更像是政府部门。
同时，因为三省共议国事，作为实际实施部门，尚书省是有权参与到前期的决策和审议当中来的，而中书和门下对于政令最后实施的情况如何，却未必了然。
因此，说尚书令“总领百官,仪刑端揆”，为三省之首，当之无愧。
唐朝建国初期，全国政权并未统一，地方上还有十余股割据势力占地为王，包括王世充、窦建德这些著名势力都还存在。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战争，高祖李渊只能把权利放出去，确保文武大臣能够随机应变。因此，总领百官的尚书省在此时权利达到顶峰：在中央，以尚书令为首，在地方，则设置大行台，最高长官依旧是尚书令，可不经过皇帝，直接进行官员任免、兵员调动。
但是，随着各方割据势力的逐渐消亡，各项制度的完善，国家开始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皇帝需要把权利收回来，这时候，尚书令就显得十分刺眼了。深谙此中奥秘的李世民怎么可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呢？于是就找了个避讳的理由，从此不再设尚书令，尚书省工作由左右仆射两位副手主持。
说到唐朝的尚书令，还有两件趣事。一为在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的名将郭子仪，曾经被唐代宗封为尚书令，把老郭吓了一大跳，立马上书称：
“太宗尝践此官，故累圣旷不置员，皇太子为雍王，定关东，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
大概意思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做过尚书令，所以历代皇帝都不任命。皇太子（唐代宗之子李适）担任雍王，平定关东，才授此官，怎么能够因为偏爱我，违反祖制呢？
在郭子仪的再三退让下，这次封赏最终作罢。郭子仪是不想要还是不敢要已不得知，代宗这个封赏有几分真心又有几分试探也已然成谜。至少君臣最终都得以和气归天，这件事也就成为一桩美谈。
第二个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唐朝末年，将领王行瑜专权，在担任侍中兼中书令的情况还不满足，要求担任尚书令，惹唐昭宗大怒，王行瑜居然领兵造反，最终为其部下所杀，落得个传首京师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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