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史飛翔
王鼎（1768—1842），字定九，號省厓，又號威實。今陝西省渭南市蒲城縣西街當鋪巷（現改名達仁巷）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初三，王鼎出生於一書香之家。幼年家貧，但少負大志，刻苦力學，攻讀不輟。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九歲的王鼎補諸生（秀才）；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十五時參加陝西鄉試，中舉人；嘉慶元年（1769）二十九歲時，入京師參加會試，中二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參與修撰《高宗實錄》。不久母親病逝，回家丁憂。
嘉慶六年（1801），三十四歲的王鼎丁母憂畢，返京，授翰林院編修。嘉慶八年（1803），王鼎三十六歲，適逢朝廷舉行每十年一次的大考。王傑從容應考，憑藉其非凡的學問和才華從眾多士子中脫穎而出，蒙嘉慶皇帝賞識，累次召見，遂一舉成名。隨後王鼎被擢升為詹事府右贊善，補實錄館撰修。嘉慶十年（1805），王鼎三十八歲時，升遷為司經局洗馬。翌年，升為翰林侍講。四十歲時，再升為翰林院侍讀。四十二歲時又擢升為翰林院侍講學士、侍讀學士，遂成為皇帝近臣。嘉慶十七年（1812）王鼎一年之間屢屢升遷。二月，授詹事府少詹事，七月升詹事，官居三品。十二月，任提督江西學政，直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凡四年之久。期間，王鼎不斷加官進爵，先擢升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工部右侍郎，再調任吏部右侍郎，旋轉左侍郎。嘉慶二十三年（1818），王鼎五十一歲，以吏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尹事務，深得皇帝信任。自嘉慶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18—1843）二十餘年間，王鼎先後供職吏、工、戶、兵、刑各部，有時還身兼數職。
王鼎從政四十餘載，秉公執法、剛正不阿，堪稱“國之重臣”。他一生有兩大重要歷史貢獻——“治河”和“禁菸”。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黃河在河南祥符(今屬開封)決堤，大水氾濫，衝到歸德、陳州及安徽亳、潁一帶。道光帝命王鼎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王鼎又保薦熟悉河工、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則徐襄助。他們“朝夕駐壩”與民眾同心協力，終於在翌年春汛前，使決口大堤合龍，河水悉歸故道。朝廷稱讚王鼎治河費用省、工期短、質量好，加封他為太子太師。道光年間，鴉片氾濫已成國家大患。此時，王鼎力主禁菸，支持欽差大臣林則徐赴廣東查禁鴉片。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王鼎支持抵抗派，同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為首的投降派進行頑強抗爭。隨著戰爭逐漸對中國不利，道光帝開始妥協動搖，最終將抵抗派林則徐、鄧廷楨等人革職充軍。王鼎上疏道光帝，保護林、鄧，痛斥投降派。琦善因在對英交涉中獲罪被革職鎖拿進京，王鼎奉旨審理。他在上奏中說：“不殺琦善，無以對天下。”並且對琦善的黨羽一一制裁。還在王鼎治河期間，鴉片戰爭已處於打打談談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敗已成定局，對英和議在即，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將要簽訂。王鼎置生死於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是秦檜、嚴嵩，琦善“誤國”，屢屢勸說道光帝抗戰，引起“上怒”。目睹報國無門，失望之餘，王鼎決心以“死諫”打動道光皇帝。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夜，王鼎袖納“條約不可輕許，惡例不可先開，穆不可任，林不可棄也”的遺書，坦然自縊於圓明園邸所，終年七十五歲。死時，家無餘財。王鼎死後，穆彰阿的親信、軍機章京陳孚恩趕到王家，騙得遺書，又對王鼎之子王沆威脅利誘，並“代為改草遺疏”。隨後，陳孚恩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詔憫恤優撫，追贈太保，諡文恪。
王鼎是有清一代陝西籍學者中躋身權力中樞的為數不多的社會賢達之一。王鼎青年時深受張載關學影響，特別崇尚“關中三李”，重氣節、輕功利，注重修身養性、人格操守，誠信務實、經世致用。在任江西學政此間，為明學術、正人心、興儒統，王鼎組織人力，歷時半年，刊刻重印了《朱子原訂近思錄》一書。是書取《論語·子張》記子夏“切問而近思”之意，為宋代大儒朱熹、呂祖謙合撰，集宋代名儒周敦頤、二程、張載等人的要言妙道之大成，凡四十卷、十四門（類）、六百二十二條。重印之際，王鼎親為作序。序文開宗明義，強調重印之旨在於“振興文治，廣勵師儒”，以期學有所本，治有遵循，範身名教，敦風化俗，從而達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培養益國益民的真才目的。不僅如此，王鼎還於嘉慶二十年（1815），經過精心比較遴選，重新刻印了婦孺能曉、賢愚易辨，有著通俗讀物特點的《六事箴言》一書，廣為傳播。此書為晉陽牧（太原知府）葉玉屏所撰，輯錄了歷代名人有關持身、持家、居官、居鄉、處事、處人等六方面的格言警句。由此可見，王鼎雖身居廟堂，但心繫學問，尤關心世風民俗，可謂苦心孤詣。
王鼎一生唯謹唯慎，他身處權力中樞，抑或是出於政治風險的考慮，也許是受關學先賢“述而不作”的影響，“公餘必讀儒先書，撫古帖自娛，著述甚富，不存稿，蓋不欲以文章見也”（《王鼎墓誌銘》）。所以，王鼎的著作現存的僅有《淮河源流考》以及由其子王沆集錄的《過庭紀聞》（語錄）一冊。
閱讀更多 書生心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