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評論》|精英叛國
作者：裡奇·羅伊（Rich Lowry）
法意導言
國家的概念根植於我們對公共生活的理解和創造中。儘管對國家的依戀與忠誠似乎是與生俱來的，人們對國家質疑和疏離也從未停止過。早在公元前四世紀，哲學家第歐根尼就宣稱：“我是世界公民。”在近現代，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市場經濟的迅速蔓延、跨國企業和機構的崛起似乎都在表明，國家已經成為了一個過時的無力的概念。《國家評論》雜誌（National Review）編者裡奇·羅伊（Rich Lowry）於2019年10月24日在《國家評論》上撰寫《精英叛國》（The Treason of the Elites）一文，批判了“捨近求遠”的世界主義，展示了民族主義在美國曆史寫作和教學中的興與衰，並抨擊了近代以來美國精英階層對民族/國家（譯者注：由於英文nation一詞同時具有民族和國家的意思，因此下文出現時，以民族/國家標示。）這一概念的背叛。本文改編自裡奇·羅伊出版的新書《民族主義：它如何使我們強大，團結和自由》(The Case for Nationalism: How it Made us Powerful, United and Free.)。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自己Twitter上公開表揚這本書，見下方截圖。
對很多知識分子來說，民族/國家是一個時代上的錯誤，或者是恥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一位鮮為人知的左翼教授、激進主義者決定用三年時間來糾正美國曆史學著作中所謂的愛國主義偏見。
他的名字叫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他的成果，《美國人民的歷史》，是對美國記憶的褻瀆，也是美國史學史上最具破壞性的行為。
《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譯版
人們對這位年過半百的歷史學家的期望並不高，他先前的著作早已不再被刊印，他的工作主要是參加各種抗議活動。他的經紀人要價20,000美元作為定金，但是Harper＆Row出版社只付了10,000美元。出版商最初只印了5,000本書。儘管被美國圖書獎提名，這本書起初的銷量並不高。
流行文化使這本書逐漸為人所知，電影《心靈捕手》（Good Will Hunting）和HBO的電視劇《黑道家族》（The Sopranos）都給予該書積極評價。它的銷量逐年增長，超過200萬冊，被翻譯成至少20種語言。
然而，如果不說是完全捏造的話，這本書對歷史事件的描述是有傾向性的，或是片面的。正如哈佛大學教授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的書評所說，“津恩聲稱其著作關於人民，卻漠視那些影響人民的事實”。他抨擊“津恩的講述很荒唐，不管美國曆史提供多麼確鑿的證據，他用捏造的事件來支持他的敘述”。
人們對事實證據不屑一顧。津恩的著作是大學校園中的熱門書籍——幾乎在所有領域裡。它不僅出現在歷史課中，而且出現在政治學，經濟學，文學，以及當然，女性研究中。
津恩死後，《衛報》稱他為偉人，俄羅斯電視臺RT則認為他“異常深邃”。小說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在《紐約客》中寫道，“他是“不死傳奇”一詞的化身，他對我們如何看待和教導歷史有不可估量的影響。”誠然，這是他的，也是我們的恥辱。
幾個世紀以來，詩人，小說家，詞典編纂者和歷史學家一直在挖掘和勾勒出民族/國家的身份，以期建立自豪、自治的人民。在美國，這些人放棄了對民族/國家的支持，而對美國民族/國家本身，以及其文化底蘊、傳統和歷史懷有敵意。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領導人常常教唆知識分子這樣行為，這其中包括在20世紀下半葉以前都牢牢秉持著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官員們。已故社會科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寫道：“到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他們開始有意推行一些措施，來削弱美國的文化和信仰認同，而增強種族、民族、文化和其他國家層面以下的身份的認同。這種由一個國家的領導者們解構他們所統治的國家的行為，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我們生活在他們持續的反民族/國家的實驗中。
《民族主義：它如何使我們強大，團結和自由》
正如民族主義（或者至少是對民族/國家的忠誠）已經很古老一樣，超越單純的對地方或國家依戀的的願望也由來已久。“cosmopolitan（世界的）”一詞起源於希臘語“kosmopolites”，即宇宙公民或世界公民。
公元前四世紀犬儒學派哲學家第歐根尼（Diogenes）被他出生地錫諾帕（Sinope）流放後，定居在雅典，他把雅典市場的一個木桶作為居所，拒絕一切以美德為追求的生活習俗。他是歷史記錄上第一個使用“世界的”這個現在已經氾濫的表述的人。據記錄，“當他被問到他從哪裡來時，他回到‘我是一個世界公民。’”這是一個激進的，甚至無意義的表述，因為希臘人的公民概念是基於城市的。
比利時畫家科內利斯·德·沃斯（Cornelis De Vos）所作《亞歷山大和第歐根尼》
斯多葛學派（Stoics）從犬儒學派（Cynics）手中接過了“世界”的接力棒。根據一世紀的羅馬哲學家塞內卡（Seneca）的說法，我們因“出生的偶然性”而存在於地方的社區之中，但之外的世界“確實偉大而真實”。我們應“用陽光來衡量我們國家的界限”。
這一傳統在啟蒙運動中得以復興。路易·查爾斯·福格勒·德·蒙勃朗（Louis-Charles Fougeret de Montbron）在其1753年的著作《世界公民》中說，“所有國家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並吹噓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改變我的居住地”。
世界主義有不同的風格和力度。它可以僅指那些經常旅行並且對世界感興趣的人，也可以表達對一個世界國家的渴望。18世紀的普魯士貴族阿納卡西斯·庫祿達（Anacharsis Cloots）希望消除國家並建立一個基於全民共享主權原則的“所有人的共和國”。他對法國大革命充滿激情，認為它是向這一光榮夢想邁進的一步。
他率領一個外國人代表團參加了法國國民制憲會議，宣告世界對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的忠誠。他自稱“人類公民”（citoyen de l'humanité），最終被他的革命同志送上了斷頭臺，因為他們錯誤地裁定他是外國陰謀的一部分。
所有的世界主義的根源，是英國作家保羅·吉爾羅伊（Paul Gilroy）所謂的“從原則上規律地培養對自己的文化和歷史一定程度上的疏離。”因此，不管是被認為是胸懷寬廣，還是理想主義，世界主義總會被指責是在培養對眼前的，即刻的，有形的事物的輕視，和對遠處事物的推崇。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中創造了傑利比夫人（Jellyby）這一形象。她全神貫注於一個非洲的人道主義項目，以至於忽略了她周圍的人，包括她自己的孩子。她“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似乎總是關注遠處”，好像“看不到比非洲更近的東西！”
同樣，盧梭（Rousseau）評論世界主義者,“吹噓他們愛每個人，以獲得不愛任何人的權利。”
在當代背景下，這一點尤為重要。過去，世界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的一個態度，但他們都是局外人。
第歐根尼（Diogenes）在公共場合吃飯和自慰以激怒資產階級時，從不想要去統治雅典。現在，政界、學界，和商界的精英們都有寬泛的世界主義的感性。
20世紀初，美國版的世界主義開始脫離軌道。在1915年《國家》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學者霍勒斯·卡倫（Horace Kallen）抨擊了同化（assimilation）的通常做法，認為它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謀求持續統治的陰謀。“‘美國種族’是一個完全未知的東西，”他寫到，轉而提倡“各民族的民主（a democracy of nationalities）”。這種民主的共同語言仍然是英語，“但每個民族都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其情感和自願的生活。”國家只是一個供多個民族在其領域內生存的平臺，是“作為實現組成該國家的每個民族的獨特個性的基礎和背景”。
倫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916年的一篇題為《跨民族的美國》的文章中提到了這一主題。他將移民視為創建“第一個國際國家”和“國家殖民地世界同盟”的機會。
儘管這種觀點在當時很激進，它逐漸地成為主流。霍勒斯·卡倫（Horace Kallen）於1972年去世，享年90歲。彼時，多元文化主義正在興起。“一個想法要突破藩籬併成為時尚，大約需要50年的時間。”他說，“沒有人喜歡入侵者，特別是當他要打破常規時。”
20世紀60年代民族自豪運動（ethnic-pride movement）的興起和對美國根本上的種族主義和腐敗的批評使得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潮流在1990年代激增。學者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之後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校長），在對世界觀的典型表達中，支持對“不同的族裔，語言，和其他文化族群”的“共同的承認和保存”。她堅持我們的學校“必須超越對首先是社會公民還是世界公民的選擇，這種想法在道德上有誤導性，政治上也是危險的。重要的是，我們不是上述任何一個。”
正如約翰·豐特（John Fonte）在他的著作《主權或順從：美國人會統治自己還是被他人統治？》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稱呼美國“人民們”已成為課程和標準的時尚。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學術左派對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的關注令人欽佩。“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寫道，“這是不愛國的。它以“差異政治”的名義拒絕在國家範疇內歡欣鼓舞。它否定了民族認同和民族自豪感。”
與此相關的是，冷戰的結束引發了新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它是強勁的，它蔑視國家邊界並支持全球治理機構。按照這種觀點，舊時對國家的忠誠不僅過時，在道德上也沒有根據。社會評論家理查德·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寫關於“共享的民族/國家身份的罪惡”。法學和倫理學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警告“愛國自豪感”表述的“道德危險性”，反而盛讚建立“世界範圍的人類社區”的努力。。”
不只是學者們，美國的精英們陷入了全球化的世界——旅行和通訊的提升，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都是其表現。這使他們認為世界是相互聯繫的，並且應該更加如此。他們常常被近乎救世主的信念所把持，認為這種趨勢與一切真實和美好的事物的傳播相連。正如亨廷頓指出的那樣，在19世紀，美國企業的日趨成熟和發展規模促使美國精英們支持民族主義，反對地方主義；現在，它們促使美國精英們支持跨國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全球化是真實存在的，市場確實有強大的力量，但是關於貿易和技術的烏托邦主義（理應帶來一個無邊界的世界和不可避免的進步）已被證明與任何其他烏托邦主義一樣都是輕率且錯誤的。
不，社交媒體尚未促進自由化。曾幾何時，科技領域的領軍者誇耀著，用臉書（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2015年的話來說，互聯網是“促進和平的力量”。然而之後，人們認識到技術在中國和俄羅斯的軍備中舉足輕重，認識到臉書在緬甸的種族清洗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認識到白人種族主義者和其他極端主義者把社交媒體平臺作為激進運動的工具。
不，民族/國家不會消失，這與一些人的希望背道而馳。
記錄並講授我們國家故事的人們也擁有這些反民族/國家的態度。他們顛倒了歷史學的傳統作用。在最長的時間裡，歷史寫作的界限是由民族/國家設定的，這是歷史學家的自然主題。現代民族國家和歷史學是共同成長的。
紐約大學歷史學家托馬斯·本德爾（Thomas Bender）指出，在美國，最早的歷史集中在地方和州。直到1789年，也是《憲法》生效之年，第一部國家著作《美國革命史》才出現。美國人仍然被大多數人認為沒有歷史觀念。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1813年曾明確地問一個記者：“您能解釋這個國家對自己的歷史的冷漠和反感嗎？人們為什麼討厭往回看的想法？您能解釋當人們熱切地閱讀成千上萬的輕浮小說並被其深深吸引時，我們自己祖國的歷史不僅被忽視，而且被鄙視和憎惡嗎？”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在之後的幾十年中，人們採取一些更有力的行動來記錄美國的建立和歷史，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辯論和文件，其中包括一系列名為“美國檔案”（American Archives）的書籍。它自豪地宣佈：“我們進行的事業是，需要著重強調的，國家意義上的：其國家性在於其範圍和對象，結果和目的。”
然後是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他是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活躍的民主黨政治家，他是《美國曆史，從發現美洲大陸開始》的作者。此書從1844年開始出版，被認為是學界權威。
這套書共有十卷，其寫作歷時四十年，涵蓋了1492年至1789年的美國曆史。班克羅夫特給每年的每一天分配了一頁紙，然後廣泛閱讀，將這個日期所有可能發生的事件都寫出來。他的著作成為了暢銷書，為他贏得了一筆財富。
民族主義學者漢斯·科恩（Hans Kohn）將班克羅夫特置於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的悠久傳統中：“班克羅夫特在美國史學和美國民族意識的發展中的地位，正如帕拉基（Palacky）之於捷克，米什萊（Michelet）之於法國，蒙克（Munch）之於挪威，特賴奇克（Treitschke）之於德國。他是一個民族歷史學家，不僅是因為他以儘可能有利的眼光看待國家歷史，還因為他試圖找出和記錄一些美國國民自我認同中最突出的特徵。他幫助描繪了美國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
班克羅夫特毫不動搖、毫不掩飾地支持美國。他對美國的天意觀在其著作中顯露無疑，他也相信美國進程從根本上是善意的。
他的作品可能不符合當代的專業水準，但美國的歷史學家完全避開他的做法和觀點。他們背棄了民族/國家這一主題。在他們提及民族/國家的時候，他們將民族/國家描述為掠奪和暴政的工具，就如同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所做的一樣。
“如果對民族/國家的熱愛驅使19世紀的美國曆史學家研究過去”，哈佛曆史學家吉爾·萊伯特（Jill Lepore）寫道，“那麼，對民族主義的仇恨使美國曆史學家在20世紀下半葉遠離它。”歷史學科開始沉迷於被身份政治支配的微觀話題，對非專業讀者不屑一顧，當然也對國家本身懷有敵意。
我們的學校也有相同經歷。在南北戰爭之後的民族主義時期，對歷史教學在課程內容中的不斷推動使得美國曆史的教學蓬勃發展。戰爭之前，只有少數幾個州要求歷史教學。到世紀之交，大多數州都這樣做了。這顯然是愛國的。
據歷史學家梅爾·柯蒂（Merle Curti）所說，學校“強調了向孩子生動有趣地展示美國英雄的光榮事蹟，戰時士兵和水兵的犧牲和英勇無畏，像歐洲皇室成員一樣被視為國家象徵的總統的人格的重要性。到了19世紀90年代，一個州又一個州通過法律，規定大學以下的每個教育層次都教授被認為特別適合灌輸愛國主義的內容，例如美國曆史。
南北戰爭之後，漫長的民族主義時代消逝，在教學中對愛國主義的強調也隨之減退。在整個20世紀，愛國主題在學校讀本中逐漸消失，歷史本身也開始從我們的教育體系中消失。
不到五分之一的大學和學院要求學生修讀關於美國曆史或美國政府的課程。在美國頂尖的大學和學院中，即使是歷史專業的學生也只有一小部分需要學習美國曆史，儘管它們通常有地理分佈要求（這幫助了對美國的排除）。性別、種族、階級和環境歷史已成為了學習的核心。
當然，更糟糕的是，有人故意將美國的政治家和英雄當作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階級主義的範例。
2014年，美國大學理事會對美國大學預科高級課程中美國曆史的新課程引發了一場風暴。新課程沒有提及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或小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但確實設法提到了“首領小烏龜”（Chief Little Turtle，一位印第安領導者）和梅茜·奧蒂斯·沃倫（Mercy Otis Warren）。他對美國的經歷持敵對態度，例如，他指出英國的傳統是“僵化的種族等級制度”，並把美國革命的意義降至最低。
梅茜·奧蒂斯·沃倫(1728-1814)，
她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為公眾寫作的”女性
一百多位學者組成了一個小組寫信抱怨，說新的設置是“對美國曆史淺薄的、破碎的、誤導性的描述”，同時它輕視了“美國的公民身份和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反而支持一個更加全球化和跨國性的視角”。總的來說，他們認為，新的課程“如此慢待國家的團結和凝聚力的來源，學生們會很難對這些來源有一個一致的認知。”
儘管美國大學理事會認為這些批評是沙文主義的攻擊，他們撤消了這門課並修改了課程設置。但是，起初推動了新的課程設置的思想在美國的教育系統中佔據著主導地位，並蠶食著我們國家建設的基礎。
記憶賦予一個國家自我形象，也是團結與凝聚力的來源。它對一個國家的作用與其對個人的作用一樣，用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話說，是提供了“水泥，瀝青，和嵌入其他官能的基質。”
偉大的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說得好：“如果人們沒有通過教育或者較非正式的文化傳授來預先獲得一系列公認的觀念，他們很快會發現自己陷於困境，因為沒有可信的傳說，就很難發起或維持有一致性的公共行為。
麥克尼爾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人舉例。他們從教科書中學到的東西使他們更加堅強，即使他們在歐洲戰爭中最初落敗，最終卻贏得了勝利。
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解釋說：“歷史作為定義國家身份的手段，也塑造了歷史。”
美國史學家對種族、性別和階級的痴迷給今天的我們帶來了什麼歷史性挑戰？我們要要贏得反對父權規範的運動？要不停鞭撻自己，推翻一個又一個的建立在白人特權上的歷史人物？要時刻警惕男子氣概的有害影響？
最重要的是，反民族/國家的歷史是忘本的。它忽視我們的先輩們獲得的史詩般的成就。它否認了我們歷史的連續性，也否認了我們對先輩的依賴，而正是這些並不認識我們的先輩為我們創造了美國奇蹟。它與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給其祖輩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的墓誌銘背道而馳——“這塊墓碑和這個墓園的其他幾塊墓碑是由他們的玄孫所立，用以致敬他的祖先的虔誠，謙卑，樸素，審慎，耐心，節制，節儉，勤奮和堅韌，希望向後代能繼承他們的美德。”
本文作者裡奇·羅伊
這種情緒離我們已經很遠了，在兩個多世紀後，這種情緒不可能再繼續發展。如果不想讓數百年的冒險、經歷、奮鬥和成就都被“遺忘”所抹去，那麼這個國家就需要開展美國化的公民教育和歷史教育，由堅定的精英們把對美國獨特性和偉大性的堅信貫徹始終。
翻譯文章：
Rich Lowry, The Treason of the Elites, National Review, Oct. 24, 2019.
網絡鏈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9/11/11/the-treason-of-the-elites/
譯者介紹
張夢雲，滑鐵盧大學全球治理碩士，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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