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美國顯然當前競爭最為激烈的兩個國家。雖然現在判斷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還為時尚早，但中國迅疾步入創新前端，確實令人震驚。筆者對“
THE GLOBAL INNOVATION SWEEPSTAKES: A QUEST TO WIN THE FUTURE”進行了分析研究，完成了中美創新之比較，尤其側重中國分析，以供大家交流參考。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閱讀英文原文。本文僅供學術交流，不用於商業用途。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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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創新之比較
來源：THE GLOBAL INNOVATION SWEEPSTAKES: A QUEST TO WIN THE FUTURE
編譯：計宏亮
中國和美國顯然當前競爭最為激烈的兩個國家。雖然現在判斷中國是否能夠超越美國還為時尚早，但中國迅疾步入創新前端，確實令人震驚，尤其在自動駕駛汽車、教育技術、虛擬現實、機器人、先進製造、AI和機器學習等方面的技術遙遙領先。目前中國的電子商務佔全球市場份額的42％，而十年前不過百分之一，現在的中國簡直就是一個無現金社會，超過7.5億互聯網用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使用移動支付。中國還擁有全球三分之一的獨角獸企業（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
中國：山寨轉變為“新硅谷”
在2018年一篇展示中國遺傳學和生物科學技術優勢的報道中，兩位中國科學家透露，他們成功地克隆了第一批靈長類動物，兩隻相同的猴子。 先不說倫理道德，這一成就本身就體現了北京對技術優勢的不懈追求。 雖然這種驅動力來自上層，但對整個社會卻有水波效應：“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 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做出這樣的敘述。作者在考察中國的一些科技中心時也發現，不管是在北京，深圳還是上海，都會發現了那種忙碌和熱情，其熱烈程度與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技術中心都一樣。
中國技術發展的範圍和規模遠不止如此。中國的迅速崛起是由於長期性國家規劃、充足資金保障的國家主導型計劃、有針對性的專業化以及國家龐大的規模。 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中國已成為新的硅谷，雄心勃勃地要成為大量技術的主導力量。 然而，中國仍然被視為山寨國家，被指控竊取知識產權和商業模式（例如阿里巴巴是基於亞馬遜的商業模式，百度是中國對谷歌的翻版，騰訊針對的是雅虎）。
阿里巴巴和騰訊目前在全球排名名列前十，價值超過4000億美元。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都根據中國人的特點對他們的電子商務產品進行了改良，打造成一站式購物網站——可以想象一下，eBay、優步、Instagram、Paypal、Spotify，醫療保健監控，食品運輸，Facebook，Netflix和Stubhub都集合一個網站上，那是什麼一種景象。中國的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全球範圍內網羅創業公司，美國一直也是這麼做的。
這個國家在技術創新階梯上的顯著躍升不過是其驚人的經濟成功的一種反映。過去三十年裡面，中國經濟已從1990年的3,950億美元躍升至12萬億美元，從全球GDP的3％躍升至約15％，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貿易強國和首屈一指的資本輸出國，擁有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幾乎佔世界總量的一半，人民幣（RMB）成為全球主要貨幣。過去十年，中國的風險投資（VC）和私募股權投資（PE）呈井噴式發展。中國經濟政策的權威專家斯科特ž肯尼迪（Scott Kennedy）指出，2000年中國有249家風險投資公司，管理著76億美元，但到2015年，中國已經有1,775家風險投資公司，管理著990億美元，而到2016年，中國擁有46,505傢俬募股權（PE）公司，資本為1.2萬億美元（許多公司越來越關注先進技術）。一位美國商業消息人士估計，中國目前有超過一千家風險投資公司，每家擁有的資金超過1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分析發現，中國領導的亞洲風險投資目前佔全球風險投資資金的40％，是2013年的15倍，與硅谷旗鼓相當（目前為44％）。政府技術基金通常與主要的國有銀行和科技公司的資金聯合。 例如，2016—18年間信息和通信（ICT）基礎設施投資的1900億美元基金的很大一部分來自銀行和中國電信公司。
中國在過去十年中的研發支出穩步增長，目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1％，目標為2.5％，僅次於美國的研發支出為2330億美元。與美國一樣，中國佔78％研發來自私營部門，其中大部分專注於“D”而非基礎研究。 中國的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騰訊、百度 - 正在大力投資，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 該國的研發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香港等中心城市。 中國每年生產的STEM畢業生數量超過美國，其中120萬人擁有工程學位——佔所有學位的一半——而且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300％。
北京的技術民族主義
中國的技術民族主義並不新鮮。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毛澤東時代，當時美國和前蘇聯的威脅使中國領導人得出結論，即技術是國力的源泉，他們需要對戰略技術進行投入。1979年， 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發起了經濟改革，鄧小平看到了日本產業政策的成功，並認為技術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至關重要。 在改革的第一階段，鄧在1986年批准了一項高科技研發計劃（注：863計劃），重點關注IT、機器人、太空、生物技術和激光等技術。 隨後在1997年又開展了類似的計劃（注：973計劃）。
2006年，中國正式採用“自主創新” ——國家支持的產業政策。 隨後於2013年啟動了“中國製造2025”（MIC2025）計劃，該計劃針對十大戰略技術，包括半導體、機器人/智能製造、自動駕駛汽車、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2017年7月，中國國務院宣佈了一項將於2030年主導人工智能的計劃。其目的是：“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
北京的掠奪性、重商主義的工業政策脫胎於德國2014年的工業4.0等更加開放的努力，通過補貼國家企業並有選擇地阻止外國在戰略領域的競爭。
儘管中國擁有巨大規模和資源的獨特優勢，但它仍然遠未成為其雄心壯志的技術超級大國。在許多方面，它在價值鏈上仍然相對較低，更多的是技術集成而非創造者。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中，中國長期居民Jim McGregor將中國的自我競爭形象描述為“通過合作創新和基於進口技消化吸收再創新來增強原始創新的方法。” 中國定義的“創新”不過是通過誘騙手段獲得的外國技術增加些新的特徵。正如作者和中國專家Evan Feigenbaum所指出的那樣，“外國技術的收購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部分。但直到最近......它的主要特點是技術採購或在某些情況下，徹頭徹尾的知識產權盜竊。”許多中國的 “採購”強制將技術轉讓作為外國投資的條件。
中國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確實撲朔迷離。 麥肯錫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在消費產品創新方面——電器和太陽能電池板效率的行業——或提高製造業效率領域，中國正在蓬勃發展。”但它指出，“如果創新需要原創發明或工程突破的行業，中國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就要小得多。”
對中國創新生態系統近距離考察之後，就可以發現其存在重大缺陷、難度和漏洞。 實際上，不同全球創新指數顯示，中國尚未達到全球秩序的頂峰。 例如，2017年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創新指數將中國排在第22位，2017年彭博創新指數將中國排名第21位，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數創新“支柱”將中國列為2017年的第30位。
審視中國的創新生態體系時必須看到，政府正在努力將國家經濟從投資驅動、國家為中心轉變為基於消費、服務和創新的新增長模式，這是大的背景。 然而，這個過程是逐步開展的。要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和 “支持國家資本”之間是存在矛盾的。
中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勞動力相對便宜、國家勞動人口和需要贍養的人口相對比例高，這些都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的關鍵因素。 然而，由於中國社會的老齡化，這些優勢正在迅速惡化。 到2040年，中國60歲或以上的人口將增加一倍以上，從2015年的1.68億（12.4％）增加到4.02億人（28％）。中國的“老齡化”發生速度比法國，瑞典或美國都要快，這將對該國的發展和社會安全網絡構成新的挑戰。應該強調的是，中國幾乎不是唯一面臨這種人口變化的國家，因為幾乎所有富裕國家都面臨著人口老齡化。有些國家的老齡化速度甚至比中國還快，如日本、韓國。
（1）人才庫
雖然很難量化，但中國的技術領導人才大部分都是由每年在美國學習的大約30萬名學生的校友組成，被稱為“海龜”。比如，創立 “創新工場”（Sinovation）的人工智能明星李開復，就是先在美國創業，然後回到中國的。 微軟在北京開設研究實驗室已經二十年了，它一直是中國技術人才的重要催化劑，包括人工智能。中國要在2030年實現主導人工智能的計劃，目前正處在爬坡的關鍵階段：人工智能人才長期短缺。美國在研發和人工智能創業公司數量上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只有少數世界一流大學，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 正是出於這種擔憂，中國製定了一項加大投入計劃，要在2050年創建42個世界級的學習中心。
中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和公司債務（18萬億美元，佔GDP的170％）不斷增長，凸顯了收支平衡之難。 中國經濟中債務與GDP比率異常龐大，這意味著固定投資收益正在下降。
在此背景下，中國隊科技創新的重視就比較容易理解了。 將創新作為高度優先事項，促使北京調動對其技術成功至關重要的資源。然而，大量資源投入創新加速了中國的轉型，但這一舉措也反映了效率低下——大部分經濟體中都存在投入和產出的巨大差距。
（2）科學研究：數量與質量
儘管中國在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上超過了美國，但它也造成了科學欺詐。 2017年，僅一份科學期刊就收撤回了107篇文章，中國的一項政府調查顯示，有500名研究人員犯了不當行為。在中國的電子商務網站上甚至存在一個專門從事欺詐性同行評審的行業。
這反映了極端以投入為中心的激勵結構對研究和專利的影響。雖然西方科學家也面臨著論文發表的壓力，但在中國，發表科學研究的壓力是巨大的，在殘酷的競爭中，因為這關係到資金、獎金和職業發展。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在世界上發表的科學論文中的份額呈指數增長，目前約佔世界總量的20％，其中工程學大約佔三分之一。 然而就質量而言，通過引用率最高的百分之一的引文衡量顯示，中國在過去十年中的進步有限，除數學以外的所有領域中，中國的引用率仍然不到美國的一半。
同樣，中國目前在專利領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2016年為130萬份。然而，數量和質量之間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 包含補助、增加資金和職業發展在內的激勵結構對數量的鼓勵超過了質量。 雖然這些都在發生變化，但中國的垃圾專利是出了名的，許多都是“實用”專利，非常容易獲得，持續時間也很短，幾乎沒什麼商業價值。 具有實質價值的專利往往被稱為“三元”專利，即在美國、歐盟（EU）和日本提交的專利。 中國的專利還很少出現在這些地方，95％的中國專利只是在國內註冊。此外，中國專利的商業價值還不到美國專利的5％。
國際標準改變的一個重要積極跡象是中國知識產權和政策的巨大轉變。 中國絕大多數軟件（70％）都是盜版軟件。隨著中國在遊戲和應用等領域越來越多地成為知識產權的製造商，它已經制定了更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和規範。 2014年，它成立了獨立的知識產權法院，贏得了全球的尊重。
也許中國技術革命中最成問題的部分是它以犧牲競爭對手（潛在的合作伙伴）為代價的產業政策，從而侵蝕了全球標準，使其自身的全球競爭力大打折扣。問題不在於 “中國製造2025”要將中國變成全球領導者的目標。政府對創新的刺激——從資助研發和融資創業公司到私營部門的激勵措施——這歐式是美國、歐盟、日本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的通行做法。問題在於國家驅動的實現創新的手段，與市場力量和開放貿易與投資的原則相矛盾。這些產業政策以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金為目標，針對所有10項技術，同時限制外國直接投資，即使中國公司積極投資海外。這將扭曲中國的國內市場，並在政治目標和工業需求之間造成不匹配。當然還存在其他困難，如自動化和人力資本。中國工業的數字化程度平均比美國低3.7倍。
一項重要研究結論認為：“對生產過程進行升級可能會導致技能較低的勞動力失業”，而“中國的教育系統還不能滿足培訓那種能夠操作複雜智能製造的技術人員。”
然而，如果中國要實現其大部分既定目標，達到其定義的規範和標準程度，可能會帶來重大的全球性挑戰。
外國商界的成員已經焦慮不安。 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外國]公司仍在賺錢、仍在投資。但他們擔心長期可持續性，主要是因為創新、知識產權和中國企業——你看到，中央政府投入政策，還投入大量資金和資源.....這是令人擔憂的，因為作為這些計劃的一部分，到2025年，中國公司將擁有市場份額的百分之80%。“如果成功的話，北京意欲主導全球半導體產業的努力可能會在未來20年對韓國、東盟和日本等經濟體的全球供應鏈造成破壞。
對中國政策潛在影響的詳細評估超出了本報告的範圍。然而，一個突出的例子，數字商務，是具有解釋力的。 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數字商務和日益數字化的製造業基礎設施需要數據的自由流動。 2017年美國商會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努力加強對商業數據存儲位置及其轉移方式的控制，正在扭曲公司的決策過程，因為這些公司必須決定產品的製造地和創新地點。” 數字商務和新興技術是需要更新全球規則的領域。11個成員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是制定開放數字貿易綜合規則的第一次嘗試.然而，迄今為止中國的法律和監管框架與TPP的規定是相悖的。最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美國大科技一樣，中國的大科技也追求全球競爭力，但缺乏互惠性可能會限制北京的全球影響力。正如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與日本汽車業發生爭執時發現的那樣，保護主義是全球競爭力的障礙：如果禁止日本汽車出口（以及在美國建造的工廠），美國汽車工業的現代化是否會發生？中國可能已經做出了一個戰略選擇，即控制經濟而不是開放市場和競爭，對中國是有利的——即使這意味著中國的科技產業並非是最前沿性的，要打造一個“足夠好”（good enough）的中國，一個彎道超車（cut corners ）的中國（這個術語來自對中國移動電話行業的一項重大研究）。如果是這樣，後果不僅會影響中國，而且技術革命帶來的影響還會放大。
美國：優勢不再？
正如本研究的作者在2017年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美國——世界技術創新領域的領導者——面臨失去其地位的風險原因有二：一是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將越來越有可能實現跨越式發展，在關鍵領域超越美國，二是美國對技術創新的負擔和資源不斷減少。 在移動支付、生物技術、超級計算機領域，這些已經發生，人工智能/大數據、機器人技術、自動駕駛汽車、5G和半導體的差距正在快速縮小。
為了保持其作為全球技術領導者的優勢，美國需要重拾在冷戰期間取得巨大成功的戰略。該戰略致力於美國在研發和公共教育方面的卓越表現，為硅谷等創新場所創造有利條件。二十一世紀的最新戰略應包括確保聯邦政府在為美國各地的基礎研發提供資金方面發揮的關鍵作用得以維持甚至加強。美國也應該重新承諾以低成本向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包括STEM教育（幾十年來，美國越來越多地將高等教育的成本轉嫁給學生）。美國還需要確保它仍然對外國人才有吸引力和熱情的地方。美國戰後科技創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吸引海外一流人才的能力。正如這項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其他國家在競爭這類人才方面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這反過來意味著，美國可能在戰後第一次面臨在這一重要全球性競爭中的失去其首要位置。
最近，出現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緊張跡象。 2018年5月，白宮主辦了人工智能峰會，重點是：加強國家人工智能研發生態系統；重新關注STEM教育和技能；消除美國人工智能創新的障礙；提供特定行業的AI應用。
作者2017年報告中曾經提到，美國應該對二十一世紀的基礎設施和資源進行投資，以幫助在全國更多地方建立更多的技術中心。 這些投資應與旨在鼓勵大學和聯邦研究實驗室等研究機構內外創業的政策相吻合。
最後，美國需要更加關注包容性，制定的政策應使更多地區的更多類型的人參與科技創新經濟。 美國應該重點關注為工人提供在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市場中競爭所需的技能和知識，同時確保人們在有活力的經濟中有獲得感（健康保險等）。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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