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里有这么一段描写民国时期学科歧视的话：
曹元朗料想方鸿渐认识的德文跟自己差不多，并且是中国文学系学生，更不会高明——因为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其实 ，不仅仅是民国，即使是在现在，很多人都在质疑文科的价值——说白了就是能换成多少钱。什么人文意义、什么人类关怀、什么文明走向之类的，都不重要，我们只看你毕业后能赚多少钱，是否能很快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就像贾玲在小品中常常先吐槽自己身材胖一样，自己吐槽自己，就能让别人无处吐槽。从晚清以来，就有知识人，很多还是很有名的学者大佬揭自己人的短、造自己人的反，不断自我吐槽。
让我们看看，民国初年前后，知识分子们是怎么吐槽读书人的。
一、 读书人心肠最坏
1906年，章太炎按捺不住内心里对读书人的讨厌，写了篇《革命道德说》的文章，从道德的层面论证着读书人的无用，这篇文章在当时可是刷新了读书人造自己反的新高度。
首先，章太炎把当时人的职业分成农、工、小贩、小商人、通人（读书人）等16种，道德高低的标准就是知识的多少。
其次，章太炎讲道德和知识成反比，“知识愈进，则离于道德也愈远”，因此没读过什么书的农民的道德水平最高。比起读书人来，工人和小商小贩虽然都有点小毛病，但在道德上不知高出读书人多少。
这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标准了。你越是有知识，越是没道德 。假如农民、工人和小商小贩变成了“良农、良工、良贾”也就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后，道德就保不住了。所以章太炎讲：朴实的人最好，有知识的人最坏。最后还不忘加一句吐槽：读书人最有知识，道德上也最有问题。
章太炎还结合当时刚刚废除科举制的时事热点，痛骂那些还在想着读四书当大官的读书人是“以富贵利禄为心”，没有一技之长还整天想着发财当官，最好是开除这些人的“士”籍。
由此可见，暴脾气的老章的确是对读书人失望极了，他居然是最早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人。
二、 学文不如学商
还在章太炎大骂读书人没道德之前，晚清的许多读书人就已经在吐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观念了。
首先是怀疑读书人的社会领头羊地位，并且隐隐约约地提出农、工、商人都是“读书人”的新主张。理学名家曾国藩借着谈论西方人“无论为士、为工，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含蓄地提出农、工、商人都要学点知识，成为自己专业领域内有文化的人；郭嵩焘和梁启超则点明了四民要“有商中之士、工中之士、农中之士。”
既然农民、工人和商人通过不断地学习都可以成为有知识的读书人，那几千年来读书人特有的地位又在哪儿？岂不是“万般”都皆上品了？
当时思想最保守的王闿运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是会埋葬读书人，他拿着《论语》讲，这是违背了孔子提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是一种大逆不道的想法。
然而，洋人先进的技术不仅让一些读书人瞧不起四书五经的旧知识，还让他们看到学文实在不如学工学商。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里讲“商务者国家之元气”、“全以商贾之道行之”；薛福成讲“商握四民之纲”；王韬更写了一本《恃商为国本论》，大谈商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言论直指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跟商人们比起来，读书人真是没用了。
要说那个时代最看不起学文的，吐槽光读几本旧书没啥用的就要属严复了。他讲要是你读的书不能产生推动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效果，那么最好别读。
1895年，他发表了《救亡决论》，大量篇幅批评读书人是“游手之民、民之蠹虫”，最后还指出读书人“一言以蔽之，曰：无用”。后来邹容也毫不客气地讲中国的读书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
无论是严复还是邹容，他们质疑的对象都是传统的、读旧书的那些读书人 。在他们心里，大概率认为学文不如学工学商。要是你读的书不能致富，还不如回老家去卖红薯。
三、读书不如学手艺
1905年清政府废了科举以后，这种关于读书没用的调子也被读书人讲的也越来越直白。
当时的思想怪杰宋恕宣称“士大夫远不如种田挑担人之有真是非”，强调要“由贫民来定道统”。
这实际上和章太炎讲的一样，农民没知识但有手艺，道德最高；白话道人林獬在自己办的白话报里讲的更明白，“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读书人“光会说大话做大文章，还要天天骂人。”可望的反而是“种田的、做手艺的人” 。
有意思地是，
从读书人的言论来看，他们始终都在为自己的槽点建立一个对立面。把对自己人的失望转为对农、工、商人的期望。把自己吐槽的一文不值，把有手艺的农工商人的地位抬得非常高。
这些“没用”的调子和废科举以后读书人的境遇不无关系—你过得越不好，显得越没用。废科举几乎断了大部分读书人的前途，因为不能进入公务员体制了。
蒋梦麟讲他那些凡是只知道考科举的少年同学，最后几乎都是穷困潦倒以终日。太原的刘大鹏也在日记里讲述内心的迷惘和困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说到底，在那些有着新思想的人看来，只会抱着四书五经读来读去的人当然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除了没用被淘汰，还剩下什么？还不如去学门手艺实在。
四、读书不如当工人
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读书人耳中时，读书人对自我的新一轮吐槽又开始了。这轮的吐槽来自于比较激进的那派读书人，他们认为与其做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还不如做个能创造价值、自食其力的工人。
李大钊在听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后，在《庶民的胜利》中高呼“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快去作工呵！”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讲的更清楚，说读书人不叫读书人，而是“教育的工人”，强调“我们都是劳工。”这一派读书人自贬的厉害，觉着工人才是社会的重心，读书人只有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1919年，受李大钊影响很深的傅斯年讲的更极端，说要是我们这些读书人不去劳动，当了一个“不劳而亦食”的人，就变成了“僭窃者”，等着那些劳动者“将来革我们的命”。
千言万语就一句：读书人，你别傻站着！去做工去，去到“工人”当中创造价值！
五、 别叫我“知识分子”
这些喜欢矫枉过正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们不否定读书人群体存在的必要性，但主张自己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强调“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
而且他们也不喜欢把自己称作“知识分子”，他们经常痛骂那些不能劳动的读书人是“伪士大夫”、“伪知识分子”。
这种观点反映在这一时期兴办的许多社团“勤工主义”、“工学主义”的口号上。
1918年6月，和李大钊一块儿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记者王光祈，在学会的计划里讲改造中国最有希望的是“中国劳动家”，认为中国的读书人“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份子。”
为此，他还发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实验着读书和做工相结合的理想。当年毛泽东在进入少年中国学会以后，便发起了“为每一个人洗衣服，每次收一枚铜板”的活动，充分体现了这种要求“读书人”和“工人”相结合的主张。
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这一时期，“劳工神圣”的调子定了下来，那些有着新思想的读书人生怕别人喊自己是“士大夫”。
这里有两个例子：
1927年，
王国维自沉以后，一直想当王国维学生的顾颉刚写了篇纪念文。他在深情纪念完王国维以后，竟然批评王国维说，他早年就割辫，却偏偏在民国以后留起辫子甚至殉了清朝，这是他“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维持其士大夫尊严的确据”，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表示同情。”
1928年恽代英批评青年党堂而皇之宣传“士大夫救国论”；可青年党人反唇相讥恽代英等人是“夺政权武器的士大夫。”
总之，双方各不承认自己是“读书人”。
杭州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写出《非孝》文章的施存统说的一句话道出了读书人那种夹杂着原罪感的复杂心态。
“我很惭愧，我现在不是一个工人。”
参考文献：
1、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版。
2、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3、 蒋梦麟：《西潮》，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
4、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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