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已经有百余年历史。
以救护中国万民为己任的中国红十字及其工作人员，曾经是国人心目中的提灯天使，他们用专业的知识救助患者，用视死如归的精神履行责任。
01
起源
1894年，甲午海战后，国际红十字运动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
1904年2月，为救护中国难民，上海海关道沈敦和等人出于义愤，发起成立“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和红十字有关联的组织。
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约大臣吕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怀等人在上海邀请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协商成立了“万国红十字会上海支会”。
1907年，更名为大清红十字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清政府灭亡。
大清红十字会改名为中国红十字会。1933年，改名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撤退到武汉。
由于战线太长，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工作，顾此失彼，陷于极端尴尬的境地。转变救护策略，重整旗鼓，势在必行，且急不可缓。
为配合战事需要，中国红十字会做出了两个重大举措：一是，12月6日，总会成立了临时救护委员会；二是聘请林可胜为救护委员会总干事，“负责综理医疗救护事宜”。
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林可胜担任总队长。
救护总队是中国红十字会“专负军事救护之机构”，它的成立，让中国红十字成为了救国救民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红十字最高光的时刻，就在那时，而起源地，就在武汉。
02
爱国者——林可胜
这里，要重点介绍下林可胜，他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灵魂人物，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红十字运动起源于战地救护，在整个近代中国各类社会救助活动中，战争救护是红十字会工作的重心。其中尤以抗战时期的救护业绩最为辉煌，而这又与一个关键人物——林可胜密不可分。
林可胜，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县。
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
林可胜8岁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
求学期间，适逢第一次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入伍，被分配到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当外科助理，并以英国印度远征军廓尔喀团准尉军医身份在法国服役两年，主要从事新兵的战地救护训练工作。
这一经历，为他之后经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林可胜复学。
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生理学讲师。
此后，他又以过人的精力，于192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1年获得生理学博士学位、1924年又获得科学博士学位。
1923年底，林可胜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留学一年，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卡尔森实验室，对胃液分泌的调节机制进行研究，多有创获。
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林可胜的学术天赋，如果他不是回中国，他会拿诺贝尔医学奖。
林可胜在国际生理学界的影响与日俱增，但报效祖国之心，未尝能忘，他决定回国效力。
1924年10月，林可胜如愿进入协和医学院，担任生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
在这里说下，那时的协会，和现在的协会，是不一样的。
那时的协会是大学，医科大学。现在的协会，是医院。
协会医学院是美国巨富洛克菲勒家族捐助兴建，其教学设备和师资，是全亚洲最好的，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在协和的12年中，林可胜开拓进取，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人才培养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同时，林可胜也是位爱国学者。
1925年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他毅然两次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同时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护队，以援救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学生和市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进窥华北，长城各口，烽火连天。林可胜组织协和学生，成立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实施救护。
林可胜敏感地意识到，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因而，他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简称MOTC）。
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训练科目主要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指定外科讲师杨静波主讲外科急救，文海楼舍监负责督导担架操练。
他还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箱示范。
实践证明，这是以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一次小型预演。
协会医学院师生大合照
03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救国救民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趋紧张，全面抗战势将不免。
有鉴于此，“七·七事变”前夕，林可胜特向协和校长美国人胡恒德建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南下首都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提供服务。
但胡恒德怕破坏美国中立的态度，所以拒绝了林可胜，并设法把他留在协和。
林可胜以赴英国度假为由，转道南京，置身抗战救护事业。
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医术，拳拳的报国之心，使林可胜成为组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首推人选。
为了使自己无牵无挂，一心一意参加抗战救护工作，林可胜说服妻子和儿女，把他们送到新加坡父亲家里安顿下来。
当时，父亲年事已高，家道衰落，生活拮据，不过老人非常支持林可胜的选择，舍小家成大家
林可胜含泪告别父亲和妻儿，踏上了返回中国参加抗战救护的艰辛征程。
林可胜为红十字救护总队确定了“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宗旨，并订立8条救护信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兵安全，增人类幸福。
这些信条对激励和规范救护人员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救护总队
救护总队成立后，林可胜立即部署指挥所属各大队、中队、区队赶赴战区的各个战场开展救护工作，他自己带队先后组织指导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四次长沙会战和宜昌保卫战等战役的战场救护。
1939年2月，救护总队经长沙、祁阳，来到贵阳图云关安营扎寨。
在这里，林可胜组织队员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建起了可容纳2000余人工作、生活和存储物资的用房。
创设了救护总站，开办了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医护人员培训基地——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为军队培养了近2万名基层医疗骨干。
林可胜利用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汇集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医学专家开展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吸引了许多国际友人来华参与医疗工作，得到海外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慷慨资助。
在林可胜的苦心经营下，图云关救护总队部蓬勃发展，切实发挥了全国抗战救护中心的作用。
规模最大时，救护总队有114支医疗队、3420余名医护工作人员。
据档案记载，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对保存和恢复抗战军队战斗力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
04
专业、仁心的红十字救护队
林可胜除了在救护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外，在指导战时防疫工作上也颇有建树。
1939年后，林可胜就坚持救护与防疫并重，把战时防疫作为救护总队的经常性工作，派出医疗队到军队驻地和农村，协助设立各种防疫设施，改善环境卫生，宣传公共卫生知识，有效地促进了军地基层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
正如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视察南昌附近的伤兵收容所时所描述的：“那里活像一幅地狱图。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伤兵，被炸弹炸掉了手脚，身体半裸着，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的脏房子里，挤得满满的。医师告诉我说：头部和腹部中弹，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即使是轻伤，在医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
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情况大有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医至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
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大批伤病员涌向后方，由于卫生条件差，大多数官兵患有皮肤病，痛苦不堪。
当时林可胜正移驻湖南祁阳，他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设置成简易灭虱治疥站，在56个后方医院进行灭虱、治疥，并给予特别营养，疗效显著，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
盛夏烈日下，他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每天午饭后，他就在小村的长凳上躺着歇息。
他训练自己该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
他们行走了70天，回贵阳后就拟定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主要是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也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
这对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
他认为，部队驻扎乡村，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将来胜利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
这样，当前的工作即可为将来建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
这一颇有远见的计划，也体现他的拳拳爱国之心。
他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在医疗上总是精益求精。
平时办公，他对报销单据之类，连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纳去办；而对医疗报告，则总是认真审阅，从不放过。
有一年圣诞节的傍晚，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救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推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
时近半夜，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视察，当场大发脾气，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好全部伤兵，并煮粥给他们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
林可胜的工作作风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颇多非议，唯独对林可胜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极其赞许，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万元给救护总站。
05
林可胜与中共的缘分
1937年底，林可胜派出三支医疗队奔赴陕北和山西，协助八路军开展医疗救护，还派出两支医疗队到新四军参与战场救护工作，并送去药品和器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林可胜经常了解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救护情况，适时增加救护力量，采取各种措施运送药品、器材，有效地改善了八路军、新四军救护条件。
更为可贵的是，他冲破阻力，亲自带队到延安、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指导救护工作，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称赞。
红十字救护总队支队在陕甘宁地区给士兵做手术
06
林可胜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不仅救治抗日官兵，也关注难民、平民，做了许多善事、好事。
救护总队在从湖南祁阳向贵阳转移途中，看到很多逃难的平民拖家带口，缺衣少食，有些人因冻饿和疾病倒在路旁，惨不忍睹。
林可胜决定，在湘黔公路上每隔50公里设立一个救护站，支起帐篷，插上红十字会会旗，为路过难民治病，并分发药品、食物、衣物及救济款，许多难民感激涕零，纷纷磕头谢恩。
1941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发动细菌战，造成严重鼠疫。
林可胜接到报告后，立即派总队专家赶赴当地调查核实。
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同事劝阻，带队赶往常德，会同当地各方人士和专家研究防治措施，全面展开防治工作。
针对得病初期症状不明显、百姓看病怕花钱的情况，林可胜对常德市民全部实行免费门诊，疫苗由救护总队提供，从管住传染病源、管住流动人口入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林可胜和他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影响，日军早有所闻，他们一直暗中派人调查，并数次出动飞机轰炸救护总队驻地。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他们认为迫使林可胜屈服的“机会”到了，因为林可胜的家人在这里。
林可胜的父亲林文庆是新加坡著名华侨，很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日军把林文庆和林可胜的妻子、儿女全部抓起来威逼利诱，在儿媳、孙女相继被杀害的情况下，为保住孙子，林文庆老人被迫答应为日军做事。
噩耗传来，林可胜痛苦不堪，但顶住巨大压力，继续坚守岗位。
就在林可胜家庭惨剧发生后不久，位于贵州省镇远县的日军战俘收容所发生暴乱，十几名日军战俘受伤需要及时治疗。
国民政府军医署要求救护总队派人前去救治。
满腔悲愤的林可胜赶到事发地，看到痛苦呻吟着的战俘，把仇恨压在心底，马上开始救治伤员。
有些战俘得知林可胜遭受的不幸时，不禁跪地谢罪。
07
1942年，应中国远征军之请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派一支救护队随军服务。
此时，林可胜因为与中共走得太近，已被蒋介石解职，且刚刚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收到美国某大学的聘任书，许多同事和学生都劝他去美国就任，但他执意要求去缅甸。
林可胜率领50名医生、10名司机到缅甸开展战场救护、建伤病医院、转运伤员等工作。
仁安羌大捷之后，林可胜和其他救护队员护送400多名伤病员，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恐怖险恶的野人山，进入印度境内，马上又承担起中国驻印军的军医训练工作，直到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林可胜率队追随远征军
1944年，林可胜协助救护总队组成15个救护队和10个运输队参加了中国远征军收复滇西和驻印军反攻缅甸的一系列作战，救治转运伤病员数以万计，仅治愈重伤官兵就达7000余人，为鼓舞士气、巩固战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期间，由于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真可谓身心交瘁。
08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同时还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坚辞不就，而于1949年5月去美国。
想当年他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志而慨然归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使我国的生理学已初具规模。
在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难之后，正拟大展宏图，但面临的却是全面的内战和人事的难处，迫使他不得不远离祖国，他曾对亲密的朋友表示离开祖国的悔恨心情。
到美国后，林可胜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莱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后，他又受聘于印第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直到1967年退休。
1969年7月8日，我国生理学的一代宗师林可胜在异国他乡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因患食道癌在牙买加的京士敦逝世，终年72岁。
台湾红十字组织前会长陈长文曾撰文说：“如果南丁格尔被誉为克里米亚战争的‘提灯天使’，那么林可胜可谓是抗日战争的‘提灯天使’，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医师与红十字会志工。”
希望现在的红十字会和里面工作的人，不忘初心，牢记历史，想想当年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当年的林可胜是怎么救国救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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