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讲的是宋徽宗赵佶在位之时的故事，而宋徽宗在1100年登基，苏东坡（苏轼）在1101年去世，苏东坡和梁山好汉之间几乎就没碰面的可能。虽然这部小说出于虚构，但也确实没有出现苏东坡跟梁山好汉打交道这种“穿越”的情节。

然而，<strong>就是这位死去的苏东坡，却可以说是梁山好汉们不折不扣的“灾星”。宋江、林冲、武松、张顺等人都曾经被他“坑”过，有的连命都被他坑掉了。

<strong>听着是不是很荒唐？别忙，我们这就来算一算苏东坡给梁山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苏东坡“坑了”林冲

林冲的仇人是谁？高俅是也！

高俅本是浮浪子弟，“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因为他比较会来事儿，被人辗转推荐到生药铺老板董将士那里，董将士不敢收留他，又把他推荐到小苏学士门下。

门吏转报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看了来书，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个人情，荐他去附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欢这样的人。”

就这样高俅自己就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可万万没想到，小苏学士这次“传俅”居然令高俅时来运转，开启了通天之路。

驸马王太尉收留高俅，很是宠信。一天，王太尉令高俅送一对镇纸玉狮子和一支玉龙笔架给太子端王（赵佶），高俅到了端王府，赶巧了便露了一手踢球绝活，从此又备受赵佶宠信。两个月后，赵佶登基是为徽宗，“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掌握了军政大权。

高太尉从此便开始了祸害忠良的勾当，先是陷害王进引出了王进之徒九纹龙史进，后来又设圈套害林冲误入白虎堂直至夫妻离散发配充军，他跟梁山好汉的梁子可谓越结越深。

那么，间接促成高俅上位的小苏学士又是谁？有人说，是苏辙。因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三苏”，父亲苏洵被称为“老苏”，苏轼被称为“大苏”，苏辙被称为“小苏”。可《水浒》却好像故意要卖个关子，始终不提此人名字。

《水浒》这段高俅上位故事应取材自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录》。

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东坡在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原来，高俅是苏东坡的小书童，在文墨上确实有点本事，平时写个书信都能让他代劳。苏轼自翰林院出任中山府知府，便将他举荐给翰林学士曾布，曾布说他属僚已不少了，没有接纳。苏轼又将高俅转而推荐给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王府中一住就是七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端王赵佶。

端王在潜邸日，己自好文，故与晋卿善。在殿庐侍班，邂逅。王云：“今日偶忘记带篦刀子来，欲假以掠鬓，可乎?”晋卿从腰间取之，王云：“此样甚新可爱。”晋卿言：“近创造二副，一犹未用，少刻当以驰内。”至晚，遣俅赍往。值王在园中蹴鞠，俅候报之际，睥睨不已，王呼来前询问：“汝亦解此技邪?”俅曰：“能之。”漫令对蹴，遂惬王之意，大喜，呼隶辈云：“可往传语都尉，既谢篦刀之贶，并所送人皆辍留矣。”由是日见亲信。（《挥麈录》）

原来，高俅是在给赵佶送一把漂亮的剃须篦刀时，展露了他的蹴鞠绝技，从此攀上了赵佶这个高枝儿。

一个月后，哲宗驾崩，端王即皇帝位，是为徽宗。高俅“不次迁拜”，数年后官至节度使，渐升为枢密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领殿前司职事，自俅始也”。高俅的父兄子侄都靠着他的势力而官位显赫，富贵无比。高俅始终记得苏轼恩德，每当苏轼子孙亲友来京师时，他都会亲自慰问，赠以金银财物。

显而易见，《水浒传》中高俅发迹的情节正是将这段文字改头换面而成，并将其中的苏东坡含糊变成了“小苏学士”。

高俅不仅是林冲的仇人，更是整个梁山的仇敌。他和蔡京童贯杨戬几大恶人把持朝政，才导致梁山好汉不得不反！可以说无苏轼的推荐便无高俅，如此一来，苏东坡竟然可以说是梁山好汉受辱蒙冤的“始作俑者”。

苏东坡“坑了”武松

武松在孟州城张都监那里得到重用，实则却是张都监要暗害武松。这日，正逢八月十五赏月，张都监叫心爱的养娘玉兰出来唱曲。这玉兰长得美艳动人，张都监要用她行美人计。

那张都监指着玉兰道：“这里别无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教我们听则个。” 玉兰执着象板，向前各道个万福，顿开喉咙，唱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唱道是：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高卷珠帘，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玉兰唱罢，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个万福，立在一边。张都监又道：“玉兰，你可把一巡酒。”

这美女又是唱歌又是敬酒，好汉武松也有些动心了。张都监趁机将玉兰许给武松为妻，

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之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张都监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与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负约。”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

可见，武松嘴上虽是谦让，心中还是很乐意这天降的喜事。也正因他一时的麻痹，当晚便中了张都监的圈套，被诬陷为监守自盗之贼。这才引出后来他血溅鸳鸯楼，杀的都监府鸡犬不留。当再次遇到美人玉兰，武松“握着朴刀，向玉兰心窝里搠着。”可谓是刻骨的仇恨。

前几次武松遇到劫难还都有缓，而血洗都监府之后，他算是彻底走上绝路。明面上的是非恩怨不用说了，苏东坡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似乎也没起好作用，为武松的无情杀戮埋下了伏笔。他残忍杀死玉兰，似乎多少带着作者对东坡居士的怨念！

这又是一桩苏东坡给梁山好汉带来的“霉运”。

苏东坡“坑了”宋江

宋江虽然一直跟梁山上的人藕断丝连，暗通款曲，但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上梁山、反朝廷，直到他在江州城的浔阳楼上题了反诗，才彻底断了自己的后路。

（宋江）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着一根望竿，悬挂着一个青布酒旆子，上写道：“浔阳江正库”。雕檐外一面牌额，上有

宋江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加上心中有事，很快就醉了，“乘着酒兴，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去那白粉壁上挥毫”写下一词一诗：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没想到，这一词一诗被奸恶小人黄文炳看到，被他定性为“反诗”，举报给了知府，导致宋江被严刑拷打，下入死囚牢。

如果说浔阳楼是克害宋江之地，那么，题写楼名的苏东坡也算是宋江的“灾星”了，苏东坡给梁山造成的“麻烦”又添了一桩。

苏东坡“坑了”李逵

苏东坡再次悄悄“登场”出现在李逵闹东京的故事中。

宋江带着柴进、燕青、戴宗、李逵从梁山潜入京城，赏玩上元夜热闹的街景。他们来到李师师的青楼，奉上一百两黄金，打算借着李师师接近徽宗皇帝，询问招安之事。有了重金做见面礼，众人玩得十分开心。

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就取过赏锺，连饮数锺。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东去”词。

没想到这么一唱一热闹，惹恼了门外望风的李逵。正在没处发泄时，恰逢宫中的杨太尉来此游荡，看到李逵便劈头质问，这下可给了李逵机会，把杨太尉打翻在地，接着是一顿打砸，还放起火来。只闹得东京城上元夜一片火光，四处狼藉，惹出好大一场是非。当然，也把宋江的“好事”给搅黄了。直至后来，李逵又接二连三惹出来一系列麻烦，他只好负荆请罪，求宋江宽恕。

虽然李逵这一场闹心事，不能都算在苏东坡头上，不过确实可以说，但凡苏东坡老先生一“出场”，梁山泊好汉们就不会有啥好儿了。

苏东坡“坑了”张顺

在征讨方腊之时，张顺要独闯杭州城，“欲从湖里没水过去，从水门中暗入城去，放火为号。”他还未曾行事，作者借着他四下瞭望的视角，大肆描写了一番杭州城的胜景，很自然便提到了苏堤，以及苏东坡描写西湖的那首名篇：

苏东坡学士有诗赞道：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

不用说了，按照前面发现的“规律”，只要苏东坡一“登场”，事情可就不大妙了。果然，张顺这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西湖，故宋时果是景致无比，说之不尽。张顺来到西陵桥上，看了半晌。当时春暖，西湖水色拖蓝，四面山光迭翠。张顺看了道：“我身生在浔阳江上，大风巨浪经了万千，何曾见这一湖好水，便死在这里，也做个快活鬼

他刚冒出这个坏念头没多会儿就应验了：

却才爬到半城，只听得上面一声梆子响，众军一齐起。张顺从半城上跳下水池里去，待要趁水没时，城上踏弩、硬弓、苦竹箭、鹅卵石，一齐射打下来。可怜张顺英雄，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

如果说苏东坡又“坑”了张顺，或许有人会说牵强。不过，说西湖是张顺的“恶地”恐怕无人反对，书中也点评说“善溺终然丧水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张顺这样的游泳健将，没想到自己会毙命于西湖之中。

而苏东坡，完全可以看作是西湖的著名“形象代言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有吟诵西湖的那首名篇，更因他曾做过杭州的地方官，留下了苏堤这样的胜迹。按照这个逻辑，苏东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张顺的“灾星”了。

“盗敬东坡”，宋人笔记《夷坚志》中的说法

看了以上这么多苏东坡“冲克”、“坑害”梁山好汉的例子，我们不禁要问，作者这么写是出于巧合，还是确有一番用意？

让我们暂且将这个问题放一下，来看看南宋洪迈笔记《夷坚志》中的一个很有趣的说法：<strong>“盗敬东坡”。　

惠州东坡祠

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

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理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热甚众。

两人皆剧贼，而知尊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有愧乎？（《夷坚甲志卷十·盗敬东坡》）

苏东坡曾在惠州、潮州为官或驻留，分别留下了“白鹤故居”、“吴氏岁寒堂（藏书之所）”这样的遗迹。南宋绍兴时，两地都发生了贼寇造反掳掠却保护东坡旧迹的事情。

虔州贼寇谢达将惠州的官屋民舍全部烧毁，唯独留下了白鹤峰下的苏轼故居。不但如此，他竟然还修葺了苏轼故居旁的“六如亭”，带人烹羊祭拜一番而去。

海盗黎盛攻打潮州城，毁坏城墙，四处纵火，当他在一座塔上看到东坡居士的藏书之所吴氏岁寒堂着火后，连忙亲自带兵去救火，并将该处房屋重新修缮。

洪迈并没有说明“盗敬东坡”的原因，我们大致可以揣测，一来苏东坡文才天纵，又重视藏书教化，上到文人，下到黎民，声名远播；二来苏东坡做地方官时多有政绩。因这两点，才使得就连盗贼也对他十分钦佩敬重。

既然“盗敬东坡”，可为什么水泊梁山的“盗”却好像跟苏东坡有着深仇大恨似的呢？

反用“盗敬东坡”之典，《水浒》是“盗厌东坡”

从我们发现的蛛丝马迹可以断定，在《水浒》中，苏东坡和梁山好汉之间是一种“冲克”的关系，且往往都是苏东坡“克害”了梁山好汉一方。

要弄明白这个奇特“规律”的原因，必须要理解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水浒》的立场是“反儒”的。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中李卓吾点评道：

《水浒传》虽小说家也，实泛滥百家，贯串三教。鲁智深临化数语，已揭内典之精微；罗真人、清道人、戴院长又极道家之变幻；独其有心贬抑儒家，只以一王伦当之，局量匾浅，智识卑陋，强盗也做不成，可发一笑。

李卓吾认为，《水浒》对佛家、道家都是持褒扬赞许的态度，只有对儒家非常瞧不起，用“白衣秀士”王伦这种草包式的人物来做代表。

确实，《水浒》一书对于儒家确实没什么好感。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窃以为小说作者有感于宋时武力不伸，儒生空以文墨误国，故深厌之。如果说王伦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那么，苏东坡就是一个隐含的例证。

<strong>苏轼，号东坡先生，堪称北宋时代的文学巨擘，留下无数经典的文学诗篇，堪称有宋一代文人儒士的旗帜和表率。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人景仰称颂，近乎完美的人物，在《水浒》中却悄悄被设计成了“反派”。《水浒》并没有出现《夷坚志》中所说“盗敬东坡”，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隐藏着“盗厌东坡”的情节和情绪。

<strong>之所以苏东坡与反叛朝廷的贼寇（梁山好汉）会多次冲克，之所以字里行间多处隐藏“反苏东坡”的细节，这都是《水浒传》一书在强烈地表达它的 “反儒”立场。

试想，恰恰是小苏学士（苏东坡替身）的一个看似不起眼，实则极其重大的失误，直接导致了国家被高俅（真正的贼寇）这样的奸人所把持，以至于梁山众人不得不反。这完全就是在说儒生误国！正因“儒生误国”，才导致朝奸人当权，盗匪横行，民不聊生，国已不国。

按照《水浒》的逻辑，在儒生误国的国情之下，如果还要让“盗敬东坡”，那么这个“盗”就一定就是真的盗，也就是高俅这样的窃国大盗。（巧合的是，在《水浒》暗中引用的材料《挥麈录》中，高俅还真的就是特别敬重苏东坡。这也正好符合《水浒》的主题逻辑。）

反之，那些不敬东坡、讨厌东坡的“盗”们——如梁山之“盗”，他们反倒不是真的盗！他们空有一腔热血，好勇尚武却报国无门，被排挤到一个尴尬之地，英雄无用武之处。他们厌恶东坡，也就意味着他们要以自己血性和勇武，将被文人儒士所贻害的国度重新匡扶到正义的轨道上来。

参考书目：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挥麈录》，《夷坚志》，《“盗敬东坡”与“话本积累”》（宋世瑞）

附：

笔者一度对《水浒》中苏东坡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感到奇怪，后在宋世瑞先生的《“盗敬东坡”与“话本积累”》论文中看到，该文也发现了《水浒》一书与“苏东坡”的微妙联系，只是该论文观点认为，《水浒》一书是民间“盗敬东坡”观念的继承与延续。这与本文的立论截然不同。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对该论文做了一定参考，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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