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大名如雷貫耳，聲名遠揚。
然而他父親貝祖詒
當今卻知道的人不多，有的人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從未聽說過。其實有其子必有其父，在民國時期的金融界貝祖詒曾是一位響噹噹的人物，稱得上有作為的大銀行家。
氏家族以行醫賣藥起家，單是一個貝聿銘在當今世界建築設計業的顯赫地位，就足以令世人對貝家刮目相看了。更何況，這個家族中還出過「顏料大王」貝潤生、「金融鉅子」貝祖詒，還有那座被乾隆爺原樣仿造了兩處的花園－－獅子林……家譜和方誌如同歷史的岩層一樣，小心翼翼地翻開其中的某一層，撫去塵埃，當時的社會狀況如同化石一般地呈現了出來。翻開《吳中貝氏家譜》的第一本，蘇州貝氏的脈絡終於清晰起來。原籍浙江金華府蘭溪縣的貝蘭堂作為蘇州貝氏的始祖，於明朝中葉以行醫賣藥為生定居蘇州。到了清朝乾隆年間，貝氏由於經營中藥業成為蘇州四富之一。如今的貝氏家族支脈繁雜，據民國時「承訓義莊」印製的《吳中貝氏家譜》中記載，貝氏那時已經延續到第十六世了。 近代，貝氏一族最為興旺的支脈，是同為第十三世孫的貝哉安和貝潤生兩支。他們的六世祖是親兄弟，兩人同為貝氏餘脈，卻都不以醫藥業成名發家，貝哉安及其子孫被稱為「金融世家」，而貝潤生則被稱為「顏料大王」。貝哉安年長貝潤生4歲，兩人關係甚密，曾共同為蘇州政建和家族事業作出了許多貢獻。貝理泰，號哉安，生於1866年。其父貝晉恩曾在浙江為官，告病還鄉後，與人合夥在蘇州一帶經營典當、醬園等行業。貝哉安青少年時便中得秀才，20歲時成為蘇州府學貢生。在他即將走上仕途時，由於父親去世，他只得放棄事業，挑起了家庭的重擔，打理父親留下的大批產業。經過七年的經營，他將所有的產業安排得井井有條，並且能脫出身來計劃自己的將來。由於他極善理財，為人又有著很好的口碑，知縣吳次竹很賞識他，聘他為幕僚，掌管賦稅和財會工作，當時被人稱為「錢穀師爺」。 後來貝哉安協助陳光甫、莊得之於1915年創辦了上海銀行，1917年出任蘇州分行經理。他還協助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後來又在蘇州成立了分社，貝任經理。當然，僅憑貝哉安的這點資歷，在巨頭林立的上海灘是不足以被稱為「金融家」的。之所以享得「金融世家」美譽，是因為他還有五個兒子、四個孫子從事銀行工作。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貝哉安的三子貝祖詒，也就是貝聿銘的父親。
貝祖詒出生在一個金融世家裡，其父貝哉安協助陳光甫、莊得之於1915年創辦了上海銀行，1917年出任蘇州分行經理。他還協助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後來又在蘇州成立了分社，貝任經理。他有五個兒子、四個孫子從事銀行工作。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貝哉安的三子貝祖詒，也就是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號淞蓀，生於1892年，蘇州東吳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 1918年奉命組建香港分行，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奠基人 ，此時，２５歲的貝祖詒春風得意，一肩二任，既是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又兼任廣東分行總經理。
那時的中國軍閥割據，連年混戰，政局不穩，貝祖詒卻處變不驚，大顯才華，因經營有方，屢受上司嘉獎，到１９２３年已是蜚聲中外的銀行家了。1927年任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外匯部主任，打破了外國人壟斷中國外匯匯兌局面。1928年10月中國銀行改組為專營外匯銀行，被推為私人股東董事兼總行營業主任。同年 11月，中央銀行成立，任監事。為了建立新的金融體系，貝祖詒專程前往英美等金融大國考察，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回來後貝祖詒實施了一系列改革舉動，在所有的商業港口開辦外匯交易業務，在世界各地開設了18家中國銀行分行。最引人注目的是，1935年參與幣制改革，以他為主起草了一項貨幣改革政策，由中央、中國、交通三家銀行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法幣，以禁止銀元的流通。1938年4月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1939年後任中英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中國代表，1941年任中英美外匯平準基金委員會中國代表和中國銀行總經理。抗戰勝利後，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極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由他推薦，貝祖詒於1946年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幹的財務官員。後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主張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外匯枯竭引起黃金風潮，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1947年2月宋子文和貝祖詒被迫下臺。新中國成立後，貝祖詒一直留在香港，直至1973年遠赴紐約，1982年去世。貝祖詒雖曾身居要職，但公正廉潔，在他負責的銀行中不用親戚，眾多兄弟，子侄從事金融工作，但沒有一人是在貝祖詒的銀行工作的。
支持國民革命事業
貝祖詒在廣東和香港任職期間，正值孫中山南下護法，召開非常國會，組織南方革命政府，與北洋軍閥相抗衡。貝祖詒密切注意局勢的發展，提出相應的對策，並與孫中山南方政府中的財政要員宋子文等保持著較好的私誼。
1923年2月，孫中山領導的軍隊擊敗陳炯明的部隊，孫中山重回廣州，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繼續革命事業。同年12月20日，孫中山下手令給中國銀行廣州支行，將廣東鹽務稽核分所前存稅款11萬元交給分所所長宋子文，並由陳友仁出面向會計主任索款。廣州支行從中行一貫的財務制度出發，拒絕提付。雙方關係惡化，大元帥府一度下令通緝廣州支行行長。直到1924年8月1日，孫中山任命宋子文為廣東中央銀行行長。中國銀行派福建中行副行長舒石文和總管理處張宗英出面，向宋子文等進行疏通，雙方關係才得以緩和。
宋子文擔任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後，廣州市面金融混亂，中央銀行因缺乏準備金而濫發的紙幣毫無信用，造成兌現竭蹶、通貨膨脹、羅掘俱窮的現象。宋子文為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提高廣州中央銀行紙幣的信用，曾諮請廣東省政府出示佈告：“凡一切交易款項出入，對於廣州中央銀行紙幣應一律通用，並隨時持向該行及兌換所兌換，現已設兌換所兩處，並委託八家銀號為代兌機關。”為了籌備充足的現金，防止出現無法兌現的情況，宋子文派人至香港，向貝祖詒拆借部分現金。貝祖詒不敢擅自做主，秘密電告北京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請示。張嘉璈密囑貝祖詒前往廣州，與宋子文面談，幫助廣州中央銀行整理紙幣，並藉此機會聯絡感情。
貝祖詒與宋子文見面後，宋子文向貝祖詒提出借款200萬元，貝祖詒答覆說：“二百萬元不是個小數字，我做不了主。這樣，我先借給你五十萬元先用，待請示總行張副總裁嘉璈同意後，再續借。”宋子文見貝祖詒是個爽快人，彼此有較好的印象，雙方很快便由業務關係轉為朋友關係，貝也因此而在以後成為宋的親信幹才之一。廣州中央銀行得到這筆現金後，作為準備金，用以整理金融，其發行的紙幣才逐漸得以流通。在香港中行的支持下，廣州政府有了經濟基礎，部隊有了餉源，才得以統一兩廣，併為出兵北伐打下了基礎。對此，宋子文心中自然有數。1926年7月，當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兵北伐時，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宋子文電令出發各部隊：“我軍達到各地，當加意維持中國銀行”，表示了對中國銀行的扶助與支持。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國民政府。當時，國民政府初建，所轄地域有限，經濟來源不多，籌備各項用款尚很困難。蔣介石恣意向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借款，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是個職業經理人，一切照章辦事，不合蔣介石的心意，與蔣介石發生了矛盾與衝突。中行總經理張嘉璈認為：“宋經理對於總司令部軍需處借款事，既按銀行向例作風應付，引起雙方不快。誠恐此後應付新政府人物，難免不再發生類似情事。我頗有調香港分行經理貝祖詒任滬行副經理，協助宋氏之意。會宋經理忽患神經衰弱重疾，極需靜養，自專任常務董事，因調貝祖詒繼任。”1927年7月，貝祖詒調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並在這一中國銀行最重要分行的負責崗位上坐了18年。
貝祖詒上任後，與南京國民政府保持了和諧的關係，尤其在宋子文出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上海分行更是鼎立支持。自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在14個月之內，南京國民政府共發行國庫券與公債13600萬元，均由銀行界先行墊款，然後再發售，其中以中行上海分行所佔比例最大，貝祖詒對於國民政府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努力作出了相當的貢獻。
宋子文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後，以中央銀行作為國家最高金融機關，而將中國銀行改組為“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並將中行總部從北平遷往上海。1928年11月17日，中國銀行第十一屆股東會在上海召開，600多名股東到會，會議選出商股董事12人，貝祖詒首次成為董事。會後，貝祖詒出任中國銀行總行業務部主任，同時兼上海分行經理。
中國銀行的性質改變之後，國際匯兌成為其主要業務，這對行員的業務能力與素質有了更高的要求。業務人員必須瞭解國外大銀行、大商家進行交易的一切合乎歐美通行的手續和程序，還必須具備與國家債權、債務有關的國際私法、各國民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以及當地的商業習慣等知識。為此，中國銀行常務董事、總經理張嘉璈專程去歐美國家進行考察，目的是“建立一足以與歐美銀行抗衡之國外匯兌部”並“物色專家延聘來華擔任中行顧問，重新組織管理，推廣業務。”經德國五大銀行之一的達姆斯特銀行總經理高爾德施密特推薦，該行外匯部副部長羅德瓦爾德被聘為中行國際匯兌部業務顧問，其主要任務為：協助內部改組，成立國外部及指導國際匯兌工作的實施工作。
1930年3月，羅德瓦爾德來到上海。他與中行上海分行經理貝祖詒、總管理處專員陳長桐等共同負責籌設中行國外部，所有該部管理章則、業務手續，均由羅德瓦爾德制定。國外部的職能主要有二：一、掌管全行國外業務；二、審定國內外分支行的國外業務。國外部下設三課：業務課、管理課、會計課。“該部在國內銀行界既屬首創，而規則完備，人手整齊，此後同業之經營外匯業務者，鹹視為楷模，多所取法。”
張嘉璈令中行上海分行就現存之國外資金及債票中撥出外幣，合規元500萬兩，作為國外部的資金。當時，國際市場上銀價正在下跌，對於中行籌措外匯資金相當困難。如果以銀圓兌換金幣，所得外匯之數，勢必大為減少；而用銀圓兌換金幣後，如遇銀價回升，則中行亦必受損失。張嘉璈躊躇再三，一時沒有更好的辦法。貝祖詒分析國內外金融經濟現狀後提出：購買中國政府在國外發行的外幣公債，作為外匯資金。因為中國社會動盪，政治不寧，信用薄弱，此項公債價格已落至最低點，觀察市面，已無可再跌。他因此建議購買外幣公債，如果將來價格上揚，行方不但可以獲利，而且可以抵消銀價回漲之風險。張嘉璈接受了貝祖詒的意見，決定收購外幣公債，1930年約合金幣150萬鎊，1931年約合160萬鎊。與中央銀行、交通銀行相比，中國銀行所持外幣數量最多。這種外幣證券均存於倫敦銀行，可以隨時提供向外國代理銀行作融通資金之擔保，從而緩解了中行外匯資金不足的困難。
國外部的匯兌業務，對貝祖詒來說，並不陌生。他與羅德瓦爾德相互配合，在外國銀行壟斷的情勢下，爭取國際匯兌業務，賺取外匯。中國銀行的國際匯兌業務，過去一向委託日本東京第一銀行為國外代理店。中行早就向日本政府提出設立分行的申請，但日本政府認為，中行是國家銀行，不得在日本設立分行。中國銀行改成專門的國際匯兌銀行以後，上述理由已不存在，因此中行復向日本提出設立分行之交涉，並通過正金銀行進行斡旋。日本大藏省最後終於同意，准許中國銀行在大阪設立分行，在神戶設立辦事處。與此同時，中行相繼在海外設立分行多處，中行在海外的局面逐步打開。1931年底，中國銀行實行新的組織大綱，貝祖詒身兼國外部與信託部經理，成為中行的重要負責幹部之一。
事業愛情兩得意
1931年的夏季，貝祖詒以考察歐美銀行之名義，到了歐洲。在倫敦泰晤士河畔，恰遇18歲的妍麗少女蔣愛玲。當時難得在異國他鄉遇到中國人，何況兩人一開口交談，皆為吳儂軟語，原來兩人還是同鄉，便有說不完的話，遂結伴同遊。貝祖詒年近不惑，正斷絃待續，當即墜入情網。蔣愛玲開學在即，正準備返回法國。貝祖詒拿出金融家的作風，立即跟蹤追擊，趕到巴黎，向蔣愛玲求婚。蔣毫無思想準備，再加上兩人年齡懸殊，猶豫不決。
原來，蔣愛玲的父親蔣履福是個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蔣履福為中國駐意大利代辦，同年6月，蔣履福偕家眷到任。途次法國巴黎時，將女公子蔣愛玲（原名士雲）留在當地，在一所天主教修女主持的女子中學讀書。在學校放長假的日子裡，蔣愛玲便赴歐洲各地旅遊，結果在倫敦邂逅貝祖詒。愛玲的姐夫唐在均，時為中國駐德國漢堡領事，聞訊後，夫婦兩人趕赴巴黎，但意見無法統一，最後決定請蔣履福前來定奪。或許是蔣履福與貝祖詒有緣，見面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當即許婚。貝祖詒與蔣愛玲的婚禮，遂在中國駐法國公使館舉行。婚後不久，新婚夫婦回到上海。
20世紀30年代中期，貝祖詒積極參與、推動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中國向來以白銀為貨幣，所有的銀兩由民間自由熔鑄，重量與成色以及與其他貨幣的換算比率都沒有統一規定。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統一併壟斷金融，必須統一貨幣的發行權，而要實行貨幣的統一發行，則必須實行廢兩改元。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銀行為了自身業務的發展，也一直催促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政策。1932年7月，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與錢幣司司長徐堪分別到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討論廢兩改元問題，貝祖詒以中國銀行代表身份參加。同時，宋子文組織了一個由7人組成的廢兩改元研究會，由中國銀行貝祖詒和外商銀行代表及專家組成。該研究會的英國專家穆叔脫認為：中國近期實行廢兩改元的時機不成熟，須待10年或20年之後，等到新銀幣準備充足才能實行。貝祖詒則就立即實行廢兩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進行了論述，並批評了穆叔脫的觀點。以此同時，貝祖詒還對外國銀行和一部分錢業界代表，懷疑實行廢兩改元后，可能濫鑄銀元和濫發紙幣，並擔心銀元供不應求等等顧慮，一一進行了解釋。貝祖詒代表中國銀行聲明：中行對發行紙幣準備進行公開檢查，決不濫發紙幣；而且庫存銀元充足，隨時可供應市面。
幣制改革的關鍵是需要貨幣匯價穩定，而匯價穩定的關鍵，在於有足夠的匯兌基金。1934年秋，貝祖詒和李銘在上海與英商匯豐銀行磋商，希望得到匯豐銀行的借款或貸款，藉此來支持銀本位的市場。匯豐銀行經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國能夠保持自由銀本位，但是因借款須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而英國財政部對此不抱信心，借款談判暫時停頓下來。之後，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國提出貸款，並打算將銀本位改變成與美元聯繫的新幣制，但也遭到美國國務院的拒絕。國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銀有限的情況下，迫於國內金融形勢，決定獨立進行貨幣改革，並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美國對法幣與英鎊的聯繫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幣與美元掛鉤等條件，收購中國的白銀，以增加法幣的外匯基金。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的外匯基金只有3000萬美元，實行法幣政策以後，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增加了外匯基金。法幣與英鎊、美元實行固定匯率，中國、中央、交通三行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使法幣對外匯價基本趨於穩定。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根據財政部指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往南京，同時在香港和漢口設置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和駐漢辦事處，國外部及信託部隨同總行駐港辦事處一併移設香港，總行大部分處、室均移港辦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規定：中行只設總經理一人。隨著戰爭繼續，行務日趨繁重。為適應戰爭形勢需要，1938年4月，中行決定增設副總經理一人，聘請貝祖詒充任，同時仍兼任上海分行經理。國民政府為了大力吸納民間閒散資金，推進小額儲蓄，決定擴大儲蓄網點。宋漢章和貝祖詒從香港致函各分行經理，要求從速著手籌備，積極進行，並於1941年4月制定了《中國銀行籌設簡易儲蓄處辦法綱要》，規定各分支行處，應選擇相當地區，呈准總處籌設。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設簡易儲蓄處64處。此項措施對抗戰起到一定的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人員陸續撤回重慶。1944年，貝祖詒以中國代表身份出席在布賴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
四、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宋子文已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他上任後即著手在關鍵的經濟部門安插自己的人馬，作為宋的親信，貝祖詒於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
戰後中國經濟面臨著復興重建的艱鉅任務，宋子文衡量形勢，決定實行金融開放政策，同時決定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為基礎，以官定價格通過上海黃金市場買賣，藉此回收過量發行的法幣，吸取民間遊資，穩定通貨，並給金融開放政策以有力支撐。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的決議。3月1日，貝祖詒到央行走馬上任。3月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宣佈實施《管理外匯暫行辦法》、《進出口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將法幣外匯定價定為1美元合法幣2020元，指定中外27家銀行及少數行號經營外匯買賣。貝祖詒自稱：“奉命主持國行，接事後始知其任務之艱鉅。查國行之使命為維持市面金融，穩定物價，供應軍需，協助建國。國行能完成此種使命，方克為銀行之銀行。但建國大計須由政治軍事經濟各方協力合作方能奏功，而銀行在經濟方面實屬於最重要之地位。”他表示：“國中兩行關係至為密切。兩行同人本此，自應一心一德，同心協力，互相合作”；“本人在國行任務既重，自不能同時兼任兩行事務，故暫離中行，但此並非謂即置中行於不顧”；“兩行業務互有關聯，事實上難以分開”；“同時兩行務須隨時配合，互相切磋，以共負此建國之重要使命。”
貝祖詒到央行後，基本上只管業務，不問政事，忙於處理買賣外匯和配售黃金事宜。他所用的班底，皆是從中國銀行帶過來的，如業務局長林鳳苞、主管外匯業務的副局長邵增華、外匯審核處長林維英、副處長徐光達等，都是中國銀行的業務主管。他們把持了央行的外匯業務，而且搞得很是神秘，使中央銀行的老人，一概不能與聞其事。結果，大大增加了兩部分人員之間的矛盾。貝祖詒在中國銀行工作了30餘年，他的業績令宋子文大為欣賞，併為宋子文所信任，但他卻沒有什麼政治經驗，尤其對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缺乏瞭解，只是簡單地認為，有了宋子文作後臺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因此，貝祖詒上任後，將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處理匯率與黃金買賣問題上。中央銀行制訂了《黃金買賣細則》，規定每天由各金號銀樓向央行申購黃金，即明配；另外由央行委託幾家指定金號隨時拋售黃金，即暗售。通過這種方法，中央銀行控制著市場黃金買賣的平衡。
貝祖詒上任的最初幾個月，國共和談正在進行，人民對和談寄予很大的希望，外匯法定價格與黑市價格相差不多，外匯供應比較寬裕，加上黃金配售，中央銀行擁有外匯資金約8億多美元，黃金600萬兩，還有大量的敵偽產業以及美軍剩餘外資和聯合國救濟物資，可以隨時運用，使外匯市場比較穩定。貝祖貽在答立法委員質詢時曾直言不諱地認為，黃金政策一度取得的成功，“原因大部應歸功政協會議之成功”，其後“情勢大變，此一政策能否繼續施行，實有詳細加以考察必要。”到了1946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外匯市場形勢逐步惡化，外貨湧進，民族工業難於與之抗衡，瀕於破產。經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貝祖詒將外匯匯率提高到法幣3350元對1美元。這實際上是由於內戰擴大，消耗激增，物價大幅上揚，外匯需要量大增的結果。貝祖詒無力應付，只得採取提高匯率一途。消息一出，國內外輿論大譁。是日下午，在中央銀行會議室，貝祖詒在接見各報記者時，對記者們提出的不少問題難於回答，尷尬萬分。好容易宣佈散會時，他面對記者們長嘆一聲說：“我好苦哇！”
外匯匯率第一次調整後，不但黑市外匯水漲船高，物價也跟著大幅度地上漲。宋子文、貝祖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拋售黃金，最多時一天拋售10萬兩，以穩定黃金官定價格。1946年12月，售出黃金78萬餘兩，1947年1月，售出黃金67萬餘兩。電影《烏鴉與麻雀》中，人山人海“軋金子”的鏡頭，就是當時真實的寫照。宋子文、貝祖詒還修正了進出口貿易辦法，企圖減少外匯供應。然而，外匯供應越少，外匯黑市價格越高，套匯、逃匯之風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銀行因庫存黃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佈停售黃金。至此，中央銀行在外匯方面淨支出美金35420餘萬元，黃金350萬兩。2月16日，國民政府被迫宣佈經濟緊急措施方案，規定外匯比價為1美元兌換12000元法幣，宣告了宋子文的金融開放政策徹底失敗。
上海黃金風潮爆發，導致經濟危機，引發全國社會動盪，輿論譁然，宋子文因而成為眾矢之的。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照準，由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張群任副院長；同時免去貝祖詒職務，任命張嘉璈為中央銀行總裁。在3月舉行的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上，CC系又藉機鼓動100餘名中央委員臨時動議，提出《懲治金鈔風潮負責大員及徹查官辦商行賬目沒收貪官汙吏之財產以肅官方而平民憤案》，提出：“拋售黃金政策，原意固在收回法幣，乃負責主持之人，不但運用失宜，抑且有勾串商人操縱圖利之嫌，亟應一面再促政府依法提付懲戒，一面轉諮中央監察委員會從速查明議處，以肅黨紀。”3月13日，與黃金風潮案有關的中央銀行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副局長楊安仁和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兼同豐餘金號經理詹蓮生三人被捕。據監察委員調查稱，央行出售黃金價格由同豐餘等行號與央行對講電話報告為準，行號指定則“任意決定，漫無標準，已屬不當，益以此五家均系由詹蓮生一人介紹，則顯然央行出售黃金事宜在市場方面故任詹蓮生一人把持操縱，謂為官商勾結，實非過分。”4月4日，上海地方法院開庭審理配售黃金“舞弊嫌疑”案。林、楊兩人均稱“一切都是奉命辦理”，詹蓮生則稱買賣黃金的金號和價格都是由局長和總裁決定，“我絲毫不能參加意見”。然而無論當事人怎麼說，對這一震動全國的案件總要有所交代，最後，法院以判處林鳳苞無罪，楊安仁有期徒刑8年，詹蓮生有期徒刑4年而了結此案。對於貝祖詒，則以監察院等單位牽頭，組成調查組進行調查，結果提出彈劾貝祖詒等違法瀆職案，並轉司法行政部，發交上海地方檢查廳傳訊。貝祖詒的老朋友張嘉璈為此特意找到行政院秘書長甘乃光，請其與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接洽，“勿再重生枝節”。後予以申誡處分了事。至於宋子文，雖然有不少人要求追究其責任，但有蔣介石維護，自然奈何不得，最後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貝祖詒東吳大學畢業後，娶了莊的女兒為妻。莊氏出身名門，是一位笛子高手，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夫婦間十分恩愛。1913年，他們添了個女兒，取名貝聿華。1917年4月26日（農曆三月初六），他們又添了一個男孩，他就是貝聿銘。 1930年，莊氏患癌症在蘇州逝世，留下了年僅13歲的貝聿銘和弟弟貝聿昆、貝聿樅以及三個姐妹。中年喪妻使貝祖詒十分沮喪。他所在的銀行為了使他從喪妻的悲傷中解脫出來，決定派貝祖詒出訪歐洲，考察歐洲國家分行的工作情況。就在這次出訪中，貝祖詒邂逅了蔣士雲。當時貝祖詒40歲，而蔣士雲僅21歲。蔣士雲，作為江南名媛，外交家蔣履福的女兒，她不僅以豔麗容貌，而且更以嫻熟流利的英語和法語，讓上流社會為之驚羨。蔣小姐的人生也很傳奇，在未嫁給貝祖詒前差一點嫁給張學良，儘管後來失之交臂，但張學良至死都念念不忘這位“士雲賢妹”，並稱她為“自己最喜歡的女人”。1991年當張學良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陰影中走出來時，第一個想去美國會面的人就是這位貝夫人。他在紐約的三個月，即下榻貝公館。也是由於貝夫人的穿針引線，才讓張學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世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口述歷史”。蔣士雲當時為了忘掉張學良，把心底的痛苦變成自己發奮讀書的動力，遠赴歐洲求學，開始新的生活。而貝祖貽則因髮妻莊夫人新喪，是前來歐洲散心消愁的。蔣士雲與貝祖貽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見過面，此次相逢國外，又是同病相憐，所以與貝祖貽交談數日，沉寂的心靈竟然碰撞出愛之火花。 蔣士雲的父母無法允同婚事，因為貝祖貽膝下畢竟已有6個子女，年長士雲許多。可蔣士雲是個極重感情的姑娘，經過書信交往，毅然決定嫁給貝祖貽做續絃夫人。1932年春，他們在法國巴黎舉行了婚禮。蔣士雲現在還健在，目前住在紐約。她與貝祖詒只育有一女。女兒已成家，只在每星期六回到曼哈頓的高級住宅和母親共度週末。
在浙江省檔案館的民國檔案裡存有一封1936年貝祖詒給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金潤泉的信，信的內容是受友人之託，請金潤泉告之西洋人與華商合作開採青田鉬礦之事，因金潤泉數次參加省政府的談判，情況比較瞭解，所以貝向金打聽此事。鉬是一種金屬元素，具有高強度、高熔點、耐腐蝕、耐磨損等優點，因此在工業上得到了廣泛的利用。
不知當時的西洋人與華商合作開礦是否是類似今天的“中外合資”？如果是，貝祖詒熱心為友人打聽，或許是在為興辦“中外合資”實業牽線，進而讓人感悟到他的視野和才幹不僅僅侷限於銀行業，他與貝聿銘可謂是中國一對不同凡響的父子。
貝祖詒自中央銀行卸職後，回到中國銀行，繼續擔任副總經理。1947年8月，陳光甫辭去中行常務董事職，由貝祖詒接替。1948年，貝祖詒任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前往美國，商談有關爭取美國援助問題，但沒有結果。此後，貝祖詒定居美國，曾任美亞保險公司董事長、紐約斯泰公司顧問。1954年以前，中國銀行仍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貝祖詒出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1973年退休，結束了他的銀行家活動，此後定居紐約。張嘉璈對貝祖詒曾有這樣的評價：“貝為中國銀行家，亦為國外匯兌與國際金融專家。一生為中國銀行及國家財政金融服務達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國銀行時間最久，計三十三年。中國銀行國外匯兌業務之創辦與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後，其地位之確立與業務之擴展，貝氏貢獻甚大。中國幣制於一九三五年改為法幣及抗戰期間法幣之維持一切措施，貝氏參與協助，尤著功勳。”這是對貝祖詒為中國民族金融業所作貢獻的中肯評價。
1982年12月27日，貝祖詒在紐約逝世，終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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