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目的是為了供人主備要，因此，他除了在史論中表述歷史史觀，也參雜了個人的政治思想與建言。他以儒家思想為根基，在《資治通鑑》史論中，屢屢強調禮教治國的必然性。他極力闡發禮制的統御性與規範性，無非是以國治久安為目的導向，使得禮制的主張，在《資治通鑑》中，充滿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資治通鑑》為我國編年史巨著，所載上自戰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五代之末，計1362年興衰史事，詳備可法之善與可戒之惡，以為人主取法。司馬光曰：“臣今所述，止述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慼，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其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反諸正也。”（《資治通鑑‧魏紀》）清楚地說明了著書意旨。

司馬光纂修通鑑，目的本是為了獻帝觀閱，又自陳修史乃為“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其失，以為勸戒”，故必於論贊中借史事寄寓勸戒之旨。司馬光長期出入儒學，以儒家眼光褒貶史事，乃至貫注儒家傳統禮教思想於史書評論中，在所難免。我們可從218則論評中，窺測司馬光的禮制思想，以及其如何藉禮制撥亂反諸正。

司馬光對禮制的定位

《資治通鑑》常以禮為論贊的鋪墊，對於禮的內容與影響力多所闡釋。司馬光於通鑑首發之論，即指出禮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資治通鑑‧周紀》）

司馬光認為天子的職責中，首要維護禮制。禮制中最重要的是區分地位，區分地位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禮制是國家的綱紀，其內涵要由地位的確立來充實，而所謂身分地位的區別，指的就是君臣上下的尊卑關係。至於名分，則是公、侯、卿、大夫等爵祿的劃歸。透過官職的稱呼，地位的高低也就由名稱而彰顯，名分能清楚規定，上下關係也就能層層遞顯。既然能明確表現出尊卑的地位，君臣的身分便不會淆混不分。如此，人君的崇高地位自能屹立不搖，以一人之身，行使無上的權力，統帥無數臣民，而臣民也會受到禮制規定的影響，自居其位而無所質疑，從而心悅誠服地受制於君。

因此，禮制的嚴格訂立，不僅是為了使階級劃分明確，更重要的是建立以君權為核心的政治制度，由上至下層層開展出各級官吏，乃至平民。由於不同的社會地位，會隨附相應的權勢與責任，在其位者便能藉由對個人身份的肯認，各盡職分，並規範下屬。司馬光認為君臣之間該有的態度是“臨”與“承”，雖然君主的才能與智慧未必勝於臣民，但是經由禮制的遵守，臣民亦能摒除才智比較的考慮，忠心耿耿，以下事上。他以“本根”與“支葉”形容君臣關係，人君猶如本根，居於國家的中樞地位，由此位階，衍生出枝葉脈絡，遍佈全國。如此上下相倚相守，國家也因而能長治久安。故禮制的全面推廣，是奠立國家綱紀的必然法則，唯有嚴定禮制，始能鞏固政權，收綱舉目張之效。

司馬光論述禮的重要性之後，續言定名分的的必要：

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資治通鑑‧周紀》）

君臣名分，如同天地乾坤，是既定的倫常綱紀，永遠不能撼動。尊卑地位既然不可改易，那麼為人臣者一定要以懇切謹慎的態度面對人君。這種態度，在平治之日表現為絕對的盡忠，在亡國之際則表現為伏死身殉。唯有如此，始能稱為認名盡分、恪守禮節。

在司馬光看來，名位是職稱，本分是責任，居其名位必履盡其本分，而盡守本分的方式除了責任的擔負外，同時也包括了相對其位而應有的篤實情感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資治通鑑‧周紀》）

司馬光認為禮制的真義，在於分辨貴賤，別序親疏，裁成萬物，應對各項生活事務。

名分既然是禮的條理，這也就表示：從治國總規範而言，禮儀節文是約束臣民行止的形式；從內涵意義而言，名分是禮制的實質內容；從具體象徵而言，位稱與器物則是確立身份與相應職責的標誌。立於治國的立場，禮制的提倡除了是治國方向的歸趨，還具有嚴格規定臣民舉度的意義；立於國政維繫的立場，臣民隨名位踐履本分才是維持國家運作的實質原因。

由此觀之，禮制之於國家的影響，在於嚴格把持政治社會的結構性，名分之於國家的作用，在於規定臣民在政治社會結構中的角色功能。所以，禮制不僅具有形式意義，其收攝範圍更能擴及君、臣、民三方面，使全國上下每個人都能還歸到整個政治社會結構中的名位上，而能隨名位的劃分全盡職位的本分。如此，君臣民便能依次整齊地納歸於所屬的國家結構中，且能依照相異的名位，發揮各自結構角色的責任功能，使政治運作能全面推動，無所窒礙。

禮制的政治作用

司馬光認為禮制對於國家的影響力甚大：

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資治通鑑‧唐紀》）

禮制的影響力是周遍深遠的，運用於一人之身，能使動靜言行如理而表現得宜，德性人格也在禮制的教化中漸次培養起來；運用於家庭宗族，則能穩固親情倫理，使內外有別，而宗族的相處亦能因此和睦融洽；運用於鄉黨，則能潛移默化氣質之弊，使人民體現道德倫常，而風俗也在人文化成下，有醇美的氣象；運用於國家，能使君臣關係相別不紊，讓國政保持穩定的狀態；運用於天下，能使諸侯順服不反，君臣分際既能清楚不亂，綱紀也就能嚴正，秩序也就能維持，而天子亦能維護正統地位、臨朝天下。因此，國君只要能徹底實施禮制，必能承繼三代之王，廣收政治實效。

司馬光力陳禮制的影響力，並非泛泛之論，而是奠立在對於禮、名、分三者關係的確立上。定名之所以為禮制的核心，乃是立基於名實相符的理論基礎。正名就是正實，意思就是身在某一職位或扮演某種角色，就要全盡本分，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大至君臣，小至父子兄弟，皆必須在不同的倫常關係中，克盡自己的職責。因此，禮的運用層面是非常廣闊的，可行於一人，亦可及於家國天下。禮制落實的範圍有多廣闊，行為規範與人文教化的效力就有隨之倍增，人人遵禮守分，國家自能平治無虞。

司馬光屢屢說明禮制的正面影響，無非是為了藉由史論向帝王表述其政治主張，以勸戒人君徹底執行禮制。除了指出禮制的作用層面，司馬光並託上古盛世深化禮制成立的必然性：

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資治通鑑‧唐紀》）

“樂”素為聖人喜好，而“禮”則是聖人道德實踐的具體彰顯。聖人於動容周旋間無非是中庸平穩的行止，於樂音演奏的氛圍，自然呈顯平和中正的氣象。為了教化百姓成就美善的人格，於是制定禮樂，以引導人民建立倫常意識。因此，禮樂的倡導，是聖人為了啟迪四海人民與後代子孫，而方便施教的成果。司馬光指出，三王五帝正因以禮樂治國，治道方受後人稱頌。事實上，司馬光之所以以三王五帝為鑑，是上承儒家託古改制的傳統。“三王五帝”的提出，重點並不在於歷史發展中的上古實況，而是象徵文化精神的根源。故司馬光對於三王五帝治道的肯定，其實正是通過對先聖的追懷，藉崇古以寓託禮制精神。

司馬光在伸述禮制的效用後，又舉魏晉因禮崩樂壞而沖毀國政為例，強調推動禮教的刻不容緩：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資治通鑑‧晉紀》）

一旦禮教崩解，也就代表維繫社會結構的價值力量失落，伴隨文教總綱的解體，人心自易浮動不安，國本便會動搖。此時，即使國君具備長才，也難以挽回天下之勢。所以，人君必須強烈意識到禮制推動的必要性，於國勢尚可挽救之時，便要實時倡導禮教，以穩定社會結構。否則，一旦綱墜領亡，也難以力阻頹危局面，回覆安治平穩的政局了。

司馬光從人君制臣御民的角度出發，強調禮制對於政局的穩定功能：“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資治通鑑‧周紀》）施行禮制，能使臣民謹守君臣分際，即若高才睿智者，也不敢踰越本分，而能衷心臣服，為國君盡力效勞服役。司馬光將禮制視為國君統御臣民的利器，認為通過禮制的統御，可以由內部加強國家結構，深化臣民忠君意識，使君權獲得有效的發揮。

由於司馬光重視的是禮制嚴正綱紀的政治效用，對於禮的教化功能，反而較少著墨。就算提到，也泛泛以“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資治通鑑‧漢紀》）數句帶過。由此可知，司馬光雖是立於儒家的立場，勸戒人君施行禮制，但是他重視的是禮制的規範性，與由此帶來的君權鞏固。目的在於規範人臣的行為，使臣民不敢以下犯上，達到君臣序別，政功成就的具體功效。

結語

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鑑》，目的是為了供人主備要，因此，他除了在史論中表述歷史史觀，也參雜了個人的政治思想與建言。他以儒家思想為根基，在《資治通鑑》史論中，屢屢強調禮教治國的必然性。他認為禮制可兼納全國臣民，使君臣民在禮制的規範下，發揮各自的角色功能，從而穩固政治結構。因此，他力諫帝王實施禮制，以禮制為治國根本，施之於臣民，達到鞏固君權地位的效益。他認為禮制除了能使國家結構制度趨於嚴謹，其內容所包含的名分層面，亦能使臣民隨名定分，確實發揮各自的角色功能，從而強化國政的運行。故唯有透過以禮規約治國總綱，才能保證國君的地位不受居下位者的侵犯。君臣分際既能明確劃分，人君也就能掌握統領大權，駕臨臣民之上，全力治國。

由此可知，司馬光極力闡發禮制的統御性與規範性，無非是以國治久安為目的導向，使得禮制的主張，在《資治通鑑》中，充滿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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