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的喪鐘早在百年前就已經敲響，初時嫋嫋輕鳴，漸至震耳欲聾。在那幢即將崩塌的大廈前，有人拆牆，有人添磚，有人一邊拆牆一邊添磚。
掌權的人是清廷走投無路求革新時，壯大起來的軍事領袖，輔佐的文官是熟讀經史子集又敢睜眼看世界的前朝仕人。有變革，有創新，然而在國是、憲政、黨派這些政治元素之外，整個社會依然蜷縮在舊磚瓦壘起的屋簷下。
1912 年3 月10 日下午3 時，北京石大人衚衕的前清外務部公署前正舉行一場註定載入史冊的典禮。參會的百餘人中，“內有洋服者，有中服者，有有辮者，有無辮者，有紅衣之喇嘛，有新剃之光頭，五光十色，不一而足”。
典禮的主角是即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典禮開始，身著軍服，佩戴長劍的袁世凱面南正立，宣讀誓詞：“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祈達國家於安全強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這個政府有個廣為人知的稱呼叫“北洋政府”；而這個時期也被稱之為“北洋時代”；這個集團則被稱為“北洋軍閥”。
袁世凱是北洋軍閥集團的核心靈魂，他雖死於1916 年，但北洋軍閥對中國的統治一直延續到1928 年張學良東北易幟，而要論及北洋系的形成，則可追溯到更早的晚清時期。北洋系從形成到覆滅，前後40 餘載，中國的內憂外患，莫不和這個集團息息相關。
私塾先生徐世昌
1879 年，未及弱冠之年的袁世凱在陳州結識了25 歲的徐世昌，兩人交稱莫逆，時相過往。當時徐世昌尚未入仕，在做過私塾先生，擔任過各大小縣衙文案等諸職後，決定入京趕考。但徐世昌與當時的很多讀書人一樣面臨一個問題，那便是空有滿腹詩書，奈何囊中羞澀。他的摯友袁世凱雪中送炭，四處張羅為他籌到一筆資金。徐世昌沒有辜負好友的期望，在此後的應試中先得舉人，再中進士，於1886 年任翰林院庶吉士，從此仕途步步高昇，直至當上民國總統。徐袁之交大概是北洋人物中最早達成的交情，對於袁世凱而言，徐世昌既是良友，亦是其畢生最重要的謀士。
1897 年12 月，在袁世凱的奏請下，已入翰林的徐世昌被批准兼管新軍營務處。徐世昌以雙重身份往來於京、津之間，可以及時將宮中的消息傳遞給袁世凱。到天津任職對徐世昌而言也是地位的轉變，例如他當翰林時，年俸僅45 兩，而給袁世凱做謀士，年薪則達2000 兩之高。
庚子之亂期間，徐世昌曾隨慈禧與光緒帝逃至西安，待兩宮迴鑾後，他即受到慈禧召見，開始為當權者所重視。之後徐世昌協助袁世凱在天津做成了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創造了中國第一支警察部隊。1904 年，在袁世凱的保薦下，徐世昌升任巡警部尚書，負責京師的治安。這支警察部隊雖是袁世凱所建，但建警理念的奏摺、警察的章程等細化工作皆出自徐世昌之手。
留美幼童唐紹儀
1884 年12 月4 日，以金玉均為首的朝鮮開化黨在日本協助下暗殺了7 名守舊派大臣後，發佈新政綱，史稱“甲申政變”。
袁世凱於12 月6 日率領清朝駐朝軍隊兩百餘人前往彈壓政變，行至穆麟德家門前時，“見到一箇中國青年持槍守門，意氣凜然，袁勒兵後退，兩人互道姓名，才得知這位青年是唐紹儀”。
在歷時僅三日的“甲申政變”中，袁世凱最大的意外收穫便是結識唐紹儀。當時的唐紹儀年僅22 歲，袁世凱也不過26 歲，兩位年輕人惺惺相惜，結成莫逆之交。
唐紹儀自幼求學於上海，於1874 年成為第三批留美幼童，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當時亦算不可多得的麒麟才子。來往中，唐紹儀還向袁介紹了一些政經讀物，如孟德斯鳩《法意》《歐洲新政史》，還有《萬國國力比較》《日本憲政略論》等，並向袁介紹自己的美國實地見聞，充當袁“政治現代化”的啟蒙導師。在甲午戰爭爆發的前夕，感到處境日危的袁世凱化裝成平民逃離朝鮮，於7 月22 日抵達天津，結束了人生中的第一個高潮。當時唐紹儀身配雙槍雙刀，一路騎馬護送袁到漢江邊，看著他登上英國外交官朱爾典準備的兵艦。袁世凱離開朝鮮後，職務由唐紹儀代理。後來袁世凱擢升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唐紹儀被任命為天津海關道，為袁世凱最為重要的臂膀之一。
北洋三傑
甲午戰爭以清軍的慘敗，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朝鮮也因此脫離了與中國的宗藩關係。
朝鮮的悲劇壓垮了李鴻章，卻成全了袁世凱。《馬關條約》簽訂後6 個月，袁世凱終於接到負責起草計劃籌建新軍以及制定新軍章程的任務，即將迎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小站練兵。之前結識的徐世昌、唐紹儀此刻都已被袁氏招到帳下效力，徐世昌擔任參謀，唐紹儀則主要負責文案。
徐世昌與唐紹儀雖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負責的各項工作也成績斐然，但他們畢竟都是文人出身，並非新型的軍事人才。袁世凱雖“自認文武全才，但他畢竟沒有軍事的實際知識”，於是向天津武備學堂的總辦蔭昌求助。
蔭昌是旗籍道員，本人沒有太顯赫的戰功，但其識別軍事人才的眼光卻很獨到，他向袁世凱推薦了馮國璋、段祺瑞、梁華殿和王士珍四人，除了梁華殿之外，其他三人成為日後大名鼎鼎的北洋三傑，而梁華殿未能成名並非其能力不濟，而是運氣太差，他在調往小站不久後，就在一次夜間操作中失足掉入水中淹死。
北洋三傑後來分別得到了龍（王士珍）、虎（段祺瑞）、狗（馮國璋）的綽號，他們能力各有長短，經歷也不盡相同。
“北洋之龍”王士珍給葉志超當過書辦，曾被選送至武備學堂受教三年，參與過甲午戰爭。
位列北洋三傑之首的王士珍，頗有些名士風範。袁世凱升任北洋大臣後，對王士珍更為器重，但凡重要的軍事問題，“必諮詢士珍而後行”。袁世凱所寫的奏摺中，無論上奏或下發，他也一定先讓王士珍圈閱修改和臨發前審閱，王士珍因之被稱為“龍目”。
袁世凱則讚譽他“聘卿乃北洋第一軍事人才也”。不過，王士珍骨子裡的忠君思想也比較重，因此他與袁世凱之間的交往更多的只限於公務。1912 年清帝退位後，王士珍也辭官歸故里，直到袁氏欲行稱帝時才再度出山。後來袁世凱因洪憲帝制之事與段祺瑞、馮國璋先後鬧翻，唯有王士珍，直到袁臨終前都一直守在他的病榻前。
“北洋之虎”段祺瑞的軍旅生涯起步很早，少年時期就有懷揣一塊銀圓徒步數十天二千餘里，來到山東威海投奔任管帶的族叔的經歷。同年9 月，段祺瑞以優異成績考入武備學堂第一期預備生，後被分入炮兵科。畢業後，頗受器重的段祺瑞被派往德國學習軍事，對西方軍事制度頗有研究。
當初新建陸軍選將時，袁世凱早就內定了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三人都作為協統，以達到互相牽制，便於控制。不過依照當時定的規矩，要當上協統必須先通過考試，結果王士珍與馮國璋在前兩輪考試中都順利通過，只有從德國留學歸來的段祺瑞兩次都沒能及格。
段祺瑞因考試失利悶悶不樂，同時他更擔心如果第三次考試還考不上，就可能屈居人下。就在他為此焦慮之際，有一天袁世凱忽然命人讓段祺瑞去見他。段祺瑞奉命到達袁世凱府邸後，袁世凱“東拉西扯，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直到臨走時才塞給段祺瑞一團紙，段祺瑞拜別上司後，將紙團打開一看，發現竟然是考試的試題。
袁世凱在考前故意洩露試題之舉，不僅達到他預先讓三傑平衡發展的目的，同時也賣給屬下一個天大的人情，可謂一舉兩得。
袁世凱暗助考試之事令段祺瑞畢生為之感動，此後常對知交說他受袁宮保的私恩太重。1901 年，也就是段祺瑞的夫人吳氏病故後一年，袁世凱將自己的表侄女張佩蘅許配給段祺瑞。
“北洋之狗”馮國璋是秀才出身，在武備學堂步科班畢業後，後又成為中國駐日使臣裕庚的隨員，在日期間與一些日本將領結交，考查日本軍事，編著兵書。馮國璋於1898 年底被任命為督操營務處幫辦兼步兵學堂監督後，一度成為袁世凱練兵的得力助手。他不僅制定了一套營制軍規、訓練章程及考核制度，並編著了新軍訓練的基本教材《新建陸軍操法詳細圖說》。
1896 年回國後，馮獻書於聶士成，後者不感興趣，馮只得轉投袁世凱。袁世凱對馮著給予了高度評價，視為“鴻寶”，稱“軍中學子無逾公者”，後來新建陸軍兵法操典也多出自馮手。
後來很多歷史書籍及影視作品將清末的北洋軍刻畫成一支“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朝廷”的私家軍或許有所誇張，但袁世凱的確是北洋軍不可或缺的人物，即使在他下野後依舊對這支軍隊發揮影響。
北洋系掌舵人
經過“庚子國難”，老一代的朝中重臣死的死，走的走，袁世凱成為取代李鴻章，眾望所歸的唯一人物。在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受命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躍成為北洋正統的領導人。
從新建陸軍發展到北洋六鎮，袁氏帳下也已是將領輩出，謀士如雲。武將中比較著名的如副將張勳，此人在小站練兵時期擔任工程營管帶，後隨袁世凱到山東清剿義和團，1899 年升至總兵，原本在北洋軍中不算出彩，但因其在民國年間製造了一場12 天的“張勳復辟”而人盡皆知。
都司曹錕也是天津武備學堂出身，到袁世凱帳下後頗受器重，後於1907 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此人後來靠賄選當上了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守備孟恩遠原是行伍出身，新建陸軍組建後投奔到袁世凱麾下效力，從此仕途平順，步步高昇，至民國初年時坐上了吉林督軍的高位…
除了武將，袁世凱還籠絡到一批文人與謀士。1903 年，一名梁姓考生因在應試期間被人造謠為梁啟超之弟，引起慈禧太后不悅，導致原本考得第一名的他被強行刷掉。這位梁姓書生落榜後深感自己懷才不遇，終日悶悶不樂，就在此時，唐紹儀將他引薦給袁世凱，並被袁氏啟用為北洋編書局總辦，“從此北洋兵書多出於梁氏之手”。這位梁氏書生就是日後被稱為“北洋財神”的梁士詒，民國成立後，他曾擔任北洋政府交通、財政高級官員，亦是後來洪憲帝制的主要推手之一。
北洋圈的生死劫
袁世凱之所以不遺餘力地鞏固自己的北洋圈，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擔心年邁的慈禧一旦撒手歸西，光緒帝重新掌權，他將遭遇滅頂之災。1908年11 月15 日，袁世凱擔心的這一天終於來了，不過對他而言還不是最壞的情況，因為慈禧死去之前，年輕的光緒皇帝也駕崩了。但攝政王載灃將對袁不利的消息在當時路人皆知。
老練的袁世凱最終逃過了此劫。究其原因，除了在朝堂上張之洞以“國有大喪，不宜誅戮大臣”為由堅決反對外，從根本上拯救袁世凱的還是他精心打造的北洋圈。
載灃的兒子，末代皇帝溥儀也有一段回憶說：“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雖確有其事，但是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了。詳情無從得知，只知道最後讓父親洩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結果是裕隆太后聽了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家去養‘足疾’，把他放走了。”
1909 年1 月2 日，載灃以皇帝的名義明降上諭，命“袁世凱著即開缺，回籍養痾”。袁世凱在晚清最顯赫的一段時光也隨著這道聖旨走到終點，臨行前，他將在北京新購置的府學衚衕私宅贈給了段祺瑞。但只要北洋圈還在，袁世凱對朝局的影響就不會消失。
北洋時代新氣象
北洋政府時期三十餘任內閣，常有大來頭的人物擔任教育、農林、工商總長，通常這是一種調劑，給那些出策出力有名望的人一個沒有多少實權的閒職。
但是很多工作還是開展起來了。民國元年教育部公佈了新的教育宗旨，廢除了舊時忠君、尊孔的主旨，改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袁世凱時期教育方針有復古的趨勢，但新的學制、新的課程標準還是得以推廣和實行，入學人數顯著增加，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發展起來。農業和實業方面，提倡並保護民間興辦企業，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開礦、金融等行業，成立農政機構，設立農業學校，對中國傳統農業進行改良，並鼓勵墾荒。儘管很多措施影響有限，經濟還是有所增長。
於是我們看到的北洋時代，南北軍閥割據，誰都想做大。但有資本和有知識的階層開始展示自己的力量，民國初年的新氣象多由他們而起。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陋習依然廣泛地存在，普通人依然掙扎在溫飽的邊緣，整個社會的面貌，總不能侷限於社會上層一部分人的新鮮嘗試。
平民的生活從來不寫進正史，城市以外的廣大農村也常常在視線以外。人們總是關注政局的變化，關注戲劇性的事件，對那些千百年來一直默默消長的人和事，最多隻看到他們被時代牽動時微微驚起的波瀾。辮子剪掉了，纏足放開了，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然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什麼程度才算真正的改變？我們有必要將目光移向庶民的世界，在街頭巷尾田野間尋找新與舊分量迥異的存在。老北京城的文化魅力
北洋時期是新與舊之間一個山重水複的過渡，此時新秩序正嘗試建立，舊勢力並未消除。這個時代的新，在於晚清以來對革新思維的種種禁錮豁然放開。這個時代的舊，則在於幾千年的舊文化舊傳統已深入民族的根基，注入每個人的骨髓，一路走來的慣性之大，撼動不易。所以有人還要做皇帝，有人怒斥白話文，貧民的窘困一如從前，種種弊端並無實質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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