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總是喜歡期待，即使不知道期待的是什麼，而當期待的東西出乎你的“期待”，人總是禁不住評說的慾望——朱晏
張藝謀說：“我希望不斷變化，沒有固定風格。而對每一種風格。我都必須從整體上做紮實，做地道”。從電影的創作根本出發，1966年攝製的《有話好好說》變了，它與張藝謀之前的電影都不一樣。張藝謀首次把視點 從“紅高粱”轉移都了“繁華都市”，焦點也從“史詩莊嚴的悲劇格調”轉變成“嬉戲的喜劇”。
電影《有話好好說》無疑是好看的。儘管這是張藝謀的轉變之作，但是在電影鬧劇的外殼，隱藏著嚴肅，豐富的文化意蘊。它不同於張藝謀在前作中，大膽的剖析民族文化的某個側面，它是全景式的去展現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浪潮下的中國社會文化的格局以及整體的變化。
全景式的展現
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衝擊，消費主義和個人中心主義崛起，市民階級的產物成長壯大，市民文化逐漸從邊緣文化走向中心，佔據了文化主流與話語權的主要地位，隨著而來的是文化啟蒙者自居的精英知識分子開始失語，甚至逐漸被排擠到了邊緣。中國的文化語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有話好好說》正是這種變化下的全景式的展現。
在這個展現裡面，張藝謀放置了一個很簡單的故事：書販趙小帥與工程師張秋生如何圍繞著電腦賠償一事，從雙方之間的隔閡到走向彼此溝通理的景觀。這個故事並不生澀，甚至充滿著濃烈的喜劇色彩，但是張藝謀在此喜劇上依舊還是延續“張氏電影”悲劇性的傳統，在後半部分教導了張小帥與張秋生都因各自生存狀態的嚴肅性，而無法“有話好好說”。這種悲劇性的內涵總是與喜劇性的語言交織，模糊了喜劇與悲劇的邊界，卻也重新定義了電影深度。而在《有話好好說》中的深度，恰恰是藉助人物展開的。
新人
趙小帥是“大眾文化”的代表。趙小帥早影片開始就說“女人就是女人，有腦無腦的都無所謂，我認為女人第一是臉蛋......”由此可以看出，趙小帥執著的追著安紅並非是哲學上的“靈魂相惜”而是他所言的那些“品質”。人生觀怎麼樣，人也就是這麼樣的。在趙小帥的邏輯觀眾，你打我，我就要打你。暴力是他唯一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他世界觀中的“尊嚴”。至於安紅，她也算不上失足，她心甘情願的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也不認為自己有什麼不對，她就是這樣隨波逐流得人，她同樣是“大眾文化”下的“新人”。
擬態
張秋生是“知識精英”的化身。張秋生與眾人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觀與生活方式。他認為女人是否可愛是看她的精神氣質以及文化修養，而並非只是單純的外表。在處理人際關係上，他始終是拒絕暴力，和平相處，好好說話，以理服人。他在電影中擔任趙小帥精神牧師的角色，但趙小帥卻總是左耳進右耳出，這使得張秋生不得不改變策略。
他勸趙小帥用板磚形式，目的是減輕傷害他人的程度，他甚至不惜用一場發瘋來阻止暴力的發生。甚至在最後被捆綁時，以自己的倒地，來制止一場暴力。這種精神的製作，與行動山的不顧是令人欽佩的。但是在故事的最後，他被逼的失去了勵志，完全放棄了“以理服人，好好說話”的原則，按照趙小帥邏輯，向著趙小帥的胳膊舉起了菜刀....
這是極為誇張的一筆，但是正式這精彩的一筆，將整個失誤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告別，他們的抵抗與固守是軟弱無力的。在時代的洪流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在被推動者往前走，要麼變革要麼淘汰，物競天擇，這就是現實的世界。因此，張秋生的人物形象與設定，也彷彿成為了張藝謀自己逃脫的“擬態”。
守望者
我們必須要提的是，影片中還有一個葛優所扮演十分不起眼的角色“警察”，但這個“警察”在電影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是秩序的守護者與維持者，在他身上體現著是主流文化在當今社會上的地位，但無論是趙小帥與張秋生被釋放的時候，他卻始終講著空洞的大道理。這表現了在市民文化的衝擊之下，主流文化語境也同樣受到了擠壓，甚至淪為空洞，蒼白的無力說教。
如果按照俄國作家契科夫把自己《海鷗》中定位四幕喜劇，對劇中人特里別列夫開槍自殺的反諷，那麼在《有話好好說》也像極了一場悲劇。三個人物三臺戲。他們身上所呈現的正是我們今天的社會圖景，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但凡只要是在商業經濟佔據主導下的市民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都會受到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處的格局。這種衝擊與格局的變遷，是任何國家或地區無可避免的。
文化啟蒙
中國文化並沒有過像西方國家經歷“文藝複習”的百年文化啟蒙，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我們未曾有過西方那種高度強烈的主體意識，因此市民文化的潮流盛行時，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阻攔。從知識精英來看，他們是人文精神的守望者，應該自覺承擔起社會人文反思與自省的重任，但是在商品大潮下，他們又被貧困所困擾，這又將他們的自身的虛弱與無力給暴露出來。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非良性的文化關係並不會持續性發展下去，在困難與挫折過後，必將是會往好的方面去走的，三者之間的關係也必將會形成良性的互動。這也是張藝謀在影片的最後所設置的結局深意，趙小帥欽佩張秋生的精神，而這張秋生也於趙小帥達成和解，他們之間建立起了新的友好關係，似乎像是映射未來良好的文化信系。
我們現在正在邁著大步往前走，但有的時候我們走的太快，過去的記憶稍微留神就會面目全非。在個體記憶延伸的同時，我們需要集體記憶的鞭策，那是屬於我們的文化，我們的過去。張藝謀所執導的《有話好好說》恰恰是集體式記憶的電影，在電影中它有著喜劇性的還了，但也包含著思想的啟迪，較高的文化涵量，從不同的角度去揭示剖析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我們所經歷的變遷，並把它數據的形式存放在我們的文化之中。
或許張藝謀在拍電影從來不想刻意去表達什麼，只是想用電影去簡單的講述一個故事，不緊不慢也沒那麼多的深意，觀眾看到什麼那是觀眾們自己的事情。儘管《有話好好說》也存在邏輯上的瑕疵與不完美，但人無完人。張藝謀從來沒有讓你期待什麼，是我們自己在期待著張藝謀。但我們需要給《有話好好說》與張藝謀一個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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