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弃物，故无弃物。出自老子的《道德经》，他的含义为：圣人都是心存善念的人，他不会抛弃任何一个人，因为在他的眼里没有无用之人；同样也不会抛弃任何事物，因为在他的眼里没有无用之物。
1922年，鲁迅在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序言中写道：假如一件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就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如死穴，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你大嚷起来，惊奇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觉得这就是对得起他们吗？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领域最为著名的”铁屋子“的譬喻。
常馨国学故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全国人思想产生了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剧变。新文化运动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爆发的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然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
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是，他曾是满怀救国热忱的青年，21岁时自提：“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然而，国人实在是令他过于失望了，在日本求学期间发生了令鲁兄的灵魂不得不感到剧烈震撼的“幻灯片事件”：“有一回我竟在画面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本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他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素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事，我那时以为当然是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就是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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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鲁迅回国开始了自己的讲师生涯，同时兼任教育部职员，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大事一桩接着一桩，可谓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清朝覆亡，袁世凯篡权，继而复辟称帝，而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接连兴起，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之后，局势变得更加混乱。1917年，张勋，率领自己的辫子军再次导演了一次复辟丑剧，把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相继爆发，而南方的军阀也是各据一方，为了一己私利而毫无道义可言，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那样，南北如一丘之貉，当此之际中国虽然新事不断，但底子却是万分陈旧的。其乱可谓极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鲁迅对于国势的运转是深感悲观失望的。
他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叫喊于人生中，而人生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的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
于是，鲁迅说了前面讲述的那段话，讲了自己对于国情和时局的认识，当时的中国就仿佛是一间“铁屋子”，而里边的国人都在沉睡着，他们不久就都要闷死了，然而他们并不知觉，因而也就并不感到痛苦，可是倘若有那么一个人，大吼一声，惊醒了几个，虽然睡着，但是较为清醒的人，让他们来面对这就死的悲哀，难道就是对得起他们吗？因为他们是没有力量将这“铁屋子”打破的，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悲观的，但不得不说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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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惊醒的人是痛苦的，阿鲁岂不是这间铁屋子中最早醒来而感到痛苦的人。
那个时代的国人大多数都是昧于外请，都昏昏沉沉的活着，于是正是这种生活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成为强烈掠夺的对象，正是有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之类的“善于救人的人”唤醒民众，才有了新的气象。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弃物，故无弃物。”鲁迅先生在“铁屋子”里的呐喊，惊醒沉睡的世人，在他的眼里每个人都有用处，没有不可用之人，也没有不可用之物。
合适的人，合适的物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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