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5年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10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出席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行的歡迎晚宴祝酒辭中，提到了二戰期間中英兩國人民相互支持、休慼與共的動人故事，習近平主席說：“我們不會忘記英國曾經向中國提供了寶貴的經濟和道義援助。一箇中文名叫做何克的英國記者，積極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還擔任陝西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
習近平主席說的這個何克就是喬治•何克(1915-1945)，英國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他1938年來到中國，曾先後擔任“工合”西北辦事處英文秘書、陝西鳳縣雙石鋪培黎學校、山丹培黎學校校長。
喬治·何克(George Hogg)，1915年1月26日出生於英國哈彭登的一箇中產階級家庭，1937年畢業於牛津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45年7月22日，何克在甘肅山丹病逝。他在臨終前寫下了這樣一行字：“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路易·艾黎說：“在8年抗戰的漫長歲月裡，對於喬治·何克來說是度過了整整的一生。他由中國革命的鮮血和激情澆灌的一棵幼小樹苗，長成了堅實的大樹……”“他是出於對中國革命的信念而捐軀的……他是中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的紐帶，他的英名永存”。
今天，在喬治·何克誕辰105週年之際，我們特編髮劉國忠同志的文章《在西北譜寫了不朽篇章的英國青年喬治·何克》，共同回顧喬治·何克在華奮鬥的光輝歷程，緬懷和紀念這位曾擔任我校前身之一——山丹培黎學校校長的偉大國際友人。
在西北譜寫了不朽篇章的
英國青年喬治·何克
劉國忠
1939年10月，英國青年喬治·何克（George Hogg）來到了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的重要發祥地陝西寶雞，投身中國工合運動，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在西北期間，何克以西北辦事處秘書的身份，考察訪問合作社，積極宣傳西北合作社的發展和需求，從一個西方人的視角報道工合，爭取國際外援，促進合作社發展。1941年春，何克被任命為雙石鋪培黎工藝學校校長，此後他便將主要精力投身於為工合運動培養技術人才和幹部的工作上，組織了學校西遷甘肅山丹的工作。在山丹，何克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培黎學校的建設，直到1945年7月不幸因病去世。從1938年2月到1945年7月，在短短的7年中，何剋剋服種種困難，深入瞭解中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宣傳中國，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中國抗戰的事業中，無論是擔任西北工合辦事處秘書，還是負責培黎學校的管理與教學，何克都以極大的熱情忘我地工作，為中國工合運動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青春，譜寫了不朽的篇章，何克也成為了聯結中英人民友誼的紐帶。
西北工合外事宣傳秘書
1938年8月，在漢口擔任美國新聞社臨時記者的何克，經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介紹認識了正在籌辦工合的路易·艾黎(Rewi Alley)。艾黎正需要人手來向全世界介紹工合運動，於是就邀請何克加入，但條件是隻發生活費而沒有薪俸，並且工作量很大。艾黎告訴何克，如果他願意，可以設法到位於陝西寶雞的工合西北總部盧廣綿主任處報到。艾黎第二次見到何克是一年以後，而此時何克已經是中國工合西北辦事處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員。
何克是1939年10月和燕京大學賴樸吾（Ralph Lapwood）教授一起到達寶雞的。到工合西北辦事處報到後，根據賴樸吾教授的建議，盧廣綿主任安排何克擔任工合西北辦事處的外事宣傳秘書，負責對外宣傳工作，工號是114，他也是西北工合的第一位外文秘書。自此，何克以十二萬分的熱情投入工合工作，以外事秘書的身份考察西北合作社發展情況，足跡遍及陝西、甘肅、山西、河南等地。他參加合作社的會議，與社員座談，以自己的視角，從新聞專業的角度報道西北工合各方面的工作開展情況，寫下了許多迷人的報道，描述了一幅幅工合社員生產生活的真實生動畫面，為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工合運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這份工作雖然很辛苦，但何克非常喜歡，他在1941年給家人的信中說“這真是個好差事。既可以搞工業，又可以從事社會工作，兩者結合得再好不過了，同時又有機會寫作和旅行，可以大量接觸中國真正的老百姓------農民，善良的老農，還有那些最具備社會覺悟的、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
實際上，第一個真正成功的合作社——羅虛戴爾公平先鋒社就誕生在英國，而且對世界的合作社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1937年，從牛津大學畢業的何克在前往中國的旅途中，曾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Sam Franklin’s 合作社農場呆過一段時間，這個合作社的社員既有黑人也有白人，他們共同經營並分享合作社給他們帶來的利益。在日本，何克成了著名的社會改革家和宗教領袖賀川豐彥（Dr.Kagawa）的客人，參觀了賀川博士在日本推行的合作社。何克發現賀川博士所推行的合作社對改善民生非常重要，並接受賀川博士的邀請，決定在他的穆里爾（Muriel Lester）姨媽離開中國後返回日本進一步瞭解和學習合作社的運營。賀川博士是激進的和平主義者，為幫助貧苦老百姓，他積極倡導建立了信用、生產、消費等多種類型的合作社，致力於通過合作社運動促進和平主義。1938年7月初，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和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幫助下，何克曾到延安訪問，感受到了一些延安精神。1939年初，再到日本短暫訪問後何克返回中國，從北京繞過封鎖線進入抗日遊擊區。在河北曲陽的宋家莊，何克看到雖然人們生活艱苦，缺衣少食，但學校照常上課，成人教育照樣進行的樂觀主義精神時他驚訝不已，肅然起敬；應晉察冀游擊區司令員聶榮臻的邀請訪問晉察冀邊區時，他熟悉了各種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組織，瞥見了中國抗日運動的真正基礎，感受到了非佔領區普通民眾的堅強精神，使他對中國的未來寄予希望。他決心要生活在普通民眾中間、深入瞭解新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和窮鄉僻壤發生的工業革命。想必這些考察和經歷為何剋日後從事工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礎。
擔任西北工合辦事處的外事宣傳秘書後，何克以滿腔熱情投入工合抗戰事業，不論走到那裡都受到工合員工的普遍歡迎。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親愛的同工”，而他說自己是與工合“結婚了”，“雖然身體疲勞，但想到是為大多數人服務，精神是愉快的！”。他經常不辭辛勞地奔波於西北工合的各地合作社，收集寫作素材，反映工合社員和職工的生活現狀和艱辛，報道他們工作中取得的成敗、困難和需求，為國外的工合促進委員會提供了第一手的宣傳資料。作為一名普通的員工，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何克用英語寫的資料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何克的工作從下面的一些活動中可見一斑。
擔任“洋秘書”後，何克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到寶雞以南160英里外眉縣的一個村子的小工業合作社工作。後來，他又坐上卡車去漢中，幫助一個合作社起草商業計劃書，並指導幫助該合作社恢復生產。在有關寶雞的合作社考察報告中，他指出一些規模較大的合作社因生產方式落後開始賠錢因而開始轉變營銷策略。到秋天的時候，大部分紡織合作社開始生產軍毯，以避免和外地來的高級毛毯之間的競爭。寶雞合作社在進行優化調整後有62個合作社，其中27個紡織社、6個機械社，還有2個印刷社。在有關漢中合作社的報告中，他指出漢中工合的主要工作是給當地人提供生產資金，推行標準化生產，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小作坊重組成新的經濟體，組織生產和銷售，恢復當地因戰亂受到影響的手工業。他詳細地報道了採訪到的漢中油布合作社發展的過程，報道了這個油布合作社是如何由9個之前都在一傢俬人小工廠工作的人員組織起來後進行生產和銷售，最後取得很好的成就的。
1940年冬，何克花了3天時間，把400噸羊毛分別送到甘肅南部和陝西的軍毯紡織合作社，回來時又去了一趟天水。在考察天水的合作社後，何克騎著自行車從天水一路向北，一天後到了以棉紡織業著稱的秦安縣。1941年1月，何克到蘭州考察合作社。在工合通訊上發表 “邊陲的毛紡工業”一文。在該文中，何克詳細描述了自己所考察的三個毛紡合作社的發展歷程，並對他們的生產經營情況進行了比較，為讀者提供可以借鑑的發展經驗。關於蘭州考察的所見所聞，何克在他的著作《我看到一個新中國》中進行了全面的報道，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全面瞭解甘肅工合發展情況及人文社會的背景。
在晉東南，何克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由共產黨員鞠抗捷領導的工合，遇到了因身份暴露而緊急撤離到晉東南工合辦事處擔任供銷部經理的聶長林。何克看到晉東南的合作社工作者在當地成立了工合小學，不僅教工合人的孩子，也接收難民和當地農民的孩子入學。當一些合作社因戰爭不得不停工時，工合事務所就組織社員們到學校學習會計、管理、歷史和語文。何克報告稱，雖然能夠聽到10英里之外的槍炮聲隆隆作響，但社員們的日常學習並未受到影響。他們從溪裡提水，熬粥吃早飯，讀牆報，升旗，做早操，整理床鋪，席地而坐，伏在膝上的木板上記筆記，聽課學習。他們一般在下午唱歌后還要組織一個小時的答疑活動，解決社員的學習問題，而且每週還組織常規的辯論會。
何克多次到河南的洛陽等地考察合作社。1940年在伏牛山腹地魯山工合事務所，何克見到了事務所的5位骨幹成員，他們分別來自中國工業最發達的省份—遼寧、山東、江蘇、湖北和廣東。魯山事務所在瞭解了當地社員的基本情況後，為吸引當地人參加合作社，專門設立了掃盲班，為學員編印了漢字讀本，組織社員們每晚花一個小時學習漢字，同時組織社員瞭解和學習中國工業合作社組織章程。在魯山，何克認為最具革命性的合作社之一是由12名正式社員和6名學徒組成的婦女編織合作社。這個合作社社員的年齡平均不滿20歲，他們每天下午3-4點停工，開始上課，內容包括識字、瞭解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學唱革命歌曲。晚上他們還要閱讀來自洛陽的報紙。每個社員和學徒都有生字抄寫本。在合作社骨幹的幫助下，一個18個月前還不識字的女孩，現在已經能用現代會計方式記錄合作社的往來賬目。何克認為洛陽婦女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一個典範，她們不僅組織社員生產，而且給社員進行文化教育，每天晚上堅持安排社員花兩個小時進行學習或者排練音樂舞蹈。他對社員組織起來從一個私人手裡購買設備建立的印刷合作社印象深刻，因為這個合作社從成立之初的25名正式社員，很快就發展為70名。在一年的時間裡合作社實現的淨利潤為35000元。在生產中，70個社員分成若干小組，吃、住、學習都在一起，社員都統一著裝，服裝由合作社提供。每天早上，所有社員都在窯洞前的打穀場上一起晨練，晚上還要打手球，學跳新編的工人舞蹈。在一週的學習結束時，各小組都要開展自我批評會議，會議記錄要在每月合作社全體大會之前交上去。一位62歲的合作社主任，放棄每週因公出差可以在城裡‘奢侈’一餐的機會，整整一年，他都堅持上交每次在城裡節省的飯錢，足足有10個銅板。一天，何克被邀請赴晚宴，吃了合作社新發明的‘抗戰包子’，白生生的面裡包著一顆土豆。一位工合的組織者對何克說中間的土豆就是日本人，他們鑽到中間，“我們就把他們團團包圍，一口吃掉，叫他們有來無回！”。
1942年8月，在陪西北工合辦事處盧廣綿主任實地查看潼關以北的平民縣受災情況之後，何克說：“現在，我才深深瞭解了這片土地和人民。我知道這些才是真正的中國人民，不管那些腦滿腸肥、養尊處優的政府官僚們在災難面前怎樣手忙腳亂，自顧不暇，可這些中國的百姓依然堅守著自己的家園，堅持災後重建。”“我感到重獲新生，信心滿滿。——直到今天，我才幡然醒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這些英雄孕育於平凡而普通的日子當中，而不是我或者其他人筆下渲染的那個樣子。”
除實地考察合作社的工作外，何克還參加工合的會議以及參與工合西北辦事處的接待工作。如1939年12月，何克去重慶工合總部參加會議；1940年3月中下旬，在寶雞接待曾照顧過他的新西蘭護士何明清（Kathleen Hall）；9月，去重慶參加工合第二屆工作會議；1942年9月到寶雞參加接待英國考察團的活動等。此外，何克還幫助工合培黎學校制訂計劃，撰寫報告，拍攝照片，並收集整理培黎學校孩子們身上最能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故事，供工合國際委員會的各國促進委員會用於籌措辦學經費的宣傳。在採訪新聞之餘，何克對中國農村的風俗，人情，地理，文物等，都隨時考查、研究，並將其採訪心得，考察結果等在英國報紙及雜誌發表，宣傳中國文化。
白河在1941年7月15日《工合戰士》上所發表的“洋秘書何克先生”一文是對何克工作的生動描述和總結：“他（何克）負責起草各項英文報告與宣傳文件工作，日夜不停的苦幹，如果你走過他的住處，就能聽得踏踏踏…打字機跳動的聲音。如果有什麼請他譯述的文件，你只要和他詳細的說一遍，他就能很好的譯述出來，對工作從來不倦怠，冷熱寒暑，都一樣的努力。”“為了彙集材料，他也到各工合據點視察。他很能吃苦，一天能跑一百多里路，能吃中國茶，能吃中國菜、中國飯，到了合作社，調查十分詳細，歸來後，再比較、研究，將結果送交國際報紙發表，所以他代工合的宣傳，在國際間有很大的效用。”“他做事有一種永遠樂觀的精神，在一般同工中種下深刻的影響。他痛恨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他不計報酬，不辭艱苦，願為中國這個新興事業——工合運動服務。”
雙石鋪培黎工藝學校校長
1941年春，何克被任命為雙石鋪培黎工藝學校校長。雖然此後何克還是去外地考察合作社或參加有關的合作社會議，但逐漸地，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按照學校的教育理念為工合培養合格的技術人才和管理幹部方面。在接管學校後，何克不僅是校長，同時還是代課教師，生活輔導員。工作中，他發揚艱苦奮鬥的實幹精神，處處以身作則，努力培養師生的主人翁意識和集體主義精神，很快使學校工作走上了正規。何克在給家人的信中說，培黎學校不是一所普通的學校，其辦學的目的不僅使那些家庭出身貧苦的年輕人學到生產的本領，而且也使他們學會把學校和工合當作自己的家，學會集體的生活。
為了培養學生的管理能力，使他們成為未來工合的骨幹，培黎學校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每週召開一次由伙食、牆報、勞務、圖書讀報、體育、娛樂戲劇等6個學生工作部聯合組織的全體學生大會，共同討論決定學校發展的重大事項，通過會議和討論鍛鍊學生如何運用民主。為了鍛鍊學生們的實際工作能力，學校引導學生們辦起了消費合作社，自己採購食物並銷售，使他們在實踐中掌握合作社的管理技能。
讓學生在幹中學、在實踐中掌握技能是培黎學校的重要教學原則。接管雙石鋪培黎學校後，雖然有好多困難需要克服，但何克還是想方設法建起了紡織組和機械組，並根據學生的文化基礎狀況將全校學生分成3個組，分別授課。學生們一般上午在教室學習，下午在機器車間、在織布機或者一臺陳舊的福特V-8型卡車發動機旁實踐。何克實施‘任務教學法’，讓學生牽頭建設紡紗車間；實施‘項目教學法’，讓學生接管高斯車間，完成‘水輪機’項目工程，為學校一大批機器提供動力；實施‘做中學’法，組織學生自己管理消費合作社。學校遷至山丹後，何克又帶領學生積極參與木工、蒸汽機、發電機、車床、刨床、鉗工和毛紡等車間的建設，將建設、生產和教學緊密結合起來，不僅使學生掌握了技能，也為學校的教育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專業技術教學中，何克注重教師隊伍建設，一方面對學校教師進行培養和引導，使他們愛校如家；另一方面克服困難，派學習最好的學生外出學習學校需要的技術，回校後補充到學校的教育教學和生產建設中。何克的工作，不僅為培黎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形成了培黎學校半工半讀、教育與生產實際相結合教育模式的雛形。
在學生管理方面，何克很細緻也很有耐性。為了培養學生以校為家，以工合為家，何克將‘艾黎的親情教育法’貫穿於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何克給學生治病，花大量的時間傾聽他們訴說不幸和困難，給孩子們縫補破損的衣物，購買營養品等，為學生們營造出了一個家庭的氣氛，使孩子們感受到了家的溫暖。
在雙石鋪，為了生計，何克購買了一些可耕地，種瓜點豆，讓孩子們能吃到新鮮蔬菜；沒有牙膏就讓學生用鹽刷牙；衣服破了讓學生自己縫；師生伙食的採購和管理也由師生輪流來做，人人平等；新生沒有宿舍，何克就騰出自己的房子讓學生住，而他又帶領學生在山腳下挖窯洞住……。何克不僅將自己會唱的很多抗日歌曲教給學生，而且常常組織學生下鄉訪問，收集民間歌曲學唱。他不允許學生閱讀荒誕低俗的書籍，不允許學生撒謊，他指出“我們要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集體，有效地進行工作，我們之間都必須忠誠老實，要說真話”。為增強學生的體質，何克不僅通過體育課編了一套體操科目，帶領學生做；而且親自帶領學生上早操，從來沒有間斷過。為了加強對學生在用餐、就寢和遵守紀律方面的有效管理，何克將學生分成3個組，每組選出一個組長管理。為了防止學生因地域觀念拉幫結派，學校每年分4次將組別打亂重新調整。此外，何克還通過對學生來源、家庭背景等的分析，找出影響學生團結的主要因素然後採取針對性的措施，增進學生間的瞭解，促進團結。在教育的過程中，何克也與學生們經常就不同的問題進行激烈的辯論，雖然有時學生們稱何克的觀點為“洋主意”，但通過辯論，同學們逐漸養成了獨立思考的意識。何克努力做的就是把培黎學校變成一個有機整體，一個踏實肯幹、樂觀向上、不怕苦、善於創造、並具有獨特精神的集體。因為何克深信，培養有責任心的國家建設人才的關鍵取決於塑造他們的模子。
何克給了培黎學校學生們很多教益，他讓學生懂得了實幹的極端重要性。他痛恨學生模仿上層階級懶惰的壞習慣，為學生樹立了當一個名副其實的勞動者的榜樣。他成了這些培黎學校學生們生活的一部分，誰都不會忘記他。他的摯友和導師艾黎說“喬治屬於那種天姿聰敏，充滿青春朝氣的人。他既有成年人的實幹精神，也保持著孩子般的童心。這使他能瞭解青少年，把自己看成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成員。他非常熱愛中國受苦受難的孩子，他認為孩子是人類寶貴的財富，沒有身體強壯、富有智慧、熱愛祖國的孩子，就沒有民族美好的未來。”和他生活相處了5年的學生範文海指出，何克知道如何與普通人民一起工作，絲毫不以恩人自居或覺得他這樣做有什麼了不起。他給培黎學校的孩子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給了學生許多教益，而這些對學生的成長是非常需要的。
“喬治·何克，這是位天生的教育家”，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1943年到訪位於陝西鳳縣雙石鋪培黎學校之後發出了這樣的感嘆。1944年艾黎和何克決定將學校遷址甘肅山丹。在艾黎前往山丹辦理安置事宜後，11月底何克彙集雙石鋪、成都及重慶培黎學校的60多名學生和少數教師、工人，從雙石鋪出發，冒著西北冬季嚴寒，長途跋涉1000多公里，最終於1945年3月初抵達山丹，與先期到達山丹的33名學生匯合。到達山丹後，何克隨即投入到山丹培黎工藝學校的建設工作。何克在一首歌中寫到：“我們在山丹獲得新生，我們要堅持在這裡，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天。”何克對培黎學校的成敗極為關心，他要努力把它發展成為一所為“老百姓”開辦的大學，真正從根本上為正出現在中國大地上的新社會增添力量。在山丹，何克忘我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臨終前何克寫下了這樣一行字，“把我的一切送給培黎學校”。
1945年8月24英國的《曼徹斯特衛報》這樣評價何克：在短短的時間裡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把培黎學校建成了像早期丹麥民眾高等學校那樣充滿活力而又現代的學校。他很擅長運用常識，把他從自己所受英式教育中學到的東西拿來解決中國教育中的問題。來自中國各個地區、各個階層聰明而又堅強的年輕人組成了這個學校的學生團體。
新中國成立後，培黎學校的學生根據新中國建設的需要，奔赴石油戰線，為新中國的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可以說，那裡有石油，那裡就有培黎人是對培黎教育成果的最好詮釋。
“四個孤兒”的養父
1940年，通緝共產黨員的風颳到了西北工合，地下黨員聶長林因為暴露了身份被組織緊急調往晉東南事務所工作，家裡留下了四個孩子和生病的妻子。考慮到聶長林走後不可能很快就回來，孩子的母親又有病，根本照顧不了孩子們的實際情況，在西北工合婦女部工作的、聶長林的戰友任立之便與何克商量請他來照顧這個家庭。任立之是何克的摯友，不久也要去前方參加八路軍。雖然照顧孩子對年輕的何克來說有許多困難，但考慮再三後何克還是應了下來，接受了這個重託。當何克在工合晉豫區辦事處遇到前往晉東南工合事務所工作的聶長林時，他告訴聶長林回寶雞後會全力照顧他家人的生活。何克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從洛陽回到寶雞後，何克就通過工合社員聯繫聶家，把兩個年齡較大的孩子送到雙石鋪上學，讓他們學習文化知識和接受技術培訓。與此同時，何克還盡力接濟幫助這個家庭。要知道，在那個時候，沒有幾個人願意公開幫助有共產黨嫌疑的家庭，可何克卻不管這一套。1942年夏，何克給了老大（聶廣淳）一百元錢，讓他們兄弟倆回去看望他們的母親。當得知孩子的母親病重時，何克便親自到永清堡去看望。看到聶夫人病的不輕，何克決定立即送她去寶雞的工合醫院治療。何克幫聶夫人洗頭、洗腳、換衣服，也洗了兩個小孩子的衣服。一切收拾好後，何克從當地的紡毛站借了一副擔架，又僱了兩個苦力抬著聶夫人，他自己則在肩上扛著老四（聶廣沛），老大和老三（聶廣濤）跟著，一起走上這段25公里去寶雞的路。醫院終究沒有能挽救住這位母親的性命。聶夫人去世後，老三和老四被送進了寶雞的“戰時兒童保育院”。1942年夏，何克和老大去保育院看望老三和老四。當看到兩個小孩子在保育院的生活很差，身體多病、虛弱時，何克立即決定將他們兩個也接到身邊親自撫養。從此，何克在從事雙石鋪培黎工藝學校管理和教學工作的同時，也名副其實地成了四個孤兒的“父親”，履行起了父親的責任。何克把老三和老四接到雙石鋪後，讓老三和自己住在一起，老四因為太小（只有三歲），生活不能自理，就寄養在當地的人家代為照管，但每到星期天，何克都要把他接回窯洞一起度週末。何克經常為孩子們洗澡、理髮、換衣服，培養他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為了使體弱多病的老三（六歲，從保育院接出來時因患有多種疾病，身體極度虛弱）恢復體質，何克和艾黎特意買回一隻母山羊飼養。何克用羊奶喂老三，逐漸地，他的身體也和小羊一樣，一天天強壯起來。到了1943年春天，何克便把他送到雙石鋪的雙鎮小學讀書。何克要老三和其他小學生一樣，按時上下學。何克除了每天早晨叫老三按時起床，讓他吃飽穿暖之外，還要檢查他的家庭作業。
何克在給家人的信中這樣寫道：“現在我收養了四個兒子，我想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有一段時間我未精心照管他們，後來我在他們的襯衣裡找到了74個蝨子，還有一些未抓盡，我把襯衣燒了。給他們每人買了兩件新襯衣和兩條新褲子。上次我又做了檢查，我在一大堆衣服中只發現3只跳蚤，我這個當父親的也感到自豪，他們現在喜歡洗澡了……”
學校從雙石鋪遷往山丹的途中，在蘭州，老四患上了嚴重的‘百日咳’。何克為此到處求醫，並親自護理，為他打針，喂他吃飯。當有人家想收養老四時，何克堅決表示不同意。到山丹後，何克送老三、老四去當地的小學上學，在看到老四因受老師的不當懲罰而被打的又紅又腫的屁股時，何克氣得在地上直打轉，堅決不讓老三、老四再去該校上學，把他們留在培黎學校，這樣他們也成了培黎學校最小的學生。
在雙石鋪，國民黨當局要求培黎學校所有年滿16歲的學生都要加入三青團時，何克感到很無奈，不止一次爬到雙石鋪最高的豐禾山上落淚。老大當時也16歲，為了避免他去三青團，何克送老大去了天水紡毛生產合作社，數月後，當情況得到改善時，何克又將老大接回了培黎學校。
在何克的精心照管下，四個孩子養成了洗澡和勤換衣服的習慣，而且每到週末，老大都會領著弟弟們去河邊洗衣服，何克為此感到莫大的自豪和愉快。何克真是一個有愛心的人。那時，孩子們都十分頑皮搗蛋，有時會惹他生氣，但何克從來不發火，而是像慈母一樣耐心地教育和幫助他們。孩子們說，如果沒有何克對他們的哺育，就沒有他們的生命，也就沒有他們後來的成就。可以說，何克雖不是他們的親生父母但勝似親生，他對孩子們百般照顧，真是一位非常稱職的父親，孩子們都十分熱愛和敬重何克。
2007年，當記者詹姆斯·邁克馬努斯（James Macmanus）(《黃石的孩子》的作者)在北京採訪聶家四兄弟時，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對“高鼻樑的外國人”保持著鮮活的記憶，都清楚地記得這個外國人是如何帶著硫磺和消毒劑闖入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停地洗澡以除去蝨子和疥瘡，如何想方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增加他們的體重，改善他們的身體健康狀況。當然孩子們也沒有辜負何克對他們的培育，解放後在新中國的建設中，在不同的崗位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個人也得到了很大的進步。退休時，老大是原吉林省通化市電業局變電所副所長，工程師；老二（聶廣涵）是原中國有色金屬總公司高級工程師；老三是原中國農墾總公司遼寧分公司高級農業經濟師；老四是原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高級工程師。
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紐帶
在到西北工合工作之前，何克曾以合眾國際社兼職記者的身份採訪報道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新聞，廣泛地宣傳中國正在發生的事，為西方瞭解中國做了許多宣傳工作。1941年何克在抽空花很多時間完成自己第一本書稿的寫作之後，就努力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出版商出版。在給穆里爾姨媽的信中，何克說這本書雖然是在戰爭進行中不斷旅行了18個月寫下來的，但它不是對所發生的戰役和轟炸的新聞性描述，而是敘述人們對戰爭的不同回應的故事，是人們在身邊的世界被摧毀時如何勇敢地鬥爭以存活下來的故事。何克所描述的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拼命掙扎的人們是如何拋下平日的冷漠而團結起來開展生產自救，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而當時，出版歌頌西北農民的英雄氣概的書是要冒政治風險的。雖然穆里爾（Muriel Lester）姨媽、海倫·斯諾（Helen Snow）等人都給出版商推薦這本書，但出版商大都委婉地拒絕了。
1942年，當美國著名的出版商、《生活》雜誌的創辦人亨利·盧斯（Henry Luce）訪問寶雞時，何克陪同亨利考察寶雞合作社並將書稿交給了亨利。在亨利的推薦下，美國的小布朗公司（Little, Brown & Co）同意出版該書，並在徵詢何剋意見，刪減一部分內容之後以《我看到一個新中國》為名於1944年在美國和英國正式出版發行。《我看到一個新中國》一書用大量的篇幅詳細報道何克在考察合作社以及培黎學校工作的經歷，他在工作中的所見所聞，以及他自1938年到中國以來的親身經歷，讓世界瞭解到了40年代初中國的一個真實方面，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奮鬥精神。儘管這本書在結構和內容完整性方面存在很多瑕疵，但它的出版依然得到人們廣泛的積極評論。《紐約時報》的評論員馬克（Mark Gayne）說，《我看到一個新中國》描述的是勤勞且充滿創造力的普通中國人的故事，這些人包括合作社社員、抗日戰士、逃難女工、受災農民、‘紅小鬼’等，他對所有人都充滿了熱情與敬意，而他對這些普通人的詳細描述讓讀者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中國……。其他方面也對該書好評如潮，《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觀察者》等都發表了積極的正面評價。《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的匿名評論員雖然不喜歡何克的寫作風格，但卻很讚揚工合運動和何克幫助中國人民的精神。《觀察者》評論認為，“這本書敢於直面現實、不矯揉造作，絕對是對他旅行的生動記錄”。這本書對於西方瞭解中國普通民眾的精神、溝通國家間普通百姓的理解和友誼方面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英國工黨合作派下院議員喬治·伍茲在閱讀了《我看到一個新中國》一書後，儘管已經59歲，但他依然歷經千辛萬苦率團訪問中國西北，實地考察何克正在工作的、建在戈壁灘上的學校。
1945年7月何克不幸在山丹病逝後，倫敦的《新聞編年史》在9月發表了一篇呼籲文章，尋找六名願意到中國為工業合作社工作的人來頂替何克的崗位，因為這位才華橫溢的牛津大學畢業生曾在中國的西北獨自肩負6個人的工作。很快，有將近六千名年輕人回應了這份呼籲，表達了到中國艱苦的西北工作的意願，繼續從事何克未盡的事業。
改革開放後，1984年，艾黎1967年在新西蘭出版的、反映何克故事的書《Fruition—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由段津、高建翻譯，以《從牛津到山丹》在國內出版。1982年1月12日，艾黎在給譯者段津的信中說：“在中國幾乎沒有宣傳過喬治·何克。他一生的經歷確實是豐富和有意義的。我想，將該書譯成中文出版，將能鼓舞眾多的人，並能加強真正的國際主義事業。”
為紀念何克，在原山丹培黎學校學生的建議下、由艾黎提議倡導興建的、以紀念何克等國際友人為目的的“山丹培黎圖書館”1984年在山丹建成，艾黎親自到山丹參加了開館典禮。甘肅省劇作家姚運煥同志以何克、艾黎為主角創作的電影文學《塞草青青》被搬上銀幕，何克的外甥馬克·托馬斯（Mark Aylwin Thomas）特地從英國趕來，扮演了“何克”。該片多次在中央電視臺播放，在群眾中引起好評。1984年，時任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北京的記者詹姆斯·邁克馬努斯在知道何克的故事後，花時間查閱收集何克的相關資料，走訪了許多與何克工作、生活過的相關人員、何克的親屬，在報紙發表介紹何克的文章，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6年，牛津大學瓦德姆（Wadham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學院設立了一項以喬治·何克命名的獎學金，並且將何克就讀時住過的宿舍命名為何克宿舍。2007年邁克馬努斯完成了反映何克故事的書稿《Ocean Devil》的寫作，並於2008年以中英文出版發行，中文名為《黃石的孩子》。以此書為藍本，由著名導演羅傑·斯波蒂伍德（Roger Spottiswoode）執導的影片《黃石的孩子》也在2008年以中、英、日文版在全球發行，何克的故事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
進入新的世紀以來，何克的母校英國聖·喬治中學（St George’s school）與恢復重建的山丹培黎學校建立了姊妹學校關係，展開了師生互訪交流活動聖·喬治中學每年還舉辦何克周，並在學校建有小的何克檔案館，供訪問者和學校師生學習瞭解何克的事蹟。何克的養子老三、老四於2010年8月應邀訪問該校參加何克周的活動，並與何克的親屬在何克的故鄉見面。2015年10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舉行的歡迎晚宴上深請地說：“我們不會忘記英國曾經向中國提供了寶貴的經濟和道義援助。一箇中文名叫何克的英國記者，積極投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不僅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還擔任陝西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由曾扮演過何克的馬克·托馬斯所著、講述何克故事的書《Blades of Grass》（草葉集）於2017年正式出版發行。以促進英中人民之間瞭解和友誼的英中瞭解協會（SACU--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在其2065願景倡議中成立了何克教育合作基金，並加強了與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工合國際）的合作，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弘揚何克的國際主義精神。作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4月給工合國際回信精神的一個重要活動，工合國際主席柯馬凱2018年率團訪問何克的故鄉、母校，致力於譜寫新時期國際友誼的新篇章。很明顯，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中英兩國人民都沒有忘記何克，他依然是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重要紐帶。
從1939年10月抵達寶雞，到1945年7月22日在山丹去世，何克將自己全部精力貢獻給了西北工合的指導、視察和宣傳報道以及為工合培養技術人才和管理幹部的培黎教育事業。這期間，他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把自己當作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力所能及地幫助貧困群眾，不僅用生動的語言宣傳報道發生在工合合作社的故事，而且還在把自己對工合人才培養的理解付諸於培黎教育實踐的過程中，奠定了培黎工藝學校教育模式的基礎；這期間，源於對一名棄家奔赴抗戰前線的共產黨員的承諾，何克精心照顧他的“四個孤兒”，使他們能夠在“父親”的關懷下健康成長；這期間他擠出時間完成了《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的寫作並在國外出版，講述中國普通民眾的抗戰精神、工合運動。何克滿腔熱情為普通中國人服務的事蹟贏得了中英兩國人民的敬重。今天，何克的事蹟仍然在促進著中英人民之間的友誼發展，何克的國際主義精神依然在激勵著更多的人從事促進世界和平、和諧發展的事業。
（作者系甘肅省山丹培黎學校高級講師，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執委，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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