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延二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出现断层的存在，中华文明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着历史的厚重。

而在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王朝更替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主要表现方式。而伴随着兴亡盛衰的王朝更替，中华文明的画卷更加缤纷绚烂。

那么，为何会有王朝更替的现象存在呢？我国为何没能像日本一样万世一系呢？静夜史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贵族阶层的一去不返

在田朴珺大谈特谈英国的所谓贵族精神时，她大概不知道，她所疯狂跪舔的所谓高贵气质，是我国古代早就玩烂的东西。

春秋时期作为礼乐崩坏的时期，也是中国贵族时代的回光返照。随着战国时期大规模灭国战争的出现，战争烈度也急剧加大。前206年大秦帝国的灭亡，士绅刘邦建立汉朝，宣告了长达2000多年的轩辕氏统治结束，我国的贵族时代彻底画上句号，随后才是汉朝到唐朝的豪强时代以及宋朝以后的平民时代。

贵族时代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礼乐崩坏，更意味着各阶级之间不再泾渭分明，相互的转化成为可能。

从汉朝之后的2000多年时间里，我国主要存在着两种社会演进的模式：一是统治阶层自上而下的改革，二是底层民众自下而上的反抗。

虽然习惯上将战国之后的中国历史称作专制皇权社会，但本质上则是豪强共和以及地主共和。作为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拥有者，不论豪强还是地主都有将贪婪进行到底的决心，但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注定不能长久，因此必然引发供需失衡的社会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豪强或者地主内部的重新洗牌就成为挽救统治危机的重要手段，这种手段根据烈度的不同分为改革和革命。比如张居正变法、唐朝代隋等。

而自下而上的反抗就只有革命。自陈胜吴广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最强音后，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反抗便此起彼伏。虽然在改朝换代过程中，摘桃子的基本是地主或士绅阶层，但因为陈胜吴广起义带来的空前示范效应，农民起义成了推动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

2、小农经济的固有弊端

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小农经济的存在也决定了我国古代必须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进步。

战国以来除了贵族阶层的瓦解，更重要的是小农经济的蓬勃发展。

虽然生产力有了极大提高，农民也有了更多的人身自由，但靠剥削农民而存在的地主豪强等不可能默许农民“超脱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相反，正因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因此无论豪强还是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力度都不断增强，而控制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

作为农民阶级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了土地也就等于控制了农民阶级，因此地主阶级会疯狂地作为农民的土地资料巧取豪夺，形成“富者有弥望之田，穷者无立锥之地”的尴尬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空前扩大。

而在豪强和地主阶级疯狂掠夺农民阶级的土地时，农民阶级为逃避人头税，也选择投靠豪强地主。再加上朝统治者为推行愚民政策，大力发展佛教，又成为土地兼并的重要源头，因此登记在册的人口大量减少，收不到土地和人口税的帝国开始入不敷出。

由于土地兼并的盛行，在豪强地主吃得膘肥体壮的同时，帝国的财政也趋于枯竭。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最终选择铤而走险，掀起了席卷天下的农民起义，推动了改朝换代情况的发生。

3、气候变化的周期规律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文明的断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地形，使我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避免遭受西方民族的侵略。

但这种地形并不意味着中原王朝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来自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南部的游牧民族，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

作为中原王朝的邻居，游牧民族因为气候相对恶劣，因此有着南下掠夺的天然欲望，而这种欲望随着气候的周期性变化而增强或减弱。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大约每隔300年就会出现一个气候的小冰期，在平均气温不断下降，北方草原难以生存时，这些走投无路的游牧民族就会大举南下，并趁中原王朝内乱时越俎代庖，建立少数民族王朝。

唐朝以前，少数民族想要“修成正果”，必须利用中原王朝自顾不暇的空窗期，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自己的王朝，如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

但因为唐朝空前强大和开放，周边少数民族得以雨露均沾。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无需进入中原便可就地进化，比如辽金蒙古等。

因为数千年来，中原王朝经历了从贵族时代到豪强时代再到平民时代的巨大演变，并伴随着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过程，这给了周边少数民族趁机入主中原的机会，所以他们也成为推动我国改朝换代进程的重要力量。

概括起来，我国频繁的改朝换代，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静夜史

眼中没民，一人独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拐外崇洋欺内，最近代的清朝就是最好例子。

信仰4462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往往是刚得天下者，兢兢业业，执政为民，薄赋轻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逐渐恢复国力，随着国民经济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几代以后的皇帝和王公大臣，开始骄奢淫逸，甚至忘忽所以，渐渐开始实行暴政，苛政，而且越往后越严重，从祖先的替天行道，为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到后世子孙的苛政猛于虎！

最后导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新的替天行道，救万民于水深火热的领导力量，率领人民群众，推翻暴君统治，建立新的适合百姓安居乐业的国家！

周尔复始，无数次轮回！

历史仿佛无数次重演！

然而历史确是：亡六国者，乃六国也，而非秦也；亡秦者，秦也，而非天下！

如果真的，不忘初心，何愁不千秋万代呢？

这也许是王朝的宿命，而人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就是人们常说的：书到用处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

六国亡，人哀六国；秦亡，而人哀秦！

天下兴亡多少事，成由勤俭败由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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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王朝更迭最主要原因，这几点很重要。其一，横征，粗暴，其二，丢失民心。其三，腐败，这几点从历史中都象镜子一样，朝朝彰写。陈胜吴广起义是这样，方腊宋江割据是这样，近代洪秀全金田起义是这样，清朝末代民主革命是这样，不把人民当主人，固化统治阶层，离心离德，是历代统治者的通病。人民是轿夫，也是推动历史轮子的助力者。曾经蒋介石退出中国大陆后有一句对失政的总结，很精彩，我是被自己的同志打败的，为什么蒋介石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总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已丢失民心，腐败固化，心中没装4万万同胞，把人民当弃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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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皇帝自己平庸无能，政息人亡。2皇帝被近臣太监驾驭，腐败乱政，失去民心。纵观历史，制度立国，人民幸福，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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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腐败，土地大官僚大地主兼并，以农民为主的平民失去了生存生活的手段，为了生存挺而走险，小聚为盗，大聚造反！各种冒险家野心家也趁机而起，在平乱镇压造反中耗尽了王朝国力，失掉了大众人心，新的实力军阀豪强取而代之，吸取前朝教训，相对宽政纳柬，于是改朝換代成功。

郑叔304

劳苦百姓都企盼有个真心实意为人民的好国主

刘来兴104

我认为自古以来王朝频繁更替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结构的长期停滞！ 高度宏观地分析中国这两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除了社会结构停滞外，它还有另一个重大特点，这就是大一统王朝的周期性更替。

以大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直到显露出社会危机、爆发动乱、崩溃，差不多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社会结构周期性的瓦解和重建，我们称之为“周期性”。

借用著名历史学者金观涛的观点——在一个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三个子系统也都在发展变化着并不断调整相互关系。

历史是一条长河，无论是在自然发展史上还是社会发展史上，变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大陆的漂移，宇宙的膨胀，物种的遗传变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结构是怎样的保守，怎样稳固，都不能置身于发展变化的长河之外。长期的变迁，势必导致三个子系统之间的不适应，从而使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不稳定和危机。

当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极不适应时，就要求社会变革，有时不得不以革命的形式来调整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人们早就熟悉的：旧结构被破坏瓦解了，失去了恢复的能力，同时，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适应、相互调节的结构，旧结构瓦解时，新结构就会取代旧结构，社会迅速演化到新的稳定形态。

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长期忽略的，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原有旧结构的崩溃，其后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同时也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动荡状态，并且长期处于动荡状态。在长期的动荡中三个子系统趋于平衡，而这个周期往往需要几百年来。西周到春秋战国、魏晋到南北朝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典型代表。

生物系统的超稳定性是一种寻找、纠错的学习机制，而我们则用它来表示那些通过组织系统瓦解后重建（周期性崩溃）来维持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长期存在（也就是超级稳定性）的机制。我们之所以借用“超稳定”这个词，一方面它似乎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的巨大保守性；另外我们想用它来强调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结构：它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周期性的崩溃（即振荡）、消灭或压抑不稳定因素并恢复旧结构。

正是这种机制，保持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的延续，使之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巨大稳定性。换句话说，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是不能仅仅靠每个人一统王朝长期延续而静态地继承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周期性的动乱和复苏，一代一代地保存下来的。　　

常棣tandy

自古以来，王朝更替最主要原因是內忧外患。

内忧多在制度建设上的争权夺利引起的，天灾人祸，党同伐异，皇权威势达不到下层，朝令夕改，中饱私囊。最终，民怨沸腾，民不聊生，纷乱迭起，国家危机。

外患多在边境侵袭，异族入侵。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挂刀马背，千里奔驰，运动作战。秦汉五代十国，至元到清，杂沓换族权立国宪政。致久长远，在中央帝国，更在汉唐。大明湮没，多在后期主政者非谋国是，仅在耗散元气，牵扯至亏损溃乏。

故而，王朝兴盛在顺势作为，败绩在天怨人怒。

马源芳之亚克韩迪

我是杭州刺史，我来回答。

治乱循环是中国古代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产生这一“规律”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朝的土地兼并、人口增长、 严刑峻法、吏治腐败和集权专制。古今思想家对解决“治乱循环”的“规律”提出了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主义”、以法治国、 立宪说等思想，这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产生过某些影响。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权建设，只有实现民主，完善宪法及其 保障机制，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以及实质的法治，才能实现“治乱循环”的彻底解决。

一、何谓治乱循环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专 制统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从公 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至清王朝灭亡， 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绵了两千多年。秦始皇统一六 国，似乎为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树立了“榜样”，“统 一”在诸多帝王看来更是一种展示雄才伟略的标志。 对“统一”的追求，是古代王朝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 的主流。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在两千多年 的专制统治时期历经多个朝代，王朝更替频繁，每一 王朝经历的时间长则两百余年，如李唐王朝 289 年、 朱明王朝 276 年、满清王朝 296 年；短命王朝只有十几 年或者几十年，如秦王朝 15 年、隋朝 38 年。中国古 代王朝更替频繁，不断被推翻重建。王朝的更替只意 味着统治者的不同，政治制度基本保持不变，经济、 文化和法律思想上大体上保持一致，这种独特的文明 形式让不少西方人称奇。王朝不断更替，但是中国文 明连续不断，没有遭受毁灭，这是由地理环境、文化、 种族、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中国文明 总体上保持了连续性，它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 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会带来战乱 和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则随之遭到严重破 坏，有时被外族入侵，甚至是外族入主中原，百姓被 奴役。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王朝一治一乱，从未逃出 治乱循环这个“周期律”。

二、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的主要原因

（一） 土地兼并与人口激增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农民拥有土地才能生存，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皇帝作为统治者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土地所 有者，秦国秦孝公虽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但是经过 长年累月的发展，土地最终还是集中到了官绅地主手 中，他们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榨。农民失去 土地之后沦为佃农，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依附于地主， 境遇悲惨。宋代仁宗时期，土地逐渐集中到官僚和地 主手中，土地集中的后果就是无地农民增加，流民遍 地，从而严重影响政权稳定。

此外，人口激增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古代王 朝大多都有一个特点，即新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一 般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如 汉初的汉高祖尊崇“无为而治”，唐太宗采取“去奢省 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王朝在经 过一段时间的修养生息之后，逐渐进入繁荣时期，即 所谓的“盛世”，如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 治”、明代“永乐盛世”、清代“康雍乾盛世”。王朝在 盛世时期，人口激增，然而，到了王朝的晚期却是另 外一番景象。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开垦的耕地有限， 盛世时期人口的无节制增长必定造成人地关系紧张， 这种紧张关系成为王朝统治的隐患，王朝更替的循环 又开启。翻开中国古代史，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几 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 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 6000 万，随 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 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 8000 万，随后就出现 “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 胡儿安禄山作乱；17 世纪初 （明朝的后期） 中国实际 人口达到破天荒的 2 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 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全国人口达到了 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从以上的数据我 们可以发现：在王朝的所谓“盛世”末期，人口总量 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人们的生计也就成 了问题，这时社会上的流民越来越多，流民增加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流民甚至成了某些时期起义军的主力。 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 会成为压跨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严刑峻法与吏治腐败

严刑峻法是导致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在古代专 制社会，皇帝代表法律，谕旨即法律，法律缺乏稳定 性。秦王朝法律严苛，刑徒之多令人咋舌。秦始皇末 年，农民大规模逃亡，秦二世时期“刑者相半于道， 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可见暴政之惨烈，造成百姓与王 权的激烈对抗，引起了农民起义的烈火。大家耳熟能 详的陈胜吴广起义就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秦朝灭亡 之后，楚汉之争，历经 20 年的战乱，社会经济残破不 堪，刘邦及其谋士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乃 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古代的告密制度、特务监督、株连制度，都让官 僚和百姓惊恐不安，相互猜疑和防范，人人自危。秦 王朝在还没有统一六国之时，就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 告密者的地位，这项制度的发起人即卫人商鞅。 《史 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 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武则天执政前后，为了镇 压政敌，大 开告密之 风， 《新唐书·刑法志》 云：“(武后) 欲制以威，乃修后周 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 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异马， 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 客馆”，结果导致“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明朝更是施行特务治国，设立东厂和西厂，锦衣卫遍 布全国，严密监控官员和百姓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 有对政权产生威胁的言行，一律严加治罪。

王亚南教授 在 其 《中 国 官 僚 政 治 研 究》 写 道 ： “中国一部二十四史是相砍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 则又实为一部贪污史。”这基本道出了中国古代吏治的 实际。中国古代吏治在世界独树一帜，在政治制度发 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但是吏治腐败又是其特点。 吏治腐败主要表现在贪污腐败、卖官鬻爵、巧取豪夺 等。在秦代，“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汉武帝时 期有“以粮易官”， 北齐后主高纬执政时期更是公开张 榜买官卖官，唐高宗时期的奸相李义府是典型的卖官 者，有史记载：“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 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 动朝野。” 在官吏对百姓的欺压和巧取豪夺上，也是吏 治腐败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官吏 利用手中职权，欺压百姓、横征暴敛、收刮民脂民膏 导致“官逼民反”的事例数不胜数。吏治腐败凸显了 吏治的弊端与缺陷，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关。

（三） 集权专制

集权专制，政出一人，无人可以制衡，极易走向 极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满清王朝灭亡的两千多年 时间里，历朝历代施行君主专制，王权高度集中。皇帝大权独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集立法权、 行政权、军权于一身，没有任何一种机构和个人可以 制衡皇权。皇权至上是中国古代传统体制的特色之一。 王朝的循环更替，背后的依靠力量是军队，所以，皇 权以军权为保障，再通过中央到地方金字塔式的各级 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官僚系统行使权力，将皇权贯穿到 郡县一级，直通社会的最底层。通过这种政治体制， 皇权可以直接有效控制底层社会，也可以利用这种体 制实现整体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再分配，因而它同时是 强大的利益分配机。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实际上是 两种力量的博弈。几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演的王朝 更替过程中，中央在不断的集权，而地方权力在不断 的被限制，当中央权力达到极限而民权小到极限之时， 中央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都是 在摧毁腐败前朝的基础之上。王朝建立之初，建政者 大多是得民心者，他们理解民间疾苦，雄才大略。一 旦王朝建立，休养生息，民心安定，社会稳定，统治 者的声望走向顶峰，然后逐渐产生骄奢淫逸之心，腐 败横行，最后人心向背，走向灭亡。

三、古代思想家对解决治乱循环问题的经典思考

（一） 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主义”

仲长统总结春秋到东汉末年的历史，发现中国王 朝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显著现象，在他看来历朝历 代“乱世长而化世短”，秦汉以来“不及五百年，大难 三起，中间之乱，尚不数焉。”“昔春秋之时，周氏之 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 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 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 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于秦、项矣。以及今 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 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在仲长统看来，王朝兴衰更替 与根源在于统治者骄奢淫逸。此外，两汉以来，土地 兼并和贫富差距严重，“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 力相君长者，世无数清。”“清洁之士，徒自苦于茨棘 之间”，而“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 群，徒附万计”。可见贫富差距之大，社会畸形发展， 不加抑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西晋末年，动乱频 仍，中原地区战乱严重，“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 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豪强争斗，百姓 遭殃，在这种历史环境中，出现了“无君”思想。魏 末晋初的阮籍曾在 《大人先生传》 中写道“造音以乱 声，作色以诡形，外易其貌，内隐其情。怀欲以求多， 诈伪以要名。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 束缚下民。”他认为君主专制统治实际上是社会动荡的 根源，主张无君无臣，争权夺利也就失去了意义，社 会即可实现太平。

（二） 以法治国

战国初期，以魏国 《法经》 的颁布和施行为标志， 法家学派正式诞生。法家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就要 尊君权、重法治，通过颁布法律来治理国家。背离以 法治国的治道与治法，社会就会“一治一乱”。“法家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 矣……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韩非这段话道出 了法的特征，即成文法的稳定性，通过向社会公布法 律，以统治百姓。韩非坚持法律高于一切，法律面前 臣民平等，任何人不得拥有特权，“法之所加，智者 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 夫。”他还主张轻罪重罚，其所谓“夫严刑者，民之所 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 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在这一点 上，商鞅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不管何人处于何 种地位，何种等级，只要触犯法律，一切依照法律处 理，只有重罚这样才能震慑犯罪，治理好国家。 《商 君书·开塞》 写道：“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 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 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 则细过不失。”

与诸子百家相比，法家独树一帜，主张法治，反 对人治。法家认为人治有两大弊端，一是人治随心而 定，治理国家靠君王的“心”。“君人者，舍法而以身 治，则诛赏予者，从君心出矣。”“君舍法，而以心裁 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赏罚不公，于是 “怨之所由生也”。二是人治使“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 心矣”而“一人之识识天下，谁子之识能足焉。”一个 人无论多有见识，其不足也在所难免，免不了犯错误。 而法律集群体智慧于一身，符合特定时期社会各阶层 之利益，具有相对稳定性，法治是一种制度化的运作 程序。因此，人治将国家命运系于一人，而法治则将 国家置于制度之下。“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善不行， ……断于法，国之大道也”法家思想经历了不同的发 展时期，综合而言，其主张是“法、术、势并举，以 法治国”。

（三） 立宪说

晚清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 有识之士将眼光投向了西方，他们不断学习西方繁荣 昌盛之精理，探求救国保种之良方。鸦片战争结束后， 近代中国一批放眼观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如魏源、 林则徐、洪仁 、徐继畲对西方政治制度高度赞赏； 洋务运动时期，清朝的官僚阶层有许多开明人士开始 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他们认识到西方文化、制度的 先进性和优越性。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改良派提出 了“君民共主”的主张，这被认为是最早的君主立宪 思想。到了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主 张“兴民权、开议院”。梁启超在他那篇著名的 《立宪法议》 中对治乱循环与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 刻的阐述：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为专制 之国言之耳。若夫立宪之国，则一治而不能复乱。专 制之国，遇令辟则治，遇中主则衰，遇暴君即乱；即 不遇暴君，而中主与中主相续，因循废弛之既久，而 亦足以致乱；是故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历观中国 数千年致乱之道，有乱之自君者，如嫡庶争立、母后 擅权、暴君无道等是也；有乱之自臣者，如权相篡弑、 藩镇跋扈等是也；有乱之自民者，或为暴政所迫，或 为饥馑所驱。要之，皆朝廷先乱然后民乱也。若立宪 之国，则无虑是。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 定，而岂有全壬得乘隙以为奸者乎？大臣之进退，一 由议院赞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 岂有操、莽、安、史之徒，能坐大于其间者乎？且君 主之发一政、施一令，必谋及庶人，因国民之所欲， 经议院之协赞，其有民所未喻者，则由大臣反覆宣布 于议院，必求多数之共赞而后行。民间有疾苦之事， 皆得提诉于议院，更张而利便之，而岂有民之怨其上 者乎？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馆阁颂扬 通语，动曰“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若立宪政体，真 可谓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矣！即如今日英、美、德、 日诸国，吾敢保其自今以往，直至天荒地老，而国中 必无内乱之忧也！然则谋国者亦何惮而不采此政体 乎？

三、解决“治乱循环”的现代化方案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邀请黄炎培、 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期 间，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 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 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 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总之没有能 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 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 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 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 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 人亡政息。”毛泽东指出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其兴也悖 焉’，‘其亡也忽焉’的问题，大方向应该说是对的， 但是，仅仅有民主远远不够，还应该完善宪政体制， 包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以 及实质的法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治乱循环”的彻 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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