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東漢年間傳入中土以來，作為外來宗教發展迅猛，千多年來都是中國人民的重要信仰。但在佛教發展的過程中，也並非一帆風順，當佛教的發展與國家利益背離時，統治者便會下手整治。而在宋代之前，漢藏地區的佛教就遇到過五次規模較大的“法難”。
滅佛運動，在漢地有“三武一宗”，在藏地有朗達瑪，滅佛這件事肇始於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太平真君年間，在他之後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同一時期的唐武宗李炎和吐蕃贊普朗達瑪、後周世宗柴榮也是有樣學樣。
儘管歷代帝王滅佛的動機不一、目的不同，但相同的是，政治的原因才是滅佛運動背後的最大推手。而要了解漢藏地區背後的深層原因和對佛教的影響，這幾次滅佛運動，還應該分開闡述。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
太武帝滅佛，是後來滅佛運動的先聲，帶來的影響自然也是深遠而綿長的，在拓跋燾會用較長的篇幅。實際上，拓跋燾並非一開始就對佛教心懷厭惡，早年的拓跋燾對佛教也是持崇敬的態度，《魏書.釋老志》卷二十有這麼一段記載：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其談論。於四月八日， 輿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禮敬……”
除了《魏書》所說的，由於家族的感染，拓跋燾對於佛教的禮敬以外，早先的拓跋燾還很喜歡高僧。在當時沮渠蒙遜之下的涼州，有一位外來的高僧名叫曇無讖，善於占卜未來，預測國事。
拓跋燾聽到這個有這麼個人，就來了興趣，希望沮渠蒙遜把他送到北魏首都平城，沮渠蒙遜捨不得，但又怕拓跋燾責怪，抱著“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得到這種心態”把曇無讖給殺了，讓拓跋燾很是生氣。
在拓跋燾平頂胡夏赫連昌以後，認識了一位叫做惠始的高僧，對他也是頗為禮敬，在他圓寂以後出殯的動靜也不小，這樁樁件件不難看出，太武帝拓跋燾早年對佛教的態度最少是有好感的。
南北朝時期，儒、釋、道三教並不能做到後來宋明時期的和光同塵，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對立關係。太延年間，寇謙之改良的新“天師道”很得拓跋燾的歡心，佛道爭寵以道教的勝出告終，拓跋燾改年號為“太平真君”，從此關於他熱衷佛教的記錄斷絕史冊。
拓跋燾對佛教態度的轉折，和他的寵臣崔浩有著重大關係。崔浩出身顯赫，是河北首屈一指的大族清河崔氏，在北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功勳卓著，作為世家子，他一向不喜外來的佛教，也是他，促成了太武帝的滅佛。
在拓跋燾攻伐北涼時，涼州城內的僧侶協助守軍守城；平定蓋吳起義時，發現長安寺僧侶私蓄甲兵；甚至於，佛教勢力從江湖走上廟堂，勾結太子拓跋晃以及有反心的宗室拓跋丕，過度干涉政治……
再有，在南北朝離亂之世，戰火連連，人口銳減，國家的兵員供應本身就出現了困難，而數量龐大的壯丁湧入寺廟，無疑增加了國家徵集兵馬的難度，這一方面自然為馬上天子拓跋燾所不容。
以上種種使得佛教在拓跋燾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成為了滅佛的導火線，而引燃的星火，是寺院經濟和皇權政治還有士族門閥的利益的天然衝突。
太平真君七年，忍無可忍的拓跋燾大規模對國內的佛教勢力大規模清洗，融毀佛像、強令還俗並大量處理佛教典籍，北魏國內的佛教傳播在此時陷入了低谷。
而這種衝突也隨著佛教的廢而再興愈演愈烈，貫穿了北朝，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滅佛，也很大因為這方面的原因。
北魏延昌四年（公元515年），爆發了冀州沙門法慶聚眾造反之事，法慶自稱“大乘”，鼓吹“新佛出世”，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對統治階級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北魏鎮壓了“大乘起義”後不久，又爆發了規模更大的“六鎮起義。國家拆東牆補西牆，到處救火。而當時北方地區的僧侶隊伍實在是過於龐大了。
《魏書》稱，正光（公元520－525年）年間以後，很多原先屬於北魏政府的編戶民眾，為了逃避徭役和交稅，相繼投入空門當和尚。
此其時社會政治動亂的加劇，也讓普通民眾尋求相對安全的宗教實體之庇護。促使國家採取極端手段，以滅佛來擴大經濟來源來充實國力。
北周武帝宇文邕
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衛元嵩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
在宇文邕誅殺權臣宇文護以後，正式開始了滅佛的步伐，而當時和北周並立北方的北齊政權，幾乎是“凡厥良沃，悉為僧有”。
建德二年（573年），宇文邕決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次之，佛教最後。
建德三年（574年）5月15日，周武帝下詔“禁佛、道二教，經書、佛像盡毀，並令沙門、道士還俗為民。轉瞬之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滅北齊後，繼續以往的滅佛政策，拆除寺廟、強迫僧、尼還俗，重新編戶，使寺院佔有的大量人口開始向國家納稅服役，大量土地被收歸，國家基礎統治得以鞏固。
宇文邕的滅佛行為，和他對地主的限制和打壓政策如出一轍，目的都在於加強國家對於地方的掌控力。
縱觀北魏至北周時期，都是寺廟經濟不斷膨脹的過程，當時的寺廟僧侶規模，是後世所不能及的，而無論是拓跋燾還是宇文邕，概莫如外都是為了遏制這個趨勢。他們注重於對於經濟的摧毀，卻改變不了深入人心的觀念，這才有了後來的唐武宗和後周世宗再行滅佛之事。
太武帝拓跋燾作為統一中國北方的強勢君主，追求的是和他前輩苻堅一樣舊秦漢君主專制制度，有濃厚的皇權統治色彩。而當時拓跋燾的寵臣崔浩，則代表了士族門閥勢力，提倡“分明族姓”，希圖恢復魏晉時期的門閥體制，這方面的矛盾也導致了後來“國史案”中崔浩的慘死。
從拓跋燾到宇文邕的兩次滅佛，很大原因是不斷髮展的寺廟經濟對皇權政治和士族門閥的利益都產生了衝擊。
寺廟的僧尼，既不事生產作業，也不用交稅、服徭役兵役，同時隱蔽人口，積聚土地，注重人身依附關係，享有社會、經濟、制度等等特權。而成了大地主的寺廟，嚴重破壞了國家對於人丁的徵用和對於基層的統治，加重了貧富差距。
同時寺廟經濟的發展也得罪了一樣在基層上與國爭利的士族門閥勢力，寺廟經濟的存在，與皇權和士族二者之間便是與生俱來的矛盾，在兩者聯合發力絞殺之下，寺廟勢力還沒能做什麼反抗就繳械投降了。
儘管在北朝年間拓跋燾、宇文邕兩位君主辣手摧佛，但他們打擊的主要是寺廟經濟對於國家基礎經濟的破壞，並非是對佛教斬盡殺絕，再有，在他們死後，原來的政策也並未得到延續，甚至於被後繼者完全推翻了。
所以，寺廟經濟一直在丘墟上重建，在一次次打擊後利用政府的統治需要一次次興起，這種畸形的經濟形態，直到後周世宗柴榮最後一次滅佛後才算被掃進歷史的故紙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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