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商鞅与韩非都是法家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有何区别?

资深人士说文史


战国时期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是百家争鸣中重要的一家。法家可上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和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又作了新的发展。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战国未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法家经济上主张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执行重农抑商和奖励垦战的政策。政治上主张中央集权制,严刑峻法,赏罚分明。人事上主张官吏从基层选拔,所谓“宰相必起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思想教育方面主张废文学、止儒墨,“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学说大多切于世用,当时诸侯各国多所采用,特别是秦国。西汉武帝时,虽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武帝及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多数仍采取外儒内法、儒法兼行的政策。


文藻巧翁


严格来说,当时商鞅与韩非都应该属于道家,但又不同于普通道家,可以称之为道家的法派分支。

商鞅见秦孝公,首论“帝道”,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次商鞅讲述“王道”,秦孝公哈欠连天;第三次商鞅讲述“霸道”,秦孝公像打了鸡血,与商鞅秉烛夜谈到天明。

三次都是讲“道”,也就是“领导艺术”,说明商鞅的专长是道家学说,法家是后来儒家掌握话语权后,不准许他们这些道家法派的分支仍然被称之为道家,将他们开除出道家,毕竟道家是儒家的至圣先师,他们要“尊师重道”,所以创造了“法家”这一称呼,方便于自己口诛笔伐。

韩非子的学说更是直接的道家学术,老子讲究“无为而治”(大道为公,对被统治者一碗水端平,大公无私),时人公认他有两个优秀的传承者,系统讲解了实现无为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一是庄子的“君无为,而臣有为”,重视以人来实现无为;二就是韩非子的“君无为,法无不为”,重视以制度来实现无为。

韩非子的老师是荀子,他本身是道儒兼修,属于帝王之术的拥有者,祖上是晋国的大贵族荀林父,但到“三家分晋”后他这一支,已经沦为了赵国的破落贵族,道家学问已经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只好自承儒家,而成为一代大儒。

法家本来是道家的一支,《道德经》有云,“道法自然(是一家人)”,道家讲究“万物负阴而抱阳”,讲述的是“妈妈信仰”,讲究以宽容、慈爱的心态柔性对待子民,法家讲述的是“爸爸信仰”,讲究以严格、刚强的心态硬性对待子民。

民间称郡县制体制下的官员为“父母官”,这就是根源所在,而分封制下的诸侯国国君,就是“父母官”的前身。

商鞅的变法,是道家为基础的由“道”变“法”,就像一个家庭,妈妈温情的那一套行不通了,就该用爸爸强硬的那一套进行实施,即改“巧取”为“豪夺”,讲究“言出法随”。

韩非子的变法,除了道家道士制度性以“法”造神的规定之外,还归纳了道家方士气势性以“势”造神的形象方式,及道家术士方法性以“术”造神的具体技巧。

这里的神,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国家这个大家庭的“爸爸”,变法,就是要在“母神”居于实际掌控地位力不从心的时候确立“父神”的信仰核心地位,变妈妈的谆谆教诲为爸爸的“黄筋棍底下出好人”,韩非子与商鞅的区别,在于商鞅只有“打服”(法派做法)这一个办法,而韩非子多了“气势压人”及“善意骗人”这两个比较婉转的选项,就像我们传统的家庭爸爸的角色一般都是比较威严的,但也不排除有些爸爸对孩子“连哄(势派做法)带骗(术派做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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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商鞅和韩非同样推崇法家的思想,但是二人在各自推崇思想方面却存在很大的不同,而造成二人之间思想不同的原因也是包括很多方面。

  二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

  很大情况下,思想家的思想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商鞅与韩非的思想也正是如此。商鞅所处的时代是在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我国古代社会正在向着封建社会进行过渡,这一社会时期,国家的经济相比之前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的发展起来,除了农业的生产能力提升之外,商品买卖也逐渐出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

  政治生活中,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变为了农民阶层与地主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了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国家需要新的制度思想来进一步稳定已经被破坏了的传统的礼乐制度。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法家思想来进一步改革秦国,商鞅在变法过程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富国强兵,维护当时的新兴地主阶层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巩固新兴阶层的力量。

  而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在战国末年,当时也是正在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农业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当时所实行的就有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够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了解决这种状况,各国国君都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奴隶主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土地公有制。

  这种背景下,社会逐渐开始要求统一,统一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权来领导,韩非提出的改革措施自然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因此他提倡加强君权,将权力全部收归中央,由国君一人掌握,由此也开始了我国古代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人的思想来源不同。

  商鞅和韩非所学习的法家思想来源不同,其中存在的差异也对于二人之间的思想存在不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记·商君列传》中对于商鞅的思想来源是这样记载的:“鞍少好刑名之学。”

  商鞅师从李悝,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记载,商鞅当时去到秦国,受到秦国的重用,就是因为李悝所撰写的《法经》,从李悝能够根据法家思想撰写《法经》中就能够看出李悝对于法家思想的推崇,《法经》在我国法学的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重要,商鞅自然受到李悝思想的影响很大,在他的变法中,很多的观点都能够看到李悝的思想。

  韩非则并不只是接受过法家思想,他最开始还师从于荀子,因此他的思想中会包含一定的儒家思想,这样就能够帮助韩非学习更多的百家知识,对于百家思想中的优秀内容进吸收和融合,因此韩非的法家思想更加的完善。

  韩非的治国思想中,秉承着荀子所说的“性恶论”,因此为了压制人们的恶行,必须要施以重罚,在韩非的思想中,他同荀子一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往来只是因为存在利益关系,同时韩非赞同荀子的人分贵贱的思想,因此在他的思想中,要强调君权和尊卑秩序,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因此他的这种思想正是适合当时国家统一的需要。

  二人的生活经历不同

  生活经历的不同使得二人的所见所闻也各不相同,这也是导致他们二人同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却有着不同思想的主要的原因。商鞅和韩非都是出生于王族之家,但是二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天差地别。

  在当时实行宗法制度的背景下,一切都是以嫡长子为贵,而商鞅却只是一个庶子,庶子并没有继承爵位和财产的权力,在庞大的家族体系中,处于较低的位置,这样的状况使得商鞅从小就是十分的压抑,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商鞅十分愤恨,所以在后来实行变法过程中,商鞅采取措施抑制王室贵族,实行军功制度,给了庶子很大的机会,这些措施实行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经历。

  韩非与商鞅不同,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调查显示,韩非应该是出身于王族的宗室,并且是贵族的大世家,他本身的地位较高,并且具有当时的爵位继承的权利,因此他的地位可以说比商鞅高很多,所以韩非在这一方面十分的维护统治者的君权,强调尊卑贵贱。

  此外,韩非自小就在各种朝廷官员之间进行参与,因此他深深地了解官员们之间的尔虞我诈,知道政治环境的黑暗,因此在他的思想中,也极为提倡“术”的使用,通过各种“术”来进一步控制和管理朝廷官员,也进一步要求加强君权,只有君权加强,官员们手中没有大权,自然也就无法对于我国的稳定造成影响。

  虽然商鞅和韩非在治国思想方面都传承法家的同时又有各自的不同特点,但是从根本上来看,造成二人思想不同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以及统治者统治的思想需求不同,不管是商鞅的思想还是韩非的思想,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服务当时的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否则他们的思想也是不能够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选择的。但是不管如何,二人的思想最终都对于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们为我国的历史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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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过学的人都知道,现代的史学家都说韩非子是集法术势之大成的法家代表人物,既然是集大成者,那就言外之意就是韩非子最高了!其实也不是他们非要这么认为,而是历史上的太多名家都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论真正的大才,必须只有商鞅!韩非子并没有实践经验,他死后不久秦帝国就灭亡了。自始至终也没有施展过他的政治主张,当然,他的许多主张是很贴合秦国已经有了的政治制度的。

那么再看一看商、申、慎三家的所谓法、术、势之特长。其实三家都是以法治为核心理论的,区别并不大,只是申不害更多的注重术治,高估君王的权术在统治国家中的作用。慎道更多的注重君主的威势,但是他要求君主必须“尚法”,“万事断于法”从而“无为而治”,可以说与商鞅的法治是比较接近的。商鞅力主以法为教,但是如果没有秦孝公的强大的支持,他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法术势三家以法治派最为中正,势治派其次,术治派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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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和韩非都是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他俩生活时代不同,韩非是在战国末期,而商鞅要比韩非早很多,这两人对秦国都有很大贡献,商鞅通过变法让秦国实行了富国强兵的梦想,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韩非则为秦国统一天下后,提供君主集中制的治国理论体系。

商鞅和韩非其法治思想有和区别呢?笔者认为,商鞅的法治是酷法,法是治国之本,法是保护民众的工具,依法治国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基本手段,只有实行法治,耕战政策才能被有效地实行,秦国才能富强,才能提高军事战斗力,才能使秦国拥有统一天下的能力。

韩非则认为,法是帝王统治的工具,是驭臣之术的一种;在韩非的眼中君主才是至高无上上,而商鞅的法治更多的是体现民本思想;君主要用法治手段制服民众,法律既要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又要用刑罚的威慑力驾驭臣民。

商鞅和韩非在推行法治思想上应用的手段不同,商鞅强调君臣都要守法,君主要带头遵守法律,法律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君主也不能凌驾法律之上,商鞅认为法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事,要君臣合作以法治国,对刑罚上,商鞅提出“轻罪重罚”,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只有采用严刑酷律才能威慑人们。

韩非认为在法律执行上,刑罚和德教都是一种手段,无论是哪种手段都必须由君主掌握,君主不能放权,君主通过控制官吏来间接地管理民众;在刑罚上,韩非也赞成重罚,但更多是关注刑赏二柄,重赏也重罚。

商鞅治国理论基本上就是依法治国,坚持法治,而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就要复杂得多,他吸收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还有儒家思想的德治,道家的无为等等,这无疑比商鞅是一个进步。

商鞅的法治理论和韩非的法治理论,时代不同,其目的也不同,商鞅的目地使秦国变法图强,为争夺天下打下基础,而韩非的理论更侧重于,统一天下后,怎样治理天下,怎样维护君主的集权统治。


珂梦历史人文


一、秦是不是法家?不完全是。

秦发源地甘肃,陕西不过是当年东出最先征服的地方。

秦王仁厚,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秦王灭六国,靠的是割地,真正攻城的有几个?

人屠白起败坏秦王名声,被秦王直接赐死。

秦王嬴姓赵氏,秦王杀白起是为赵报仇;白起死后,秦王四十年未攻赵。

二、法家商鞅。

曾读过《商君书》原著。

作为法家学派,《商君书》的确是一本很多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献。

然而,《商君书》已经被人曲解过多,以讹传讹,以至于偏离本意,面目全非。最典型的例子,如网上流传甚广的“驭民五术”。

在《商君书》中,商鞅从未有此表述。

周幽王被犬戎杀死后,丰镐(西安)被犬戎杀得片甲不留。 秦国发源地在甘肃天水,秦公墓在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 秦攻破丰镐(西安),赶走犬戎,代替周幽王定都咸阳。

某些人拿着商鞅的大旗四处招摇撞骗。此人无耻与龌蹉至极,非我族类,其心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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