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注意了！新型病毒傳染快，自己的生命自己愛。不辦酒，不吃酒，身體健康才會有；不趕場，不集會，以後有的是機會……”
這是四川西南部某鎮的防疫宣傳視頻。畫面中，一輛七座麵包車停在窄窄的鄉間小路上，擋風玻璃前掛著紅色橫幅，寫著“疫情防控宣傳車”。車頂是一個圓形白色擴音器，循環播放著宣傳音頻。鏡頭一轉，可以清晰地看到道路兩旁的菜地、山間茫茫的白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月26日，農曆正月初二，在鎮政府負責民政工作的張強（化名）開工返崗。四川西南多山，村與村之間相隔較遠，住戶分散，講著當地方言的大喇叭成了最常見的宣傳工具。
“每個村都有自己的移動喇叭。”張強說，不同的是，有的村把喇叭放到車頂，有的村用摩托載著喇叭，有的村裡村幹部自己拿著喇叭滿村轉。
1月26日，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表示，有超500萬人離開武漢。疫情也隨著人流從武漢擴散到更遠的地方，把許多街道、鄉村變成了防疫“小一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地的基層幹部為了防控疫情各出奇招。
臘月二十九，一場街道辦的動員會
張強最早知道新冠肺炎，源於武漢警方的一次通報。
那是2020年元旦，武漢警方稱，有8人在網上傳發與肺炎有關的不實信息；隨後，公安機關對8人進行了教育批評。“但當時看到的是有人轉發的闢謠信息，所以沒放在心上。大家都覺得無所謂，是個謠言。”
20天后，張強和家人到藥店買藥時發現了異常：結賬時，有個人差點把店裡的口罩買光，藥店老闆也說最近口罩脫銷。張強趕緊買下了店裡僅剩的5個棉紗口罩，腦子裡緊了一下。
按照以往的習慣，那幾天親友會一起聚餐。但前一晚，消息靈通的家中長輩刻意打了電話，說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今年的聚餐就免了。兩件事情一疊加，張強感覺情況可能比較嚴重，上網一查，“消息就鋪天蓋地的來了”。
幾乎與張強同時，在湖南長沙某街道任職的王麗對肺炎警覺起來。1月20日，她從電視裡看到了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的採訪，知道了新冠肺炎“人傳人”。她迅速讓父母出門買口罩，父母生活在長沙的一個鎮子上，鎮裡的幾家藥店口罩已經缺貨。
1月22日，武漢漢口火車站，佩戴口罩的旅客。圖片/新京報 拍者
1月23日下午，王麗所在的街道召開了年前工作總結會。按照往年慣例，總結會就是強調一下作風建設和紀律問題。但這次的會議氣氛有些緊張，每個人都被安排了固定的座位，分管領導還一再強調沒有特殊情況不能請假。
會場內，200多人聚在一起，包括王麗在內的一半人戴了口罩。“但當時沒有確切消息，大家都不清楚肺炎到底什麼情況。”王麗事後回憶當時的情形，感覺那是一件頗有風險的事。
那次會議上，領導強調要注意防控，還要告訴身邊的人疫情的嚴重性。至於具體怎麼防控，領導沒什麼好策略；疫情究竟嚴重到什麼程度，在場的人誰都不太明確。“所以下面執行的人也不知道要不要大力宣傳疫情的相關情況，萬一造成恐慌，大家都是有責任的。”王麗說，幹部們最終決定依靠口頭、微信等方式在有限的人群內傳達疫情。
王麗是一名“80後”，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她記得“非典”初期也是謠言滿天飛，大家都很恐慌。這一次，新冠肺炎前期的發展與“非典”時期很像，“我自己感覺肯定是嚴重的。”
“能不出去的就不出去，能不進來的就不進來”
和王麗一樣，張強是在臘月二十九的年前總結會上接到任務的：和村幹部一起入戶摸排外地回鄉人員。“因為村幹部是最瞭解情況的。年前誰從哪兒回來了，他們基本都知道。”
張強工作的地方在四川。他所在的鎮將回鄉人員分成三個層次：從武漢返鄉的、從湖北其他地市返鄉的、從其他省市返鄉的，從武漢返鄉的是重中之重。但隨著疫情發展，摸排工作不斷接到新要求，“像1月30日，又給我們提了一個重點，因為重慶和湖北接壤，重慶現在的確診病例比較多，所以又要求把從重慶回來的人當作重點排查對象。”張強說。
對於不同層次的人員，監管要求各有不同。比如從武漢回來的人，每天要接受兩次體溫檢測，從其他地方回來的人只需檢測一次。張強說，這些工作都由村醫負責，一個七八百人的村子，外地回鄉人員不超過50人，村醫的工作量尚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
河南某村村口設置的檢查站，核查進村車輛及人員。 受訪者供圖
王麗的摸排工作，從村子一路延伸到街道所在的行政區邊界和高速路口。為了排查往來車輛，他們在高速收費站、進入行政區的街道間設置了兩個檢查閘口，街道工作人員、執勤民警、測量體溫的醫護人員全部在場，入區車輛一律接受檢查。
“2019年豬瘟的時候，我就守過這邊的兩個路口，查豬，現在又在這裡查人。我對那個地方也很熟了。”王麗說。
對入區車輛的檢查分門別類：長沙牌照的，只需測量乘車人員體溫，無異常就能放行；湖北省外的外地車牌，要詢問車從哪兒來、是否去過武漢，並登記車主手機號碼。
湖北省內的車牌登記信息更加詳細，車輛何時離開湖北、從湖北何地離開、要去何地、是否會在當地居住等等，都要問到。登記完信息後，工作人員還會把信息轉發至車輛的目的地鄉鎮或街道。“微信工作群裡每天都有在高速路口統計的數據，工作人員還要寫一兩百字的小簡報。”王麗說。
另一項工作重點是減少人員流動。
吳剛是湖北省黃岡市某村的村委會副主任。在當地，一個村子的日常管理工作會被劃分至幾個垸內，吳剛負責管理其中的一個垸。
吳剛家在垸口，1月25日左右，兩輛汽車橫亙在路中間，擋住了唯一一條進垸的道路。也是從那天開始，垸口設置了檢查人員，勸返往來拜年的人員。
同樣在村口設置路障的，還有河南省商丘市某村。據該村負責民政工作的林芝介紹，從1月25日（大年初一）開始，村口設置了可移動路障，上面還拉起了橫幅：湖北返鄉人員請自覺在家隔離。路障旁，村委會的執勤人員支上桌子，擺好體溫計、新冠肺炎宣傳單和信息登記表。“如果不是很特殊的事兒，村裡面的人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外面的人能不進來就不進來。”林芝說。
其實沒有文件要求通過封村、堵路的方式隔離人群，但任務下來了，基層幹部就得想辦法。“他們用一些比較土、比較原始的方法去執行，但效果非常好。”河南某縣級政府工作人員感嘆。
在紅白喜事面前如臨大敵
大年初二，張強返崗的第一天就遇到了難題：當天，一戶村民家裡有喜事，要辦婚宴。但一天前，四川省市場監管局才聯合省衛健委、省商務廳發出通知，要求禁止任何餐飲單位和個人舉辦任何形式的群體性聚餐。但農村辦酒少則十幾桌，張強說，按照每桌10人計算，至少要來上百人。
要叫停這場婚宴嗎？張強有些為難。“因為我們的工作是從初二開始的，他們就是這天辦婚禮，之前也沒跟人家說過這個事情。你現在過去攪黃了，人家肯定有牴觸情緒。”但張強想了想，還是和村幹部一起硬著頭皮找到了這家人，雙方協商後決定，婚宴照常舉行，原本定在晚餐後的表演取消。
婚宴開始前，張強和村幹部收集了所有外地賓客信息，還給賓客們發放了防疫宣傳單。在四川西南，統攬婚禮全局、負責招呼賓客的人叫“支客”，會隨身攜帶話筒。張強把“支客”拉到一邊：“不要光喊客人們吃吃喝喝，你再把衛生防疫知識在這個喇叭上說一下。”
婚宴開始後，意想不到的局面發生了——許多受邀賓客沒來，桌邊的很多位置都是空的；即便是那些到了現場的客人，也沒怎麼動筷子，“可以說是把肉端到桌子上都沒人吃。”張強暗暗鬆了一口氣，看樣子大家都很重視這場疫情。
那場婚宴過後，鎮裡除喪事外的宴席全停了，喪事也只能辦兩桌。為了從源頭控制聚餐，鎮幹部找到了所有能做大型宴席的廚師——總共不過10人。幹部們說，防疫期間不能接酒席，“所以這幾天老百姓有人想辦酒，也找不到廚子了。”
最近幾天，張強發現在生命安全面前，普通居民的防範意識很強。他時常看到坐在田邊曬太陽的村民，都是一個人戴著口罩孤零零地待著，相互間隔著老遠，“這兒坐著一個，那兒坐著一個，多得是。”
湖南一邊，王麗也在努力防止人群聚集。
這幾天，長沙氣溫回暖，公園裡的梅花開了。按照往年的習慣，每到此時便有許多人到公園賞梅。1月28日，王麗在公園入口處掛了7條橫幅，勸大家不要扎堆，容易感染。公園裡還有兩名執勤人員，一旦發現五六個以上的人群聚集，就會規勸他們分開。
長沙的KTV、網吧、餐館、麻將館等人員聚集場所也都關了。“小區裡面的婆婆嬢嬢最喜歡打麻將了，不關停麻將館真是好大的風險。”王麗說，工作人員每天還會去麻將館一類的地方檢查，謹防他們偷偷開門，“就像打游擊一樣。”
為了做橫幅，市裡的紅布被買光了
除了基礎性的防疫工作，許多基層幹部還要承擔宣傳職能。
林陽在河南省某縣的紀委監委工作。1月25日，林陽所在市的基層鄉鎮要懸掛防疫橫幅，但縣城裡做橫幅的門店都關了。一些基層工作人員聯絡了各種地方，最終在鄭州找到了還能做橫幅的店鋪，便連夜派人過去定製。
“因為各個街道、鄉鎮都要做橫幅，我們市裡的紅布一下就被買完了。”林陽說，一些鄉鎮實在沒辦法，就連夜趕製了大字報，手寫了宣傳標語。
王麗也要參加防疫宣傳。1月25日，街道幹部自制的宣傳橫幅上，是網上流行的通俗易懂、接地氣風格。比如河南信陽的七里棚社區，就曾掛出過“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著二選一”、“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孃，喪盡天良”等宣傳橫幅。王麗說，他們做的橫幅與河南的很像，“很通俗，但可能有點極端。”王麗表示，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通俗”的橫幅，傳播的效果會更好。
春節裡，仍在營業的橫幅店是絕對的稀缺資源，王麗能把事情辦成相當不易。讓她沒想到的是，大年初一做好的橫幅，大年初二就差點“下崗”。因為區裡統一下發了十多條宣傳標語，王麗沒辦法，只好請人再做一批。
河南信陽七里棚社區的宣傳橫幅。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網頁截圖
到了大年初三，區裡的橫幅掛出了街，市裡又下發了15條“文縐縐的、書生氣的”宣傳標語，要求按照這個標準做。彼時，前兩天的橫幅已經掛滿了街道、社區和公園，王麗沒換，“如果再做的話再用市裡的內容吧，不然太浪費錢了。”
宣傳口徑的另一項工作是填表，每天每個單位派出了幾輛宣傳車、出去了多長時間等，都要填表上報。
王麗要求手下的宣傳專幹把這些內容統計好，按照區委宣傳部的要求做成表格，再由自己上報。但同樣的宣傳車數據，衛健部門、城市管理部門也要統計，所以衛健專幹、城管專幹又要按照各自條線的要求重新填表。“就宣傳車這一件事，我知道的至少要報三條線。”王麗說。
好在從1月27日起，街道對錶格進行了整合，各部門只需填報自己主要負責的工作。“比如我負責宣傳車和橫幅的統計，今天有幾輛車、什麼時候出去的、什麼時候回來的；城管負責統計聚餐情況，今天哪個村有紅白喜事、勸停還是暫緩、暫緩的時間確定沒有、負責的領導是誰，都分開了。”在王麗看來，表格整合後統計的內容更詳細、數據準確性也更高，但對一線工作人員而言，工作量也大大減少了。
極為有限的防護措施
在長沙，街道人員返崗後，每天可以領到一個一次性口罩，有一天領到的還是防PM2.5的口罩。口罩防護效果有限，面對大量湖北返鄉人員，摸排時是否挨家挨門入戶成了一個問題。
“大家都是一個村的，又是在過年期間，你不可能隔著老遠跟他喊話。你進門後還要先跟他拜年，聊一會兒天，才能把登記的事情講一下。”王麗說，如果不站得近一點、表現得親切一點，對方很難配合工作。“你站得十萬八千里遠，他才不會給你登記。”
可一旦切入正題，情況往往陷入尷尬。當王麗告訴村民要佩戴口罩時，對方通常會問“你要發口罩給我們嗎？”王麗瞬間啞口無言，“他們總覺得政府是萬能的，覺得政府喊一聲就會有無數的口罩，有些事你沒辦法跟他們講清楚。”
張強也缺口罩。他1月30日戴的是一個白色棉布口罩，2019年鬧豬瘟時剩下的，已經戴了兩三天。因為沒口罩，有時到村裡檢查，張強也只能坐在車裡遠遠地看一眼，和村民隔著一段距離打個招呼。
“村醫有一堆口罩，防護服其實也有，但那是村醫的儲備物資。”張強說，鎮裡、村裡再缺物資，這些東西也不能拿給其他人員用，只能留給村醫。
為了找到可用的防疫物資，張強鎮上的幹部們發動了各種社會關係。前幾天，鎮裡好不容易買到一批口罩，原本準備下發給各基層工作人員，可快遞走到一半就被截住了，“說是這批物資被調往武漢了。”
河南某村的工作人員在村口登記武漢返鄉人員。 受訪者供圖
因為防護措施有限，王麗一度擔心自己成為移動的“傳染源”。“我有一個女兒只有3歲，我特別怕傳染給她。我跟我老公說，不論怎麼樣，你一定要保護好她。”提起女兒，王麗的聲音有點哽咽。
如今，每天下班回家，王麗要先在家門口摘下口罩，扔進專門的垃圾桶。進門後脫下外套，再用酒精把裸露在外的皮膚、手機、挎包全部擦拭一遍。換完衣服、洗完手，她才會抱起自己的女兒，“我能做的，好像也就這麼多了。”
1月29日中午，距離疫情中心最近的吳剛，終於收到了一批他和村民一起籌錢購買的一次性口罩，大概幾百個。他把口罩裝到一個白色的塑料口袋裡出了門。接下來的兩小時，他要按照每人一個的數量派發口罩。連續數日的陰雨天氣，在這一天放晴。
（文中張強、王麗、吳剛、林芝、林陽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 李桂 實習生 曹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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