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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在和日本發現的一個文物結合在一起後，這個金印所能體現出來的意義價值就巨大到我們難以想象了。

接下來，我們就好好說道一下這枚金印和日本文物所產生的聯繫。

廣陵王璽的來由以及出土

這枚金印的學名是廣陵王璽，是東漢時期漢明帝頒發給自己的兄弟廣陵王劉荊的璽印。

劉荊此人說起來運氣也是非常好，在他的一生中，他曾為了皇帝位置試圖謀過幾次反，只是因為消息洩露，他每次都沒能成功完成自己的謀反大業，均被他提前得到消息的皇帝兄弟給按滅在了源頭上。

一般來說，謀反這種事情所要遭受到的懲罰都是非常嚴重的，丟掉性命都是小事。

但是漢明帝比較注重感情，除了改換劉荊的封地之外，並沒有殺掉劉荊的頭，繼續保留了劉荊的王爵、讓其繼續享受起了那無盡的榮華富貴。

而那枚廣陵王璽金印就是在劉荊被遷徙到廣陵封地後，他的皇帝兄弟特意讓當時的工匠用高純度黃金為他所打造。

這枚金印在劉荊來到了廣陵之後就一直伴隨在他身邊，在生前，是他的權力象徵，死後，同樣被視作為權力象徵陪葬到了他的陵墓中。

然後在時間來到了1981年春天的時候，因機緣巧合，才被當地一名農婦在挖土的時候給扒拉了出來。

當然，並不是說這名農婦在挖土的時候扒到了地宮裡，主要是劉荊陵墓此前遭受過盜墓賊的洗劫，然後陵墓中的很多考古碎片又被考古專家們清理到了陵墓外面。

因為那些考古碎片及雜物沒有被仔細清理、篩查過，所以這才會讓當時那名扒土的農婦把金印給扒拉了出來。

日本被震動的原因

至於要說這廣陵王璽為何會讓日本震動，原因其實很簡單，那就是這枚廣陵王璽和日本國內的一枚金印實在太過於相似了。

日本國內的那枚金印叫做漢委奴國王金印，是東漢漢明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的印章。

在當年不知道為何被埋藏在了日本福岡市的地底下，然後一直到18世紀時，才被當地一名種地的農民給從地裡面挖了出來。

而在被農民挖出來後，這枚金印也並沒有就此留存在那名農民的手中，沒多久就被當時識貨的地方領主出高價給買走了。

然後時間在到了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又被那名領主的後人給捐進了當地博物館中。

關於這枚金印，日本人此前其實一直對其來歷保持著懷疑，覺得這是日本人自己偽造的贗品，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日本國王向東漢王朝稱臣納貢的事情。

不過無論他們再怎麼不相信，在廣陵王璽出土後，一切都開始變得蒼白起來。

因為這枚金印和我們出土的廣陵王璽在工藝、材質以及製作時間上有著非常高度的相似性，很有可能出自於同一名工匠之手，然後加上這枚金印上還有著我們東漢時期專屬的文字，所以可以百分百確定這枚金印就是我們東漢朝廷賜予日本國王的。

畢竟在18世紀日本出土這枚金印的時候，我們國內可還沒有東漢時期的金印出土給他們偽造，其間根本不存在偽造的可能。

委奴國只是個小國

當然，被賜予這枚金印的日本委奴國國王也並非全日本的國王。

根據一些學者的估測，日本當時起碼林立坐落著有上百個國家，委奴國只是那上百個日本小國中的其中一個。

就如同五代十國時期石敬瑭為了能奪取大權向遼國俯首稱臣的感覺一樣，並不能說石敬瑭向遼國俯首稱臣了，五代十國的其他所有國家就全都向遼國俯首稱臣了。

孤客生

事實是這樣的。

1981年江蘇一女士修道，挖出一件金光燦燦的物件，上交博物館，這就是日本為我國附屬鐵證。原來這是我國漢朝光武帝的兒子，廣陵王劉荊之後的金印，上面刻的是：漢倭奴國王5個大字。

日本在200年前出土的一枚金印，

這枚印章，在日本出土時轟動日本國內。因為這充分證明，日本國天皇是漢朝皇帝委任的，所以金印出土後的200年間，日本不願承認，態度一直忌諱莫深。

如今由於廣陵王金印的出土，專家觀察確認，此章與日本出土的印章工藝外觀完全相似和接近，製作年限不超過一年，專家共同認定，出自一人之手。

劉荊之後的金印的出土後，日本學者紛紛來我國觀察這枚金印認定，這枚金印與日本國內的金印出自同一人之手，所以說日本，在漢朝時是我國附庸國的歷史記載，完全真實可信。

這一歷史事實必然震動日本朝野，日本是我國漢朝時的附庸國，是不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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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江蘇邗江縣剛好趕上修路，在施工隊伍中有一位女性工人，這位婦女無意間挖到了一個金閃閃的東西，一眼看上去，誰都知道這個東西不是一般的東西，於是剛開始她並沒有聲張，而是把這個“寶貝”裝進了口袋裡。

等到當天施工結束之後，她將撿到的這個“寶貝”進行清洗，結果她發現這是一枚黃金印章。

依這位婦女看來，這個黃金印章肯定不是現在的東西，隨後，為了大局考慮，她無私的將這枚黃金印章交給了南京博物館。

在南京博物館的專家拿到了這件寶貝之後，專家組對其進行鑑定的結果為：廣陵王璽。

在得知這一結果後，一些嗅覺靈敏的專家馬上就聯想到了在那段施工地下面，非常有可能葬著我國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

隨後，南京博物館組成專家組，專門來到了這個地方進行勘察，勘察結果表明，地下是一座大型古墓。

經過一番挖掘工作之後，考古學家們確認這座古墓中埋葬的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的兒子劉荊。

說到劉荊，可能很多人並不熟悉，的確，劉荊在我國古代的知名度並不高，但是出自劉荊墓中的這枚黃金印章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準確的說這枚黃金印章是一枚玉璽，同時也是東漢國內同姓王中現世的唯一一個玉璽。

而沒過多久，這個消息傳到了日本，在日本也引起了不小的轟動，不間斷的有日本國內的學者、考古學家等等前往我國一睹玉璽的尊容。

其實，廣陵王印章的消息之所以會引起他們的轟動，是因為早在1784年，在日本也發現了一個相似的蛇形金印章，上面刻著“漢委奴國王”五個字，而且，出土自日本的這枚印章和我國的這枚有著眾多的相似之處。

日本發現這枚印章的時候正好趕上我國明清交替之際，但仍舊在當年的日本國內引起了強烈反應。在之後的兩百多年時間裡，圍繞著這枚“蛇形金印章”，日本各界一直爭議不斷，大多數日本學者和歷史學家們相信這枚“蛇形金印章”是真的，因為追溯到東漢的歷史，劉秀確實曾經送給過他們一枚金印章。

但是，有少部分日本的學者和史學家們不願意相信，因為“蛇形金印章”中的三個字“漢委奴”讓他們感到非常敏感，他們不想承認之前日本曾經想東漢俯首稱臣的歷史事實。

直到廣陵王劉荊的金印章被發現，日本人已經再也沒有理由不承認東漢時期日本曾經向我國稱臣的事情了，鐵一般的證據已經擺在了日本人的面前。

根據東漢的相關史料記載，劉秀在把蛇形金印章賞賜給日本人的時間，相比劉秀封劉荊為廣陵王的時間，僅僅相差了一年。根據這一史實，不少學者都覺得這兩枚金印章很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

夏目歷史君

1981年，江蘇一位農婦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金印，隨後將其上繳南京博物院。經過鑑定，該金印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上書：廣陵王璽。

廣陵王璽的發現，在中國並未引起多大轟動，因為那個年代，中國有太多的重大考古發現，每一件都足以掩蓋廣陵王璽的光芒。然而，在遠隔重洋的日本，這枚金印卻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廣陵王璽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這一記耳光對於日本文化界而言，不啻於美國丟在日本的兩枚原子彈。更令其羞愧難當的是，這樣的耳光，在200年內，已經抽了第三回了。

俗話說，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每當日本某些學者覺得自己經濟“強大”了、想要擺脫古代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主導地位時，兩國的“某些”考古發現總是恰當的提醒他們：在古代，日本只是中國的藩屬國。

這件事，要退回到200年前的日本。

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漢字的金印，隨後將其上繳給他們的地主。這位地主也是個文化人，一看金印上的字，非常困惑，又連夜將其送給大名，並請求他進行鑑定。

經鑑定，兩位農夫發現的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

委奴是啥？委奴就是倭奴啊！委奴二字，翻譯過來就是低矮的奴隸，此二字帶有明顯的侮辱性。對於強漢而言，根本沒必要主動“侮辱”一個弱國。賜予他們金印，只是名義上確定藩屬關係。此印在正史《漢書》中有明確記載：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可是，日本卻無相關記載，這卻是為何？

唐時，日本國王遣使來唐，請求唐太宗取締“委奴國”，並採用“日本”這個名字。當時兩國交好，加之太宗認為自己是“天可汗”，普天之下都是自己的臣民；臣民有此請求，為何不可答應？

於是，在兩國官方交流中，倭奴國逐漸以日本代替。

日本國內雖處於分裂，各個地區之間在“國名”問題上卻保持驚人的一致，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兄弟睨於牆而外御其辱！”這個“外御其辱”，自然就是外御中國給他們的“辱”。

為了“御其辱”，日本史學界甚至將所有與倭奴相關的歷史，統統抹黑曲解乃至刪除。

決定文化強弱的從來都是經濟，經濟不行，強裝的文化就是紙老虎！譬如同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印度，現在混成了什麼德行？

日本千方百計掩蓋“倭奴”這一事實，在明朝，甚至不惜以武力騷擾中國海疆，以證明自己已非昔日的“吳下阿倭”。然而，被戚繼光一次次挫敗了他們的進攻之後，明朝還給他們起了個更具侮辱性的名字——倭寇。

不過，日本國內是“任爾東西南北風”，甭管明國如何稱呼他們，在內部堅稱自己從來都是日本國這一名字。

直到1784年“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發現，日本仍舊不相信這一事實。在日本，很多文化學者甚至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與某些日本商人為了巴結清國，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那會兒還沒有“二重證據法”（出土文物與文字記載一致性），要不然，日本文化界一定以此法“坐實”自己的觀點。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蒸蒸日上，“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再次遭到質疑。在日本官方干涉、民族自信覺醒的雙重影響下，“倭奴國”這一稱呼，徹底淡出了視線，那枚“漢委奴國王”金印也被當做大清抹黑日本的證據。

再後來，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侵略戰爭，中國的不斷戰敗，更是讓日本人對中國“嗤之以鼻”。一些受過軍國主義影響的日本人認為：這樣的中國，只配給日本人當“奴”！

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大肆破壞文物，銷燬對日本有負面影響的證據。試圖將“倭奴”二字，從中國的史籍裡抹除。

1956年11月，隨著日本戰後經濟迅速恢復，兩顆原子彈帶給他們的“痛”，快要被忘卻的時候，在中國雲南，考古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

滇王之印的奇特的地方在於，它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金印”，在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上幾乎一模一樣，甚至有專家認為，兩枚金印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下，輪到日本史學界慌了。

為啥呢？

自唐朝到漢委奴金印被發現，超過1000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在否定“倭奴”的歷史；自1784年至滇王之印被發現，超過170年的歷史中，日本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繼續否定這一段“黑歷史”。因為除了中國史書的單方面記載，並無更多的考古證明作支撐，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並未得到日本官方的正式認可。

滇王之印的發現，無疑是一重磅炸彈，對日本民族自信心造成極大的動搖。

可是，當時的世界格局正處於冷戰，中日兩國又處於斷交狀態，日本史學界部分專家對此枚金印的真實性仍保持質疑態度——孤立不證，有本事你們再找一枚出來？

於是，1981年，中國就真的又找到了一枚金印（廣陵王璽），與滇王之印一樣，廣陵王璽的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別無二致。三枚金印，有可能均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一次，日本史學界再也無話可說了。

一來，中國綜合國力變強、又是五常之一，日本想從戰略上藐視中國，已經不夠資格；二來，兩度發現同類型金印，一次是考古正式發掘，一次是民間無意發現，直接令“孤立不證”的幻想破滅。

至此，日本史學界不得不承認，在2000年前，日本的確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日本史學界屈服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不斷變得更加強大、自信。

祗樹

趣談唐宋元，胡侃元明清！

這枚金印之所以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是因為在這枚金印發生之前200年裡面有著另一枚金印出現。那枚金印當中已經明確表示，日本是聽從與漢王朝的。

事件回顧

公元1981年，農民到地裡幹活的時候碰到了一個堅硬的東西。儘管這位農民不曉得自己找出了什麼，可是從當時的質地以及這個物件的造型來看，像極了一些數據當中記載的玉璽，於是這位農民便直接把它上交給了國家，然後由國家相關部門進行查處。

有趣的是當時所能夠查到的玉璽是漢朝的玉璽，而且質地非常奇特。可是咱們的歷史學家還沒有發表出相關的言論，日本就沸騰了。像開水鍋裡面煮餃子一樣，撲騰騰的亂響。

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200多年前的時候，日本曾經也發現了一個玉璽，而這個玉璽是大漢王朝贈送給日本的。想必大家都不曉得，可是如果把玉璽上的字翻譯成白話文的話，那就是日本這樣的一個小小的國家，是需要時刻聽從大漢王朝命令的。

只不過結合於當時的日本狀態，以及日本一直想要脫離東亞文化圈的那種思想。玉璽發現之後極力的詆譭這枚玉璽的真實性，將這枚玉璽列為偽造之物，而這位農婦發現的最新玉璽卻已經狠狠的打臉日本，讓日本哭笑不得，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沒錯，這就是事實

好了，我們繼續需要來講一講與這枚玉璽相關的歷史記錄，以及這枚玉璽的重要性。

前文講過劉秀有很多兒子，而最終只傳位給了自己最心愛的那個孩子，可是其中有一個人並不聽從劉秀的安排，那邊是劉秀的兄弟劉荊。之所以不聽從皇帝的安排，重點表現在不遵守皇家的禮儀，並且最終這個兄弟被流放。

這樣能夠看得出來，整個漢王朝對於兄弟之間的禮儀，對於皇家以及普通人之間的禮儀問題非常看重。玉璽這樣的物件，往往更是非常看重，並且把它當作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禮節。

有趣的是，漢王朝諸多玉璽當中的兩枚一枚在日本，一枚被中國的一個農民發現，這兩個玉璽無論從質地、從尺寸、從中間的花紋來看都極為相似，就不難揣測當初日本發現的那枚玉璽是真的，這也確確實實的打臉了日本的某些專家。

【感謝大家的耐心閱讀，希冀大家點贊、評論、關注，小生在此謝過！】

趣談唐宋元明清

〇日本古代稱為倭國，唐代後才改稱日本。在中國漢代，日本尚處在原始社會末期，其中1個較強大的部落國家的王，漢朝封為漢委（倭）奴國王，並賜以金印。

〇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後，開始向西方學習，國力漸強，開始看不起中國，否認其曾為中國藩屬國。1784年日本志賀島出土了漢代冊封委奴國王的金印。遭到日本某些學者的否認，金印被斥為偽造。

〇1981年，中國江蘇發現1枚金印“廣陵王璽”金印，其形制丶重量丶大小丶花紋丶雕刻字形與日本當年發現的漢朝賜予委奴國王金印一樣，證明委奴國王金印並非偽制，在日本引起轟動。歷史是不可篡改的，鐵的事實證明，漢代時日本1個部落國確為中國藩屬國。

趙凡丁201

這個事情其實最早要從兩百年前說起，這是在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五個漢字的金印，隨後他們將其上繳給自己的主人。

這位主人是個文化人，當他看這個金印時，就隱約覺得這絕非尋常金印，於是他連夜將其送給專業人士進行鑑定。

後來，經過專業人的鑑定，這個金印上面的五個漢字是：漢委奴國王。至於這塊金印，是中國東漢開國皇帝劉秀送個日本國王的印綬。

對此，在我們《漢書》中有明確記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只不過，在日本史書上卻並沒有這段記載，因為日本國的正統歷史，是從唐朝時期開始，之前的日本，實在談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國家。

因為在唐朝時，日本國王遣使來唐，請求唐太宗取締“委奴國”，並採用“日本”這個名字。當時中日兩國交好，日本又表示臣服大唐，唐太宗自然欣然同意。

於是，在兩國官方交流中，倭奴國逐漸以日本代替。同時，日本國內，各個地區臣民在“國名”問題上，都稱自己國家為日本。

後來，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變得強大起來，而旁邊的清帝國卻軟弱不堪，日本開始謀求成為東亞霸主。這種背景下，日本史學界開始將所有與倭奴相關的歷史，統統抹黑曲解乃至刪除。

就在這個時候，這枚“漢委奴國王”金印的存在，無疑是公開打日本人的臉。因此當時學很多日本學者便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某些日本商人為討好清帝國政府，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史書上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類似的爭論一直持續了一百多年，尤其是後來深受日本軍國主義影響的日本民眾，他們更是極力否定這一事實，在他們看來，日本怎麼可能向中國稱“奴”！

在這種背景下，等到1981年，江蘇考古學家們在江蘇也發現了一枚金印，這一枚金印被人們稱之為是廣陵玉璽，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

後來人們發現，這枚廣陵玉璽無論從款式、花紋以及年代方面，都與日本的那枚金印十分相似。

這個結果，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是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所以消息傳到日本之後，日本國內直接引起了不小的震動，甚至後來日本還特意派出專家遠赴中國進行對比鑑定。

結果呢，日本專家給出的鑑定結論，和我們專家給出的竟然是驚人的一致。在事實面前，日本終於無法再自欺欺人。

我是趙帥鍋

1981年，江蘇一位農婦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金印，隨後將其上繳南京博物院。經過鑑定，該金印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上書：廣陵王璽。

廣陵王璽的發現，在中國並未引起多大轟動，因為那個年代，中國有太多的重大考古發現，每一件都足以掩蓋廣陵王璽的光芒。然而，在遠隔重洋的日本，這枚金印卻引起了極大的轟動——

廣陵王璽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這一記耳光對於日本史學界而言，不啻於美國丟在日本的兩枚原子彈。更令其羞愧難當的是，這樣的耳光，在200年內，已經抽了第三回了。

俗話說，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每當日本某些學者覺得自己經濟“強大”了、想要擺脫古代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主導地位時，兩國的“某些”考古發現總是恰當的提醒他們：在古代，日本只是中國的藩屬國。

這件事，要退回到200年前的日本。

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漢字的金印，隨後將其上繳給他們的地主。這位地主也是個文化人，一看金印上的字，非常困惑，又連夜將其送給大名，並請求他進行鑑定。

經鑑定，兩位農夫發現的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

委奴即倭奴，委奴二字，翻譯過來就是低矮的奴隸，此二字帶有明顯的侮辱性。對於強漢而言，根本沒必要主動“侮辱”一個弱國。賜予他們金印，只是名義上確定藩屬關係。此印在正史《漢書》中有明確記載：

“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可是，日本卻無相關記載，這卻是為何？

唐時，日本國王遣使來唐，請求唐太宗取締“委奴國”，並採用“日本”這個名字。當時兩國交好，加之太宗認為自己是“天可汗”，普天之下都是自己的臣民；臣民有此請求，為何不可答應？

於是，在兩國官方交流中，倭奴國逐漸以日本代替。

日本國內雖處於分裂，各個地區之間在“國名”問題上卻保持驚人的一致，用中國古代的話來說，就是：“兄弟睨於牆而外御其辱！”這個“外御其辱”，自然就是外御中國給他們的“辱”。

為了“御其辱”，日本史學界甚至將所有與倭奴相關的歷史，統統抹黑曲解乃至刪除。

決定文化強弱的從來都是經濟，經濟不行，強裝的文化就是紙老虎！譬如同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印度，現在混成了什麼德行？

日本千方百計掩蓋“倭奴”這一事實，在明朝，甚至不惜以武力騷擾中國海疆，以證明自己已非昔日的“吳下阿倭”。然而，被戚繼光一次次挫敗了他們的進攻之後，明朝還給他們起了個更具侮辱性的名字——倭寇。

不過，日本國內是“任爾東西南北風”，甭管明國如何稱呼他們，在內部堅稱自己從來都是日本國這一名字。

直到1784年“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發現，日本仍舊不相信這一事實。在日本，很多文化學者甚至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與某些日本商人為了巴結清國，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那會兒還沒有“二重證據法”（出土文物與文字記載一致性），要不然，日本文化界一定以此法“坐實”自己的觀點。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力蒸蒸日上，“漢委奴國王”印的真實性，再次遭到質疑。在日本官方干涉、民族自信覺醒的雙重影響下，“倭奴國”這一稱呼，徹底淡出了視線，那枚“漢委奴國王”金印也被當做大清抹黑日本的證據。

再後來，中日之間的甲午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侵略戰爭，中國的不斷戰敗，更是讓日本人對中國“嗤之以鼻”。一些受過軍國主義影響的日本人認為：這樣的中國，只配給日本人當“奴”！

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中國佔領區大肆破壞文物，銷燬對日本有負面影響的證據。試圖將“倭奴”二字，從中國的史籍裡抹除。

1956年11月，隨著日本戰後經濟迅速恢復，兩顆原子彈帶給他們的“痛”，快要被忘卻的時候，在中國雲南，考古出土了“滇王之印”金印。

滇王之印的奇特的地方在於，它與日本出土的“漢委奴金印”，在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上幾乎一模一樣，甚至有專家認為，兩枚金印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下，輪到日本史學界慌了。

為啥呢？

自唐朝到漢委奴金印被發現，超過1000多年的歷史中，日本一直在否定“倭奴”的歷史；自1784年至滇王之印被發現，超過170年的歷史中，日本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繼續否定這一段“黑歷史”。因為除了中國史書的單方面記載，並無更多的考古證明作支撐，漢委奴國王金印的真實性，並未得到日本官方的正式認可。

滇王之印的發現，無疑是一重磅炸彈，對日本民族自信心造成極大的動搖。

可是，當時的世界格局正處於冷戰，中日兩國又處於斷交狀態，日本史學界部分專家對此枚金印的真實性仍保持質疑態度——孤立不證，有本事你們再找一枚出來？

於是，1981年，中國就真的又找到了一枚金印（廣陵王璽），與滇王之印一樣，廣陵王璽的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別無二致。三枚金印，有可能均出自同一人之手。

這一次，日本史學界再也無話可說了。

一來，中國綜合國力變強、又是五常之一，日本想從戰略上藐視中國，已經不夠資格；二來，兩度發現同類型金印，一次是考古正式發掘，一次是民間無意發現，直接令“孤立不證”的幻想破滅。

至此，日本史學界不得不承認，在2000年前，日本的確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日本史學界屈服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不斷變得更加強大、自信。

一號樓觀察員

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歷經風雨滄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了無數文物。直到現在，城市在擴建時依然能夠不斷髮現各種深埋於地下的古墓，出土大量文物。遠的如馬王堆、兵馬俑，近的如海昏候墓，人們都已經見怪不怪了，更少在國際上引起大的轟動。

但是1981年在江蘇考古時發現的一枚印，卻讓我們的鄰國日本起了不小的震動，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這枚印，印證了長期以來的一種說法，那就是日本在很早以前就是中國的藩屬國。

要說清楚這件事，時間還得首先拉回到1784年，當時日本出土了一枚金印。日本歷史上曾經戰國林立，出土一枚金印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是這枚金印上居然是用篆文刻寫了五個字——漢委奴國王。

也就是說，日本在很早以前有可能是漢的藩屬國，漢帝賜金印給日本國王，令他代漢統領日本。這下子不得了，日本人炸開鍋了，日本在歷史上怎麼可能是中國漢的藩屬國呢？所以從發現金印的1784年起，日本國內史學家就不停的爭論，直到1981的中國江蘇的一次考古發現才閉嘴。

1981年，中國江蘇考古找到了一枚金印，定名為廣陵王璽，專家經過反覆的考證、研究和對比，最終確定這枚金印和在日本發現的那枚金印無論是在材質、款式、文字還是花紋等各個方面，都有著極高的相似度。

這兩枚印的製作年限前後誤差應該不超過一年時間，可以認定為同一人所製作。日本研究學者也千里迢迢來到中國進行對比，最後他們得出的結論讓自己都十分沮喪，那就是這兩枚印幾乎可以肯定是同一時期製作的。

這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日本至少在中國漢朝時，確實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當時的日本戰國林立，但是其中最強的一支倭奴國肯定是受了漢封，師出有名，才有能力逐漸統一日本。

這一研究成果出來以後，日本全國震動，對一直以來以天造大神為驕傲的日本人來說，這一結論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不可接受也得接受，這是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不過現在也有另外一種說法，那就是這枚印也許是當時的日本人出使漢朝時帶回來的，又或者是他們自己私自刻的，總之說什麼的都有。

其實骨子裡都是不願意承認日本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藩屬國的事實，話說回來這也真的沒有什麼丟人的，那時候的漢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為日本來說，成為藩屬國，也表示中日之間的友好往來十分頻繁，交往的歷史十分悠久，而兩國之間的經貿往來最早從漢朝時就已經開始了，只是近代以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啟動，中日兩國各方面的實力對比開始倒轉，日本才慢慢超越了中國。

今天我們再來翻一翻幾千年前的歷史，看到所謂的日本藩屬一說，不過是噹噹笑話罷了，怎麼可能當真呢？

小小嬴政

隨著時間一點點流逝，不少平凡物現如今已經成為了珍貴的文物。而這些文物又隨著不斷髮掘，開始出現於我們的眼中，不再是暗藏於地底。在這眾多的文物裡面，有一些文物大家覺得很平常，而有一些文物卻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比如當年江蘇發現的一枚金印，為漢代諸侯劉荊所印章，如今被發覺出來卻為何能引起日本震動呢？

1981年，江蘇一位農婦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金印，隨後將其上繳南京博物院。經過鑑定，該金印屬東漢廣陵王劉荊所有，上書：廣陵王璽。

廣陵王璽是由高純度黃金澆鑄而成，精巧玲瓏，陰刻篆書“廣陵王璽”四字的印面只有2.3釐米見方，印臺上趴著一隻憨態可掬的小烏龜，“身高”2釐米，身上鏨著六角形的龜背紋和圈形的魚子紋。

那麼，東漢廣陵王璽金印到底有何特別之處呢？

1、這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枚漢代劉姓諸侯王的印璽。漢朝劉姓諸侯王雖多，但發現的印璽卻僅此一枚。

2、通過印璽材料、尺寸、重量、花紋、雕法和字體等，為研究漢朝王室印璽，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但廣陵王璽的發現，在中國並未引起多大轟動，因為在那個年代，中國有太多的更加重大的考古發現，每一件都足以掩蓋廣陵王璽的光芒。然而，在遠隔重洋的日本，這枚金印卻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印章上面有著篆文刻寫，寫了5個字：漢倭奴國王。

這對於當時具有強大文化自信的日本而言，無疑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這一記耳光對於日本史學界而言，不啻於美國丟在日本的兩枚原子彈。更令其羞愧難當的是，這樣的耳光，在200年內，已經抽了第三回了。

俗話說，只有再一再二，沒有再三再四。每當日本某些學者覺得自己經濟“強大”了，想要擺脫古代中國在東亞文化圈的主導地位時，兩國的“某些”考古發現總是恰當的提醒他們：在古代，日本只是中國的藩屬國。

同時再退回200年前的日本，1784年，日本兩個農夫在田間耕作時，無意發現了一枚帶有漢字的金印，隨後將其上繳給他們的地主。這位地主也是個文化人，一看金印上的字，非常困惑，又連夜將其送給大名，並請求他進行鑑定。經鑑定，兩位農夫發現的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

對此日本千方百計掩蓋“倭奴”這一事實，所以在日本當時很多文化學者甚至一直認為：這枚金印根本就是假的，是與某些日本商人為了巴結清國，刻意捏造出來的假貨，要不然，日本為何沒有相關記載？

此時兩件事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同時廣陵王璽的形制、大小、用料、字體、作用與漢委奴國王金印別無二致。三枚金印，有可能均出自同一人之手。這一次，日本史學界再也無話可說了。

一來，中國綜合國力變強、又是五常之一，日本想從戰略上藐視中國，已經不夠資格；二來，兩度發現同類型金印，一次是考古正式發掘，一次是民間無意發現，直接令“孤立不證”的幻想破滅。

至此，日本史學界不得不承認，在2000年前，日本的確是中國的藩屬國。當然了，日本史學界屈服的根本原因，還是中國不斷變得更加強大、自信。

關鍵字: 金印 歷史 漢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