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隱喻》中寫道：“在十九世紀中葉，結核病就與羅曼蒂克聯繫在一起了。”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在一些文學作品中，“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那些患者大都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情，因結核病而死亡的形象則側重於情感的完美昇華。
那個時候的結核病不僅僅是一種病，也是對勢利者、暴發戶和往上爬的人的一種標誌，它代表著文雅、精緻和敏感。服裝和疾病一樣，變為一種比喻，來喻示一個人對自我的態度。胃口好成了粗魯的表現，而看上去病懨懨則成了榮耀。
所謂“富無盡頭，瘦無止境。”健康不再時髦，而蒼白和消瘦成為流行。女人咳個不停不僅不會使人變得難看，反倒增添了一種病態的柔美氣質。
詩人泰奧菲爾·戈蒂埃寫道“作為一個抒情詩人，我難以接受任何體重超過九十九磅的人。”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寫道：“漸漸地，作為楚楚動人的柔弱和非同尋常的敏感的象徵，癆病相越來越成為女性的思想外貌——而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大男子們卻變得體態肥胖，他們建立了工業帝國，創作了成百上千的小說，發動戰爭，劫掠於各大洲。”
但是病人畢竟是病人，人們對結核病的崇拜，並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詩人和歌劇作者的發明，而是一種廣為流傳的態度。桑塔格說，事實上，年紀輕輕就死於結核病的人被認為是具有浪漫氣質的人。
他們甚至將這種疾病視為個性化的一個方面，賦予其有趣的一面。個性及有趣，使得這種疾病脫離其本質，而成為一種殘酷的美學。
拜倫和雪萊
“我看上去病了，”拜倫望著鏡中的自己說，“我寧願死於癆病。”
似乎，結核病成為藝術家的病。他們通常是卓然而立的人物，具有敏感、有創造力、形單影隻的特徵。
雪萊和濟慈都是結核病人，雪萊安慰濟慈說：“癆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妙筆生花的人的病。”
桑塔格說：“把結核病人與創造性聯繫起來的這種陳見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於十九世紀末的一位批評家把文學藝術在當時的衰落歸因於結核病的逐漸消失。”
甚至結核病還提供了一種波西米亞生活方式，“一個沒完沒了地尋找那些有益於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
自我放逐和旅行流浪讓結核病更是渲染上了一層神秘和自由的色彩，新鮮的空氣以及大自然的淨化有益於結核病人的康復，因此，那些被結核病人浪漫化了地方也成為創作的靈感。
這種只為藝術而活的浪漫派，將疾病當作自己優哉遊哉的生活和逃避資產階級義務的託詞，他們從世界抽身隱退，不去承擔應負的責任，這便是托馬斯·曼的《魔山》的故事情節。
托馬斯·曼
十八、十九世紀的人們之所以將疾病上升到神話的高度，還是因為條件所限。
隨著衛生條件的改善，1900年後，結核病的患病率開始急劇下降，但結核病患者的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直到1944年發現鏈黴素以及1952年採用異煙肼，才使這種病最終找到了恰當的治療方法，神話的力量才被解除。
而這種從十八、九世紀就延續下來的瘦弱之美，卻也成為二十世紀的女人們所追捧的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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