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建国伊始，即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以不对称的装备和当时世界最强武备力量美国及其纠合的多国部队在寒冷的半岛对抗。在美国正面军事对抗中，其战略目的不能达成，并且其军队士兵损失过重，国内反对声音此起彼伏之时，华盛顿白宫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开始动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计划。自此，中国长期笼罩在“核大棒”的阴影之下。
1953年，差不多是和朝鲜半岛签订停战协议同步，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向新中国最高层提出了建议，发展新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
钱三强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6年，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提到：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为此，新中国政府为了国土安全，为了民族独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核事业研究。
虽然，当时作为天字第一号的保密工程，等级之高，无出其右，至今流传着以邓稼先为首的那批伟大的科学家隐姓埋名，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几十年“核之路”。但实事求是的说，由于彼时美国技术侦察水准的领先，在原子弹还在理论研究的时候，他们还是得知了新中国正在研究核武器的情报。
1960年底，美中情局完成了他们认为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间谍任务：终于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彼时，他们把该任务的意义定位在：“在北京有能力爆炸它的核装置之前，在最早的时刻就知道了它。”事情总是相辅相成。知道中国的核计划，一方面意味着情报的先机，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美国政府内部的紧张。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最高决策班子，在整个60年代，甚至包括以后若干日子，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核事业一直在做“消除”的预案。其中包括军事手段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核计划。
中情局开始孜孜不倦的对中国核计划对东南亚和世界局势会产生怎样的所谓影响；甚至考虑同其敌手苏联“合作”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等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和辩论。在这其中，使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不仅被提出，甚至完成了整个计划准备。当然，这些辩论及计划的制定，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个计划长达十数年，被称为“高跟鞋计划”。
1964年，也就是肯尼迪遇刺后不到1年，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曾会见一位历史学家，隐晦的透露，肯尼迪曾考虑采取一项危险行动，迫使新中国放弃核试验。当时，肯尼迪甚至试图放弃他正在推行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来换取苏联在必要时同美国的合作，以打击中国。福斯特的这个谈话记录，一直保存在肯尼迪图书馆，直到1994年方才解密。
站立者为张少书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张少书，便是最早用档案材料来揭露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试图用武力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人。1988年，他就撰写了题为《肯尼迪：中国和原子弹》一文中，首次披露了这个秘密。彼时，文章发表，便遭到曾担任过肯尼迪政府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乔治.邦迪的反驳。邦迪辩称，当时的白宫，关于采取阻止中国实现核计划行动的讨论，只是简单地“说了一说”，并不存在认真的计划和真正的企图。
可是，与这位邦迪企图掩藏的愿望相反，历史学家们的努力，终于证实了美国政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阻断中国核计划的行动。
档案不断的被解密，就是邦迪本人与总统之间就阻止中国核计划的讨论，远远超过所谓的“说了一说”。冷战的铁幕后面，肯尼迪和其继任者约翰逊两位总统以及他们 的一大批顾问，为对付中国的核计划绞尽脑汁。他们为此设计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动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侦察设备，并试图说服苏联一起动手。整个行动预案是超乎今天大多数人认知和想象的 。
回到上世纪50年末60年代初，美中情局对中国的核计划只是评估和依靠有限的情报来判断。
1959年9月，美国得到了兰州气体扩散厂的照片。
1960年8月，美国间谍卫星第一次得到中国的有效图像。2
而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合作，动用U2飞机进行长途高空侦察，也因为航程和新中国防空力量迅速增强的关系，U2飞机也很难深入罗布泊这样中国深远的地区。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新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共击落国民党空军驾驶的U-2型高空侦察机5架。当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曾感叹：我们对中国核计划所知道的东西，是那么零碎，就如同我 们了解苏联在什么性质和多大程度上援助中国核计划一样，是那样破碎不堪。
1960年底，美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开采铀原料以及建立浓缩铀 工厂，大约是用铀来生产钚。同时，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大约能在1961年底接近完成，会在1962年提供钚。
白宫
据此，情报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同其他核国家一样，其关键成分是钚而不是铀。因为要把浓缩铀作为原子弹材料的过程是漫长而艰难的，而作为首颗原子弹，只需要较少的钚。至此，对中国原子弹的制造，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也就是本文开始所说，美中情局完成了他们认为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间谍任务：确认了中国核计划的存在
彼时，肯尼迪正接替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这位以后死在自己同胞黑枪下的总统曾经把新中国秘密进行的核试验视为60年代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的头两年时间里，没人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全面分析。那些零碎的报告，基本没有讲清楚中国核计划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而只是作出结论说，北京如获得核能力，那将会危及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特别会对亚洲造成极为显著的影响。当时一份报告还说，北京的核计划将造成比军事还要严重的政治和心理问题。因为它会在世界形成一种观念：“共产主义将是未来的潮流”，从而起人们的“心理分化”。在亚洲，中国的核试验可能会使它经济发展模式的信誉增高。人们会对自己乃至美国的实力产生怀疑。这种影响具有某种冲击力，它驱使许多国家接近中国，从而削弱美国的影响，并使美国以盟国利益名义对世界进行各种干预的行为遇到麻烦。
此外，美国还极为忧虑所谓核扩散问题。美国官方认为，一旦有核国家的数量稍许增加，那么，世界的 不稳定因素就会加大，非理性和孤 注一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由此，白宫开始责成其顾问团队和情报部门提出对策 。
迪安.腊斯克
1961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主任乔治.麦吉向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建议说，一个有效消除中国原子弹造成心理影响的办法，就是鼓励甚至帮助印度发展核武器。因为当时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已经接近于爆炸试验。一心反华的麦吉这时便没有顾虑印度拥有核武器之后会给亚洲带来的不稳定，而只是想以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来“ 狠狠揍共产主义中国一拳”。
当时，曾经拟议由总统科学顾问杰罗姆.韦斯纳在访印期间，拜访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向他试探，中国的核计划将会对印度发生多大影响? 其用意在于，引出印度提出援助的要求。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否定。因为，美国决策者还是害怕担当扩散核武器的名声。但腊斯克同意了麦吉的另一个建议，即打宣传战，宣传美国核武器的绝对优势，同时贬低中国的核能力。
同时，美国国务院东亚问题专家罗伯特.约翰逊开始了他关于中国核试验意义和后果的研究。这个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中国核计划的政策。
U2的机场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国核计划，美国情报部门竭力运用各种侦察手段，包括空中、和地面人力渗透。其中一个就是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U2飞机，携带高分辨率成像摄影机从台湾起飞，前往大陆的内陆进行侦察。虽然这种做法有相当危险，但实事求是的讲，从1961年始，这种高空照相侦察还是覆盖了中国内地的很多目标。
另一项高科技侦察手段，便是间谍卫星。从1961年起，美国情报部门开始进行代号为“科罗纳”( CORONA) 的卫星侦察计划。这种间谍卫星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 带有充足的胶片，从而能得到更清晰和更多数量的照片。
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科罗纳计划一共进行了24次侦察飞行。
其中，1961年12月，间谍卫星首次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当然，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未来的新中国原子弹试验场。
1962年4月，中情局依靠其碎片式的情报综合分析再一次推证，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将以钚为原料。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从1960年开始加速和成功地进行它的核计划，按照最快的时间表，它将在1963年初爆炸一颗以钚为原料的原子弹。
同样，这些情报分析专家也模棱两可，对自己这种推断又不很肯定，并怀疑中国是否能实现这种速度。因此，再度提出中国的第一颗核弹只能在1963年以后的若干年才能爆炸的估计。不过，他们有一点很坚定，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能以钚为原料。
1963年到了，面对白宫的要求，中情局的压力越来越大。
1963年1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邦迪会晤中情局局长麦科恩。有两件事情是美国决策者最为关注的，这就是中国和古巴的核计划。麦科恩承认，对中国核计划目前仍所知不多，需要加大侦察力度。
飞行中的U2
1963年2月，一架台湾的U2成功的拍摄到了包头的核工厂。但当时根据照片资料，美国情报人员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钚反应堆。情报分析认为，包头核工厂照片显示，它经过了“精心的安全掩饰”。设施中包括一个小型的气冷钚反应堆，以及配套的化学分离和金属加工厂。根据法国钚反应堆设施先例，分析认为，这就是一个钚工厂。
国务院负责情报分析的乔治.丹尼向腊斯克汇报，工厂规模表明，中国已获得了进行核试验充足的钚原料。包头的发现还能确认，中国有能力大约会在1963年底爆炸一个小的核装置。
在接下来的侦察中，1963年3至6月间，台湾起飞的U2飞机又拍摄到位于某水电工程旁的兰州气体扩散厂正在加紧施工。美国专家认为，兰州气体扩散厂可以容纳1800台压缩机，但仍少于生产核武器所需材料的4000台的规模。
这里有个小插曲，台湾蒋介石的情报机构曾判断认为，兰州的反应堆在1963年已经开始运转。但送到了华盛顿，却没人搭理和信任台湾的这个情报。
后来在1964年，U2和间谍卫星共同侦察到中国正在酒泉建立一个钚反应堆。当时估计，它要到几年以后才能投入生产。
今天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尽管有了推测的时间表，但美国情报人员和台湾方面的情报都无法准确得出，中国究竟在什么时候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从最初判断的1963年，有根据新的情报补充，又有了最合理的判断，中国将在1964年初，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但在补充中，情报分析还提出了，如果遇见了“通常的困难”，爆炸日期也可能会被推迟，例如推迟到1964年底或1965年。此外，如果还有其他钚反应堆未被发现，那甚至意味着，中国随时会爆炸它第一颗原子弹。
而同情报人员专注于在技术上分析中国核能力的不同，美国最高决策者们想的是既然共产党中国肯定要试爆第一颗原子弹，那么如何“搞掉”中国的核计划就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中苏敌对的加剧，肯尼迪异想天开的希望能够谋取苏联人的支持，以摧毁中国的核计划。敌人的敌人就是战略上的朋友。
1963年1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十分明确地表达他的想法：我们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同苏联人谈判的基本目的，“就是制止或延迟共产党中国的核进展。”肯尼迪有理由认为，俄国人会同他一样热衷于阻止中国发展核能力。肯尼迪相信，中国在“六十年代末及以后的时代，将成为我们美国的主要敌手”。一个有核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当时在肯尼迪顾问们都同意他 如下看法：苏联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以及核武力升级的危险性的立场，是可靠的。比起中国来。这种态 度显然更少危险性。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美国著名政客艾夫里尔.哈里曼致信肯尼迪，苏联人对联邦德国的有核化非常反感。他建议，美苏之间应就德国与中国问题达成“谅解”。其关键部分就是非核扩散和禁止核试验。在哈里曼同苏联外交官的谈话里，他们似乎得到共同看法：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可以针对中国。哈里 曼觉得，如果华盛顿能同莫斯科达成一致，那么，
“ 我们就可以一起迫使中国停止核计划。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威胁中国，我们将搞掉它的核设施。”在彼时美国政客眼里，同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的核计划，是有可靠基础的。而此时，因为中苏交恶，苏联已经切断了对中国核计划的援助。更重要的是，苏联支持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条约，已经具有针对中国的意思。
1962年8月始，苏联对美国关于订立国际性的防止核扩散条约，反应积极。腊斯克觉得这个条约就是以中国为靶子的。
60年代，约翰逊与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在白宫草坪散步
有了美苏联手的可能性，美国高层有些激动了。1963年4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 ，拟定了间接与直接打击中国核计划的两种方案。这就是今天我们如果熟悉冷战史的话，知道的那个计划名字“高跟鞋计划”。
间接方案是使用外交和宣传攻势，直接的就是使用军事武力手段。
两种方案既可由美国一家来干，也可以发动西方盟国一起。美国希望能够得到苏联积极或心照不宣的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直接方案包括：
1．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
2．实施海上封锁；
3．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
4．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
5．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主席李梅将军在这个报告的备忘录中也坦言，公开使用武力来强制中国是不现实的。即使迫使中国签了条约，也无法保证它能实行。此外，如果美国采取单边行动，不管是进行封锁还是使用武力，都不能不考虑到中国的报复和战争升级。至于如何使美国的行为在国际上合法化，就更困难了。但是，如果有苏联的哪怕是默许的合作，情况就会不同。因为一旦美国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在 战争升级和迫使中共接收条件的两极中，起缓冲作用。
李梅
1963年5月中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邦迪向后者提出，希望“私下认真地”就中国核计划“交换意见”。但多勃雷宁应该是秉承了莫斯科的指示，对此并未表现出兴趣。他把话题扯到了美国“多边核力量”的计划问题上。当时，“ 多边核力量”是美苏关于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最棘手的问题。尽管邦迪还想加以诱惑，但多勃雷宁还是拒绝谈论中国问题。
多勃雷宁
1963年6月，赫鲁晓夫公开宣布，苏联同意美国派遣一位特使（即哈里曼）来莫斯科，讨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再次刺激了白宫。他们认为这又是一次探讨美苏联手对华可能性的时机。但由于已知苏联人更关心的是“多边核力量”，而“多边核力量”是美国欧洲政策的一个基点，它同防止核扩散协定互为矛盾。这种复杂关系前，要取得苏联同意联手对华，就必须在两者问进行选择：要么“多边核力量”，要么放弃。最后，肯尼迪似乎下了决心。在哈里曼即将出使苏联前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肯尼迪提出，应研究“放弃多边核力量政策”，以作为达成防止核扩散协定代价的可能性。有人 同意，有人反对。支持者认为“多边核力量” 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反对的人则提出，“多边核力量”已经把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深深地绞在一起，现在根本没有放弃的可能 。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
肯尼迪没有过多坚持他的观点。但他扔不掉美苏联手遏制中国核计划的念头，当哈里曼刚刚抵达莫斯科，他就接到肯尼迪的指示，必须对赫鲁晓夫强调，一个有核中国，哪怕具有很小的核能力，“对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肯尼迪希望哈里曼去试探赫鲁晓夫在“限制或制止中国核计划，以及如果苏联采取行动，它是否认可美国按照这个思路去采取行动”上到底抱有什么想法。结果是，虽然哈里曼最后成功地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但他始终没有能引诱赫鲁晓夫就采取政治的或其他步骤来反对中国核计划问题，并进行任何讨论。而就当时，只要法国坚持不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感到，他也无法做到孤立中国。
此外，作为东西方阵营的冷战对垒意识，赫鲁晓夫还极力淡化中苏分歧。他不同意哈里曼关于中国有了核武器将对苏联构成威胁的观点。他对哈里曼说，中国的核计划没有那么厉害。有了核武器，中国会更 加自我约束。因为，“当一个人还没有核武器的时候，那他准是喊叫得最凶的人”。
肯尼迪没有获得赫鲁晓夫的承诺，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想法。
1963年8月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统谈到了所谓具有“威胁的形势”。他承认，中国在核计划 方面，要达到“羽翼丰满”的程度还需时间，但“我们现在就希望采取步骤，来减缓这种危险的前景”。
美国将眼光投向了中共的仇敌，国民党身上。
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在同肯尼迪会谈之前，蒋经国造访了美中央情报局。在会谈中，双方涉及到使用空降部队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问题。之后，蒋经国又会见了邦迪，他们也谈到了打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作战问题。蒋经国劲头十足地提出，只要美国对突击行动提供运输和技术支援，打击大陆核设施就可以干。邦迪支持蒋的想法，但顾虑军事行动会促使中苏重新结盟，并引起大的冲突。因此，他告诉蒋经国，打击行动还需要做慎重的计划。
蒋经国与肯尼迪进行交谈
1963年9月11日，蒋经国同肯尼迪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晤。谈话中，肯尼迪直截了当地询问蒋经国：“ 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即将300到500人的突击队派到像包头这样远的地方，而飞机不被击落? ”蒋经国当时回答说：派遣突击队的建议“昨天已经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讨论过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是可行的”。对此，肯尼迪还是没有完全放心。
鉴于猪湾事件的经验，华盛顿和台北都需要有关大陆的更准确的情报。肯尼迪告诉蒋经国：“不管什么行动，它都要适合实际情况。”
几天后，蒋经国会晤麦克恩，双方同意建立一个计划小组，来研究派遣国民党作战人员袭击中国大陆核设施的可行性问题。双方约定，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两方面最高层的批准。
上述谈话记录在21世纪被解密披露了出来，但这份准备突击作战的计划小组的工作情况，在今天，依然是个谜。
很长了，看累了吧，下回继续聊这个的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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