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邓小平接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
毛泽东常常敢于和善于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严于律己的作风。
下发决定告诫全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中共“赶考”出好成绩？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
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被写进《党章》。1950年4月1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一决定还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做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
《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发出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一时蔚然成风。
寻机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1962年1月至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也称作“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针对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需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讨错误、统一思想认识。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借历史上“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他指出：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毛泽东身为党中央主席，也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责任。他指出：“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这次会议让很多人深受震撼，也推动了全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中国历史书。唐太宗李世民是个从谏如流的皇帝，毛泽东很欣赏他这一点。在阅读《旧唐书·李百药传》时，毛泽东在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上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这四大工作方法是：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显然，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1958年11月，毛泽东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所谓“冷一下”，就是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冷静回味及深刻反省，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摘编自《红岩春秋》2019年第6期孟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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