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山萬里塵與土，百年家國雲和月，濁浪翻騰幾曾歇。
很喜歡“家國”二字。我認為“家國”與“國家”是不同的，家國是家和國的意思；而國家是由國土、人民（民族）、文化和政府四個要素組成的，國家也是政治地理學名詞。在傳統中國文化的理解中，國是最大的家，大家的家，君主是大家長。國亦家，家亦國，家是最小的國。國與家息息相關，密不可分。沒有國就沒有家，反之亦然，沒有家也就沒有國。所以，中國傳統是“家國”的，而不是法律規制的“國家”。因此，英文中的State、Country究竟不能用中文“國”這一個字完全的翻譯過來。
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懷抱著家國理想。二十世紀一代大學問家、思想家陳寅恪先生，為我們長久懷念的原因，在於他的學問裡面有一種頂天立地、獨立不倚的精神，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他同樣有著深沉的家國之情；我很喜歡他1965年寫的《讀清史后妃傳有感於珍妃事》那首詩，其中有兩句寫的是：“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這兩句詩是陳寅恪先生整個詩歌創作的主題曲，也是打開他著作寶庫的一把鑰匙。因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國之情緊密聯繫在一起。他在很多詩裡都有類似的情結。“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兒郎涑水空文藻，家國沅湘總淚流。”“衰淚已因家國盡，人亡學廢更如何。”這是陳寅恪先生一生精神脈絡之所出處。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家國情懷與其說是一種情感訴求和心靈皈依，不如說是一種生命自覺和文化承續。無論是《禮記》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追求，還是《岳陽樓記》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責任擔當，抑或是陸游“位卑未敢忘憂國"的使命驅動，家國情懷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寶貴精神財富，是華夏兒女最真摯的情感共識和最濃烈的精神底色。
轉型期的當代中國，正需要將“國家”賦予更多“家國”的基因和屬性，使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共同體，從制度、道德、風尚、信仰諸方面，從語言文字、生活習慣、人際關係到文化心理，都具有“家國一體”的氣質和細節，每個人都有一個溫美清純、風和日麗的“家國夢”，心中也永遠“澎湃著中華的聲音”。無論時代怎麼變化，社會如何激盪，每個公民都應該有一方精神的家園。這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核心價值和崛起高度的真正體現。
當下中國社會，思想觀點參差多態，無法就革故鼎新達成一致。在此歷史的關鍵時刻，只有以“家國夢”為最高原則，以家國天下為志，每一個有能力添磚加瓦或力挽狂瀾的人物，才不會總是各走獨木橋，一盤散沙，而是在互相讓步中順應歷史發展之潮流，為共同體的利益捐棄私利。
著名史學家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客觀地指出中國文化“二人”定義“一人”的設計，他認為：
中國人對“人”下的定義，正好是將明確的“自我”疆界剷除的，而這個定義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個“二”字，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係中，才能對任何一方下定義。在傳統中國，這類“二人”的對應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這個對“人”的定義，到了現代，就被擴充為社群與集體關係，但在“深層結構”意義上則基本未變。
孫隆基認為，當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開始浮現的階段，也正是中國人訓練孩童要融入群體的時刻。也可以說，從“人之初”開始，中國人就設計了由“二人”定義“一人”的局面，我們以“家國”為生存的本根。有著國際生活經驗同時從事歷史文化研究的孫隆基，如此解讀“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並認為中國人對個人觀念、身心態度、公私利益、家國關係等根本問題的認識都沉澱在這種深層結構中。他用“二人”與“一人”的文法規則來整理林林總總的中國現象，“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只是一個文法（grammer），這個文法可以創造出佳詞妙句，也可以創造出很醜陋的句子。”
我非常認同這一觀點，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造成中國人個體的不發達，所以我們需要“家國”，因為我們從來不是“一人”而是“二人”。我想起當代流行歌曲中，繼承了《楚辭》以來“美人家國”傳統者，一個羅大佑，一個崔健。所謂“美人家國”，是將君王比作“美人”，寫自己的苦戀；於是男女之愛（也未必限於男女）和家國之恨，交相糾結，感發出各種深遠宏闊的天問，問天問地，問你問我。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
矇住我雙眼也矇住了天
你問我看見了什麼
我說我看見了幸福
——崔健《一塊紅布》
認識中國與中國人愈深，對此曲的感觸就會更多。《一塊紅布》是可以有很多解讀的，一塊紅布，可以當作一個愛情歌曲，也可以當作一個描述個人經歷的歌曲。有人把這理解為愛情的盲目和愛情那種說不透的幸福，有人把這首歌聯想到處於一個大變革之中的中國，我們的道路是前人沒有走過的，所以我們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說這是關於信仰極化。你很難說這首歌是痛苦還是幸福，反正愛恨交織，情感複雜，其中“矇眼者”與“被蒙者”之間微妙的溫情關係，很難用簡單粗暴的去解讀，絕對不是簡單的暴力與被暴力的關係。有人會說這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受虐狂。但是我不想用一個心理學的專有名詞就給這些東西做道德審判，反而一個專有名詞容易讓普通讀者自以為知道了本質而忽略掉其中更多細膩的感受。再說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是西方概念，對中國問題和中國社會文化心理的解讀未必準確。《一塊紅布》這首歌正是由於寓意深刻，喚醒了很多人內心的共鳴，並帶來異常豐富的感受，才成為中國搖滾音樂的經典。
解下了“一塊紅布”的今天，在全球化以及中國社會迅猛發展的今天，中國人的安身立命問題亟須得到解決。清醒地看，近代中國文化以十分負面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它被放置入一個由他人（西方視角）締造的‘現代’世局中，一切條件對它來說都是不利的，原來衡量它的所有標準也必然是異化的。時代在呼嘯前進，這個“現代化”應該是不斷被重新定義的。中國文化的“文法”規則能否在新的世局裡創造出簇新的佳詞妙句？為什麼“家國情懷”深植於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但我們今天許多國人又要將其棄如敝屣？可誰又能否認，家國之源，江山之嬌，這就是我們的生活，這就是所有民族戰士、所有仁人志士為之獻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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