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只維持了103天,時間如此之短取得了什麼成就?

齊立新


1889年慈禧艱難的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歸政於光緒,自己退隱頤和園頤養天年。光緒終於獲取了部分皇帝的權力,但最終的軍政大權還是牢牢的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但光緒想改革,想通過自己的力量中興大清,像他的祖先康熙皇帝學習。

終於到了1898年,光緒的羽翼稍稍有些硬朗的時候,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維新派的鼓動下,光緒皇帝決心開始改革,這便是日後知名的“戊戌變法”,在變法的短短百餘天的時間內,光緒皇帝連連發布上諭,號稱全國效仿西方先進之文明和先進之科學,改革大清朝廷冗餘的機構,改組人事,裁撤那些尸位素餐的無能官員,給那些有著真知識,真想法的有識之士委以重任,並且在教育上開辦新式的大學,(京師大學堂就是在這個時期誕生),招收各種新式的人才為大學堂學生,培養他們以供國用,在輿論上解封言論,使得民眾可以暢所欲言,並且廢除千百年來的迂腐的科舉八股文,舉辦新科開科舉仕,在軍事上,開始組建新式的大清海軍,和大清新式陸軍,並且聘用外籍人士做為教官編練新軍,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等等措施。

由於這些激進的措施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下達的,很多政令都沒有得到完全的貫徹和實施,在加上很多的新政對於滿清勳貴等老派勢力是一個巨大的壓制,所以他們明裡暗裡的都不支持變法,他們這些貴族和官僚甚至聚集起來,形成小組織竭力反對變法。到了變法後期,矛盾升級,直接爆發了維新派說服袁世凱圍園殺後事件,這一下激怒了慈禧,他們聯合起來發動了戊戌政變,囚禁了光緒皇帝於中南海瀛臺,並且把戊戌六君子斬首於北京菜市口。康有為等人倉皇出逃,戊戌變法失敗。

不管怎麼說,這次變法還是有很強的進步意義,為十三年後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基礎。它開始喚醒了愚昧的國人。


老豬的碎碎念


維新派的一大政治主張就是出賣新疆和西藏,給俄羅斯和英國,換取經費。幸虧老佛爺聖明!



九大掰


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維新變法、維新運動,是晚清時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通過光緒帝進行倡導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

戊戌變法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施。其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但因變法損害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利益而遭到強烈抵制與反對。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發動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逃往法國、日本,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歷時103天的變法失敗。

戊戌變法是一次具有愛國救亡意義的變法維新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中文名

戊戌變法

外文名

Hundred Days Reform

起止時間

1898年6月11日—1898年9月21日

代表人物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

目的

救亡圖存

歷史背景

國際背景

經濟

光緒帝

19世紀下半葉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期,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引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促使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開始向壟斷階段過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對落後的俄國、日本,在發展了資本主義之後,也迅速強大起來。在這種局勢下,變革舊的制度和舊的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已經成為當時的一種世界潮流。[1]

政治

19世紀後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議會改革等,使更多的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參政權,政治民主化進一步擴大。英、美等國實現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頓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從而保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常運行。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長期的發展中日趨完善。而亞洲的日本則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並迅速崛起。這些國家都為中國人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提供了示範。[1]

國內背景

政治形勢

民族危機的加深。19世紀末,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英、美、法、德、俄、奧、意、日等相繼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加緊對落後國家和地區進行侵略,西方列強趁機掀起侵略中國的狂潮,偌大的中國被分割成了一塊塊列強的“勢力範圍”,整個國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勢。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危機;《馬關條約》的簽訂,中國再次遭受割地、賠款,以及大量主權進—步喪失的厄運。甲午戰爭的慘敗更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亡國滅種的危急形勢迫使一些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尋找新的救國救民道路。[2] [3] [1]

馬關條約

經濟基礎

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所帶來的刺激。《馬關條約》中允許列強在通商口岸開設工廠,列強紛紛加緊資本輸出,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進一步破壞。這在客觀上促使中國城鄉的商品經濟有所發展,為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二是在洋務運動中,洋務派打著“自強”、“求富”的口號,興辦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引導和刺激作用;三是因為一些覺醒的國人把發展民族資本主義、抵制洋商洋廠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們發出了“實業救國”的呼聲,利用有利時機大力發展民族工業。19世紀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初步發展,為資產階級開展維新變法運動提供了經濟基礎。[4] [2] [1]

康有為

階級基礎

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開始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符的政治權利。民族資產階級作為新的政治力量開始登上政治舞臺,為戊戌變法奠定了階級基礎。[1]

思想基礎

一、近代以來新思想的發展。鴉片戰爭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封建統治的危機也一步步加深,先進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要通過何種道路來挽救中國的問題。林則徐、魏源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呼聲,成為學習西方的先聲。但是他們的思想由於受到種種限制,並沒有付諸實踐。洋務派將“向西方學習”的思想付諸行動。19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務運動,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指導下,主要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希望以此達到“自強”、“求富”的目的。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甲午戰爭的慘敗卻表明靠洋務運動並不能救中國。[2] [1]

梁啟超

二、早期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想萌芽。早期資產階級維新派中的很多人親身參加了洋務運動的實踐。經歷了甲午戰爭的失敗後,他們認為洋務運動僅將“制器”作為學習的重點是不夠的,中國真正要學習的是西方先進的政治制度。早期維新派主要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方案,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他們只進行一些理論上的宣傳,很少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有很大的侷限性。儘管如此,他們掀起的維新思潮仍然產生了廣泛影響,並對康、梁維新思想的產生起到了思想先導的作用。[1]

三、維新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康有為打著“託古改制”的旗號,將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相結合來宣傳變法。康有為的思想在當時極具震撼力,為維新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體現了他對封建頑固勢力的妥協。

梁啟超則將維新思想的影響進一步擴大。梁啟超的維新思想在當時的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和開明官僚中產生了較大反響,大大增強了維新變法的聲勢。[1]

另一個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通過發表文章和翻譯西方著作,無情抨擊了封建頑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維新主張。嚴復雖然沒有參加維新運動的實踐,但是他對西學的介紹和宣傳卻對近代早期知識分子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也為醞釀中的戊戌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1]

正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開展之時,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與以李鴻章為代表的頑固派(包括洋務派),圍繞著三個“要不要”,即要不要實行維新變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開始了一場大論戰。這是一場維新與守舊、變法與反變法的爭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思想同封建主義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鋒。維新派利用這次機會使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進一步開闊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維新陣營。[5] [1]

直接起因

主詞條:馬關條約、公車上書

1895年4月,日本逼籤《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的組織發動下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但上書因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送到光緒帝的手中。[6]

變法過程

輿論宣傳

公車上書失敗後,維新派積極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著書立說,介紹外國變法經驗教訓,在各地創辦了許多報刊、學會、學堂,為變法制造輿論,培養人才。維新變法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

強學會舊址

1895年8月17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鼓吹變法,並組織強學會。

1896年8月,為了宣傳變法而製造輿論中心,《時務報》在上海創刊。

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

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學報》。在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6]

實施變法

1897年冬,德國出兵強佔膠州灣,引發了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在嚴重民族危機的激發下,維新變法運動迅速高漲。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指出形勢迫在眉睫,如果再不變法,不但國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6] 後來,光緒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不做“亡國之君”,讓康有為全面籌劃變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5] [6]

1898年4月,康有為同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5]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了“明定國是”詔書,變法正式開始。變法期間,光緒帝先後發佈上百道變法詔令,除舊佈新。[5]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

變法開始後,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變法運動的開展。[7] 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5]

1898年7月30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囑維新派妥籌良策,推進變法。密詔中說:“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光緒帝意識到將有變故,自己處在危險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維新派籌商對策。[5]

光緒皇帝

1898年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歷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併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挾制。”

1898年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后有親戚關係,遂向太后哭訴。

1898年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並命譚與劉光第、楊銳、林旭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1898年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1898年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北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面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面,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迴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后事。

1898年9月17日,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帝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1898年9月18日,御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后即日訓政以遏亂萌。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次日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從北京帶來的政變消息,以為密謀已經洩露,為避免自己被牽扯上叛逆罪,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8]

袁世凱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臺。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后。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儘快出走。慈禧回宮。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攜僕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迴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慈禧太后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后。康有為離開北京。

戊戌政變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於中南海瀛臺;然後發佈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變法”失敗。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

戊戌六君子

1898年9月24日,剛毅奉太后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第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后為何罷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1898年9月25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5]

變法內容

文教改革

舉辦京師大學堂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等學堂,州縣設小學鼓勵私人開辦學堂設立翻譯、醫學、農務、商學、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歷,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廢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歷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設譯書局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主要措施為: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9] [10] [2] [5]

經濟改革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11] 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採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頒發制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在各地設立工廠、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12] 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倡辦實業,促進生產、鼓勵私人開辦工礦企業。[13] [2] [5]

鐵路礦務總局

軍事改革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籌設武備大學堂;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2] [5] [14]

社會改革

將城鄉許多祠堂、廟宇改為學堂,破除迷信。[15]

政治改革

(一)開放言路。光緒皇帝下詔,允許報紙“指陳利弊”,“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又下詔,凡院、部司員欲條陳意見,可以上書,通過本衙門的“堂官”(首長)代傳。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遞;[16] [2] [5] [14]

共2張

光緒

(二)精減機構。撤銷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內外章奏)等六個衙門,各省也要做相應精減;[17] [14] [16] [2] [5]

(三)任用新人。維新派楊銳、劉光第、譚嗣同都被光緒任命為“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秘書),參與新政。[2] [5]

(四)仿效康熙、乾隆時的舊制,在紫禁城內開“懋勤殿”,使之實際上成為皇帝與維新派討論制度改革的機構(未能實行)。[16] [2] [5]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及教會、以孔子紀年、制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髮易服及遷都上海等。根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失敗原因

根本原因

戊戌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資產階級維新派力量過於弱小,即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頑固派掌握實權,實力強大。[3]

直接原因

其一,守舊派勢力強大,當時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不在光緒皇帝手中,而為以西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維新派只有少數幾個人,沒有實權。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專講西學”,但是,當她感到變法觸及到她自己的權力和清廷王公貴族的利益時,就動手遏制、鎮壓。

慈禧太后

其二,維新派缺乏正確的理論指導。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指責西漢的古文經書全系劉歆偽造,《孔子改制考》將孔子打扮為“改制立法”的祖師爺。兩書都沒有充分的、有說服力的證據,不用說守舊派反對,當時的一些開明人士也不贊成。此外,維新派某些激進的宣傳也增加了社會阻力。

其三,維新派缺乏堅強的組織領導,脫離廣大人民群眾,只寄希望於沒有實權的皇帝和極少數的官僚,甚至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其四,維新派及光緒皇帝在實施變法上的某些冒進措施。變法一開始,光緒皇帝就因不滿自己的老師、軍機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頂撞,將其開缺回籍。大量裁減冗官,僅京師一地,涉及閒散衙門十多處,失去職務者近萬人,但是又沒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書被阻而一下子罷免六個部長級大員,也操之過急,並且失之過重。

其五,變法手段單一:採取單純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18]

後世影響

戊戌變法作為近代中國的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進步意義。雖然被慈禧太后扼殺了,但也為13年之後爆發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礎。

政治經濟

一、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著光緒逃到西安,這給慈禧以慘痛教訓。簽訂《辛丑條約》後,慈禧太后下令實行新政,其內容有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預備立憲;成立諮政院、諮議局等。其中有些改策已經超出了當年維新變法的內容。

二、激起了民眾對滿清政府的憤恨,推動知識分子由維新向革命轉化。戊戌維新失敗後,支持孫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轉變為革命黨人。(此條更準確的說應為戊戌政變的影響,而不是戊戌變法本身的影響。)[15]

思想文化

一、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

(1)變法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人們普遍認為,不變沒有出路,變是古今通理,中國還應該大變、全變。

(2)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維新派只敢講“民權”,承認人民有參與管理政治的權利,但是不敢講“民主”,不肯承認人民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戊戌維新之後,民主思潮就充分發展起來了。

(3)激起了新一輪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戊戌維新失敗後,更多的年輕人出國留學,更多的西方學說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思想界更為活躍。

二、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

戊戌變法後,新式文化事業勃興,國內出現辦學熱,創辦新式報刊熱,出版新書熱。戊戌時期,維新派為了對人民進行“啟蒙”,曾提倡白話文和“小說界革命”。維新運動失敗後,白話報刊更多出現,白話文得到更多提倡。除“小說界革命”外,維新派繼續倡導“詩界革命”、“曲界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宗教革命”以至“史學革命”。[15]

歷史評價

國內評價

中國歷史學家翦伯贊《中國史綱要》:維新運動具有救亡和抵制人民革命的雙重性質,但變法主張的公開提出,起了主要是積極的政治影響。[19]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蕭功秦:戊戌人士激進變法的失敗,最直接的後果,是加劇了社會內部的政治兩極化過程。一方面,這這場變法引起了以滿清權貴保守派的政治反動。他們以情緒化的方式,更為頑固地堅持“祖法不可變”的立場。一批更為昏庸、眼界更狹隘的“原教旨”保守派進入了權力中樞,並進而強化了朝野本來就存在的非理性的排外主義勢力。他們註定成為清王朝殘存的權威合法性資源的巨大消耗者。另一方面,戊戌變法的失敗,使相當一批現代化知識精英,由於對體制內的變革失望,而開始走向體制外的革命。“革命排滿”從此成為日益強大的政治思潮。清王朝充當中國變革的主導者的可能性,將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挑戰。這種兩極化過程使中國未來的命運,將由此充滿了更多的變數。[20]



舟曉


戊戌變法雖然只持續了103天,但還是對中國注入了很多新鮮的血液,貢獻也是巨大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戊戌變法在政治上要求改變封建專政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憲國家

維新派的先進之處,在於認識到器物層面的某些改變根本無法挽救中國,必須從根本制度上進行改革,把傳統的封建專制農業國,改變為近代君主立憲的工業國。所以他們主張要“大變”、“速變”、“全變”,大大突破了洋務派認可的變革範圍。

  在封建專制制度下,皇帝君臨萬民,獨攬一切,權力不容分割,不受制約,排斥了人民大眾參政議政的權利,是造成不公正、不平等以及暴政、動亂、腐敗的根源。因此,維新派強烈要求改變專制制度,他們借用法國啟蒙思想將盧梭的“民約論”思想,譚嗣同就尖銳指出:

  “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先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

  這種言論在當時是十分大膽而新穎的,而且他們盡情揭露了君主制度下的悲慘現實,直斥清朝的統治“如黑暗地獄,直無一法一政足備記錄,徒滋人憤懣而已”。

  儘管維新派的主張客觀上只能為新興的中國資產階級分享政權開闢道路,以當時的情況而言,並不能真正挽救中國。但維新派力爭制約君主權力,擺脫專制主義的束縛,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只有人們不相信君權的神聖,從專制皇權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繼續前進。所以,戊戌時代這一思想解放為許多知識分子的進一步革命化創造了條件。

二、戊戌變法在經濟上倡導民營企業,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洋務運動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工廠、礦山、鐵路等近代企業,但數量較少,而且大多是官辦、官督商辦、官商聯合,民營企業則得不到保護。

  戊戌變法實行的第一天,光緒帝就下諭各省設立商務局。這是御史王鵬運提出的意見,“請於各省會設立商務局,由各商公舉殷實穩健,素有聲望之紳商,派充局董,駐局辦事”。不久,光緒兩次諭令劉坤一、張之洞在上海、漢口試辦商務局,創立商會。

  不僅如此,光緒帝在上諭中還鼓勵士民著作新書,創行新法,製作武器,准許專利,甚至民間還可以興造槍炮各廠。連槍炮廠都允許民間設立,其他民營企業就更不在話下了。

  後來光緒帝又在北京設立農工商局,命各省設分局“分別製造,以擴利權,而資民用”。這一系列保護和鼓勵民間工商業的諭旨,雖由於守舊派的阻撓拖延大多未能實現,但民營企業的合法地位已不可動搖,對於私人創辦工商業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戊戌變法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有了初步發展。洋務運動期間創辦的近代企業,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作多達80%以上。而戊戌前後三年中(1897-1899)中國創辦的廠礦54個,資本額621萬元,其中商辦佔70%,民間企業已成工商業的主流。


三、戊戌變法還廢除了八股文,改革了科舉制,倡導學習西方,實行近代教育和文化制度。

維新派十分重視人才的教育,康有為強調:“欲任天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急於教育。”梁啟超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

  科舉制和八股文是禁錮心智、脫離現實的典型。知識分子只去讀古代的儒家經典,按固定的格式寫文章,就可得到高官厚祿。維新派對此作了猛烈抨擊。嚴復說:“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虛驕,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輔國家,下不足以資事蓄。”變法期間,類似這樣的抨擊科舉八股的尖銳言論比比皆是。

  維新派在反對科舉八股的同時,又提出講求西學,學以致用的主張。他們在教育文化方面,一是主張開辦新式學堂,光緒帝在“明定國是”詔中特別提出“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並令各地籌設大中小學堂和各類專業學堂。

  二是科舉不用八股文,改試策論。“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效為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同時開設經濟特科。

  三是鼓勵創辦報紙,諭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康有為辦其事。“各報體例,自應以臚陳利弊、開廣見聞為主,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此外還鼓勵譯書,選派出國留學生,許士民上書言事,開放輿論。

  在朝廷的大力倡導下,社會風氣日新,學堂、報館、學會紛紛創立,如雨後春筍,一發而不可遏制。戊戌維新後七年,延續了一千數百年的科舉取士制度終於被廢除,近代教育制度取代了傳統的封建教育,報刊等大眾媒介也日益普及。


戊戌變法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動搖或部分改變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為中國近代化開闢了道路。但同時也要看到維新派自身難以克服的侷限性。

維新派力量薄弱,新舊勢力對比很懸殊,守舊派力量強大,康、梁等在維新運動中表現的幼稚、脆弱、動搖、衝動、盲目樂觀,又缺乏遠大的規劃,切實的行動。很多應該做和必須做的事,他們想不到去做,或者不能做,不願意做。

光緒帝百日維新所下的新政詔諭,守舊派不執行,不辦理,推諉拖延。而他們對維新派人士則忌恨怨妒,公開為敵,勢如水火。故慈禧太后一聲令下,光緒帝便束手就擒,六君子坐待誅戮,變法維新的大廈,突然傾倒,土崩瓦解。因此,戊戌變法的失敗悲劇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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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是一場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政治改良運動。資產階級維新派在總結洋務運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張。他們希望通過變法的道路,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實行君主立憲。

戊戌變法運動具有鮮明的愛國性質。它是一場試圖通過改革來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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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戊戌變法”可追溯於1898年清光緒年間,是舉人出身的康有為,梁啟超為策劃者發起的,史稱“康梁”,他們在封建專制社會里具有獨特的眼光,即深受當時西方新思潮的薰陶影響,其出發點還是維護鞏固一統皇權的江山社稷,主要就當時清代閉關鎖國的現狀,針對本朝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外交等多個層面提出變革的一系列建議,這些變法條目有著細緻的措施,縝密的論證,一旦付諸實施肯定具有深遠的影響;其二,正因為這些維新“奇招”體現的民權思想觸動了清朝最核心的利益,尤其垂簾聽政的實際“當家人”慈禧太后雖表面贊成此次改良,但是,她作壁上觀,揣摩動向,發現超出她預想的尺度,便立即予以必要的干預;而光緒帝顯然高估了自身的特權和威望,他藉助於維新力量打壓“太后派”不成,危機時又誤託了大奸似忠的袁世凱,結果被西太后幽禁於瀛臺;而康廣仁,譚嗣同等六位變法人士旋即遇害,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只進行了103天即告夭折;其三,“百日維新”儘管很短暫,但是,如戊戌義士譚嗣同殉難時所言:“觀世界各國變法無不流血,中國變法之流血,請從今日始”;其以維新先驅的鮮血喚醒億萬國人的行為感天動地;事實上,一大批先進的炎黃子孫就是從中汲取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和精神力量;使以後挽救中國命運的變革行動變得更加富有智慧也更為徹底;不是嗎?武昌起義就是最好的例證,它充分的表明:一代中國人正前進在正確的道路上;以上僅個人見解,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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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和擴大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符合近代中國發展的歷史趨勢,因此也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良運動.它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傳播,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奠定了基礎.具有愛國和進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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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變革維新運動,由於它時間只維持了103天,因此也叫百日維新,之所以稱作維新,肯定有新的內容,它的主張是值得肯定的,戊戌變法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倡導發起的。

戊戌變法發生的歷史原因是因為《馬關條約》的簽訂,《馬關條約》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代表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的人是李鴻章。《馬關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及其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給日本,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在中國開辦工廠,賠款給日本白銀二億兩。李鴻章也因此條約,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雖然他在同日本人的談判中,也是費勁了心機,但弱國無外交的現實,讓李中堂也是無能為力。

《馬關條約》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半封建化的進程,中華民族處在危及存亡的關鍵時刻。公元1895年,南海先生康有為和他的弟子梁啟超,聯合一千多名舉人(實際上只有300多人)提出改革,並上書光緒皇帝,光緒帝本也是一個有為青年,他雖為九五至尊的皇帝,卻始終沒能擺脫慈禧老佛爺的控制,聽到來自人民的呼聲,光緒帝也是積極響應,想借此機會振興搖搖欲墜的清朝。

光緒帝皇帝接受了改革思想,召見康有為等人,聽他們陳述改革之主張,戊戌變法的主要內容包括:改革政府機構,免除或清退不作為的官員,重用有改革思想的有志人士,大力發展工礦業和私人企業,對辦學模式進行改革,開啟新的教育理念,引進西方的先進文化和思想,實行言論自由,對軍隊進行改制,廢除科考制度。

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從1898年6月11日開始實行,說實話這些改革措施是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但改革的支持者光緒帝沒有實際權力。改革給舊勢力帶來了巨大的衝擊,慈禧太后為此十分惱火,於是她在1898年9月21日發動了戊戌政變,囚禁了可憐的光緒帝,康有為和梁啟超潛逃,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戊戌變法經歷了103天,以失敗告終。

戊戌變法是愛國救亡的改革運動,它的歷史意義深遠,它在內容上喚醒了沉睡的民族,讓人民深深的看到落後就要被捱打的現實。戊戌變法是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它提倡解放思想,言論自由,它的思想對近代社會的進步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可變法的支持者沒有足夠的能力去主導這場變革,以至於最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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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變法取得的成就如果單單從實際操作層面看,是不多的,甚至可以說是很少的。許多新政,新法在短短的103天內可能還未能完全發揮出應該有的功效。而慈禧復出後,唯一保留下來的變法成果只有“京師大學堂”,也就是現在北京大學的前身。但從理論層面上說,戊戌變法是影響巨大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向。



首先,戊戌變法對當時清政府最大的影響是,其提倡君主立憲制,雖然是實君立憲,但既然開立憲法,實施憲政,想必對君主的權力就有所制約,這是慈禧不能接受的。兩千年來,祖宗家法,從未有過如此先例。但另一方面,也讓一些進步人士開闊了眼界。原來,我們可以學英國,學日本君主立憲,那麼我們當然也可以學美國,聯邦共和。這為後來多黨共和制度啟迪了思維。

其次,戊戌變法推動了整個帝國學習西方,學習新事物的潮流。戊戌變法前,如果說有西學思潮,那麼大部分都是帝國高級官員,以及高級官員的家人子弟,猶如我們建國初期的內參,而戊戌變法後,民風漸開,學習進步已是一種普遍的思潮。社會進步,民智已開,戊戌變法加速了時代的發展。

再次,戊戌變法在當時太學生中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議論國事不再謹言慎行,參與國家建設已成為有學之士的一種責任,哪怕清政府再怎麼扼制,也都無濟於事,這是一種趨勢,終會跟上時代的腳步。而社會終將需要進步的年輕人來建設!

總之,戊戌變法讓當時有志的學士,有了參與國家建設的新想法,新動作。而戊戌變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朝的衰退,就比如,歷史上大概所有的王朝,越復辟一次,就越死的更徹底一樣。



最後,敬佩戊戌六君子!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為了變法,何其悲壯!


會跳高的豬


戊戌變法的過程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再贅述,直接回答問題:

從當時變法的進程來看,維新派的改革方向比較全面,號稱“大改”、“全改”,實際上變法內容確實基本包括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文教改革、經濟改革、軍事改革、政治改革。但其最根本的封建專制制度並沒有得到改善,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並不在光緒皇帝手中,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囚,一眾維新人士被守舊派打壓、追殺,死傷無數,雖然只有短短的100多天,最終以失敗告終,但戊戌變法的影響力依舊存在,近代中國第一次資產階級性質的改良運動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戊戌變法的成就:1、推動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辛丑條約》簽訂之後,頑固派也意識到中國確實應該變一變了,慈禧下令編練新軍、廢科舉、建學堂、獎勵民辦工廠,改革法治,派使臣出國考察等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變革舉措,其中一些方面甚至超越了當初變法的內容。

2、加劇了階級矛盾,促進了近代中國的革命進程。戊戌變法失敗,讓很多支持變法的知識分子轉變了思路,他們開始意識到守舊的封建制度只能拖累中國,於是這些對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識分子就就轉向了支持革命的道路。

3、推動了思想文化的發展。戊戌變法之後,近代中國掀起了一陣陣變革風潮,思想文化方面也不例外。首先變法理論深入民心,支持改變的人越來越多;其次,民主思想進一步傳播;最重要的,國人救亡圖存的慾望越來越強,國內掀起了一波波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不少年輕人出國留學,引進新的思想學說。

總之,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戊戌變法雖然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其影響意義深遠,為中國革命的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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