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突发事件发生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基于当前疫情形势和斗争部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有效推进，必将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并最终战胜疫情。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过程中，尤其要发扬斗争精神，牢牢把握防范化解疫情主动权，全面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
原文 ：《全面提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
作者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蒋华福
图片 |网络
进一步明确安全治理主体，构建风险社会共治体系，让人民安全感更有保障
当前，国家还处于疫情发展期，也处在疫情防控攻坚期，风险越来越具有复杂性、关联性和跨界性。2003年的SARS危机之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相比其他体制，中国体制的动员能力无可比拟。
但伴随着许多新风险和风险特征，而更具适应性的风险管控制度和风险治理方式并未完全成熟，必须要
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疫情的防控需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尤其要协调好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积极化解各自领域的社会矛盾，减少或避免公共危机的发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截至2020.2.1 16：59）
近年来，基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成为现代社会风险防控的普遍形式，除政府外的社会自身也成为风险防范化解的重要力量，风险防控的多元格局逐步形成，但政府体系仍然是风险防控的枢纽，重大风险防范仍然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要科学把握客观规律，要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突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加快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进一步优化安全治理过程，从源头上减少风险隐患，让人民安全感更可充实
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在医疗、公共卫生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将考验政府的风险管控和执政能力，要求在治理过程上要加快风险治理机制建设，包括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
要按风险特点、规律和风险治理责任、程序进行程度评估、趋势预测和可能性预判，其核心是能确保决策科学和经得起人民、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在面临重大风险逼近时要将风险防控主体及所有相关力量支持和资源及时集结、高效协作、集成合力，并基于风险防控责任在制度设计和激励约束，如责任划分与承担确认机制、全过程责任履行与表现记录和追溯机制、各环节责任到位记录与评判机制、风险治理整体效能与能动性及其与治理结果评估认定机制、责任主体的问责落实机制等。
要从以危机为中心转变为以风险为中心，从后果导向的反应式管理，转变为原因导向的预防式治理，切实落实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全面做好医药卫生等各方面工作，强化人民群众安全感。
进一步转变安全治理目标，遏制重大疫情蔓延，让人民安全感更持续
对诸多安全事件，仔细分析事故为什么发生？背后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安全意识没树立、安全规则不遵守，而在源头上正是“安全文化”有缺失。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波澜壮阔的发展，繁华背后过去非均衡、跨越式增长模式使得外部环境和内在机理日益复杂化和高风险化。当社会硬环境和制度软环境的风险叠加并耦合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时，就极易诱发蝴蝶效应，导致安全问题。
当前,疫情防控是最重要的工作，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疫情面前，党和政府展现出坚定的政治决心，采取了及时有力的举措,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有关疫情信息及时、全面地公开，群众的疑虑逐步削减，安全感持续增强。
显然，用安全文化建构的安全保障系统，似乎不是最直接的安全保障，但却是根源上最持久的决定要素。安全治理的目标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社会安定，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点应逐步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转变，要减少安全事件的链式效应，从以物为本的绩效目标，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绩效目标，安全治理的目的同样应延伸到“维护政府的公信度以及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等纵深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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