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这调调
说到莫高窟的文物流失，我们不得不提到王道士。初读他的时候，每当读到文物流失，让人咬牙切齿。以至于今天我们的莫高窟文化研究人员，还要低声下气的去大英博物馆，隔着玻璃限时拍照录像。而有些孤本经文，已经石沉大海，难觅踪迹。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敦煌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东南的鸣沙山，它和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并称为我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1900年5月26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4万余件。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里面一篇文章《道士塔》着重记录了一个民族罪人王道士，他贩卖珍贵的壁画给英国强盗斯坦因。读完真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我早生一百年拦住强盗的车子，把我们珍贵的遗产拼了命也要抢回来，接着再痛斥这个老道，怎么就没有民族尊严？
1931年这位受到谴责的老道士去世了，葬于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去世前他疯了，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奇怪的是他贩卖文物的说法是我们国人自己说的，买走文物的斯坦因反倒在他的书中描述他是怎样绞尽脑汁，欺骗这位老实巴交的文盲老道，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同时期的法国人也执这一说法。
一般来讲，我们不能相信强盗逻辑。如果是心甘情愿，那么王道士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几十年为何？如果不是被骗，道士晚年为何疯掉？个中辛酸，一人品味，旁人怎能理解？
让历史重回1990年6月26日，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结尾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功过自有公论。
长安城不良人
甘肃敦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坐落于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
此外，在丝绸之路上还有许多石窟，形成了丝路石窟走廊，绵延千里。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甘肃除了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之外，张掖马蹄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永靖县炳林寺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平凉南石窟寺、庆阳北石窟寺，武山县水帘洞石窟，甘谷县大像山石窟、华盖寺石窟，武山县木梯寺石，西和县法镜寺石窟、八峰崖石窟，武山县禅殿寺石窟等百余座石窟。
然而，甘肃最著名的石窟要数敦煌莫高窟，被誉为20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发现、“东方卢浮宫”。就是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却在晚清时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加之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莫高窟遭遇了中华文化史上空前浩劫。
在中学课本上，我们就学过余秋雨《道士塔》；课文中描述了一个愚昧无知的道士是如何将佛教的经典这样流到洋人的手里的。风华正茂、书生意气年代的我们，每当读到此篇文章之后，无不对道士王圆箓的无知百般嘲讽，对清政府的软弱咬牙切齿，对洋人的贪婪极尽诅咒。在而立之年的我们，经历了世事变迁，也尝了人间百态。再次面对这篇文章时，忽然惊出一身冷汗。我们在嘲笑王道士的无知，殊不知我们也在逐渐成为今天的王道士；在嘲笑清政府的保护不力，我能却将文化遗址不加保护，或者过度开发成旅游之地；在嘲笑洋人的贪婪，我们却只看到文化遗址的经济价值，同样只有到了别人碗里的时候，才大呼艺术的价值，才大喊对方是小偷、是强盗。
那么，莫高窟的艺术浩劫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
①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各个时期的修建，已经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佛教圣地。但是元朝后期，随着路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莫高窟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直到清朝晚期，尽然沦落到由一个道士来主持这个佛教圣地。1900年，直到有一天，王道士在打扫洞窟的时候，发现大量佛教经典的藏经洞。就这样，尘封百年的莫高窟再次展现在世人眼前，打着考古幌子的洋人，瞬间犹如看见有缝鸡蛋的苍蝇，接踵而至的拥向莫高窟。
②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从王道士手里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
③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是最有价值的与最精华的。
④1909年，清廷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结果，清点之前王道士私藏，运输过程中沿途官员们私自克扣，从最初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⑤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⑥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道士手里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⑦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
⑧1923年，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同样，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⑨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⑩1940年，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
总之，莫高窟文物的流失。王圆箓的无知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政府的不重视也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但是，这些都是今天社会可以避免的因素。然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人类的贪婪无耻，这不仅有各国洋人，还有无知的王圆箓、无能的统治者们；这是人性的黑暗面，那个时代都存在的。可是如今社会，我们尚且将能够避免的无知、重视都做的都有欠缺，何况对人性的贪婪呢。殊不知，我们现在嘲笑王圆箓、洋人、统治者，百年后人何尝没有为此嘲笑我们的不到位。我们唯有不忘初心，尽心尽力做一个普通的的文化传承者。 
安定郡小书生
莫高窟藏经洞在1900年6月22日被发现，当时破败的莫高窟是王道士管的，名字叫王圆箓，他的助手首先发现了藏经阁，藏经阁的发现打开了敦煌学，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身，同时却也使得敦煌文物开始流失。而关于王圆箓，不管好的坏的，他将永远被人铭记。
在那个中国最弱的年代，中国文物保护的意识和手段都严重缺失，在那个列强世界扩张的年代，对其他国家文物掠夺的企图和行动都很强烈。中国文物的流出似乎都是必然的。让我独自心伤一会……
王道士拿了几个经卷上交知县鉴定，知县也拿给别的官员看，这些经卷走出的同时，消息开始传开，有一些经卷开始流出，引起了当时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注意。当时，英德法俄等列强国家都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探险。
题外话，在藏经阁被发现的前几个月，甲骨文被发现。甲骨文是上古汉语，大约来自3600多年前，差不多发现了5000字，已确认1500字。中国两个璀璨的文化在清末那个羸弱的时期被发现，真是让人感叹。
藏经阁珍宝的流失，主要参与人员，要提到三个人。第一个王道士，第二个英国人斯坦因，第三个翻译蒋孝琬。
王道士他四处奔波，化缘钱财用于清理洞窟，发现藏经阁就开始向各级官员求助，他将所有的钱财用于保护修复洞窟，无私人使用一分钱。 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王圆箓的功过真的不好轻易下判断，甚至我对他饱受诟病有一点同情。
斯坦因到达新疆后，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有一个共识，就是不和中国学者合作，因为中国学者到了关键时刻，在有关文物所有权的上，心里对外国人都有防备。但是蒋孝琬是例外，蒋孝琬还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 在劝说王道士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心灵煎熬，他骗王道士斯坦因从印度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还愿意付一些费用。中国人对《西游记》唐三藏西天取经的故事都是很熟悉和喜欢的。蒋孝琬绘声绘色的说，斯坦因勤勤恳恳的演，他神情庄严的一次次烧香拜佛，王道士对这个知音或者说对方的虔诚心动了，一开始送了他们几本经卷，蒋孝琬阅读和翻译，后来由他做出取舍，最终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让我再独自心伤一会了…..
斯坦因曾回忆：“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查，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抗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今天白天挑出的一些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丝毫暗示。”
有没有哪位大侠去斯坦因夺走中国文物的路上埋伏，把那些文物抢回来？ 可是就算抢回来了，那些文物的命运又怎么样呢？那些留下来的文物，被中国各级官员破坏的比带出国外的少吗？
关于莫高窟，我想提一下陈万里，他也是当时莫高窟的一位翻译。当时的一些美国学者用化学溶剂把莫高窟的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他们带去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于是第二次来到莫高窟，这一次他们什么都没能带走，因为几十个村民放下了自己的事情，从十五公里外赶过去监视美国人，最终迫使美国人无法行动。而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陈万里先生，他是美国人去莫高窟时从北京请的翻译，到到莫高窟第二天，他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美国人，去向村民通报了美国人要做什么。
历史的关键时刻，总有人让人无奈，总有人让人心伤，也总有人让人崇敬！
小贺公子
莫高窟藏经洞，堪称一部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敦煌都流失了哪些珍贵文物？这里面又隐藏着怎样的内幕？文史志异来回答。
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道士和一个神秘的洞穴。
这名道士，就是敦煌莫高窟文物的发现者。在一百多年前，那些举世震惊的文物就是从他的手里流向国外的。于是这一百年来，人们对他是褒贬不一，唾骂、惋惜、憎恨，甚至还有敬意始终围绕在他的身上。王圆禄，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禄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
王道士出家后不久开始向西云游，当走到敦煌莫高窟时，他突然停下脚步，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898年。他见这里尽管荒凉，但寺院的香火没断，还有附近百姓的供养与施舍。经过多年漂泊的王道士此时年近半百，衣食无靠，他很想找个地方度过残生。莫高窟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自然成了他心中一个理想的落脚地。还有一点，当时的敦煌百姓是佛、道都信的，所以虽身为道士，也不妨碍他在莫高窟住下来。
王圆禄一住下来，就积极地整修当时已很破败荒凉的洞窟。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住在最为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他便四处化缘募捐，主动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下寺共有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两年时间才清理干净，并用化缘的钱盖起了三层楼。底层如今编号为第16窟。王道士就是在这第16窟中偶然发现了那个震惊世界的藏经洞。
发现藏经洞
王道士在1911年曾给清政府写过一篇名为《催募经款草丹》的信，内容就是索要一笔款项。也许是因为当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后来这封信并没有发出。但此信中对藏经洞的发现有个有意思的叙述：“至(光绪)贰拾陆年五月贰拾陆日(即1900年6月22日)，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一所。”很显然，这个有点小聪明的王道士这是想神化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不过，他到底是如何发现藏经洞的，历史上一直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逐渐被很多人所接受，具体细节是这样的：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把它做了香堂，还请了个当地的读书人杨先生一起来接待香客，抄写道经之类。杨先生爱抽旱烟，每回都用根芨芨草点烟，然后随手把草插到身后的墙壁上。且每次抽完，还顺手在墙上磕磕烟锅。有一天，这位杨先生点完烟把草插到墙缝里没插到底儿，觉得不大对，然后仔细用烟锅敲墙壁，发现声音是空的。杨先生就把这个奇怪现象告诉了王道士。夜深人静时，杨先生和王道士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这么一扒开。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这就是历史的戏剧性，而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值钱的宝库。他不知道的是，他一生的命运也将随着藏经洞的发现而改变。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发现藏经洞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的文物。知县命其就地封存，而后报告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但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日子，清朝摇摇欲坠，官场腐败成风，没有人顾得上这种事情。
斯坦因的贪婪
斯坦因，1863年生人，祖籍匈牙利，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进行四次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将敦煌藏经洞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这个斯坦因。1900年—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雅遗址盗掘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他第二次进入中国，这次的中国之行，竟使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
这里有必要再提一人：蒋孝琬。湖南人，生年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掠取中国文物。
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时，王道士出门化缘去了。无奈的斯坦因在敦煌足足等了两个月之久。5月22日上午，他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随后他让蒋师爷悄悄试探王道士对藏经洞里东西的态度，并许诺有意为莫高窟捐献一笔款项。这个承诺让王道士有点动心，有了钱，他就可以整修更多的洞窟。不过即便如此，王道士还是没让斯坦因进入藏经洞。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坦因耍了个花招，用欺骗手段，最终进入了藏经洞。
在参观莫高窟的过程中，斯坦因得知王道士对唐玄奘非常崇拜，随口就附和说自己是玄奘的追随者，谎称自己是沿着玄奘走过的路线来到莫高窟的，希望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仰者很灵。1907年5月23日，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琬三人一起进入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日，整整六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的所有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在这期间，王道士提出了捐款的事，狡猾的斯坦因没有立即答应，他要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全部看完，才能视情况而定。
三次秘密交易
斯坦因后来写了本书，他这样描述自己在藏经洞里的所见：“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下两个人。”根据斯坦因的描述进行推算，藏经洞的容积大约是19立方米。满满的堆的全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有四五万卷左右。这些藏书不全是抄写的经书，其内容广泛得难以想象：涉及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等等。
斯坦因弄走的藏经洞文物后来绝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内的敦煌文物，仅从文字来说，有汉文，突厥文，西夏文，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佉(qu)卢文，梵文等，对于研究这些古老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文献内容几乎涉猎了各个领域：天文地理，医学穴位图，军事文书，世道小说，舞谱曲谱，算经，字帖，周易占卜，地契，卖身契，甚至还有当地学郎的习字画稿。
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详细勘察藏经洞的人。可斯坦因和王道士这么明目张胆地把几万卷书搬来搬去，又对藏经洞地面进行挖掘，当地政府却一点也没觉察。斯坦因在把藏经洞的所有文物全部挑选了一遍后，曾想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答应。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挑选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就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的第一次交易。
斯坦因在后来的回忆中这么评价这次交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觉得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而按照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不能把这项交易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觉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否走漏了风声，5月31日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他在敦煌城游荡了一个星期后又壮着胆子回来。6月6日，他与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交易。这次交易也是白天偷偷地挑选，半夜由蒋师爷一捆捆地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
6月7日，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他担心这批文物夜长梦多，所以准备尽快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日，斯坦因离开敦煌，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此时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9月26日斯坦因回到安西并待了12天。这12天里，他和王道士进行了第三次秘密交易。这是贪婪的斯坦因在返回英国前捞的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这次交易，斯坦因没有亲自去，而是由他的得力秘书——蒋师爷一手操办。在一个寂静的深夜里，蒋师爷从藏经洞里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卷的文书。1907年10月8日，斯坦因的驼队离开甘肃。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当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同时，王道士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伯希和，1878年出生于巴黎，著名汉学家，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此人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北京收购了大量中国古籍文物。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1908年2月25日，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煌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煌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让他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此时的王道士显得从容不迫，甚至这次王道士的狡黠得到了一次很充分的发挥。他回到莫高窟后，却告诉伯希和藏经洞的钥匙忘在敦煌县城了，得让人去取。无奈之下，伯希和只好继续等。这期间，王道士告诉他，斯坦因曾花过大价钱买走文书，还给他留下了很多的钱。王道士这种暗示性的话，让伯希和自然是高兴得心花怒放。这一年的3月3日，伯希和如愿进入了藏经洞。他是个汉学家。所以他选出来的东西价值最高。他以每小时100卷，每天1000卷的速度过目，足足有三个星期蜷伏在藏经洞里，共浏览了15000-20000卷子，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伯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便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里偷偷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日，他的挑选工作结束，付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换走了数千件挑选出来的文书画卷。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北京，随即把绝大部分敦煌文物偷偷运往法国巴黎。同时伯希和留下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在对人炫耀的时候，引起了中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注意。至此，敦煌藏经洞文献流失的事情才在中国学术界公开。
王道士的罪孽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当时的相关文件数字显示是：十八箱。这十八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且就是这剩下的八千卷，在最后运往京城的路上也是边走边丢，每到一地都要遭受当地官员雁过拔毛式的掠夺。这就有一个问题，藏经洞的藏品大约有四万多件，斯坦因拿走的有万卷左右，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但最后运到京师图书馆的却只有八千多卷了。这里似乎存在着至少一两万卷左右的缺口。这么多文书跑哪儿了？
伯希和离开敦煌后，王道士见奇货可居，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但具体数目不详，只知不停地有外国人为了这些宝藏纷至沓来，找到王道士，而王道士也能不断地拎出一捆捆的文书。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1914年至1915年，俄国鄂登堡探险队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此人堪称不折不扣的强盗。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在揭取壁画时采取的方式极其无知、愚蠢、拙劣、粗暴，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
而目前世界馆藏敦煌文物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英国人斯坦因两次掠走文物过万件；英藏文物编号已达11604号；法国人伯希和掠走敦煌文书约6000件；日本人掠走敦煌文书约500余卷；俄国人鄂登堡掠走文献不详，俄藏编号已达18943号。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
回头再看王道士，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发现并愚蠢地贱卖了那些珍贵的文化瑰宝。而事实上，王道士的一生过得相当清苦，他从外国人手里换来的那些钱全用来整修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除了清理淤沙外，他把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而重新造出廉价的塑像。王道士至死都在忠贞不渝地执行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临死前的日子并不太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八旬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晚年的他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惩罚。1931年，年过八十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