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提到鳌拜？你脑海里首先出现了什么？
周星驰主演影片中，徐锦江饰演的跋扈鳌拜？
你会不会想到康熙帝智擒鳌拜的故事：康熙帝事前召集亲贵和太监少年练习摔跤，然后待鳌拜单独进攻时，一举将之擒获？
有关鳌拜，我们还能想到什么？被他屈杀的苏克萨哈？与鳌拜持续周旋，充当了少年康熙帝重要保护者的索尼？还是被说成是助纣为虐的遏必隆？奸猾的班布尔善？
其实，康熙帝粉碎鳌拜集团，并没有民间传说以及电影里描绘得那样艰险。1669年6月14日，康熙帝经过数月的准备（将索额图、明珠等亲信提任到重要职位，强化了皇帝与京城兵马的联系）后，下诏向鳌拜发难：“朕念鳌拜旧臣，遗诏有名，宠眷过深，望其改恶悔罪。今乃贪聚贿赂，奸党日甚……种种恶迹，难以枚举。”
康熙帝随后让亲王杰书带人抓捕并审问了鳌拜。6月25日，杰书上奏总结了鳌拜的罪行，建议将其与所属党羽共25人执行死刑。而康熙帝选择了宽待处理，鳌拜被撤职、查抄家产并监禁，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被革去官职，而被处死的鳌拜集团成员仅有班布尔善、穆里玛等7人。
有意思的是，近半个世纪后，康熙帝还专门追赠鳌拜以公爵爵位，鳌拜之孙达福在雍正帝年间承袭了这一爵位。但这一细节很少被人提及，更没有出现在民间传说中。有关鳌拜的民间传说依然主要由鳌拜无恶不作兼欺凌君主，以及康熙帝以弱敌强，异常艰险的擒获这一被描述为等同于梁冀、董卓、朱温的权臣的内容构成。
美国汉学家、美国亚洲协会前主席安熙龙 (Robert B.Oxnam) 曾师从海外汉学泰斗史景迁研习清史。他的力作《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指出主流清史以及大众的清史认知观念中，对于鳌拜辅政时期评价估量不足，过高估计了鳌拜与其他三大辅臣的矛盾和政策差异，忽视了四辅臣辅政时期在清初政治演变中的重要意义。
依照安熙龙的观点，四辅臣扭转了顺治朝后期明显的汉化倾向，避免了清朝政治秩序过早的转向类似于辽朝、金朝以及更早的北魏的快速汉化，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失去了对草原游牧区域的统御能力。事实上，虽然康熙帝粉碎了鳌拜专权集团，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鳌拜等四辅臣在辅政时期开创的政策。
《马上治天下：鳌拜辅政时期的满人政治（1661-1669）》这本书介绍了鳌拜、苏克萨哈、索尼、遏必隆四辅臣在清朝崛起过程中立下赫赫功劳，成长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支柱的过程。按照书作者的解读，四辅臣其实很大程度上推翻了顺治帝的治国思路，而隔代接续了皇太极的做法：首先，融合满洲和明朝以及之前的金朝的制度，建立起了一种混合型的统治体系。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了统治的制度核心，而理藩院专司处理西藏、新疆和蒙古事宜，沿袭明朝建立的礼部则处理与东亚、东南亚属国的关系。其次，仔细选出一些可以信赖的汉人合作者，但不能任其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数也不能超过满蒙贵族。第三，强调清朝有着不同于明朝以及之前的汉族统治者王朝的历史责任、统治理念。
多尔衮专权时期，提高了清朝中央的专权程度。之后的济尔哈朗辅政，提拔了索尼等未来的四辅臣。四辅臣在顺治帝时期没有赢得重视，后者表现出完全不同于皇太极和多尔衮的多疑不定，亲近外国人，也更为重视汉人知识精英——这一过程尽管时间并不很长，但足以让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等人在并非清朝宗室的情况下，成为新皇帝的辅助者后，决心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来净化在他们看来已经变得越来越接近于中后期明朝的清王朝。
议政王大臣会议依旧重要，但参与人数被有意缩减。而对于朝廷官制，四辅臣推动从名称和功能两方面回归满洲体制。四辅臣还简化了官员考核（考课）制度，简化了对地方官员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钱粮征收和盗案审结两项指标，而删减了其他被认为有助于庸官粉饰太平的内容，极大的削减了汉人知识精英官员在考课中的裁量权。
四辅臣还在1663年决定取消各级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而改为时务策。尽管汉人知识精英对此强烈反对，但四辅臣坚持认为，八股文只能选出精于学究式格律的行家里手而不是治理国家和地方的干才，所以毫无意义。书中认为，四辅臣致力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以满足国家治理需要，建立起了由负责可靠的官员的考试制度。不仅如此，四辅臣还大幅削减了科举的中式名额，以尽可能削减汉人知识精英对于满蒙贵族的地位威胁。但在汉人知识精英看来，四辅臣的这些做法毫无疑问动了自己的“奶酪”，而辅政时期后期开始独揽权柄、而后又被康熙帝罢黜的鳌拜，就成为了他们指控、发泄怨气的最好对象。
康熙帝粉碎鳌拜集团后，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辙，在科举考试中重新恢复了八股文，却没有调整以增加科举中举名额，并相当完整的继承了四辅臣开创的满汉分界、满洲特色浓郁的政治秩序。可以说，这使得康熙帝以及之后的多任皇帝，确实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地方，阁臣哪怕权倾朝野，也构不成对皇帝的根本威胁；而清朝军队在很长时期内也能够较好的完成平叛、应对小规模外敌入侵的任务。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更是强化了对西藏、新疆、蒙古地区的控制，以制度创新来弱化边疆的反叛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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