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铲史官

抢占东北是一步好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把眼睛盯上了东北，这片地大物博、战略位置极为特殊的地区，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都想先下手为强，占得先机，但我军在东北有地方武装，所以还是先国军一步从苏联军队管制的地盘上获得了一些武器和物资。

在我10万大军陆续赶往东北之时，我军的林总从8月24日以延安出发，一路辗转，坐飞机，步行，骑马，骑驴，拖家带口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东北联军终于有了军事主官。

国军的兵运速度我们比不了，海运、空运，数天内大批军队说到就到，而且借着双方高层正在进行停战谈判，占领了不少城市。当然我军也不甘示弱，相继抢占了四平、本溪、长春、哈尔滨等不少城市，这让蒋校长大为不满，他连忙的把养病的杜聿明调回东北，开始动手抢。

一退再退陷入了困境

杜聿明回来后，果然效果显著，双方撕破脸皮开打后，国军从攻下本溪开始，节节胜利，特别在四平保卫战中，东北联军元气大伤，紧接着再丢掉长春，一路败退而去，国军乘胜追击，用机械化部队将东北联军追得相当不好看，人腿怎么也比不过汽车轮子。

一路上逃亡、叛变事情的不断发生，造成了东北联军的大量减员。林总走到距离哈尔滨100公里的五常县坚决不走了，他实在丢不起人了，高层一再让他守住四平、长春，他却无力回天，一路败退千里，折损1.5万余人，不仅元气大伤，而且高层在停战谈判中也陷于被动，他还摸不准是否会受到处分，所以他不能再退了，否则他真没脸见人了。

精心布局能反败为胜

形势一片大好，蒋校长亲自到东北视察，并准备再调两个军来，一举歼灭东北联军，但我们主席高瞻远瞩，洞察了他的企图，命令山东陈毅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逼蒋校长改变计划。果然，这两个军被迫调往山东。

林总收到了东北局书记、东北联军总司令兼政委的任命，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这才在东北高层领导的陪同下，回到哈尔滨重整旗鼓，他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国共双方谈判最终破裂，而利用停战期间的宝贵时间，东北联军卧薪尝胆，开始整军运动，深入农村建立根据地，全面实行土改，大力剿匪，侦察英雄杨子荣就是在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

在几个月的休整中，双方都在招兵买马，寻找战机，这次林总主动出击，他要一雪前耻。随即两方又大打出手，战成一团。东北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后，歼灭了大批国军的有生力量，已基本上扭转了东北的战局。

此时，东北联军经过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和土改，已经有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己与初来乍到时有天壤之别，地方组织和后方基地也已趋于稳定，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得到了补充，在与国军的兵力对比上，也已不落下风，凭着这些睿智精心的布局成果，现在已经有能力与国军一较高下了。

此后，东北联军虽然又经历了“三战四平”之痛，虽然杜聿明、陈诚、卫立煌轮番上阵，可东北联军的日益壮大已不可阻挡，最后的结果是：国军除了在营口跑了1万余人的部队之外，有近50万人马被歼，东北全境解放。东北联军也由初入东北的10余万人壮大为百万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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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微点

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

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

李扬

1940年秋季的苏北大地，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战争场面：“国民革命军”第89军、独立第6旅进攻新编第四军部队，而日本侵略军、汪伪军却在旁边观战，挑起战争的这个“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与他的老铁顾祝同一样，专干同室操戈的罪恶勾当。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抗日前线（陈毅已经先期抵达），与叶飞部汇合后改建“苏北指挥部”，陈粟分任正副指挥。所率部队整编成为三个纵队九个团共7000余人，半个月后新四军长途奔袭黄桥镇，准备建立以此地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

韩德勤这个“省主席”控制的地盘其实只有六个县，苏北其它城镇都在日伪和土顽手中，韩德勤打日本人很怂，但他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从陆军小学到保定军校始终是同期同科同学，关系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现在陈粟率军来到苏北抗日，他反而要把新四军“驱逐”出去，活脱脱“外战外行、內战內行”的嘴脸。

从表面上看，新四军苏北部队几乎是必败之局：苏北平原没有山地可以依托，周围全都是日伪顽等敌人，韩德勤本来就是江苏人氏且在苏北经营多年，江南的新四军主力和山东的八路军距离遥远增援不及，陈粟可以说是“孤军奋战”，最关键的是敌我兵力悬殊太大。

韩德勤调动了自己的两大嫡系第89军（两个师）和独立第6旅，这两支部队都是抗战爆发时由江苏保安团升格的，由于改编时间较早，因此装备和战斗力都要强于其它保安部队，被称为“苏北王牌”。第89军拥兵10000余人，军长是黄埔二期的李守维，独立第6旅旅长是黄埔四期的翁达，手底下也有3000余人。

同时，韩德勤还命令苏北杂牌军陈泰运、泰州的李长江、李明扬两部会攻，总计出动兵力26个团30000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同时进犯黄桥，敌我力量对比超过五比一（新四军战斗兵员只有5000余人），形势非常险恶。韩德勤以中将李守维为前线总指挥，下达了七日之内必须攻克黄桥的死命令。

面对来势汹汹之敌，有人建议陈粟放弃黄桥向其它地区转进，粟裕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新四军在苏北的立足之战，必须正面迎敌：“黄桥北靠长江，退无可退，只能破釜沉舟，我们这一仗打成平手还不行，或者小胜都太可惜，非要干净彻底的打个歼灭战不可”！

针对敌人阵营的实际情况，粟裕做出了如下布局：第一，由陈毅出面致信杂牌军陈泰运和泰州“二李”两部，晓以大义，使其在韩德勤嫡系部队进攻黄桥时行动消极，远远落后于李守维、翁达两支部队。第二，以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死守黄桥东门，阻击第89军主力。第三，集中两个纵队四分之三的主力埋伏在北门之外，首先消灭翁达的独6旅，然后集中力量再打击李守维89军。

1940年10月3日的中午，李守维第89军开始炮击黄桥外围我军阵地，黄桥战役正式打响。防守黄桥镇的陶勇第三纵队以不足2000人的兵力，抵抗着敌人的疯狂冲锋，至次日下午，第89军已经发动了七次全线进攻，一度接近了黄桥东门，三纵阵地笈笈可危，粟裕手里也没有任何预备队可以增援。

至10月4日黄昏时分，隐蔽在北门外待机的一纵、二纵终于等来了翁达的“梅兰芳式部队”：全旅清一色中正式步枪、每个连九挺捷克式轻机枪，粟裕一声令下，兵力并不占多少优势的新四军立即发起攻击，入夜10时，李守维也得到了独6旅遇伏的消息，遂加大对黄桥的攻击，东门阵地险象环生。

战至10月5日清晨，独立第6旅被我一纵、二纵全歼，少将旅长翁达毙命，新四军主力来不及认真打扫战场，迅速回师迂回包围了第89军，10000多人被不到7000人完成合围，你都不知道韩德勤和李守维是怎么打的仗。新四军于5日下午发动总攻，经一夜激战基本全歼敌89军主力，李守维在逃跑途中溺亡，跟随韩德勤逃回兴化的残兵只有1000余人，其它观战的杂牌军干脆溜之大吉。

黄桥决战，粟裕大获全胜，新四军从此在苏北站稳了脚跟，他高兴地对陶勇说：“这次韩德勤输的连裤子都得送进典当行咯”！

度度狼gg

首先是国军在解放战争之初就实现了中心突破，也就是一举迫使原本兵力最强的中原军区不得不突围而去，放弃了大别山根据地。因为大别山根据地的失守，国军在中原战场上占据了优势，而且将几个战区的解放军完全割裂开来，无法进行战役性的协同，只能各自为战。

其次是不断压缩华东解放区，迫使解放军先是放弃了苏北和苏中根据地，退入山东，接着是在重点进攻中迫使华野不断缩小根据地，大幅压缩华东解放区的面积，解放军方面无论是兵源，还是粮食，战争资源都在减少。而国军还有能力在山东继续对残余解放区施压。

这个局面现在一般战史上都认为是双方处于战略相持阶段的胶着状态，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而是一个很危险的时期。只要解放军一着不慎，整个关内战局就有可能出现崩溃性的失败局面。华北解放军并不占优势，如果被迫退过黄河以北，国军再全线压上去，关内解放军就不得不在华北被动与国军进行战略决战。

正是在这个局面下，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后，下决心主动求变，改变战略上的不利态势。这就是陈粟，中野和陈谢大军兵出中原的基本背景。中央正是因为意识到了全军退过黄河的危险所在，才决心进行战略反攻，以进攻对进攻，把战争推进到中原去，逐鹿中原，打乱国军的战略部署。

但仅过了半年，到1948年初，这个战略布局的调整就开始展现出其重要意义了。正是因为三路大军逐鹿中原，迫使国军在中原战场无法集结兵力进行有利条件下的决战，而只能被迫分点防御，在中原战场上反而变成了被动防御的态势。尤其是中野在中原大地上兜圈子，为华野寻找有利战机提供了机会。

很多人都觉得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之后，国军的崩溃似乎很突然，其实在军事上看，并不突然，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的局面就完全被扭转了，国军从主动进攻变成了被动防御，解放军则从被动转变成了主动。没有中野的战略性付出和牺牲，解放战争也不会这样快就结束。

在这个意义上，在被动局面下解放军突然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堪称解放战争中的一次神操作，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基本走势。

萧武

毛主席指挥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死中求活，败中取胜。

假如开局你发现自己有10个人族步兵，10个农民，1个基地，你会觉得hmmm……至少比5个农民开局强。

正当你四处探索准备打野时，你发现你的对手有200人口，100个3攻3防的步兵，半队直升机还有10个基地，你会怒砸键盘：尼玛这还打个毛线啊！

当然，真正的战争远远比打魔兽要复杂，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拿到的开局比这还差！

由于在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第二次“围剿”中遭到惨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31年6月自任“剿匪”总司令，聘请了德国，日本，英国的军事顾问，纠集了23个师的30万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发动了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当时，红军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作战，还没经过大的休整和补充，兵力也只有三万多人，比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还少。由于国民党军吸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步步为营，层层包围，到1931年7月底，从闽西转战到赣南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被国民党军压迫到赣州市兴国县高兴圩周围几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情势十分危急。

但是，只要是包围圈，就有薄弱环节，国民党军兵分两路，这是最大的破绽。毛主席，朱总司令看准机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5日晚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了包围圈。

国民党军发现扑了个空，已经来不及反应，被红军从背后发动猛烈进攻，一下子打垮了七八个团，损失7000多人。

毛主席的策略是，我的兵力不如你，装备也不如你，但是我转身比你灵活，我10个基本步兵打你两三个3攻3防步兵可以基本无伤，打完就跑，这总可以吧，跑着跑着把仗打赢了，这就是最厉害的运动战策略。

蒋介石急忙命令“剿共”军主力掉头向东追击红军。一直追到赣江以东的吉安市君埠乡，发现又扑了个空，诶，红军都是长翅膀的吗？

原来8月16日夜，红军主力又从国民党8个师的战线空隙中间穿了过去，而且，我穿过去之后，就要跑去拆你防守空虚的老家了！

老蒋判断红军有北上袭击南昌企图，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国军北上回防他的“剿共”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一部分往西追赶红军。结果北上的国军赶到乐安，才发现中了毛主席的疑兵之计，这只是红军小股部队，而且，真正的主力已经在苏区休整半个多月了！

就这样，三十万国军被红军牵着鼻子在苏区“逛”了两个多月，疲惫不堪，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利用蒋介石调兵剿共，湖南空虚之际，派遣桂军进入湖南抢夺地盘。

不得已，老蒋于9月3日下令总退却，斗志全无的各路国军纷纷撤退，没想到被以逸待劳的红军撵着屁股打，从3日到15日，又损失了10个团，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全面胜利，共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电台6部。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得中央苏区面积扩大到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并开始进入鼎盛时期，正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每日一段历史

在历史上伟大的转折，要数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跳出蒋介石的围剿包围圈，顺利完成长征的故事。

之所以这说这次转折伟大，不光是他在当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影响了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直接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4年，由于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战争中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离开瑞金，进行战略转移。

在湖南由于受到湖南军阀河间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遭遇重大牺牲，渡江之前8万多人渡江之后，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

此时的中央红军可谓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士气低落。一时之间，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北上湘西与贺龙指挥的二六军团会合，还是向西进入贵州，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争执。

蒋介石早已带湖南埋下重兵，如果按照既定方案北上湘西，中央红军必然全军覆没。

经过讨论，中共中央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向西进入贵州，由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实力比较弱，中央红军在贵州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得以喘息。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强渡乌江，强度北盘江，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贵州四川云南，湖南之间来回行军。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顺利北上，完成了长征伟大的胜利。

这次长征的胜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走向，为中国革命保留了火种，导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热爱生活的男人

国军头号王牌折戟孟良崮，张灵甫居功至伟，三大神操作自取灭亡

按照国军的鲁中作战计划，国军各部齐头并进泰山压顶，以华野的兵力，根本无法抵挡，可是就在这临门一脚的时刻，张灵甫出幺蛾子了。

不过分地说，要不是张灵甫的神操作，74师不会全军覆没，甚至鲁中作战计划极有可能去的战果，全歼华野不一定，但挤压山东野战军生存空间，逼着华野打消耗战阵地战是大概率事件。

张灵甫究竟做了什么，让国军对山东的鲁中作战计划功亏一篑？

1，越过纵队，兵团和陆总，试图改变整体作战计划。

作为军人，第一要义便是令行禁止，坚决完成作战任务。可是张灵甫74师是跋扈的头号主力师，必须在战斗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张灵甫这一想法，是他兵败身死的根本原因。

张灵甫是整编74师师长，上面是第一纵队司令李天霞，李天霞上面是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汤恩伯上面还有陆军总司令徐州指挥所的顾祝同。张灵甫的理解是，我上面只有委座，没有别人。这一点，让委座很受用。

张灵甫急于建功立业，对于原定计划中“烂葡萄夹硬核桃”的战术很不屑，他认为，必须快速找到华野主力进行决战，因此就有了他一个师独立行动，并且要求其他各部做配合的奇葩行为。

令人奇怪的是，委座竟然认同了这种打乱原计划的擅作主张。并且要求全军抛弃原计划，一起配合张灵甫打一场“中间开花”的战役。

后来的淮海战役，国军也有徐蚌会战计划，说白了就是放弃徐州转进蚌埠依托淮河进行抵抗。可是，因为黄百韬顾祝同等人的不同意见，这个计划基本就没有实行过。至于徐州集团30万人南下的路线，也是多次变更。

国军战术上的死搬硬套是改不了的，因为没有一支部队能做到灵活指挥。按照原定计划挤压解放军活动空间，靠着实力去碾压对方，还有一线胜利可能。可是，这一切都因为张灵甫的擅作主张而改变了。

2，孤军冒进，反而告黑状说友军畏缩不前。

张灵甫的孤军冒进，给国军45万大军都带来了很大风险，可是对于张灵甫来说，这是出风头立大功的好机会。所以，当顶头上司李天霞意识到风险，好心劝他时，张灵甫直接状告委座，说李天霞贪生怕死，并且请求调拨到黄百韬第四纵队去。

李天霞在抗日战场上，从来没有怂过，抗日战功也比张灵甫大得多。平白无故被告了黑状，无处伸冤。现在换成了黄百韬，黄百韬让他不要大张旗鼓修路，可是张灵甫一句话怼回来“就怕八路，不来，来了让他们有来无回。”

黄百韬的25师是日械部队，本来就在张灵甫面前低人一等，被怼了以后，更不敢说啥了。

黄百韬的第四纵队和李天霞的第二纵队，都属于汤恩伯的第一兵团的指挥序列。第一兵团有9个整编师，汤恩伯唯独指挥不动这个张灵甫。张灵甫在坦埠的行动有风险，汤恩伯派兵团副司令李延年去帮忙，李延年愣是不敢去！

3，被包围后，死守孤山，坐以待毙。

张灵甫固执己见，改变作战计划，把自己变成了放在了风暴中心。可是他被解放军包围后，一点担当都没有，既没有组织积极突围，也没有保持机动性在孟良崮山底平原布置防线，更没有按照友军要求向他们靠近。张灵甫只会给委座拍电报“友军不给力啊，这是要我死啊。我死了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张灵甫的战术是“中间开花”，完成这一设想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有里应外合。如果张灵甫在孟良崮周边保持机动性，或者展开部队大干一场，华野极有可能无法对他完成合围，甚至有可能一部被击溃。即便不能顺利实现中间开花，突围出去保持74师基本建制也是好的。

张灵甫在交战前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被包围后有畏首畏尾不敢果断行动。这样情绪化的将领，很难带领万人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

张灵甫的失败，不仅仅是74师被歼灭，更是让国军的山东战场继续糜烂，经过孟良崮战役，国军很少敢和华野硬碰硬来打仗了。

单纯军事上说，张灵甫在孟良崮战役，就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要不是张灵甫的一系列神操作，国军真的是稳操胜券的。

历史知事

如果历史上有这样的战争，那非毛主席指挥的中央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莫属。虽然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的“神来之笔”，但就我看来，第三次反围剿的险情比起“四渡赤水”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毛主席，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1931年6月21日，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昌，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五个师十万人调入江西，汇集其他军队共计三十万人。这次围剿，蒋介石制订了“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方针，企图一举荡平我中央根据地。

当时，我军刚刚结束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补充，实力下降到三万人。而由于对蒋介石急于发动第三次反围剿的认识不足，所有的军队还在进行这原定的计划，在闽西北进行着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

7月初，蒋介石发动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蒋军兵分三路，趁我主力不在，大举进入我根据地，企图压迫我军于赣江边予以歼灭。

当时，我军得知蒋军发动围剿的情况后，紧急收拢部队，从闽西北出发，绕道千里，回到根据地群众条件较好的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结。当时的红军极度疲劳，形势对红军不利。

更加重了这个不利形势的是，蒋介石发现红军回师兴国后，将大部分主力对兴国进行包围前进。毛主席为首的总前委决定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人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的主力陷入我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

但是，在计划执行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敌人发觉了我军的行动，提前重兵占领富田。红军被迫折回。

在这个时候，红军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红军西临赣江，其他各个方向被敌人重兵包围，自己只有高兴圩一个圩场和周围的几十方里的地区可以容身。

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镇定自若，他指挥红军从敌人两个师之间的一个四十华里的空虚地带穿过去，到达莲塘。并抓住战机，出敌不意，获得了莲塘、良村大捷。接着又直扑黄陂，又取得黄陂大捷。三战三捷，缴枪逾万。

接下来，国民党调整部署，再次以重兵将红军包围于君埠以东地区。毛主席再次指挥红军，出其不意的从敌人重兵间的一个二十华里的大山穿越过去，跳出敌人包围，转到兴国境内山区休整。并派一部分兵力冒充主力，领着国民党军漫山遍野的大游行。

当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时，已经是兵疲意沮，无力再战，最后被迫全线撤退。红军趁机对敌人进行追击，又取得了方石岭大捷，胜利的结束了第三次反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作战中，在毛主席的卓越指挥下，红军先后击溃敌人七个师，歼敌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事后，蒋介石在南昌对自己的部下训话时说，“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

第三次反围剿，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当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红军不在根据地内，分散部署，仓促应敌。后被敌人密集包围，兵力悬殊，形势极端危急。但是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和根据地不但转危为安，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当时红军也有一个类似的战例，那就是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几乎两者的情况一模一样。鄂豫皖苏区就没有能够打破蒋军的围剿，被迫转移，苏区陷入敌手。

从各个方面比较，不管怎样高的评价毛主席，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中的指挥，都是不过分的。也只有毛主席，才能指挥出这样出色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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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笑春风

明朝末年的“车厢峡之战”，就是这样一个神奇逆转的例子。

陷入绝境：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1634年6月，农民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和张献忠一起，和时任总兵的明朝将领陈奇瑜在陕西安康境内遭遇。当时陈奇瑜抢占了先机，明朝官兵已在牛蹄岭和狗脊关部下了重兵，只等农民军前来。农民军为避其锋芒，由毛坝迂回进攻安康老城。而这个时候，明军其它部队也重兵驰援，老城未克追兵又到，农民军进退维谷，只好仓促从毛坝退入车厢峡。

农民军没有想到的是，车厢峡竟然是个天然的陷阱。被重兵围困，战局不利已经够糟糕了，现在误打误撞自己进入陷阱，一下子“人和”、“地利”尽失。而更雪上加霜的是，农民军进入车厢峡之后，老天也来凑热闹，连降阴雨，峡内到处积水，火炮彻底失去作用，雨水浸泡又让弓箭松脱，人马立足困难，峡谷内混乱不堪。

“峡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易入难出，诸渠魁李自成、张献忠等咸在焉。当是时官军蹙之可尽歼。”《明史·陈奇瑜传》

意外转机：兵不厌诈

明朝军队在车厢峡周围布下严密的包围圈，官军居高临下，垒石塞路，从山上投石袭击或掷以炬火焚烧。义军被困峡内躲无处躲，吃没得吃，加之长途奔波又累又乏。偏偏这时又天降大雨，连绵20天未晴，山洪暴发，峡水大涨，兵士“弓矢尽脱”马乏草料死亡过半，形势十分危急。军心涣散，斗志丧失殆尽，危在旦夕。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间隙，李自成的谋士顾君恩发现了明将陈奇瑜的一个弱点：明明可以直接开进军队，快速荡平峡谷，但他去围困70多天没有任何行动！陈奇瑜这种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的样子，让顾君恩看到了一丝希望，他找到李自成，献上了他的“突围妙计”：向陈奇瑜行贿，诈降求生！

“及奇喻兵至，献忠等奔商雒，自成等陷于兴安之车厢峡。会大雨两月，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自成用 （顾）君恩计，贿奇瑜左右，诈降。奇喻意轻贼，许之”。《明史·李自成、张献忠传》

李自成张献忠先用重金贿赂陈奇瑜周围军官，争取到“诈降”的机会，然后大军一起假装放弃抵抗投降。看到形势一片大好，陈奇瑜轻信了农民军。天真的陈奇瑜把收编的李自成军队每百人编一队，合计四万余人，每队派安抚官一名，押送他们返乡归农。然而，刚刚走出南栈，四万农民一起动手，杀了安抚官，重举义旗，连破麟游、永寿、白水各县，转收平凉、临洮、凤翔府，大败明军。

于是“奇喻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明史》）车厢峡也因之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关隘。

国史无双

最有代表性的应是宋朝的踩石矶大捷。金兵一来，守将早跑了，城里军队也跑的差不受了。朝庭却派来大臣带礼品慰问，慰问的文官一看，没办法，自己带剩下的兵和老百性守城，没成想却打败了金兵的入侵。

關鍵字: 敌人 逆转 说说军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