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些战争,是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取得的胜利?

不才讲史


解放战争时期,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战的胜利,刘伯承就是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且这一次战争,在当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都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打响的时候,国共双方一直都是对峙在黄河以北的战场上。

很显然对于我们人民解放军来说,国民党的军队,都集中在了北方战场,这是对我军十分的不利的。

毕竟我军最为擅长的就是打运动战,打游击战,越是地广人稀,对我军越是有利。

说白了地盘若是小了,不利于我军的作战。

再加上那时候,国民党将领胡宗南对延安地区虎视眈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想要急迫的打破这种局势。最好能够把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给引到长江以南去。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以及他带领的中原野战军,就担负起来了这个使命。

对于刘伯承来说,当时的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既然要把军队,深入到长江以南,就必须要对敌人造成重要的打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敌人引到长江这一代来做战。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就开始选择了要到敌人最为密集的大别山地区。

可以说大别山就如同敌人的心脏一般。

若是刘伯承的军队,能够突围到这一地带,他们就将会如同一把利剑,插在了敌人的心脏。

这绝对能够给敌人带来伤筋痛骨的打击。

可是,想要靠着自己的孤军,打到敌人的心脏地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希望。

可以说只要每一个人,他们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打这一场战役,还是有可能胜利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刘伯承的号召下,他开始带领着刘邓大军向大别山突围了过去。

我们都知道在这里刘伯承鼓励战士们“狭路相逢勇者胜”,不管遇到什么样敌人,只要我们拿出不怕死的精神,我们肯定是可以打败他们的。

最终在这样的斗争下,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打的胆寒了。他们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要塞。

最终刘伯承带领的刘邓大军,赢得了大别山战役的胜利。

此次战役的胜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解放军有防守到主动进攻的一个转折点。

从此,中国各个地区,开启了解放全国的热潮。

可见,这一次胜利,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不才讲史


历史上哪些战争,是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取得的胜利?

我想说的是,一场战争绝不是一个人能够左右的,那是一群人的集体意志才能达到的结果,但一场战役确实是可以因为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而取得顺利。

而且我认为题主对战争、战役、战斗等的概念还有一些疑惑或者不太明白的地方,下面首先解释一下:

  • 战争:战争是政治斗争或者外交手段的极端表现,当通过政治谈判、外交谈判等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战争就登上历史舞台,他是一系列的战役所要达到的结果,比如由平型关大捷、昆仑关大捷、长沙会战、松山战役等一系列战役所组成的抗日战争,最终目的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由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三大战役等组成的解放战争,最终目的是夺取天下,解放中国;

  • 战役:战役是战争的组成部分,达成战争的手段;

  • 战斗:战斗是战役的组成部分,是战役的具体单元,通常团以下的小规模的军事活动都可以称为战斗。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亮剑》中由独立团发动的【平安格勒战役】,因为他的投入人数是师以上的,可以称之为战役,它是非常态的。

因此,一个人可以影响一场战争,但不能左右一场战争,但可以左右一场战役。

比如,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又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这些战役,不是随便任命一个什么李司令、张司令、马司令……就可以达成的,他的指挥官通常都必须具有独特的特点或者高超的指挥艺术才能够达到,都是无可替代的。

四渡赤水、和孟良崮战役大家讲的比较多,所以不讲,下面稍微讲一下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

苏中战役是解放战争第一年最最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他的最最最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 战略侦察: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国民党异常强大,到底怎么打,谁也不知道,需要一些具体的实践来总结规律;

  • 改变中央战略方向:苏中战役的七站七捷,改变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规划,证明南边也是可以有作为的,不是只能给北边做辅助,做嫁衣;

  • 战役模板:苏中战役,最终作为模板教材,党中央毛主席明文规定所有解放区都必须效仿,是解放战争最正确的打开方式。

苏中战役的指挥官

苏中战役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果,与他的指挥官粟裕将军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没有粟裕就没有苏中战役的伟大胜利。粟裕将军具有其他将领无可替代的特质:

  • 善于主动思考战争规律,不唯上,不媚上,所以能够从战场实际去思考,得出与决策层不一样的结论;

  • 它具有比其他将领都丰富的包围圈内的战斗经验,从北上抗日先遣队开始,就一直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下战斗,所以他敢打险仗、恶战;

  • 长期与中央脱离,他对战争有一套自己的认识,指挥大胆又缜密。

所以,苏中战役因为粟裕将军的出现,取得了最辉煌的结果,在解放战争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比禾观史


我们都知道的四渡赤水之战,就是属于这样的一场伟大的战役。

说白了这一次战役的胜利,起着最大作用的人就是毛泽东,正是毛泽东以少胜多,带领工农红军打赢了这次战役。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

因为在四渡赤水之前,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了工农红军的数量锐减,本来工农红军有八万多人,但是,经过李德等人的指挥,最终工农红军只剩下三万余人。这个伤亡真的是太过于惨重了。

在红军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蒋介石派来了二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他们想一举歼灭工农红军。

说实话若是工农红军,再有李德他们指挥下去,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不过还好,因为经过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推荐了毛泽东作为党和军队的唯一的领导人。

也就是说,此刻带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战斗的任务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身上。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还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对战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他觉得我们要采用灵活的作战方式,集中我军优势兵力,和国民党做殊死拼搏。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因为我军人数少,作战比较灵活,可以任意的在敌人的地盘上穿梭,而不被敌人发现。正是通过这种灵活作战的方式,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对国民党反动派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最后,国民党不得不赶紧逃离。

正是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走出了困境,取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伟大胜利。

这一次战役的胜利,不仅挽救了党和军队,更是挽救了中国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恰恰也是在这一次战役之后,工农红军开始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发展的。

四渡赤水之战,被毛泽东视为他这一生打的最为得意的一次战役。当然了毛泽东的一生打的经典战役有很多,比如说三大战役等。

但是,赤水之战绝对是让毛泽东记忆犹新的,毕竟正是这一次战役,毛泽东是带领三万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二十万大军。


汉史趣闻


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给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历经千险万阻,胜利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以后夺取全国的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水金304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叫做孟良崮之战,可以说这一次战役的胜利,就是因为粟裕的出现,最终赢得了这场战役的伟大胜利的。

事实上这一次战役能够取得胜利还是很难的,毕竟张灵甫带领的七十四师,是当时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

这个七十四师,被蒋介石寄予厚望。蒋介石本来指望着张灵甫,带领这一支虎狼之师打几场硬仗呢。

可是,另他想不到的是,最终他的七十四师,全部阵亡在了孟良崮。说实话这个结果一出来的时候,两个人是没有想到的。

一个就是蒋介石,他怎么也想不到,被自己寄予厚望的七十四师怎么可能会被打败。真的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另一个想不到的就是毛泽东,要知道整个七十四师无论是士兵的整体素质,还是他们的战斗装备,都是当时最为顶尖的,别人只能望其项背。

但是,最终他们竟然被粟裕的华野军,给打败了。当然了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消息就是一个天大的惊喜。

那么,当初粟裕是如何带领华野军,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的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当时的具体情况了。那时候粟裕的华野军,在华东地区,打了很多胜仗,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力。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灵甫作为被蒋介石寄予厚望的一支部队,他想为蒋介石打几场漂亮的战役,让蒋介石看看。

可是,面对粟裕这样强大的对手,想要赢得战争的胜利,谈何容易呀。

不过张灵甫还是做了一个在他看来,决得十分完美的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他带领七十四师,先到达孟良崮。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最好是能把粟裕带领的华野军,全部给引诱到这里来,这样的话他们就能一举歼灭粟裕带领的华野军了。

当然了张灵甫要想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就必须要和其它国民党的军队配合,也就是说他负责把粟裕的华野军,给引诱到孟良崮,然后在结合其它国民党的军队,采用里应外合的方式,打败粟裕的华野军。

对于这种情况,粟裕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粟裕觉得这个战役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消灭七十四师的机会。

若是想要打败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必须要速战速决,也就是说不给国民党其它军队任何机会,到了孟良崮就把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给歼灭掉。

尽管说这种做法有一些风险,但是,胜利的概率还是很大的。考虑到这个,粟裕带领的华野军就到了孟良崮。

然后就是双方激烈的斗争,最后我们都知道粟裕带领的华野军,仅用了四天的时间,就把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给歼灭了。

这个结果正好如粟裕所料,他们没有给国民党援军任何机会,在援军到达之前,就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所以,孟良崮战役取得的胜利,就是粟裕将军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史学达人


皮有功,少晋中。

这位被毛主席特意提升军衔的将军叫皮定均,在中国一千多名少将中,皮定均能被毛主席提为中将,当做上将来重用,也算是实至名归。因为皮定均有其辉煌的战功,他最为出彩的时刻当属于中原突围。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调集30多万部队,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企图消灭中原解放区部队,打通向华东、华北、东北的进军道路。毛主席鉴于中原解放区处于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中,势孤力单,准备让中原军区准备以主力向西突围,转移至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

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急电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要准备牺牲一部分兵力,抓紧时间,在敌实施总攻前迅速突围。

而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向西突围,中原军区决定让皮定均指挥所部第1旅担掩护任务,尔后率部向东转移,继续迷惑、牵制国民党军对兄弟部队的追击。从某种意义上讲,皮定均的第一旅是为主力牺牲的部队,是丢车保帅的战略需要。

皮旅也是中原突围中的重要因素,其胜负对历史的影响巨大,皮定均带领他麾下的7000官兵和国民党的十万多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东部把声势闹得很大,吸引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

皮定均带领着7000军队和国民党的十万大军浴血奋战了三天三夜,将国民党的部队绕的团团转,给主力部队从西面突围争取了时间,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

之后皮定均率领部在麻城必北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东进,然后越过鄂皖边界咽喉大牛山,穿过大别山,挫败国民党军多次追击和拦截,跋涉干余里他率孤军作战,足智多谋,巧妙指挥部队抢关夺隘,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

皮定均面对敌人的追缴,决定从这里离开大别山,冲破敌人在大别山的封锁线,进入皖中平原。而此时国民党军正调集3个正规师和10多个保安团,准备在皖中平原布置几道防线进行堵击。

面对这种情况,皮定均根据掌握的情报,向所有的士兵讲到,要求他们抛弃一些繁重的物资,要以最快的速度,抢在敌人部署就绪之前,突围出去,皮定均给他们的命令只有用一个字总计就是“跑”。

在皮定均的带领下部队如同一股铁流,从大别山上奔涌而来,沿六安合肥公路向东疾驰,一路势如破竹。15日攻占肥西的官亭镇,16日进抵离淮南路不远的吴山庙。18日夜,皮旅以神速跨过淮南铁路,进入定远地区池河镇,将赶来堵击的敌整编四十八师一三八旅远远地甩在后面。

最终经过连续5昼夜急行军,横跨皖中千里平原,到达苏皖解放区,与赶来迎接的淮南军区嘉山支队胜利会师。后来,皮旅被编入华中军区第十三旅,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自中原突围以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在皮定均的领导下,从6月27日至7月20日,孤军转战24昼夜,横跨鄂豫皖三省,历经23次大小战斗,克服崇山峻岭、暴雨洪水等艰难险阻,冒着酷暑,忍饥挨饿,行程1000余公里,除掉队、失散、伤亡2000余人外,以3个团5000人的完整建制,胜利到达苏皖解放区,创造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的成功战例!

完成这样的奇迹和壮举,皮定均功不可没,也才有了最后的“皮有功,少晋中”。


帝国烽火


红军长征时,尽管突破了对手的四道封锁线,但却战损非常严重,血战湘江以后,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仅剩下3万余人。

再由李德、博古等人指挥下去,红军的命运真的不堪设想;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重归军队的领导位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分析了敌我态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形成一个拳头,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对围追堵截的对手实施重点打击,突破对手的包围圈。

于是,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非常出色的运动战,因为毛泽东这个关键人物,运筹帷幄,甩掉了对手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堪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史上的神来之笔,教科书式的经典战斗案例,这就是红军历史上有名的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红1、3、5、9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击溃黔军的抵抗,打退尾追的川军特遣支队徐国瑄部、郭勋祺旅、潘佐旅等部,从元厚、土城向西渡过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

鉴于敌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再次折回贵州;红军先头1个主力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在遵义地区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即四渡赤水第二渡。

敌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毛泽东就决定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由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红军主力突然转兵向北,从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

以上三渡赤水河,目的完全是为了迷惑和调动对手,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对手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时,毛泽东却命令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在中国革命非常危险的关头,挽救了这支工农武装的军队;最终,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延安,从此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平军史


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每次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的时候,直接越过战区统帅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发电报给军长、师长,而这种电报的命令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死守待援。而且,每当需要将领卖命的时候,他都会不顾师生关系,直接以平辈称呼对方,与自己的学生称兄道弟。而每当收到这样的电报,学生往往都惶恐不已,最终都下场糟糕。尤其是当校长的命令和战区指挥部的命令相抵触的时候,更是感到惶惑。

长衡会战的时候,在薛岳原定的以长沙为决战战场的计划被打破之后,国军各路部队实际上都已经被日军压迫,不断向南撤退,之前三次长沙会战取胜的关键,也就是争取外线,实际上已经做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死守衡阳其实意义并不是太大。尤其关键的是,衡阳能否坚守,关键在于衡阳与广西之间的铁路是否能够保持畅通,如果铁路也被日军切断,那么再坚守就没多少意义了。

而薛岳的作战方案也并没有以衡阳为决战之地,只是边打边看,在长沙被日军轻松攻破,第四军被击溃之后,各路部队不断向南撤退的情况下,薛岳才临时决心将各路部队向衡阳集中,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也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薛岳命令方先觉坚守衡阳,为外围国军争取外线之后的求心攻击争取时间。但这次日军投入的部队远超过之前的三次长沙会战,国军各路部队争取外线都已失败,薛岳和重庆、白崇禧都出现了意见分歧,指挥已经不灵,却仍然要求方先觉坚守衡阳。

因此,方先觉坚守衡阳的同时,实际上并不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薛岳身上,而是寄希望于重庆。因此,他从衡阳保卫战打响之后,就在不断向重庆直接发电报,报告衡阳的战况,意图当然是很明显的,要重庆考虑清楚,如果能够调动部队增援,那么第十军就继续在衡阳坚守,如果自忖增援无望,就要及早放弃衡阳,向西转进,以利再战。但重庆每次来的电报都是各种鼓励之词,核心也还是四个字,死守待援,不许放弃衡阳。

方先觉作为第十军军长,在衡阳外围的增援部队始终无法到达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自己下令撤退呢?重庆不同意,他真不敢。此前常德会战时,余程万率五十七师按计划死守常德,等待国军外线部队增援,但一直打到常德已经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五十七师仅剩二百多人,余程万才最终下决心率五十多人撤出衡阳,但在战后仍然被追究责任,差点被送上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是在王耀武和余程万多方活动之下,才免于惩罚。

同古之战,戴安澜死守同古,等待远征军后续部队到来后反攻,但他在同古血战半月之久,后续部队仍然无法按原定计划到达战场,再继续坚守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但蒋仍然通过驻滇参谋团转给戴安澜一封电报,要求他死守同古。此时缅甸战场形势已经变化,原定计划已经无法继续实施,杜聿明已经在考虑后撤至平满纳与日军进行决战,于是下令戴安澜率部撤退。撤离同古,去往平满纳的路上,戴安澜奉命晋见校长时,心情就非常忐忑,怕被追究责任。

所以,方先觉虽然不断致电重庆,要求派部队增援,而校长的电报总是要求他死守待援,也总是说他已经在亲自督促国军各部队向衡阳增援,李天霞的一百军、王甲本的七十九军和粤军六十二军都已在积极向衡阳外围日军攻击,所以始终要求方先觉坚守待援,不能放弃衡阳。但实际上,这时候衡阳外围的国军在日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已经无力突破日军防线,更进一步接近衡阳。这就让方先觉同意了日军的传单的判断“不是你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不要你们了”,最终在发出“最后一电”之后,率部投降了。

所以,衡阳保卫战最后就成了一本说不清的糊涂账。第十军的人认为自己是弹尽援绝之后才投降,主要是因为友军增援不力,而六十二军和七十九军、一百军则认为不是自己曾援不力,而是当他们千辛万苦突破日军防线,接近衡阳的时候,方先觉已经率第十军残部投降了,导致整个战役溃败,七十九军尤其损失惨重,在撤离战场时被日军伏击,军长王甲本阵亡。而方先觉“降汉不降曹”的投降也在逃回重庆后被宣传成了英雄。


萧武


1946年4月,国共两党一战四平,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就当了一次关键先生。

在第二次入缅甸对日军作战中,孙立人率领新一军立下赫赫战功,新一军击毙日寇33000多人,击伤日军75000多人,孙立人做为一代名将扬威世界,亲赴英国伦敦接受英国女王授予的勋章。

1946年4月国共两党争夺四平之战打响,林彪率领东北民主联军八万人守城,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进攻,由于林彪部顽强坚守,国民党军队久攻不下,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正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参谋总长会议,新一军暂时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

孙立人在新一军中威望极高,其领导地位不可替代,新一军官兵只服从孙立人,其他人根本指挥不动,做为主力的新一军群龙无首消极怠工,是导致四平久攻不下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一看形势危险,急忙电召孙立人回国,孙立人在5月13日回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在5月15日就赶到了新一军军部,新一军官兵一看老军长回来了,无不欢欣鼓舞愿意效力,孙立人立刻制定作战计划,对四平城发动进攻。

在新六军和七十一军的密切配合下,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克了四平,据说孙立人亲自驾驶一辆坦克第一个冲进四平城。林彪东北民主联军伤亡惨重退出四平,由于作战科长王继芳被俘叛变,重要情报泄露被国民党获取,新一军、七十一军追杀林彪上千里,林彪率部渡过松花江逃入沈阳,由于国民党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没有乘胜追击歼灭林彪,造成了先丢东北后失中国的恶果。

国共两党一战四平,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伤亡人数绝对不可能仅有八千多人,算上一路被追杀的伤亡,至少伤亡了两三万人。




西贼闻之心胆摇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个华中重镇在南京沦陷后,曾经一度成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因此在日军破城前,除相当一部分机关单位从水路撤往宜昌外,更多的部队、机构涌进南面300多公里的长沙。其中包括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等,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分别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湖南省主席张治中。



日寇第11军追击南下似乎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长沙城已是风声鹤唳,为了避免重现武汉几乎完整落于敌手的局面,军事委员会要求湖南认真执行“焦土抗战”的政策,在长沙城内布满可燃物,一旦日军接近立即焚城并且撤退。而实际上,日酋冈村宁次的第11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短时间内根本无力南犯,正在武汉地区整补中。

军委会委员长给张治中的密令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而掌握野战部队的陈诚却对此一无所知。张治中交办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注意这都是地方保安部队的长官,对军事形势的掌握、手下部队的素质都大成问题,如此混乱的指挥系统和混乱的焚城部署,终于酿成大祸。

(张治中剧照)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位于长沙南门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省保安处长许权接报后电询前线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得知并无日军进攻,判断是意外失火,遂命警察局出动消防队救火,然而消防队却早已撤离,火势因此渐大。由于缺乏沟通,不明真相的警备司令部所属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这就是焚城信号,24个分队纷纷按计划开始纵火,于是“文夕大火”在全城漫延开来,整整五天五夜才熄,长沙城变成一片废墟。

也就是说鬼子还没来,张治中的部下却自己把长沙烧成焦土,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重庆方面无奈之下弃卒保车,迅即审判并下令第74军军长俞济时枪决了酆悌、警备部二团团长徐昆和文重孚(警察局长),但是仍欲保全张治中的政治生命(命令毕竟来自最高层)。然而陈诚却不干了,他的司令部刚刚于11月12日从平江县城进驻长沙城内的章家老宅,莫名其妙被烧个七荤八素。

(陈诚剧照)

虽然同为蒋某人的“八大金刚”,位置后来居上的陈诚仍然决定向张治中发难,看来这把火确实把他烧恼了(陈诚一直反对焦土抗战的做法,武汉警备总司令郭忏没有焚城大约与此有关)。遂于11月17日上书军事委员会“自请处分”,其实这事跟他的权责没一毛钱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陈诚这是变相向最高层施压:“一定要追究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

这就尴尬了,如果一定惩处张治中,那必然会牵出焚城命令的始作俑者,而枪毙的级别已经到了黄埔一期的酆悌头上,就是想迅速结案大事化小,因此陈诚这份不合时宜的上书遭到痛批。蒋某人在南岳衡山以“辞修长官弟”的抬头送来长信一封,指责陈诚应该“长沙善后更应同心一德,早日完成,厚于责己,轻于责任”云云,陈司令长官这才明白,文夕大火的浑水原来如此之深。

(长沙大火)

最终给张治中的处分决定是:“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而陈诚也深感继续留在长沙很难再与张文白共处,遂提名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代理本职,自己则常驻重庆不归,履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职务。到了1939年2月,张治中亦被调回重庆,薛岳再兼“湖南省主席”,从而获得了湖南战场的军政全权,“老虎仔”来了。

长沙这场大火,烧走了蒋系两大重臣,使善于用兵并且具备一定作战主动性的薛岳,阴差阳错在关键的时间出现在关键的位置,自然也成为保卫长沙的关键人物。1939年9月,完成整补的冈村宁次发起了第一次对长沙的进攻,军事委员会从上到下皆认为应该放弃长沙退至衡山山脉再战,正是薛岳抗命不撤,力陈“退到何地是尽头”?


(陈诚和白崇禧剧照)

蒋某人心疼自己的嫡系部队,特派陈诚和白崇禧赶至禄口要求薛岳弃城南撤,而薛岳不仅说服了陈诚,还抢白了一向看不顺眼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总之就是必须要打,终于改变了重庆的既定方案,得以全力坚守长沙。其重要意义在于,一改被日军追打的狼狈局面,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两年内两次逐退日寇,更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而若非薛岳走马上任,无论是陈诚或者张治中坐镇长沙,以他们对蒋某人的顺从作风和战役指挥能力,中国军队必于1939年便弃守长沙。三湘百姓生灵荼炭不说,也就没有了此后四年多在湖南的战略相持,人口众多粮产丰富的湖南一旦过早沦陷,对抗日战争的苦撑阶段是非常致命的,所以说,三次长沙会战歼寇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薛岳确有跟日寇精锐野战兵团周旋的勇气,这才是难得的。

(薛岳剧照)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