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地形
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長江予以深入的研究並高度重視。馬漢鼓勵說：“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185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中就包括漢口，漢口曾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中國境內最下力氣經營的地區。為此，深入研究湖北特別是其中的武漢地區的地緣政治特點對於我們維護國家的總體安全是有益的。
一、中國的國防體系呈“工”字形，武漢是關鍵
中國國防體系呈“工”字形，上（北）邊一橫是長城，下（南）邊一橫是長江。連接北南兩線的陸路是從北京到武漢的線路，水路是從北京到杭州的大運河。黃河九曲，其運輸條件遠不如長江。隋朝之前，中國江南的經濟開發尚未充分，因而長江的政治作用更多的是隔離北方戰事，隋朝是在過江平陳的基礎上建立的，在組織南下平陳的戰爭中，身為前線總指揮的楊廣即後來的隋煬帝意識到資源運輸的瓶頸問題並在繼位後修成了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連接南北交通的還有“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即從武漢北上的陸路。其特點用諸葛亮的話說就是：“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1]三國時期，爭奪時間最長也最激烈的地方就是荊州。諸葛亮說“此用武之國”[2]，武漢是它的中心，因漢江三分[3]，由武而昌。
抵禦北方遊牧民族南犯的主要不是靠黃河而是長城，沿長城一線多是當時戰爭爆發的集中區和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線，由此也構成了中國古代王朝國防的第一道安全防線；而大亂時期，能夠保住弱勢漢政權的往往要歸功於長江，由此構成中國古代王朝國防的第二道防線。而聯繫兩江的，水路是大運河，陸路則是“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彷彿見太行”[4]的京廣線的咽喉武漢。武漢在中國國防全局中具有核心支點的作用。
但是，只是到了隋朝的時候，中國國防“工”字形結構的水路連接才真正完成，而長江的國防功能大概到了南宋時期才真正得以顯示。在隋之前，長江以南多是荒蠻之地，天險難越，人過不去，南北兩隔，南方沒有充分開發。隋之後，南方逐漸開發，這為盛唐出現和南宋長期偏安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樣也使長江的國防作用加速提升。可以說，沒有大運河，後來的明成祖立都北京和“天子戍邊”之事就不可能發生。建都的前提是大規模資源的持續跟進，大運河的建成為南方物資持續北進、保障北線軍事行動提供了堅實的交通條件。1956年3月8日，他在聽取交通部彙報時說：“中國地勢比較完整，東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統一起來帝國主義不易進來，發展航運有重大意義。”[5]
二、湖北武漢在中國總體安全中的戰略地位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6]如果說長江是連結中國西東兩端和中國統一的重要紐帶的話，那麼，其中的中國湖北，尤其是湖北武漢則是能對全國產生關鍵影響的關鍵樞紐。顧祖禹有言：“湖廣居八省之中，最為閎衍，山川險固，自古稱雄武焉。中原有事，蓋必爭之地也。”[7]湖北西面的宜昌是西南與華中的節點，扼西南進入華中平原的通道，而荊州則為武漢之西屏，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荊州北據漢、沔[8]，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9]饒勝文在《佈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一書中解釋說：“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為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面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10]秦將司馬錯曾放言：巴蜀“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11]
武漢[12]在全國地緣政治中的地位是如此關鍵，以致不管從任何方位，也不管從任何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地如其名，勢由“武”昌。它與蒙古的地緣政治功能南北相應，亦是中國政治，尤其是中國近現代政治的破局地帶：國內分裂可由此造成中國的統一，外族入侵或內亂也可由此造成中國的分裂。清末曾國藩正是從武昌、安慶出手，打碎太平天國的關鍵屏護、動搖其防禦根本，從而避免了當時中國很可能出現的南北分裂。1911年10月10日，中國辛亥革命從武昌爆發並由此很快引起全國性的政治變局。1926年9月北伐軍從武昌破局，打開中國統一的全國形勢。作為北伐戰爭的主要領導者，蔣介石深知武漢對於全國政治的全局意義，為此在抗日戰爭中他組織和實施“武漢會戰”也最為堅決，由此帶來的犧牲和對日軍造成的損失也最大。[13]為了保衛武漢，蔣介石還不惜下令以水代兵於1938年6月初掘開黃河趙口和花園口，引黃河水以“構成平漢路東側地區間的對東氾濫”[14]。當年10月，日本佔領漢口，這使盤踞南京的汪偽政權成為可能。失去漢口，中國再次裂變為多個政治單元。
“荊湖區重要戰略地位的確立，並不完全緣於其江湖流貫，諸山環繞（大別、桐柏、伏牛、武當、巫山、武陵、雪峰、南嶺、武夷、懷玉等），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中居中的地理位置及通達的水陸交通。”[15]漢口淪陷不久，日本近衛首相聲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16]在日本對華戰爭全面展開之後，日本也就是沿著這個思路侵略和控制中國的。在近衛心目中，武漢是實現控制長江的“鑰匙”，長江是實現“控制中國”目標的“主要地區”。武漢的失陷確實給當時的中國政治造成絕大的震動，它使中國東南再次出現政治裂變的格局；換言之，日本控制中國長江為汪偽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正是由於佔據著武漢，日本才得以在1944年4月底發動了入侵中國以來日軍動員規模最大且最具攻勢的旨在打通從華北到華南以至印支通道的豫湘桂戰役。
長江在歷史上是南方割據的重要防線，但這在京杭大運河自隋開通後，長江的防禦功能已因其橫向航線過長反而易於被切斷，如果將下游南京視為長江之首，而中段武漢則為長江之腰，我們就會發現，武漢是長江防禦的“七寸”所在。北軍一旦進入並控制長江，就基本搞定或搞亂了中國；而佔據或控制南京——比如1927年的國民黨政府、1937年年底的日本侵略者——也就控制了長江的出海口。但控制南京的關鍵，從大陸外部說，是控扼東海；從大陸內部說，主要在於控制武漢。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三鎮、1927年4月國民政府便定都南京；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入侵南京，1938年10月日本便攻陷武漢。這就是說，佔領南京必須控制武漢，而佔據武漢則必取南京。同樣的道理，失去對長江武漢至南京這一主要航段的控制，其後果要麼是內戰，要麼便是國家統一。這是近現代中國抵抗外敵侵略和內部國家治理的重要經驗。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盛期始於1853年1月攻克武昌及當年3月定都於南京；衰期始於次年（1854年）10月的武昌失手於曾國藩。1912年元旦，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定都於南京，而真正穩定南京的是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
鑑於武漢與南京這樣一種互為命運的聯動關係，淮海戰役勝利後，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基本廓清，毛澤東一改中國歷史上由襄荊東進統一全國的經驗，集中力量直接進入長江最脆弱的中腰即武漢至南京航段一舉突破國民黨防線，為解放全中國打開了局面。1967年9月19日，為穩定處於混亂中的形勢，毛澤東來到武漢。在專列上他對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說：“湖北、河南兩省人口有一億多，地處中原，扼守長江和京廣線的咽喉，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你們的責任重大，要掌握兩省軍隊，穩定局勢。”[17]鑑於武漢所擁有的如此特別的地緣政治位勢，1949年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即為中央直轄城市。
襄陽因地處襄水之陽而得名，居長江最大支流漢江的中游，南襄盆地南部。作為一方重鎮，襄陽是武漢的側翼，其地位具有區域性支點的意義。南宋詩人劉過[18]在《襄陽吟》[19]稱“襄陽真是用武國，上下吳蜀天中央”，“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彷彿見太行”。在中國地理格局的大形勢中，襄陽既是東西之間的一個聯繫樞紐，又是南北之間的一個重要接觸部。”[20]除了地理條件外，能使襄陽成為“用武國”的還有物質和人文條件。劉過詩曰：“銅鞮坊裡弓作市，八邑田熟麥當糧”，“土風沉渾士奇傑，嗚嗚酒後歌聲發”。這裡不僅豐產糧食，而且銅鞮坊裡兵器製造和兵器市場都很發達。這裡的人酒後只知烏烏髮聲，識文斷字不行，但他們為了君主都可以像荊軻[21]那樣做到“買劍傾家資，市馬託生死”。饒勝文認為：
【襄陽所處的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南陽盆地都是必爭之地。襄陽地處南陽盆地的南部，依託湖北，通過漢水和長江，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由南陽盆地，可以北出中原，可以西入關中，還可經漢中而聯絡隴西。南北對抗時，南方的軍事防禦線東西延綿三四千裡，襄陽便處在這條漫長戰線的東南段與西北段之間的連接點上。因此，襄陽作為湖北境內的一大重心，實已超出了局部地域性而具有了全局性的意義。[22]】
在宜昌至南京的長江一線有兩個南下後北折而上勾畫出的三角地帶。第一個即西面的三角地帶是宜昌南下至岳陽北折至武漢段，第二個即東面的三角地帶是由武漢南下經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較而言，後者因其東線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關鍵性的地緣政治意義，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間的大別山在特定的歷史時刻，往往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從江北論，控制西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襄陽，而控制東面三角地帶的關鍵點是大別山。比較二者，後者則比前者更具調動全局的意義。
三、馬漢說：“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漢口曾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
長江不僅對於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於抵禦“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西方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 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年）對中國長江的地緣政治價值十分重視，他從帝國主義的視角把話說得很露骨：
【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23]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闢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24]
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長江與外界便捷來往。地理上，長江介於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可觀的政治權威。出於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25]】
在整個長江線路中，馬漢特別強調“中部長江”的戰略意義：
【長江還為海上強國提供了進入內陸的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離海230英里的南京，而有戰鬥力的其他艦隻則可到達還要遠400英里的漢口，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至離入海口1 000英里的宜昌。[26]
如果我們決心在中國維護我們的商業權利併發揮作用，我們只能藉助於鼓勵並支持中國人自覺地積極行動的方式，而不能篡奪他們的權力、侵佔他們的土地。當前，長江流域看來是我們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之類的事情一時也會使我們轉而採取並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動。雖然門戶開放，不管是商業意義上還是思想意義上的，應成為我們在中國任何地區的目標，但它還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區得以實現，並以此為堅實的根據地來推動其他地區，原因就是海權在中部長江地區能最穩固地存在。汽輪從海上可駛至離海600英里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一個大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在這兒，給物質文明提供動力的商業可最大限度地發揮效能，並且能得到條頓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後盾海軍的支持。假以時日，海軍也會成為中國人民賴以抵制與合理外來影響截然不同的外來控制行徑的主要後盾。[27]
由於將一個特定地區涵蓋在自己影響之內的最好辦法是首先找到一箇中心而不是四面出擊，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流域。[28]】
長江不僅對於中國內部統一，而且對於抵禦“外族進攻”都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在論述完長江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後，馬漢提醒西方列強注意利用長江分裂中國的可能性，他說：
【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29]】
馬漢明白，長江是中國政治聯繫的樞紐；一旦失去長江，從某種意義上說就失去了統一的中國。
馬漢的海權理論提出後，在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廣泛傳播，馬漢對中國長江特別是對“中部長江”的戰略地位的分析引起各帝國主義列強的高度重視併成為後起的德、日等新興工業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達成沿長江兩岸瓜分中國路權的協議，1900年《辛丑條約》之後中國被分割為數塊。1858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天津條約》中增闢的11個通商口岸中就包括漢口。1861年3月漢口正式開埠。在老漢口鎮的下游沿長江先後開闢了漢口英租界、漢口德租界、漢口俄租界、漢口法租界和漢口日租界五國租界。這些租界獨立於中國政府管轄之外，在界內分別設置工部局、巡捕房、領事法院(庭)等，完全成了中國境內的“國中之國”。
英國對武漢最下功夫，是衝鋒在前的列強。1858年《天津條約》開漢口為商埠後，當年12月8日，英國特使額爾金（James Bruce）率艦由上海來到漢口，是為外國兵輪進入漢口之始。1861年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James Hope)、參贊巴夏禮（Harry Parke）等先後分三批來到漢口，會同湖廣總督官文辦理開埠事宜；巴夏禮在上海以領事官的身份公佈英國和其他締約諸國的輪船可在長江通航上至漢口。1861年5月11日，美國海軍上將司伯齡（C.K.Stribling）率兵船駛抵武漢。1862年1月1日在漢口正式設關。自此，外國輪船可自由航行於漢口以下的長江航段，而外國侵略勢力也隨之控制了長江中游一帶航政、航道、港政的管理權。漢口通商後，在1861年後的8個月中，進出口的外國船達到401艘次，93 433噸；1862年增至1 462艘次，29 0536噸，與上年比，船數增加2.65倍，噸位增加2.11倍。[30]
1898年1月上旬，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向清政府提出由英國取得修建從滇緬邊境到長江流域鐵路的權利和中國保證不把長江流域讓與其他大國的要求[31]；經過多次威逼，英國終於從清政府那裡獲得以下權益：（1）英輪有內河航行權；（2）中國不租讓長江流域；（3）總稅務司一職由英國人擔任；（4）開放湖南為通商區域。1898年2月9日，英國公使竇納樂照會清總理衙門稱“本大臣深願中國國家確切保證不將揚子江沿岸各省租押或以其他名義讓與他國”。同年2月11日，清政府照會英國公使：“查揚子江沿岸均屬中國要地，中國斷不讓與或租給他國”[32]。這樣長江流域就劃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得到清政府的承認後，英國接著尋求國際承認。1899年4月28日，英國與亞洲最大的陸國俄國互換照會並達成以長江為界瓜分中國路權範圍的協議，雙方約定：
【一、英國約定不在中國長城以北，為自己或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俄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
二、俄國方面約定不在揚子江流域為自己或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爭求任何鐵路讓與權，並且不阻撓——直接的或間接的——為英國政府所支持的對這一地區鐵路讓與權的要求。[33]】
這個協議事實上在中國上空投下了可能出現在南方英國支持和北方俄國支持下南北分裂的陰影。馬漢連續給西奧多·羅斯福寫信，提醒他注意英俄協議對美國利益的影響。羅斯福回信予以肯定：
【你的兩封來信均收到。說真的，我懷著最大的興趣讀了你的《亞洲問題》一書，大體上說，完全同意其中的觀點。我感到合眾國和英國應該儘可能地在中國合作，並且它們的合作與這種合作所意味的在揚子江流域代表文明和進步有效地利用制海權，對於亞洲乃至世界的未來是極其重要的。但是，我不需要告訴你，由於你對歷史的淵博的研究，雖然政府官員可以領導人民完成某些事情，但是他們卻不能領導人民比輿論走得更遠。他們可以領導人民前進一些，但是不能前進的太遠。[34]】
在同一封信中，西奧多·羅斯福對馬漢及其理論予以極高的讚譽。他寫道：
【我親愛的戰略家，務必不要談論你的活動的結束！我們必須依賴你這位在社會思想方面的第一流教育家之一，在今後許多年裡我必須依賴你。[35]】
英國曾嘗試從西南滇緬方向深入長江，據《清史稿》記載：
【初，英人慾覓一自英領緬甸通中國商路，苦為緬隔。後緬王許英人威廉遊歷緬境，北抵八募（今緬八莫），又溯厄勒瓦諦江（伊洛瓦底江）而上，至江上游之山峽。同治六年（1867年），緬廷與英人結通航緬境之約，又命英人代收八募與其他口岸商稅。次年，緬王曼同薨，子錫袍嗣位，覆命旅於仰光之英工程師威廉、生物理學學士愛迭生、水師兵官暴厄爾與司忒華德、白恩諸人探訪運路，而以軍佐斯賴登率之行，且諭八募守臣以兵五十人護行。於是安抵八募東北之中國騰越廳境。八年（1869年），緬始開厄勒瓦諦江航路，上通八募，命水師兵官斯討拉爾駐八募，理其事。[36]】
與蒙哥失敗釣魚城的原因一樣,因地形複雜，英國人不得已最終還是從印度洋繞道太平洋來到東海、進入中國長江並立足武漢。但英國的野心並不止於武漢，而是將武漢作為與俄國瓜分中國、控制長江，有可能的話，西進入川、打通滇緬與長江的聯通，最終達到控制整個中國南方的目的。馬漢看到了這一點，他在《亞洲問題》一文中指出：英治印度“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37]。
太平天國時，英國就利用長江積極干涉中國內政。1851年夏，英國副領事威妥瑪（Thoma F.Wade）最早提出關於太平天國起事的報告。1953年2月26日，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R.Alcock）向公使文翰（S.G.Bonhan）提交了一份機密報告,最早反映了英國外交官關於太平天國事件的看法。報告認為，中國內戰是實現列強侵略目標的極好機會，乘清朝之危，達成交易。“以無限制進出最僻遠的禁區為條件，把皇帝從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勢中挽救出來，從而大大地擴張自己的活動領域。”英國必須以武裝為代價，只要“三四隻輪船與兵艦”，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即可扭轉現在局勢，達到誘使清王朝全面開放中國的主要外交目標。[38]1853年，英國公使文翰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M.de Bourboulon）分別乘兵艦訪問過天京（今南京），他們先後多次對太平天國進行利誘和威脅，受到太平天國的斷然拒絕後，隨即向太平天國以干戈相見，幫助清政府鎮壓了太平天國。[39]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過江的時候，又受到英國軍艦“紫石英”號的阻攔，英國還想將中國沿長江兩分。如果在這一系列活動中英國達到了目的，那中國就南北分裂了，今天雲南、西藏地區等可能也就失控了。馬漢說，誰“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此非虛言。在這些可能產生的“收穫”中，馬漢的眼光看到的還有長江東面的南京，他建議列強應迫使“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後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 。[40]
（註釋略）
【張文木，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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