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仍在肆虐，防疫體系已經開足馬力。自從黨中央1月25日決定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全國各地區、各部門分別成立了對應的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該地區、該部門的黨政一把手親自擔任負責人。在動員機制下，行政管理機器高效運轉。截至目前，全國已有30個省級行政區（省、市、自治區）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相較於疫情爆發初期，疫情原發地武漢處理不力引發一系列嚴重後果，在中央發出最高級別動員令之後，全國各地的響應效率和力度值得肯定。
當前，各地區防疫體系似乎也出現了一種你追我趕現象。1月27日，在國務院適當延長春節假期至2月2日的基礎上，作為務工求學人員輸入地的重點省市，上海市、浙江省先後加碼防疫舉措。上海市政府率先宣佈將本地各類企業復工時間延後至2月9日，將本地各類學校復學延後至2月17日，浙江網民們紛紛“隔空喊話”省政府，一天之內浙江也宣佈了對等政策。這兩天，網絡輿論還出現一波閱讀量100萬以上的自媒體文章，每篇文章都在“曬”自己所在的省份防疫體系如何遠超其他省份，比如各地宣佈啟動一級響應的先來後到，甚至連省領導有沒有醫學背景、有沒有突發事件應對經驗，都被悶在家裡的網民們一股腦搜出來了。面對高傳染性且無特效藥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國防疫體系已經將功率開到最大，形成了自上而下傳導、層層加碼舉措的政策效應。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已經將“防疫競賽”蛻變成一哄而上的“軍備競賽”。比如：國家衛健委提出“入網入格入家庭”築牢社區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有的地方政府隨意升級防疫操作，默許或鼓勵村委會挖路“封村”、貼標語“封戶”，引發對武漢歸鄉人群的歧視和攻擊；有的縣政府印發紅頭文件禁止湖北、廣東、浙江、重慶等省份車輛入境，激起了不同省份之間的官民對立。再比如：有的省份主要負責人提出“採取最果斷的行動，推動最周密的保護”，到了基層就變味道了，一名武漢務工者回鄉後，14天被村委會要求做了三次CT，這已經完全違背國家衛健委印發的診療方案，而且過度醫療行為侵佔了原本緊缺的醫療資源。
個別地方出現的這種現象很像上世紀90年代以來“唯GDP”時代出現的經濟競賽。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3年來成就的經濟奇蹟時，經濟學家將一部分功勞歸於各地區政府之間爭奪冠軍頭銜的“錦標主義”。通過在國民教育、產業環境、招商政策等方面持續開展競爭，一小部分省市脫穎而出成為經濟中心，甚至率先邁入發達國家行列。當然，“錦標主義”也帶來了一些副作用，比如：經濟至上主義犧牲了生態環境與勞工權益，地方保護主義割裂了全國統一市場，各種“鑽空子”行為導致區域間法制環境和政策環境不公平。時至今日，我們需要堅持“健康至上，防疫第一”的同時，防範遏制防疫“錦標主義”帶來新的問題。
當前，“科學防疫”是對行政動員副作用的最好抑制劑。自2003年抗擊“非典”（SARS）以來，中國已經建立起一套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應急預案制定有標準，應急管理措施有清單，應急診療措施有指引。有了這個衛生應急的“工具箱”，各地防疫指揮部要做的不再是隨意決策、任性決策，而是在既有的決策框架下，提高決策效率和執行效率。面對極其複雜、嚴峻且動態變化的疫情，各地區尤其是基層官員不能當“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幹部”，更不能抱著“越狠越正確”的心態做防疫。雖然各地在防疫動員講話時擅長使用絕對化表態鼓勵官民士氣、強調令行禁止，但最終落實在日常工作中，還要靠精細化管理的“繡花功夫”，只有因時而動、因地制宜、因勢利導，才能為每個省份、每個城市、每個村莊定製一套最符合自己的防疫解決方案。
“科學防疫”還需要中上層執政者保持戰略定力。省級、市級政府作為本省、本市防疫工作的責任主體，在落實屬地責任的同時，也要為基層治理設置一定程度的容錯糾錯機制。本輪疫情創造了新中國歷史上很多次第一：第一次為防疫而“封城”，第一次春節假期延長，第一次移動互聯網普及時代的防疫動員……面對沒有先例可循的防疫局勢，只要有關法律法規、政治指令沒有明令禁止，各地區尤其是基層領導幹部在防疫過程中就算出現一些不成熟、不周到表現，甚至因此引發負面網絡輿論，也不能直接被視為“官場汙點”甚至被處以黨紀政紀問責。否則，過於嚴厲的問責機制只會打擊地方防疫積極性，進一步助長“越狠越正確”的防疫“軍備競賽”苗頭，出現不必要地犧牲公眾知情權、遷徙權、名譽權、監督權的情形。相反，中上層執政者要鼓勵各地區尤其是基層領導幹部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比如：每個鄉鎮都可以根據當地的方言、民俗，設置百花齊放的健康教育“村口小喇叭”風格，可能話喊得有些糙，也不一定每句話都“政治正確”，只要安全管用就好。
（作者為中國價值醫療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客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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