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作為曾創造人類歷史上幅員之最的大英帝國，其王室所用的冠服物品一向華麗繁複，直至20世紀，英國王權器物（Crown Jewels）依然保持著強大的陣容：冠冕、權杖、十字聖球、戒指、手鐲、馬刺、五柄佩劍（包括獻納之寶劍、國家之劍、精神正義之劍、世俗正義之劍和慈悲之劍）和數件袍服（純白長袍、加冕服、王者袍）……
在相似的歷史脈絡下，西歐各王國的王權器物在種類上頗為接：法國、德國、奧地利、丹麥等國的王權器物中均有做工不同但形制相似的冠冕、權杖和十字聖球，甚至2018瑞典還出現了王權器物失竊的案件，失竊物中正包括兩頂冠冕和一個十字聖球。
從設計角度也很容易聯想到十字聖球的寓意：“十字”無疑象徵著基督教式的君權神授，而“聖球“則代表著世界，十字鑄於聖球之上則象徵著神授之君權照耀世界。從中也可以看出，冠冕、權杖、戒指、佩劍等王權器物可以跨越宗教邊界出現在其他文明的國家中，但十字聖球則只宜流通於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地區——嚴格來說，是普遍信仰天主教的地區，因為基督教三大教派的十字架符號並不完全一致，而十字聖球上的“十字”明顯屬於天主教的“拉丁十字”。
伊麗莎白一世
如果說冠冕與權杖的歷史可以穿透希臘化時期直指古埃及文明，那十字聖球的歷史從器物形制上來看也要晚近很多：“十字”標誌至少要在基督教佔統治地位之後才能成為王權標誌，這一上限最可能會在中世紀出現，至少不可能早於392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前；而“聖球”則更讓人困惑：“地圓說”在歐洲被證明似乎在是在1519年斐迪南·麥哲倫船隊環繞地球成功之後，那將王權紮根於舊世界的眾多國王為何會將王權所及之地用圓球指代呢？
這背後其實牽引著兩個故事。“十字”的故事起源於刑具，“聖球”的故事則淵源於地圖，相較而言，“聖球”的故事比“十字”的故事更為漫長。
丹麥王室用品
“地圓說”裡的古老世界
雖然“地圓說”在16世紀初才被最終確認，但作為假設或是學說，“地圓說”的歷史與“地平說”同樣古老。早在前6世紀，古希臘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就從科學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地圓說”。畢達哥拉斯的理論源於以下三個觀測結果：第一，越往北走，北極星越高；越往南走，北極星越低，且可以看到一些在北方看不到的星星；第二，遠航的船隻，先露出桅杆頂，慢慢露出船身，最後才看得到整艘船；第三，在月食的時候，地球投到月球上的形狀為圓形。
在畢達哥拉斯等先賢的研究基礎上，前4世紀的古希臘數學家尤得塞斯已經設想出了以地球為中心、各個星體以多層同心球的方式環繞地球公轉的宇宙體系；而至晚在前2世紀，古希臘的數學家們甚至提出了星體運行軌跡的“本輪”與“均輪”模型，以此來解釋如“逆行”這般的在“同心球”模式下無話解釋特殊星體運動。
在很多文化的早期神話中，世界都是圓的
這一切的基礎是“地心說”，而“地心說”的基礎又恰恰是“地圓說”。雖然“地圓說”要在兩千多年後才能在一名葡萄牙探險家搏命式的航程中被證明，但這並不妨礙學說本身的流轉與發展。古羅馬時期，在西塞羅等學者眼中，“地圓說”——或退一步來講——“凸面大地”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概念，世界與宇宙均為球體，能夠分別具象化為“地球”與“天球”，在這樣的文化薰染下，古羅馬雕塑中，“眾神之王”朱庇特的手中或腳下常常會出現一個球體以象徵其“權威行於地上”就顯得非常自然。
在朱庇特雕像中，球體可以視為抽象化的地圖，這背後可以按圖索驥尋找到古希臘的科學成就，不過事實有可能更為簡單：將世界視為一個圓，並不需要建立在“地圓說”的假設之上。在人類現存最古老的地圖——古巴比倫《世界地圖》泥版上，世界已經被描繪成一個漂浮在海上的圓盤，雖然這種描述的基礎更可能是神話而非科學觀測。古希臘作家、天文學家米努斯曾指出“荷馬以以及所有的古代詩人都認為地球是一塊平坦的大地，同樣他們也認為海洋包圍著陸地，日月星辰從海中升起從海中落下”。
朱庇特像
在希臘化時代，從前6世紀左右的古希臘阿那克西曼德、赫卡泰奧斯、埃拉托色尼、波希多尼、斯特拉博等人繪製的地圖，到古羅馬旁波尼烏斯·梅拉、馬裡諾·推羅等人繪製的地圖，均將已知世界大致描繪為一個圓盤，歐洲、亞洲、非洲或利比亞等地區成為這一圓盤的組成部分，而圓盤外圍則環繞著一圈大洋海。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縱然在“地平說”的視野中，世界也是一個圓，只不過這個圓不是球體，而是一個巴比倫式的圓盤。
這些圓盤式的地圖自然有其實用意義，然而科學觀測的有限成果依然包裹在神學想像之下，早期地圖在宗教、權力方面的隱喻明顯要比其實用色彩更濃，地圖內容愈抽象，這一傾向就越明顯。地圖是宇宙秩序的圖案化，神權與君權是宇宙秩序的制度化，地圖與神權、君權天然相關，將抽象的地圖引入王權器物是符號學發展的自然結果。
前6世紀巴比倫地圖，世界已知最古老的地圖
至古羅馬時期，將象徵世界的球體捧在手中或踩在腳下已經成為羅馬君主統治世界的象徵。2世紀哈德良皇帝統治時期的硬幣中出現了羅馬“安全和幸福女神”薩盧斯和她腳下地球的形象；4世紀君士坦丁一世統治時期的硬幣中出現了他本人手裡捧球的形象；423年東羅馬帝國的硬幣中甚至出現了十字聖球的圖案——這當是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後才能出現的情形。
與其說是羅馬人設計了十字聖球圖案，倒不如說是羅馬人延續了古老文明中以圓代表世界進而代表神權與王權的傳統。不過關於十字聖球的故事，還遠沒有結束：中世紀西歐的文明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出現了斷層，曾經存在於古希臘、古羅馬的地圖概念消亡了，地圖製作技術也與大量古典傳統知識一道慢慢消失。在這一背景下，以圓盤形地圖為核心的“聖球”意象還能繼續流傳至中世紀，僅僅是因為古羅馬文明的慣性麼？
答案是否定的。作為古典文化的守護者，教會雖然在地圖製作技術領域經歷了漫長的退步，但並不影響教士們通過地圖這一載體去表達基督教視野中的世界。在中世紀，地圖的製作基本出於宗教目的，宗教信仰的表述要遠遠優先比地理內容的明析。地圖的主要意圖是向觀眾展示一種基督教世界及國家的地理學觀念，並儘可能地將地圖上的地點與《聖經》中的記載聯繫在一起——“TO地圖”，正是這一地圖製作思潮的代表。
羅馬硬幣上的寶球
“TO地圖”的信仰之力
“TO地圖”的“T”指的是世界各地區——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分佈大致以“T”形邊界分野；而“O”則是世界周邊環繞的大洋海。歐亞非三洲的區分自然立足於早在古希臘時期就已經確定的事實，但它同時符合基督教義。傑羅姆於4世紀翻譯了拉丁文《聖經》併成為羅馬教會的欽定文本，這一版本中寫道：“諾亞將世界三部分作為遺產留給他的三個兒子閃、含及雅弗，這三部分分別是亞洲、非洲和歐洲。”於是，《聖經》的內容與古人的知識構成了中世紀基督教的基礎神學宇宙觀，也即成為“TO地圖”的基本內容。
早期的“TO地圖”大多上東下西，因為東方是伊甸園所在，於是廣袤的亞洲佔據了“TO地圖”的上半部分，而歐洲與非洲分別佔據地圖下半部分的左右兩側。歐洲與非洲的分界線——也就是“T”的那一豎——自然是以“海格力斯之柱”為終點的地中海，而頓河與尼羅河則成為“T”的那一橫，也就是亞洲與其他兩在洲的分界線。“T”的交叉點是世界中心，所以必須是聖城耶路撒冷，因為《舊約·以西結書》5：5如此描述：“主耶和華如此說，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
“TO地圖”大多上東下西
“TO地圖”與其說是對世界的描述，更不如說是對世界的構想；與其說是對世界的構想，更不如說是對世界的規定。在塞維利亞大主教聖伊西多爾所著的《詞源》中，一幅精緻的“TO地圖”及其文本代表了基督教宇宙觀對世界的定義：精神優於肉體，宗教優於世俗，神的啟示不是一切真理的原因而是源頭。11世紀，西歐興起長達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這背後不難看到基督教徒們收回世界中心耶路撒冷的決心。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很多西歐的地圖也因此發生了細微的改變：耶路撒冷仍然處於地圖的中心，但已經“淪為”眾多城市中的一員。
將“TO地圖”與十字聖球相比，會很容易看出兩者的相似之處。十字聖球中的“聖球”部分就是“TO地圖”的輪廓，“聖球”即地圖，地圖即世界。曾經的朱庇特用圓球代表古羅馬時代的世界，而中世紀的國王們則用“聖球”代表基督教視野中的宇宙，這期中的象徵學內涵一脈相承。
以圓球或“聖球”代替世界，可以說是自古巴比倫、古希臘以降為整個西方共同接受的象徵方式。這一文化淵源只能解釋“聖球”在中世紀的流行，卻不能詮釋十字聖球作為一個整體的出現，從“聖球”到“十字聖球”畢竟還有一段漫長的距離。
世界的形狀
十字架無疑是基督教的象徵，但早在基督教誕生之前，十字架作為一種刑具就已經在地中海沿岸廣泛出現了。腓尼基、迦太基、波斯、希臘羅馬等地區和國家均有十字架刑（Crucifixion），斯巴達克斯起義失敗後，被克拉蘇俘虜的六千名奴隸就被釘死在從卡普亞通往羅馬城的阿庇亞大道沿線的十字架上。
十字架刑的執行方式簡單而殘忍：用兩根以上的木樁製成木架，將受審者釘在木架處死。木架形制沒有固定格式，可以是“十”形，也可以是“T”形、“X”形、“Y”形，其中耶穌受刑所用的“十”形十字架最為著名——如果當時耶穌用的是另一種十字架，漢語中的“十字架”一詞恐怕也會有另一個譯名。
聖安德烈十字
依《聖經》所述，耶穌在傳道時受控告並被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判處十字架刑，耶穌受難後，十字架輾轉成為基督教的聖物及代表符號。就在耶穌被本丟·彼拉多判處死刑後的3個世紀，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宣佈了基督教合法化並於337年下令取締了十字架刑，十字架由此過濾了其刑具功能，成為單純的宗教符號。
世俗政權需要宗教強化其神聖性，而宗教需要世俗政權的保護，這種互利互惠使羅馬帝國與基督教會達成了和諧的合作關係，5世紀東羅馬帝國硬幣上十字聖球圖案也正是這種關係的印證。不過在西歐，教會的形勢就不那麼樂觀了：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讓教會陷入了孤立，面對滾滾而來的日耳曼諸王國，教會還能將“十字”鑄於“聖球”之上，並將這一圖騰“兜售”給西歐大地新的主人們嗎？
十字架刑
羅馬教皇的苦心經營
事實證明，能。8世紀中期，教皇斯蒂芬二世在倫巴底人攻佔拉文納的威脅下還不得不向法蘭克國王丕平三世求救，而在丕平三世查理大帝統治的時代，教皇利奧三世就已經利用教會的一切權威與傳統，將查理加冕為“羅馬人的皇帝”。在中世紀末期著名畫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筆下，查理大帝頭戴皇冠，右手持劍，左手持十字聖球——這一肖像定格了查理大帝加冕時的高光時刻，然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查理大帝加冕的最大獲利者並不是查理大帝本人，而是為他加冕的利奧三世，以及利奧三世背後的天主教會。
這背後有兩層政治背景。第一層背景解釋了十字聖球的出現：羅馬帝國雖然將基督教立為國教，但教皇並無為世俗君主加冕的權力，尤其是利奧三世授予查理大帝的稱號還是“羅馬人的皇帝”。為了享有加冕權，羅馬教會不惜於8世紀末偽造了一份《君士坦丁的捐贈》，假稱羅馬帝皇君士坦丁一世早已通過這一紙文書將整個西羅馬帝國領土的統治權贈予當時的羅馬教宗西爾維斯特一世及其後繼者，於是利奧三世給查理大帝加冕也就順理成章成為對羅馬帝國皇帝所授權力的轉授，十字聖球的出現自然成了這一轉授的最佳載體。
查理大帝
第二層背景則解釋了為何十字聖球所用的十字，是羅馬教會的“拉丁十字”，而不是當時東羅馬帝國正教會常用的“正教會十字”。395年羅馬帝國於最終分裂為東西二部，其中西羅馬帝國於476年滅亡後，東羅馬帝國一直存續並在事實上保存著羅馬帝國的“正朔”。羅馬帝國的分裂、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促成了基督教的分裂，羅馬天主教會、希臘正教會由此產生。天主教的領袖是羅馬教宗，即日後的教皇；而正教會則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為平等的精神領袖，並在未來與斯拉夫等正教會共融成為東正教會。天主教一直沿用“拉丁十字”及相應變體，而富有東方特色的“正教會十字”則漸漸成為希臘正教中常見的符號：這一十字在“拉丁十字”上下均多了一道短橫，上方的短橫為水平方向，象徵耶穌釘十字架時加在其上的罪狀牌；下方的短橫象徵踏板，其左高右低的形態又象徵左盜與右盜的高低。
在天主教會的視野下，十字聖球自然要用“拉丁十字”，而丟勒筆下《查理大帝肖像》中的十字寶球也即是中世紀各國王十字聖球的範本——雖然真實的歷史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查理大帝加冕裡手中未必有十字聖球，而丟勒是在中世紀傳統的影響下才繪製出這樣一幅查理大帝的肖像。
十字架種種
無論如何，羅馬教會在查理大帝加冕禮中受益良多。《君士坦丁的捐贈》中偽造的西羅馬帝國繼承權得到了肯定，世俗王權對宗教的服從得到了認可，同時“羅馬人的皇帝”這一稱呼又間接貶低甚至無視了希臘正教會和支持它的東羅馬帝國。而更具暗示意義的是，東羅馬帝國的加冕禮上並不存在十字聖球這一器物，東羅馬皇帝們使用的是一種名為“阿卡亞（akakia）”的紫色絲綢卷，裡面裝有土壤，象徵著人類的終結與塵世間的不確定性。
在東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牧首與東羅馬皇帝關係非常密切，以至於在歷史學家眼中形成了“皇帝兼牧首制度”，牧首並不需要刻意將“十字”放在“聖球”上重塑自身的權威。而教皇則不同：如果羅馬教會不努力將“十字”放在“聖球”上，背後可能就是基督教面對日耳曼世俗政權的普遍失敗——雖然十字聖球和冠冕、權杖等王權器物一樣都只是國王權利象徵的標誌，但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十字聖球對於教會無疑有著更為深沉的歷史負重。
東羅馬皇帝們的阿卡亞（akakia）
結語
整個中世紀，十字聖球頻繁出現在各國的貨幣、肖像畫和或是王室紋章中，在最古老的塔羅牌維斯康提牌裡，“皇帝”的牌面也有一個十字聖球，十字聖球與冠冕、權杖一樣，早已成為中世紀君權最經典的標誌。
不過，十字聖球中的“聖球”雖然象徵著世界，但正如“拉丁十字”不能在嚴格意義上代表基督派三大流派一樣，“聖球”在中世紀君主手中也不能代表整個世界。查理大帝雖然有“羅馬人的皇帝”這一稱號，但其帝國畢竟沒能統一東羅馬帝國，故而查理大帝遠不能成為羅馬人的“天下共主”——尤其是在東羅馬帝國拒不承認這一稱呼合法性的前提下。
中世紀世界的理想的重建圖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神聖羅馬帝國時期，東羅馬帝國皇帝約翰一世才承認了奧托一世的西羅馬帝國皇帝頭銜，但西羅馬帝國皇帝與東羅馬帝國皇帝一樣終究只是“半個皇帝”，自羅馬帝國分裂後，天下共主“羅馬人的皇帝”就未再出現，十字聖球中的“聖球”，指向的不過是一個殘破的世界；而對於連“皇帝”頭銜都沒有的各國國王來說，“聖球”裡的世界甚至連殘破都稱不上了。
十字聖球只是一件器物，“十字”與“聖球”卻是兩個故事，而且是兩個風格迥異的故事：“聖球”與世界漸行漸遠，只有上方的“十字”笑到了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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