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彼得·沃森的《大分離》，很難不聯想到另一個沃森——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這位沃森是20世紀分子生物學的領軍人物，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與另兩位科學家分享了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詹姆斯·沃森生於1928年，與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提出DNA雙螺旋結構時他才25歲，之後出版了劃時代的教科書《基因的分子生物學》，還是美國人體基因組研究中心的首任主管，以及聲名赫赫的冷泉港實驗室（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CSHL）的首任總裁。但這位大科學家畢生爭議不斷，尤其到了晚年，言論更加出格，令人無法容忍。
克里克與沃森（右）人稱“DNA之父”
2007年，英國一家報紙引述沃森的言論，稱黑人的智力先天不如白人，故而他對非洲的前途未敢樂觀。沃森表示，“我們所有的社會政策都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黑人）的智力與我們（白人）一樣，而所有的測試都表明，事實並非如此”。他還補充道，雖然他希望種族平等，但“不得不與黑人打交道的人發現這不是真的。”
消息一出，輿論一片譁然，冷泉港實驗室中止了沃森的行政職務，他本人也表示“毫無保留”地道歉，並辭去了總裁一職。整個學術界在對沃森做出譴責之後，幾乎把這位科學家“流放”到了公眾視野的邊緣。2014年沃森不得不出售自己的諾貝爾獎章，以應對拮据的晚年生活。
然而事情遠沒有結束。2019年初，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播放了一部2018年攝製的紀錄片，片中90歲的詹姆斯·沃森表示，他不會改變2007年的觀點，還再次強調，在智商測試中黑人與白人的智力平均水平不一樣，且這一區別是以遺傳為基礎的。隨後他補充道，他本人對黑人與白人的區別不感興趣，並且希望這種差異不存在，“如果存在這種差異，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如何才能讓它變得更好?”
很快，冷泉港實驗室宣佈，切斷和沃森之間的任何聯繫，並撤銷包括名譽主席、名譽教授和名譽受託人等在內的所有頭銜和榮譽。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大多數智力專家認為，“智商測試中的任何差異，主要是由環境差異，而不是基因差異造成的”。他不知道沃森的說法基於什麼可信的研究，“令人失望的是，對科學做出如此開創性貢獻的人，卻在延續這種沒有科學依據的有害信念。”
然而沃森本人再也無法做出回應。在接受紀錄片的採訪後不久，他在一場車禍中受傷，住進了療養院，意識一直恍惚。
我不認可詹姆斯·沃森的謬論，但我也不認為，這位科學家的言論毫無科學依據，更加不認為，此人是一個種族歧視的狂人或者意識形態的瘋子。給一個科學家貼上諸如此類的政治標籤，本身就是一種智力上的懶惰。必須分析，沃森的觀點有哪些可靠依據，有哪些合理成分，為什麼在得出結論的時候偏偏犯了錯。
《大分離》一書以新舊大陸的人類習性為比較，證明了很關鍵的一點：人類的演化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目前活在地球上的所有人類有著共同的起源，這保證了演化的普遍性。但是，在距今12.5萬年的時候，人類演化的差異就體現出來了。因為基因和遺傳學的證據表明，一批現代人走出了非洲，而另一些人從未離開，一直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稱得上黑人的祖先。《大分離》則著重強調了1.4萬年前的分野，那段時間冰川消融，白令陸橋沉入海底，新舊大陸的地理連結徹底切斷，從此美洲大陸的人類演化相較於歐亞大陸也出現了差異。
演化的普遍性塑造了人類的普遍特徵，同時演化的差異性也必然體現為不同人種的身體特徵——基因、膚色、身形、面貌、血型、器官等等，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作為身體特徵的一部分，大腦以及它的屬性“智力”是恆定的、平均的、普遍的，不會因演化的差異而存在差異呢？從這個根本性的質疑出發，我認為詹姆斯·沃森認為不同人種的智力存在差異的看法不無道理。正如他所言，“今天的社會希望人人都擁有相同的推理能力，就像我們繼承的其他人類普遍特徵一樣……這很可能是對的，但僅僅想要這樣是不夠的，這不能使之成立。”
很顯然，詹姆斯·沃森的錯誤不在這裡，他的錯誤在於危險的推論。他竟然認為，不同人種的智力差異是社會制度優劣的決定條件，這真是匪夷所思。道理很簡單，假如智力差異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那麼一個社會的制度就不應該有存廢興衰大起大落的歷史了。總不能說創造以及生活在這個社會制度中的人，智力水平忽高忽低沒有個譜吧？
沃森錯誤地賦予智力過高的社會意義，譴責他的人們何嘗不是如此？我很懷疑，這些人在聽到沃森說出不同人種的智力差異之時已經勃然大怒了，根本不必去聽沃森的荒謬推論。這很像過去的膚色問題——皮膚有什麼重要的社會意義？還不是社會虛構的結果。
沃森不是唯一犯錯的人，只不過他有科學家的權威，有諾貝爾獎的光環，故而更遭人矚目罷了。譬如幾年前我還讀到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的《天生的煩惱》，就發現這位作者的論述簡直就是詹姆斯·沃森的詳細詮釋。只不過，說得越多錯得越多，韋德對基因、種族和社會的理解一會兒像粗鄙的決定論者，一會兒又像大而化之的相對論者，邏輯相當混亂。前一句他說：“至少就社會差別來說，最重要的基因是那些決定社會行為的基因。”緊接著後一句他又說：“控制人類社會行為的基因很少是決定性的，它們只是提供一種傾向性，即使最強的也可以被取代。”這哪是一般的思維矛盾，簡直就是邏輯的沼澤。
奇怪的是，韋德和沃森一樣都沒有談到表觀遺傳學的概念。而這門方興未艾的遺傳學知識，會不會在我們討論人性的議題中扮演重要角色呢？我期待著學術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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