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魄邪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当然可以拒绝服从。
不要说长官投敌，就算长官不是投敌而是合作，也有大把的部下不支持，甚至直接武力对付你。
大家如果想看点真实的历史，就多看看萨沙的文章，少看些八股文。
大家都知道红军长征以后，在中央苏区范围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都留下了游击队。
除此以外，还有1万多人的留守部队，负责人是陈毅和项英。
然而在国军强力围剿下，陈毅和项英部队很快就没了，变成一只只小规模的游击队。
类似的游击队还有很多。
到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根据协议，南方各省的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
但是，问题就来了，
所谓国共合作只是今天的名词，当年叫做国军收编共军。
红军的衣服、徽章统统不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也没有了，变成了国民革命军。
在几乎所有的南方红色游击队看来，这就是叛变投降啊。
这些游击队在国军围剿下能够生存几年，大都经历过各种残酷的作战，人人都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
这些人如果叛变投敌，早就投降了。
此刻陈毅、项英派人去联络这些游击队，后者都认为这些人是来诱降的，甚至认为是叛徒联合国军将他们骗下山杀掉。
在这种残酷环境下，最令人痛恨的不是敌人，而是叛徒。所以，抓住敌人可能不杀，但叛徒一定会处死。
于是，一时间陈毅派出去的干部被游击队杀了很多：中共皖赣省委关英，在弋阳磨盘山上被游击队杀了；红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在湘赣边被游击队杀了。。
甚至，陈毅自己也差点被杀了。
11月中旬，陈毅来到陈毅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这里有一支一二百人规模的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几乎人人都和敌人有血债。
听说陈毅要让他们下山接受改编，也就是“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动员大家下山……”
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立即下令将他绑起来。
谭余保痛骂陈毅是软骨头，当年自己还曾经听过他的关于坚持斗争的报告，要求他交代勾结敌人的经过。
陈毅解释来解释去，对方不信。而战士们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将陈毅就地杀头。
当时谭余保也同意了，命令部下将陈毅拖出去杀死。
在关键时候，陈毅临危不乱，突然破口大骂谭余保他们才是真正叛徒，叛变革命，打着革命旗号做土匪。
谭余保见陈毅如此激愤，反而有了怀疑，于是下令暂时不要杀他，派人下山去吉安新四军的通讯处打听。
2天后，情报员带回几份报纸，谭余保弄清了吉安确有共产党的新四军通讯处，才给陈毅松绑道歉。后来谭余保这支游击队跟陈毅下了山，被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然而，还有游击队无论如何不下山，然坚持打土豪政策。
国军随后宣布他们都是土匪，将他们基本全部歼灭了。
萨沙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两次大肆吹嘘的四平大捷，尤其是守卫四平，陈明仁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两年以后，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但由于陈明仁刚愎自用，过高的估计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以及白崇禧积极的策反,在短短几天时间里,起义通电中所列30多名将领绝大多数率部叛逃,长沙起义部队由通电发表之前的7.7万人所剩无几。
其中陈明仁赖以起家的第71军，更是上至军长，下至马夫跑得一个不剩，在追剿叛军的过程中，四野悍将钟伟轻敌冒进，在青树坪遭桂军主力伏击，成为四野自进关以来唯一一次失利。
四个月后的广西战役中，叛逃部队以及桂军主力17万人被全歼。71军军长熊新民，副军长彭锷，以及各师师长，团长悉数被俘虏。
后来陈明仁成为四野第21兵团司令，55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不知他看到那些曾经和他出生入死，现今沦为阶下囚的老部下们，会作何感想。
花近高楼1
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过许多次投敌事件，但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是长官投敌后把部队整建制拉走成为伪军，比如吴化文；有的是长官只能带着亲信叛逃，比如邢仁甫；有的被部下发觉后活埋，比如石友三，其问题的核心，在于一支军队的性质是否“私有化”。
《亮剑》中一定要加上楚云飞老部下钱伯钧准备反水投敌的情节，其实是有所喻指的，因为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抗战期间确有高级军官和部队投敌的行为。而在剧中，日军宪兵队长平田一郎只需搞定钱伯钧和营副两个人，几乎就可以拉走这支近2000人的队伍，充分说明了军阀部队的私有化性质。
在民国时期的杂牌军阀军队中，维系上下级关系的是兄弟、同乡、亲戚等多种私人关系，下级只听顶头上司的命令，士兵则只认长官，没有对错之分。这样的组织结构，造成只要军事主官决定倒戈或反水，哪怕是投敌当汉奸，大多数士兵也会跟着盲从，个别不从的也许会有，但结果一定凶多吉少。
根本的缺陷在于部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完全凭借私人关系和利益集团来带兵，部队成为长官的“私家兵”。钱伯钧是楚云飞多年的兄弟和部下，翻起脸来指挥一营的官兵们差点把团长给灭了，因为他们只听从钱伯钧这个顶头上司的命令，管你团长师长呢。
《亮剑》骑兵连长孙德胜的老长官石友三，其试图投敌和被干掉的情况比较特殊，出身于西北军的石友三一直与日军勾勾搭搭，并且签署了“互不进攻”的协定，但尚未正式投敌。而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只是他“理论上的部下”，即所部归石友三节制，两人本来就有过节，再加之石友三第69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警觉后与高树勋密商，所以才能够在1940年底把石友三诓来活埋掉。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高树勋提前干掉了这个家伙，当石友三正式投敌时，是一定能够带着其基本部队69军成为汉奸队伍的，因为这支匪气十足的队伍是石友三本人一手带起来的，完全是他的私人武装。类似于孙德胜这样不从的低级军官或士兵，只能以“开小差”的办法脱离部队，公开反对必然死路一条，因为大多数部众只听从石友三的。
抗战期间黄埔系中央军整体主动投敌的事件鲜有发生（山穷水尽情况下投降不计），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抵抗意志比较坚决，一方面是黄埔军校开办了政治科目，学员具备一定的思想意识和国家观念，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比较谨慎，中央军各军师级单位都设有“政训处”，主要工作即是防控官兵的思想动态。
但杂牌军尤以西北军的投敌数量最多，一方面是蒋介石的歧视和排挤，一方面确实说明冯玉祥的治军方式太成问题，“曲线救国”只是借口，缺乏民族气节和抗战意志才是真。老冯一生倒戈八九次，每次只要他下定决心了必然事成，没听说哪个部下能拦住他的，因为西北军什么五虎将和十三太保之类的军官是他提拔起来的，士兵是他们自己招的，他冯玉祥就是家长。
我们的八路军是党的队伍，并且有“军政双首长”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制度，因此队伍绝不可能成为某个人的。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地方武装扩编的部队）、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生活腐化，又对组织上调其去延安学习持抵触态度，于是在1943年7月杀害了老红军、副司令员黄骅同志，试图率领所属部队投敌。
然而邢仁甫想错了，即便杀害了黄骅将军，他的叛变行为仍然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和不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老婆和少数几个亲信跑到天津投靠了日本人。
1949年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已经成为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的邢仁甫被活捉，公审后被处决，而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特将河北省新青县更名为黄骅县。
度度狼gg
可以拒绝，但是手下士兵会面临被扣押或者被枪毙的风险。一般情况下，长官投敌，他的心意已决，任何人想阻拦他，那他就会被扣押或者被枪毙。通常情况下，长官都会设一个“鸿门宴”，以通知开会的名义召集手下开会，在会上宣布投降事宜，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能会直接被拉出去枪毙。
中国人民解放军条令条例里，如果上级军官在战场逃跑投敌，下级士兵和军官可以对他执行战场纪律，处决投敌的上级军官。
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投敌的一般都是贪生怕死，或是被对方拉拢收买。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信仰，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的军队，这些人投敌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抗日战争中最窝囊的汉奸石友三，一生叛变成性，奉行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准则，一生叛变上司冯玉祥三次，叛变阎锡山一次，叛变张学良两次，叛变蒋介石两次。1940年石友三勾结日军投敌，最后被部下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设计诱部活埋，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
大漠一只羊
看到这个问题，脑海中就浮现了这样的场景。阅兵场上，一位将军严肃地对着士兵训诉：“你们要记住，军人就必须服从命令为天职！”然而，这位将军离开那里时，心里在嘀咕：“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
前后矛盾的两句话说明了士兵未必真的能坚决服从自己的长官，更何况是想要率众投降的长官呢？
其实，战场上，即便是长官甘心投敌，他的下属士兵也未必全部愿意相随。不是经常有这样的场面吗？很多将领往往会在正式投降前，召开士兵大会，说道：“我不愿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决定放下武器，投入对方阵营，愿意跟随者我非常欢迎，不愿者可以回家或自谋出路。”因此，并不是不跟着长官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更有甚者，长官宣布投降后，士兵拒不执行。那件事就发生在1940年的夏天。6月14日，德国人进驻了巴黎。6月17日，时任法国总理的主和派贝当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说：“法国人，共和国总统请求你们，今天我设想着法国政府的方向……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我们必须停止战斗。”
那法国士兵是否都真的立刻放下武器了呢？6月18日，国防部次长戴高乐从伦敦的电台向国人号召：“这场战争的胜败并不取决于法国战场的局势，这是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的抵抗火焰决不该熄灭，也不会熄灭！”
虽然戴高乐被后来的贝当政府认为是政府的叛逆者，然而法国军人用行动拒绝了贝当的命令。世人都笑话马其诺防线如聋子的耳朵一样，中看不中用，谁又知道英勇的法兰西人民曾在这里坚定地捍卫着祖国的主权，哪怕法国政府已经宣布投降。
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图勒，第227兵团在法国宣布投降后继续战斗很久。在索米尔，骑兵学校的学生们守卫这卢瓦尔河上的桥梁，直到弹药用尽。马其诺防线的40万守备部队，拒绝所有的投降命令，只有部分碉堡被德国夺取。正如德国军官所述，法国士兵尽管衣衫褴褛，甚至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们却步调一致，他们静静地走过，空气中弥漫着坚定的决心。
更令人惊叹的是，前来分一杯羹的意大利在里维埃拉地区遭到了法国士兵的顽强反击。4个法国师在长达2公里的阵线，面对着意大利28个师的攻击，只牺牲了8人，而对方却付出了约5000人的伤亡代价。无可奈何的意大利人只能请求德国运输机将一个营运到了法国阵线后方，来宣告意大利的胜利。此事就连意大利的盟友都为之脸红，德国的哈尔德呵斥道：“这就是个骗局，我不会让我的名字和这样的事情混在一起。”
虽然，一周后，英勇的法军才因缺少弹药而投降，但他们的确拒绝了贝当政府刚开始下达的投降命令。而他们此举也得到了对手德军的敬重，德国人为这些战俘奏响了军乐队的音乐。
读春秋思无忌
长官投敌的时候，手下的人不仅可以拒绝服从命令，而且可以将长官抓起来，送交上级处置。
1938年，原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参加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的机会，突然叛变投敌，向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表示，自己有重要事情需要向蒋当面汇报，请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官员提供协助。国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当然也不傻，瞬间就明白了张主席这是什么意思，马上请示了中央，将张带到西安，然后安排火车送往当时的国民政府驻地武汉，安排张去见蒋。
不过张主席在到达武汉的时候才发现，来接他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随即，张主席被带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了周。周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谈话，试图劝说他回去，但张顽固表示，他一定要去见蒋，拒绝返回延安。张的理由是，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现在国共合作，他有权利要求向蒋回报工作情况。周虽然很生气，但在请示中央之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之后，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国民政府联系，安排了张与蒋见面，并且由周亲自带着前去见蒋。张一见到蒋，就特别激动的握着蒋的手说了一句“兄弟在我糊涂多年”，在一旁的周见状马上补充了一句：“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蒋自然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并不介意，略加寒暄之后，就送走了周，留下了张。从此，张就完全投靠了蒋，后来曾在军统系统担任过少将站长的职务。看过电视剧《延安颂》的人可能还记得这个情节。
不过，张在叛变投敌的时候，一个人都没能带走，连他自己的警卫员在知道了他是要叛变投敌之后，都主动提出要留在八路军这边，继续参加革命，而不愿意跟着张国焘去享福。也是因此，在陕北的高级会议上，主席才在讲话中说，张叛变投敌是不得人心的，连警卫员都没能带走。这话当然是说给留在当时已经分赴抗日前线的四方面军将领说的，用意是安抚他们，这只是张国焘自己的个人选择，仍然留下的同志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了。因此，张国焘投敌并没有在党内军内引起太大反响。
不过，这不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高级领导人投敌叛变的情况。早在上井冈山的初期，担任红军师长的余洒度就因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选择了主动投敌。之后，红军团长陈浩、袁崇全都曾选择投敌，在袁崇全投敌时，部队不了解情况，被他带走了，参谋长王尔琢赶去劝部队返回，在王尔琢当面怒斥袁崇全投敌叛变之后，被他骗走的部队大部分返回了，袁崇全怒而开枪，当场打死了王尔琢。电视剧《井冈山》中就有这个情节。
不过，这些叛徒后来也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张国焘在投敌之后，脱离了革命队伍，从此成了反革命。在抗战胜利之后接收时，他也曾跟着参加劫收，大捞特捞，这在《潜伏》中吴站长也曾经提到过。但在全国解放之后，他并没有跟着去台湾，而是留在了香港，一边拿着在国内贪污的钱炒黄金，一边观望形势。1951年炒黄金失败后，曾经主动提出要回到国内，哪怕给个副总理也行。中央都同意了，只要他跟中情局的关系断掉就可以，他却因为投资又扭亏了，不肯回来了。之后1958年又曾经提出过一次，要求给个部长，中央也同意，条件还是断掉跟中情局的关系，但他自己又没回来，最后客死加拿大。
萧武
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士兵可以拒绝服从吗？
从古至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在战场上，如果长官投敌，手下士兵是否可以拒绝服从命令吗？
小编认为，这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但答案是肯定的，士兵可以拒绝服从投敌的，但是会面临被扣押或者被枪毙的危险。但最重要的是看企图投敌的长官，究竟有没有能力来控制自己的军队。
第一种情况：
自古以来，控制军队的关键在于思想和利益。所谓思想就是让手下官兵与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这在封建社会最为多见，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军事体系中，思想教育的程度并不高，好多当兵的都是穷苦出身，当兵就是为了领兵饷，有奶便是娘，官兵更多的以追随自己的主帅为最高思想，主帅指到哪里，官兵就打到哪里。所以在这一时期，军事主官经常有成建制规模的私兵和家丁，这些官兵没有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只有跟随主帅打江山的思想，对长官相当忠心，所以在很多朝代众多军事将领横行一时，原因就在于他们手中手着政府无法控制的武装力量。
在古代乱世年代，下层官兵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不满思想针对到了封建君主的身上，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将军更容易煽动自己的官兵参与谋反，同一时间由于恰逢乱世，在军事将领权势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相关的军事主官甚至可以越过自己的上层来给自己的部下提供利益，例如明朝时代很多私兵和家丁的军饷甚至由自己的领导来供应，军队已经彻底私人化，这样的军队已经不属于国家，而属于私人武装，就更存在叛乱的风险。如果是这样的军队，在战场长官投敌，手下士兵一般不会拒绝服从，即便有少数拒绝服从的，也会被群起而杀之。
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军队的长官，在战场上投敌，将会发生兵变，甚至会出现成为光杆司令的情况，如果是这样，即便是投敌成功，敌方军队也不会善待这些长官，毕竟对方没有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另一种情况，可能会被不服从投敌命令的下级军官或士兵打死。譬如唐明皇西逃的时候，士兵要求处死高力士和杨贵妃，这时连皇帝的权威都没了，士兵自然抱团反而有很大力量；第三种情况是，投敌的长官会得到部分士兵的服从，与部分不服从投敌命令的士兵发生冲突，或者是一拍两散。
一般情况下，在战场上投敌的都是贪生怕死之人，或是被对方拉拢收买之人。这些人没有什么信仰，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投敌出卖自己的军队，这些人投敌往往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古代和现代是一样的，投敌的主动权不在士兵手中，而在于他们的长官，更在于这些长官有没有能力真正控制住这支军队。所以，小编认为，在战场上长官投敌，手下的士兵要不要服从，要区别对待。
葛大小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战场上”起义（投敌）跟在“战争中”起义（投敌）这两个概念可不一样。在“战场上”起义，可以理解为双方正面剑拔弩张或者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才突然宣布起义；而在“战争中”起义（投敌）定义比较广了，不仅包含了正面战场的起义，也包含了敌后战场的起义。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在“战场上”率部起义（投敌）的第一个军长就是吴化文，时任整编96军军长兼整编84师师长，在济南战役打响的第三天，也就是华野西线宋时轮的攻城部队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阵地后，才宣布率部起义。
其实，在解放战争中，吴化文率部起义（投敌）也是被逼无奈。吴化文年轻时过得很落魄，走投无路之下才加入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当一名小卒，由于精精明能干很快就在军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冯玉祥的重用。但好景不长，中原大战冯玉祥兵败下野出走后，西北军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吴化文从此四处寄人篱下，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
吴化文在抗战初期投靠了蒋介石，打过日本人也和八路军搞过军事摩擦并犯下了不少罪行，所在的部队隶属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主政山东的韩复渠统辖。韩复渠因抗战不力被蒋介石处决后，吴化文也就没了落脚之地，犹如丧家之犬一直游离在汪伪政府和军统之间。抗战中期，无奈之下加入到了汪伪孙良诚部，这也成为了吴化文挥之不去的阴影，也为日后的起义（投诚）埋下了伏笔。
抗战结束不久后，吴化文再次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在鲁南地区被新四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后，已经开始派人不断地新四军接触，而新四军为了争取吴化文，从此开始耐心地对其做思想工作。国民党在执行军队整编工作计划时，吴化文不小心捞了个整编84师师长并参与了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由于曾投靠“汪伪”烙下的污点，在国民党军中一直不受待见，吃力不讨好的脏活累活可不少干。在山东战场奉命支援友军时，吴化文为了保存实力两度贻误战机，导致了友军的全军覆没，也曾遭来了杀身之祸。而此时，如果投敌，又担心自己罪孽太重而得不到人民的谅解，里外已经不是人了。
济南战役打响前，华野从未间断过做一直摇摆不定的吴化文的思想工作，要求在适当时期配合华野的攻城工作。而此时的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深感济南兵力严重不足，为了拉拢吴化文，王耀武向蒋介石举荐吴化文担任整编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不仅拨给吴化文两个警备旅指挥，还给予补充了大量的美式装备，这一下子吴化文将华野的思想工作抛之了云外，拒口不谈起义事宜。
当华野大军压境济南城后，双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而吴化文拒绝撤出阵地，已经影响到了攻城的进程，西线宋时轮立即率部猛轰吴化文驻守的西郊阵地，吴化文便开始慌了，当晚立即召开了军部团以上的军事会议，商谈起义（投敌）事宜，并吩咐自己的亲信，如果会议上谁敢公然抗命立即就地处决。
虽然在吴化文在开军部团以上的军事会议上，所有的将领都表示同意起义（投敌），但是在会议结束后，整编84师副师长杨团一、155旅第465团团长王玉臣等人瞬间变脸，拒绝服从军长吴化文提出的起义投敌命令，率部立即逃往绥靖区司令部向王耀武告了密。济南战役战场上，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宣布的起义（投敌），实际上成功带走的只有整编96军之独立旅、特务旅，以及整编84师之155旅及161旅等部，总兵力两万余人，其部队后来被合编为第35军。
赛门之略
绝对可以。
现代军队和古代军队有一个重要的区别。
就是现代军队是有意识形态笼罩的。
这个意识形态可以是宗教信仰，民族国家，共产主义，自由民主。
总之，士兵不是为自己而战的，而是为意识形态而战的。
在这个意识形态话语下，士兵的所作所为，即是正义，而投敌，士兵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打个比方，你要参军，参军后我国政委就会对你进行洗脑。
你打仗是为了什么，是保家卫国。
如果你的长官投敌，他是什么，是汉奸，是国贼！
继而你就会得出要保家卫国，灭汉奸除国贼这个结论。
那你还会听从一个汉奸国贼的命令吗？
绝对不会，除非你也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汉奸卖国贼是要你听他的话，不然就杀你呢？
保家卫国，灭汉奸除国贼，死又何惧！
这个投敌的长官，如果不能消除笼罩在军队身上的意识形态。
恐怕别说带军队投敌，一旦被发现，怕不是立马被打成筛子。
逆转天堂
士兵可以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但是这个条例在战时就是一纸空文。从古至今都有杀威棒的说法，士兵从进军营的第一天起所被灌输的概念就是服从，并以服从命令作为天职。那么长官投降士兵可以拒绝吗？我认为必须认清几点
第一：做出决定的是首长个人还是所属军队的领导集体，自己的直接上级和间接上级对此事是什么态度。比方团长决定投降，这个决定是团长一个人做出的，那么其他军官均不同意这个时候就有哗变的可能，士兵只需选择支持团长或者支持其他军官就够了。
第二：军纪是否严明，例如宪兵队和岗哨以及兄弟单位的情况，能否允许个人做出选择。像以前地方军阀的话有点军纪不严明直接逃跑的大有人在。
第三：整个大环境如何，例如只是长官们因贪污被发现之后因为害怕带领部队投敌。例如整个大环境导致战争失败在所难免，或者是因为长官的害怕打仗而投敌。每种情况不同而要区别对待，最主要的是这个长官是直接上级还是间接上级。
在战时个人的每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危及生命，部门国家有规定士兵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拒绝执行不恰当命令。例如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与道德相违背，违反宪法等。在任何情况下记住一条不要违背民族利益以及国际道德的事情，这样无论战争走向如何战争之后可以避免自身受到侵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