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诗馆

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是苏东坡人生的一个转折，更是苏东坡的作品脱胎换骨的一个转折。

首先，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宋朝文艺政策的一个转折，是因为，在宋朝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立下了规矩，要求不得杀文人，否则就是违反祖宗的家法。因为宋太祖总结了前代甚至是唐朝的教训，看到军事割据给政权的稳定带来的灾难。而赵匡胤取得政权，就是手中掌握了军权。所以宋朝开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轻武的政策，在国内实施开明的文艺政策，这也造就了宋朝文学艺术的发达，促进了宋朝文学艺术形成了高峰。但是在宋神宗的时代，在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残酷的党争中，宋神宗有点坐不住了。当新党的一些奸邪小人千方百计找苏轼的麻烦，从他的诗文中吹毛求疵找各种毛病的时候，宋神宗似乎忘记了祖宗的家法，一开始甚至想把苏轼弄死算了，幸亏苏轼得到了几个太后的欣赏，还有朝内的一些正直之士的求情，才把苏轼贬到黄州了事。这件事情也是开了一个“因言获罪”不好的头。

之所以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文学艺术创作生涯的转折点，是因为，这场无妄之灾恰恰帮助苏东坡，从一个年轻气盛的才子到儒道佛兼修的哲人，到宋朝最伟大的文学艺术家的转变，因为，苏东坡被贬黄州之后，他的哲学思考、作文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轼也从苏轼成为苏东坡。

所以，要感谢乌台诗案，感谢那些处心积虑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是他们促进了一个大师的自我实现。这也恰恰证明了孟子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场乌台诗案，让苏轼成为苏东坡，让苏东坡完成了自我实现。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到底是哪些文章，被小人们找到陷害苏东坡的证据？让苏东坡差一点一命呜呼，也导致苏东坡的夫人因为这件事，一怒之下烧了他的大部分文集？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从徐州调动到湖州。苏东坡在徐州期间，因为带领军民抵御大洪水，颇受神宗的赏识。就把他调到湖州。苏东坡按照惯例，得写一份思想汇报，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忠心和感谢之情，另一方面也说说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这本来就是例行公事，但苏东坡是个有思想又有点大大咧咧的人，说话不注意，结果在充满尊敬和谦卑的文字中，被人找到了破绽。这篇文章叫《湖州谢上表》：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御史中丞李定是个包藏祸心的小人，他逐字逐句读完之后，发现了一些可以制造事端的句子：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苏东坡说湖州这个地方没事可做，这不就是埋怨神宗没有委以重任吗？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这句话苏轼本来就是一谦虚客气的话，但是这里面有个词“新进”很扎眼。因为王安石变法需要大量人的支持和执行，就一股脑地提拔了一些人，这些人基本上没啥大本事，反倒是嫉贤妒能溜须拍马都是能手，社会上就把这些人说成是“新进”，就是最近提拔的那些人的意思，你苏轼说满朝都是些无能之辈，那你不是说神宗是瞎了眼吗？

除此之外，朝中一些小人开始各显神通，争先恐后从苏轼的诗文集中找问题，大搞一起来找茬的游戏。

一个著名的小人，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拿出苏轼在杭州出版的《钱塘集)，指出其中的诗歌处处讽刺新法，侮辱朝廷和当今皇帝。为了激怒神宗，他指出如下罪证: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总之，苏轼就该马上抓来弄死。

后来还有一帮子小人，找了不少的茬，就是为了搞死苏东坡。宋神宗也是个软耳朵，一度想弄死算了，但苏东坡朋友多，太后也支持，王安石也说这样不好，驸马冒着离婚的危险给苏东坡通风报信求情，总之，宋神宗最后是放过了苏东坡，把他贬到黄州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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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才情盖世，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恶如仇，刚直不阿。

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偏偏，苏东坡又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纠正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冷嘲热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

一句话，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

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

这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官职调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

苏东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谢上表》。

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

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表面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

这之后，“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

另外，“新进”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

试想想，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政府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

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一直想弄苏东坡了。

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让他停止呼吸，彻底闭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于是，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

好巧不巧，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老实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

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迁延数日，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

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

其中有些诗，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苏东坡主动指出来，给他们上课，详加解释，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

比如《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

因为这些诗，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

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

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写“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句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

这些“独鹤”、“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

当然，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

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最后补一笔，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覃仕勇说史

　乌台诗案背景

　　北宋宋仁宗在位期间，北宋的吏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此时大宋朝仅经历了三代帝王，但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比如宋仁宗在位期间，曾经和西夏爆发大规模战争，大宋朝非但损兵折将没能降服西夏，反而眼睁睁看着西夏国王李元昊进位为西夏皇帝。

　　痛定思痛的情况下，宋仁宗开启“庆历新政”，但很快遭到失败。之后宋神宗则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对于一个封建王朝也好，对于一个现代公司也罢，任何改制，必然会牵扯到一些人的利益。因此宋朝皇帝的改良，在执行过程中引起反弹，并且掀起了朝廷中的党争。

　　苏东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布了一些诗文，最终，引起政敌攻击。“乌台诗案”由此发生。

　　乌台诗案

　　宋神宗的变法，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给民间带来了负面影响，苏东坡当时身为地方官，对于这一现象也表示不满，于是做了一些诗文提及此事，其中《湖州谢上表》中，有这么几句话，为苏轼引来麻烦：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番话被苏轼的政敌恶意理解成：苏轼认为宋神宗所委任的人，都是一些喜欢生事的人，并且暗示自己不生事端才能治理好一方。

　　这些作品启发了苏轼的政敌舒亶。他花了数月时间钻研苏轼在近期所撰写的诗歌，终于找到了一系列证据：

　　《山村五绝》攻击宋神宗在青苗法和盐政方面的改革;

　　《八月十五日看潮》攻击宋神宗在水利方面的改革;

　　《戏子由》攻击宋神宗在教育方面的改革。

　　在舒亶等人炮制下，宋神宗勃然大怒，于是命御史台负责办理苏轼的案子——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不过，尽管这一事件在当时属于惊动天子的大案，但最终，宋神宗仅是将苏轼贬官，受苏轼牵连的大臣大多罚款处理。

画家刘震

宋神宗当政时，任命王安石为发改委主任，主抓大宋朝的全面改革变法工作。当时站在王安石这边支持他的，被称为新党；反对改革的那帮人则被称为旧党。

苏东坡这个人比较有个性，他对王安石那一套改革方案本身就不看好，可他对旧党那帮人也有意见，所以干脆哪边也不站，自成一派。

他在湖州任职时，给皇帝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因为他亲眼所见新法实施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所以免不了在结尾处发了几句牢骚，意思是说:"我现在老了，和王安石那帮人也玩不到一块，就不跟着他们折腾了，这官我也不想当了，放我回家种地吧。"

宋朝检察院的那帮检察官们，正瞅苏东坡不顺眼呢，看到这几句话，心说，你这意思不是暗指王主任的改革是在瞎折腾吗，这下可找到借口收拾你了。

于是，这班检察官们又煞费苦心，从苏东坡以前写的诗词中又找出些疑似反对变法的诗句，连同他工作报告结尾那几句话，做为"罪证"，找宋神宗告状去了。

这套改革方案是王安石提出来的不假，可这也是经皇帝同意批准实行的，你反对变法当然就是不给皇帝面喽。那帮检察官早就盘算好了，这一告上去苏东坡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

恰巧此时改革出了点问题，快进行不下去了，本来宋神宗还是挺器重苏东坡的，但看到他这些"罪状"，气儿不打一处来:"就算你不支持王主任的工作，不支持国家发展大计，总不能暗地里拔气门芯儿吧，真是太可恶了，必须严惩！"

后经许多正直人士的多方营救，苏东坡在一百多天后被无罪释放，但此后他的人生起起伏伏，被流放得越来越远。

这就是所谓的"乌台诗案"！

至于为什么叫"乌台诗案"，不叫别的名字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接着往下看。

宋朝的检察官被称为御史，他们办公的地方当然不叫检察院，叫做御史台。

御史台的园中种了许多柏树，引来成百上千的乌鸦在此栖息，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御史台称作"乌台"。

因为这个案件是由这帮御史们密谋策划的，所以此案被称作"乌台诗案"。

另外，这个名称还有另一层意思:苏东坡被一群乌鸦给黑了！

这下明白了吧！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别致的※聆听※

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六月（1079年），为苏轼政治生涯重大转折，后经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

唐代文网宽松，白居易敢以当朝天子的韵事入长恨歌，宋初沿袭其风。

乌台诗案乃见诸历史记载的最初成规模的文字狱。

苏轼当年移知湖州，到任后上表谢恩，朝臣以其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又因为一些事不方便百姓但又不敢说，他写诗寄托讽喻，希望对国家有所补益。

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

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舒亶随同弹劾表章，附呈上苏东坡印出的诗集。

御史中丞李定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了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被斩首。

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苏辙时在商丘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

苏轼在9月被捕后，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根据县志记载，百姓都泪下如雨。

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

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

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察，苏轼以为将死，遂给弟弟苏辙写下了两手“绝命诗”：

对苏轼的审问，从八月二十日开始。

• 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的皇后）一向支持苏轼，这时染病而死。她曾出面求情，对宋神宗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意思是当年苏轼、苏辙兄弟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我听说苏轼因为写诗而下狱受审，这难道不是仇人在跟他作对吗？他们没办法在他的政绩上找毛病，现在想通过他的诗而找毛病，这样控告他岂不是太无谓了吗？我病得很重，你不可以冤枉好人，以伤中和。宋神宗听了以后涕泣，苏轼这才得以免罪。

• 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 况且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使舒亶、李定大失所望的是，朝廷官员发出了圣谕，苏轼终免一死，贬往黄州，担任团练副使，成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而弟弟苏辙被贬江西筠州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29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

苏轼变为了一个农民，一个隐士，一个农夫。

元丰三年，初到黄州，苏轼创作了《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宋神宗元丰四年，苏轼开垦东坡荒地，自号“东坡居士”，创作了著名的《猪肉颂》。

《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在黄州时期创作的（元丰五年）。

《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

墨語棠

苏东坡险些丧命的“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皇帝都救不了他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迁湖州太守。在赴任湖州的途中，苏东坡向朝廷写了《湖州写表》，其中有两句话：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因为这两句充满讽刺意味不合时宜的两句话，不久，苏东坡即遭受小人陷害，酿成两宋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东坡因此险些丢了性命。

此时当政的皇帝是北宋有名的明君宋神宗，神宗皇帝并不希望苏东坡死，但是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苏轼被人陷害却无能为力。最后，还是苏东坡一直以来都反对的老丞相王安石站出来说了一句话，救了苏东坡一命。

酿成“乌台诗案”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因为苏东坡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陷入新旧两党的权利之争。其二是因为苏东坡本身嫉恶如仇的性格加上如此中天的名声，对当时执掌朝政的新党造成了威胁，因此新党中的部分小人无不欲除之而后快。

一、声名显赫，遭人嫉恨

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苏东坡出生在四川眉山，年少聪颖。二十岁随父亲苏洵进京赶考，天纵英才，在三百八十八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几乎名列榜首。弟弟苏辙同样高中，一门两进士，在京城传为佳话，引起轰动。

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在读了苏东坡的文章后逢人便说：三十年之后，文坛之中再无人会念叨老夫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苏子瞻名满京城。

在欧阳修的大力推荐下，年轻的苏氏兄弟入朝应对，呈上二十五篇策论文章以供预览。当政的宋仁宗在看过他们的文章后说道：今天我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贤明的宰相。

当朝皇帝和文坛领袖的赏识，苏东坡的名声如日中天，加上他气贯长虹的才华，一个人太优秀了，必然会遭人嫉恨。在一片掌声之中，很多人已经开始慢慢眼红。苏东坡同期进士的章惇便是其中之一，章惇后来当上了宰相，在苏东坡的晚年，因为担心他对自己的宰相之位构成威胁，一度将他贬谪海南詹州的蛮荒之地，此是后话。

二、反对新法，被人陷害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而又精力旺盛的宋神宗登基为帝。王安石出任宰相，主持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大刀阔斧地对朝廷的军政商农展开全方面的变法。

王安石激烈的变法导致民不聊生，苏东坡竭力反对。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一生的命运都搭进去了。从此卷入分别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为首的新旧两党的争执，“乌台诗案”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因为反对新法，受到新党排挤，苏东坡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升任密州太守。治理蝗灾，缉拿盗贼，政绩显著。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东坡迁徐州太守。碰上黄河决口，徐州城危在旦夕。苏东坡调遣军队，征集民夫，指挥若定保住了徐州城，宋神宗闻讯大喜，下诏敕赏。

六年来两任太守，政绩斐然，按理苏东坡有资格进入朝廷内阁了。此时朝廷依然把持在新党人物的手中，虽然王安石已经退位了，但是李定、邓绾、章惇等人，依然是大权在握。

反观旧党，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如张方平、司马光、范镇、欧阳修等元老重臣，辞官的辞官，流放的流放。已经对新党构不成什么威胁。只有一个人，在外担任一方太守又能力超强的苏东坡，成了新党人物的眼中钉、肉中刺。如果苏东坡回到朝廷，进入内阁权利的中心，加上他的超级影响力，新党一派的日子肯定不好过，因此搬到苏东坡，成了所有新党人物的共识。

三、因言获罪，无处辩白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两句话是苏东坡写在《湖州写表》中讽刺新党小人的，被一个御史挑了出来。弹劾他蔑视朝廷。几天后，御史台任职的舒亶，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弹劾他不忠于君。

李定，时任御史中丞，也随后跟上一表，陈述有四个理由，苏东坡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在李定的授意下，一个叫皇甫僎的爪牙前往湖州拿人。苏东坡正在后院晾晒好友文同的画，前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拿一太守，如捉小鸡。”苏东坡被押解入京师，关押进乌台。所谓乌台，也就是御史台，因为关押要犯的监狱旁边有大树，树上经常有很多乌鸦，“乌台”二字，也就源于这些乌鸦。

苏东坡被关押进了乌台监狱，遭受严刑拷打。对苏东坡的审问从八月二十日持续到九月十三日，最终苏东坡决定服罪。苏东坡承认“讽刺当政”、“批评新政”，对朝廷不敬。审问终结，证据呈送给神宗皇帝，李定、舒亶等小人主张死刑。甚至连苏东坡自己都认为必死无疑，他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写了一首绝命诗：

四、绝处逢生，被贬黄州

神宗皇帝无意杀害苏东坡，但是对于御史台官员们的围攻，他也无能为力。宋朝一向广开言路，这反倒让神宗皇帝犯了难。

最终，苏东坡昔日反对的老丞相王安石站了出来。王安石说了一句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王安石虽然退位，但是作为皇帝的老师，神宗皇帝对他依然礼敬有加，苏东坡因此得以赦免死罪。

小人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乌台诗案的结果，苏东坡被贬黄州充任团练副使，不得签署公事。此案涉及甚广，苏东坡的朋友中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包括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驸马王诜等人，分别被罚款黄铜二三十斤不等，其中最惨的是王巩，被贬岭南。

元丰三年正月，苏东坡及儿子苏迈顶风冒雪，黯然离开京城，前往黄州。

文章憎命达，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反而让苏东坡的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在流放之地，苏东坡开垦田园，自耕自足，过上了陶渊明似的隐士生活，“东坡居士”由此而来。结交朋友，诗文唱和，无论在诗文还是绘画书法上，苏东坡创造了无数伟大的作品，前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也写于这一时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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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狱案，案件的主角是历史上以文学成就享誉盛名的风云人物苏东坡——苏轼。他因诗文涉及讥讽新政，而被新党控告下狱，正如他所言“平生文字为吾累”，引来牢狱之灾。此案不只涉及一首诗，而是一部分诗。

乌台诗案在古代文字狱的历史上规模不算大，但是很典型，将从案件背景、案件经过、对苏轼的影响以及对诗歌的影响力，四个方面对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全面的陈述。

第一，案件背景

政治背景

宋朝建立前期，我国的历史又一次经历了混乱分裂的五代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个武皇帝，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他的父亲就是武将，受家庭文化影响，赵匡胤也走了武将的道路。赵匡胤战功卓越，快速升迁，后周官至节度使，拥有禁军大权。

五代时期，政局动荡不定。五十四年间，更八姓十四帝，平均每四年更换一个皇帝。而这些皇帝的即位，都有一个特点，多数都是依靠拥重兵夺帝位。如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的皇位是靠统兵多年奋战夺位；而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的皇位，都是靠禁军夺得。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削弱。五代皇位的角逐可以说都是实力说了算。谁有实力，谁就是王。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下的赵匡胤，早已看明白了这一点，于是，当机会来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抓住了。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称帝建立了北宋。

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心里不安，他也担心拥重兵的武臣，有一天重操他的旧业。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基本是真实可考的。天下精兵尽在天子手中，带兵打仗也是文官统领武将。这就是宋朝施行的“崇文抑武”政策。所以，在宋朝，文官比武官有地位，士大夫们的待遇优厚。但是文人士大夫们也需要控制，文字狱就是控制他们思想的手段之一。

时代背景

北方缺少燕云十六州的宋朝先天不足，建国之后，又缺乏长久规划，因此后天失调。北宋中叶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财政困难和国防危机同时袭来，也就是所谓的“积贪积弱”形势。王安石是一位志在改革，思想进步的政治家。他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走入了历史。神宗即位，革除弊政，试图重振国威，便任命王安石为相，推行他的变法，史称“熙宁变法”。

变法自推行以来，因为执行起来弊端不断，反对派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这样朝廷上形成了两派，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一派称为“新党”，反对派则归入旧党。反对派的攻击，王安石两度罢相。对于“乌台诗案”，历来后人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新旧党之争，也可以说是“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一部分。苏轼被捕入狱，自然被划入旧党。他被捕后关押在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古称“乌台”，又因以诗文获罪，所以文学史上称这个案为“乌台诗案”。

“熙宁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抵御外敌，如果施行得当，老百姓也会受益。但是执行情况与王安石的设想相反，由于北宋官僚腐败，变法成了贪官污吏们攫取个人利益的新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老百姓的负担更重了。苏轼忧国忧民，看到变法的弊端，百姓的凄苦，遂以诗抒发情感。因此写下了被新党认为“讥刺”变法的诗文，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第二，乌台诗案的经过

被抓经过

苏轼对“变法”的确有自己的看法，但并不一定是持反对态度。他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大师，艺术家的特点大多都是重感情，这是与政治家的区别。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多数的文人仕途之路都走得不顺。苏轼也是其中之一。

早在变法之初，他就曾上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分析利弊。参政议政，这本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也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们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当时党争斗争激烈的特殊时期，正常的规则遭到了践踏。苏轼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变成了他的“罪证”。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刺史，照例上表对朝廷表示感谢。新党人士蔡确、何正臣便上奏书指责苏轼的谢表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并联系过去苏轼所作诗文，指出苏轼的诗文，矛头所向都是朝廷，并把苏轼诗文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为对“新法”的态度。因为变法是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的，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激起神宗的愤怒，所用之术正是“借刀杀人”，以此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

在皇帝面前，新党之中的舒亶用激烈的言辞指责苏轼，说他“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又说他诗文的锋芒“旁属大臣，而缘以指斥乘舆，可谓大不恭矣”。并且指出“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

与苏轼有来往的李定也上书罗列了他四大罪状：怙恶不悛，教而不该，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在一连串有预谋的诬告之下，元丰二年七月下旬，朝廷派人到湖州传讯苏轼。当时苏轼提前得到了消息，在汴京的驸马王诜与苏轼相交要好，私下派人通知了苏轼的弟弟苏辙，其弟又派仆人到湖州告知了苏轼。

苏轼提前获知消息并没有选择逃跑，他深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纵使跑到天涯海角也无济于事，反倒连累家人朋友。于是苏轼泰然受之。苏轼当时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曾一度想投水自尽。

获罪部分诗文

对于变法的弊端，苏轼确有微辞，事实上，变法也确有弊端。在现在看来，这只是箴言，算不上什么罪名。苏轼长期在地方为官，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他秉承《诗经》之精神，将现实融与诗文创作中，以诗来揭露现实，这也是社会正统舆论所提倡的。

处理结果

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但是受苏轼罗织的人员都被降了罪，贬官的贬官，罚款的罚款。宋刑律上有以官赎罪的条例，苏轼被贬到了黄州。至此，”乌台诗案“落下帷幕。

第三，此案对苏轼的影响

”乌台诗案“对苏轼后世创作上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才子名声在外，他的写作在当时引人瞩目，此案后，他的诗文多了”好讥讪“的名声。被贬黄州后，他曾多次向人表白，不敢再作文字。他对好友秦观说：”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他的精力转向了研究佛学和经学，手抄了《金刚经》，注释了《易经》和《论语》，以此从中得到一些慰藉。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驾崩，旧党重新上台，苏轼复又入京为官，之后又陷入文人争斗，又被贬出京，宋哲宗上台后，又经历了一贬再贬。再生性豁达的人，也经不起岁月无情的摧残，尽管苏轼随遇而安，但始终走不出文字狱的阴影。

在动辄因文字获罪贬职的大环境下，文人又如何安心的进行文学创作呢？这也必然影响了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宋神宗说，李白有苏轼之才，但无苏轼之学。评价是否中肯，姑且不论，苏轼的才华博学，确实没取得像李白那样伟大的成就，这却是事实。

所以，从苏轼的人生遭遇来看，多次因文字受到打压，这确实也压抑了他在文学创作的热情，从而削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

第四，此案对诗歌的影响

宋代的文字狱成为文人士大夫之间争斗的工具，严重阻碍了诗歌的发展。”乌台诗案“引起了广泛关注，之后，统治者认为诗歌是文人乱政的工具，曾一度下诏禁止作诗。

苏轼的诗多用比兴手法，而这种文学手法却成为被人利用的突破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的诗人不敢作诗了，甚至有人改行填词。

诗歌在唐朝空前繁荣，成就最高，离不开唐朝宽松的创作环境。到了宋朝，文字狱牵制了文人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收紧，诗歌再也没有呈现更高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读书悟道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氏父子三人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从来没有一个家族能够同时涌现出这么多、又这般优秀的文学大家。他们的生平、际遇，既是一部起伏不定的人生历程，更是一个时代的精彩缩影。

在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下，苏轼、苏辙两兄弟也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继承了父亲忧国忧民的政治理念，在北宋的官场上赢得了显赫之声名。

当王安石变法开始时，担任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苏轼认为改革措施中有不妥之处，因而对此持反对态度，结果被王安石贬到杭州出任通判一职。

然而政治上的迫害并没有就此终结，新党一派的御史们挖空心思地给这位大文学家罗织罪名，为了给他扣上“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的罪妆，他们从苏轼的诗集中选出几条诗句，经过断章取义的歪曲后作为证据递交给执法部门。

例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句，原本是苏轼说自己没有读通律法书籍，因而无法扶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明君主，然而这句经过被御史们曲解，成为讽刺皇帝无能的诽谤之词。

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被曲解为反对朝廷兴修水利工程。

再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一句，被曲解为在讽刺新政的盐政举措。

总之一句话。新党的一些官员就是要想方设法证明苏轼在讥讽皇上和宰相。

不久，苏轼被逮捕入御史台狱。元丰二年（1079）十月二十八日，为表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宋神宗免除了他的死刑，将其流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后来有人把这起案件的告诉状和供述书编纂成书，名为《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由于这起文字狱是由御史台的言官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

白玉汤1975

公子郎来聊聊这个问题，扪心自问，每每看到乌台诗案，脊背不禁一阵发凉，看来，这人话不能乱说，文章也要慎写啊，稍微不慎，这可能被抓为把柄，大才子苏东坡也就在此栽了跟头，甚至差点送了命，血的教训啊！

一，其实，乌台诗案其实是党争的产物，与是哪首诗引发，其实关系并不大。

乌台，也叫御史台，东汉至元朝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可以理解为现在的最高检，当然是有本质区别的）。因那时候台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又称“乌台”。乌台诗案是由监察御史告发，然后在御史台受审，所以就叫做“乌台诗案”。

我们看乌台诗案，关键要看这案子发生的时间，发生的历史背景。

此案发生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那时候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但是失利了，于是便从事改制，乌台诗案就发生在变法失利至改制的期间。

所以，看这个案子，实际上都围绕围这变法的变与不变之争，支持变法的就团结在王安石这一边，称之为新党，而不支持变法的就团结在欧阳修这一边，称之为旧党，而这个案子的主角大才子苏轼则开始是站在了旧党这一边，自然也就成为新党的打击对象。

二，乌台诗案的起因完全是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和苏轼的不谨慎也有关系。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为了例行公事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感叙皇恩浩荡，他写了此文，文中有这么几句：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这几句按如今我们这些古文水平不高的人理解，也有明显的埋怨之意，普通的文章也就算了，问题是你这文章题目是谢上啊！谢皇上？！

对皇上感谢还敢带有情绪？你要说才子多半都是情商低的，这种愚蠢的事情也做得出来，这胆子也忒大了吧？

于是属于新党的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喜出望外，心想，这下老苏你栽在我手里了吧！于是他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开始给他上纲上线。

三，乌台诗案愈演愈烈，差点要了苏轼的老命。

仅凭借这篇《湖州谢上表》并不能说明什么，需要更多的证据，然后把证据链接起来。凑巧的是当时出版了苏轼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一书，于是乎御史们便潜心研究、搜罗证据，从苏轼的这几首诗找到了“证据”：

《山村五绝》中

岂是闻韵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等等，后面是数不胜数，甚至是捕风捉影，你说如果那篇谢上表里还可以找到你苏轼对皇上耍情绪的引子，后面则有些胡乱臆测了，比如三月食无盐，说明苏轼嘲讽当时的时政，这可真叫冤枉啊！

可朝廷上向来就是党同伐异，新党的人可不会对你旧党的人手下留情，他们对苏轼可以穷追猛打，甚至后来押入大牢，差点丢命，以至于苏轼后来甚至也不得不识时务者为俊杰，从旧党慢慢转变成了新党。

唐郎说史

乌台诗案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苏轼自觉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神宗的直接干涉下，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之后又分别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 像涉嫌朝廷放贷的青苗法、两浙路严苛的食盐专卖法、鼓励人告密的手实法等， 苏轼都极为反感，于是便形诸吟咏，对新法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而在当时，王安石早于熙宁九年（1076年）二次罢相，变法事业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神宗本人。当时变法已经成为皇帝亲自部署的既定国策，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神宗的既定决策。

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时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据《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御史台中有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引发“乌台诗案”有二，为《湖州谢上表》、《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湖州谢上表》里面有这样的句子，“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还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御史据此给苏东坡的罪名是，标榜自己，攻击新法，认为这些牢骚暗中讽刺改革所启用的官员，都是一些喜欢惹事折腾的新进，为什么？苏东坡说自己“老不生事”，“难以追陪新进”，朝廷重用的，便自然是生事之徒嘛，把改革喻为“生事”，那还不是攻击新政？因此，御史们马上弹劾！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据说，跟随王安石改革的沈括虽然当时不是御史，但他读到此诗后，也马上检举苏东坡在诗中批评皇帝，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东坡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如此！”因此指控苏东坡“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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