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戰國七雄之一，為何只有韓國沒有強勢的高光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先天資源不足，外部環境的影響，本文主要從君主角度影響和秦國商鞅變法與韓國申不害改革的對比分析
戰國亂世，周室衰微，諸侯爭霸，群雄四起，作為戰國七雄之一的國家至少都有一段強盛的高光期；例如經過李悝、吳起變法之後戰國第一位霸主魏國，胡服騎射的軍事強國趙國，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強盛的齊國，疆域廣大，人口眾多的楚國，經過商鞅變法後來居上最終一統中原的秦國，就連恪守傳統，偏居一隅的燕國也有過高光時期，疆域擴張千裡，甚至一度滅掉強大的齊國。
在戰國七雄中，唯獨韓國沒有真正強大過，在其數百年的時間裡，大多數時間是依附強國而生，偶爾趁著混戰時偷襲一把滅了鄭國，國土疆域達到鼎盛時期也不過是彈丸小國。那麼，戰國時期韓國為何從來沒有強勢的高光期呢？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既有立國時的先天資源不足，地緣政治的影響，有外部環境的影響；筆者認為君主和改革失敗的影響是最為關鍵的！我們先來了解下韓國的具體情況：
先天資源不足
戰國七雄中，韓國面積最小，實力最弱，並且四周強國林立，軍事強國趙國、地域最大的楚國、戰國最先強大的魏國、以及後起的虎狼之師秦國對韓國形成包圍之勢。這樣的地理位置對於沒有多大戰略縱深的韓國來說，是十分不利的。
三晉聯盟時，韓國依附魏國一致對外，攻秦卻楚時，魏國獲得最大利益，魏國佔領了秦國河西地區；但韓國與秦國的戰爭中，卻戰敗失地；由此可以看出，由魏國主導的三晉聯盟，一方面魏國借韓、趙的力量為自己兼併擴張戰爭服務，另一方面防止韓、趙染指周邊的小國。
韓國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發展空間必然受到限制，對外沒有兼併戰爭（吞併鄭國除外），韓國本身就國土狹窄，資源匱乏，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做後盾，無法供養強大的軍隊，使得韓國在戰國時期的兼併戰中劣勢明顯。
更為要命的是，韓國是當時的天下嚥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這又引起周邊的大國虎視眈眈；當三晉分家，馬陵之戰後，魏國衰落，齊國、秦國的崛起，一直缺乏獨立生存能力的韓國很快就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
筆者想說的是，韓國本身地緣資源和地緣政治的劣勢並不是其衰敗的主要原因，我們看看條件更惡劣的秦國和燕國，它們都後來居上的；除此之外，戰國時期外部環境的變化，特別是各諸侯國的國力增長對韓國自身發展也產生不小的影響。
外部環境變化對韓國的影響
韓魏趙三國分贓不均，導致聯盟破裂
三晉分家時，晉國的主體部分被魏國分到，魏國經過魏文侯時期李悝、吳起改革時，迅速成為戰國第一強國，對外發動兼併戰爭，在滅中山國的同時，聯合趙、韓兩個盟國，攻秦掠楚，魏國獲得了秦國河西之地和楚國魯陽、大梁等地，獲得了最大的實利；而韓國、趙國雖然也參與魏國的兼併戰中，獲得寥寥無幾，並且得罪了周邊大國。
當韓國“趁火打劫”吞併鄭國後，引起魏國的強烈不滿，當魏武侯去世後，韓趙兩國干預魏王的王位繼承，之前韓魏趙三國分贓不均埋下的伏筆，最終導致三晉聯盟破裂。
韓國外交政策受齊、秦兩國崛起的影響
馬陵之戰之前，魏國是第一霸主國家，韓國不得不依附於魏國；當三晉聯盟破裂後，韓魏兩國矛盾公開化，魏惠王繼位後開始攻打韓國，並佔領馬陵地位。鑑於韓國所處的重要位置，對當時的魏國是有利的，魏惠王多次採取會盟談判以緩解兩國矛盾，在申不害“示弱”的外交方針下，韓魏兩國關係有所緩解，時戰時好，總歸沒有大規模的戰爭。
面對魏國的強勢，韓趙兩國抱團取暖關係越來越緊密，兩國曾聯合攻打魏國，也曾經聯合攻打秦國；當魏國進攻趙國時，趙國向楚國、齊國求救未果後，又向老盟友韓國求救；此時韓國又走出了一步昏招，韓國非但沒有出兵挽救趙國， 而且還落井下石投入了魏國的懷抱。韓國在外交上朝三暮四地改變，完全沒有信譽可言，這對韓國之後的外交發展影響深遠。
馬陵之戰，魏國失去霸主地區，齊、秦兩國崛起
馬陵之戰後，韓魏趙三國三敗俱傷，魏國也從此失去的霸主地位，從此一蹶不振；趙國雖然沒有喪失領土，但國力遭到嚴重削弱；韓國本來實力就最弱，此戰役之後，國力大受打擊，從此韓國由一個二等強國淪落為三等小國，毫無疑問，韓昭侯時期的“對外示弱”的外交原則成為之後韓國的外交政策。
馬陵之戰魏國淪落，齊國逐漸增強，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迅速崛起，韓國由此向齊國、秦國“示弱”交好，而秦國卻成為韓國新的威脅。
總之，從韓國對外政策看，馬陵之戰前，三晉關係變化對韓國影響很大。三晉關係的破裂，表面上看是韓國吞併鄭國惹怒了魏國，外加韓、趙兩國干預魏國王位繼承導致聯盟破裂，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強勢對外擴張的魏國，限制了韓趙兩國對外擴張和發展。
如果韓趙兩國能夠結成穩固的聯盟，不僅能夠制衡魏國，甚至可能避免馬陵之戰和桂陵之戰的發生，進而影響韓、趙兩國曆史。當齊、秦兩國崛起時，韓國的對外策略又發生了改變，總之，韓國的對外策略受外部環境影響很大。
先天資源不足是客觀因素，外部環境影響是外因，這些都不是韓國弱小的決定因素；想當初，韓魏趙分家時，實力相差並不懸殊，然而魏國能成戰國第一霸主，趙國在後期也能與秦國對抗；就連偏居一隅，資源匱乏，土地貧瘠的秦國和燕國先天資源也都不太好，但是他們能夠屌絲逆襲，特別是秦國最終統一中原，這與他們的後期改革發展有莫大關係。
縱觀戰國曆史，戰國七雄每一個國家的崛起都跟改革和賢主有關係，對於其他六國發展的成功之路，筆者在以往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講述，在這裡就不一一複述了。筆者認為，韓國衰敗的原因關鍵在於其君主和申不害失敗的改革。本文重點講述秦國商鞅變法與韓國申不害改革的異同，來剖析韓國衰敗的原因：
韓昭侯對內政策的失誤
韓國早在立國之初，鑑於自己處於四戰之地，為了改善地緣政治環境，積極尋求對外擴張，在一頓投機取巧中，完成了吞併鄭國的計劃。客觀地說，三晉分家時，韓國明顯不如趙國和魏國，但是隨後的發展中，韓國與趙國、魏國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主要跟魏國、趙國成功改革有關。
魏國早在魏文侯時期就開啟“招賢納士”的開明氛圍，隨後李悝改革，吳起的軍事改革使得魏國的經濟、軍事都有了一個跨越式的變革，成為戰國時期第一個霸主國家。趙國雖然沒有取得有如魏國那樣的輝煌成果，但趙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實行“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約以王道”等改革，使得“論功行賞”在歷代君主中傳承，也為後來的軍事強國奠定了基礎。
反觀，同時期的韓國缺乏開明的政治氛圍，韓國君主吸取晉國滅亡的歷史經驗教訓，企圖以重用公族來避免重蹈晉國覆轍，在用人制度上盛行“貴親”之風，這種保守的用人制度極大地影響著國家的發展。
在戰國初期，雖然韓國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取得的效果遠不如趙國、魏國。在韓昭侯繼位之前的不到100年時間裡，韓國共經歷七位君主統治，如此頻繁的君主更迭直接影響韓國政策執行的連貫性。
與魏趙兩國相比，韓國還有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 那就是原本是用來保護江山政權的公族勢力，卻使極大地牽制了君主權力，使得君主無法順利地推行改革，直到韓昭侯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時，韓國才開啟對內新一輪的整頓。
韓國的申不害改革與秦國的商鞅變法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進行的，為什麼改革的成果卻相差甚遠呢？秦國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併為最終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與之相反的是，申不害不能未能使韓國富國強兵，反而將韓國拖入衰落的泥潭。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商鞅變法與申不害改革對比分析
目的不同
商鞅與申不害都是法家，但兩人的思想重心有很大不同，申不害重“術”治，商鞅重“法”治；法治的對象是民，而術治的對象是臣；法具有普遍的約束性，需要君臣共守，而術治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需要君主獨立操作；法是公開透明的，是有章可循的，術是隱藏君主心中的，需要臣子察言觀色、揣摩上意。也就是說，商鞅變法對象的範圍遠遠超過了申不害，其對象包括君主在內的各個階層，而申不害的改革主要是針對大臣。
改革目的不同，商鞅變法的目的就是要使秦國富國強兵，並不以一國一姓的王室為切入點，是整體的、全方位的改革；申不害的“術”，就是以加強君主權力為核心的，完全以君主的利益為主導，而商鞅的改革並不是以一王一姓的王室為切入點，其改革的結果是，韓國形成了中央集權制，但國力下降了，秦國以法律為治國的根本，歷經六代君主終成一代霸主統一中原。
秦、韓兩國改革內容不同
從改革內容來看，商鞅在法上採取輕罪重罰的原則，並且對社會基層進行嚴密監控，通過嚴酷的法律，讓人民不敢觸犯法律，從而達到對下層農民的控制。商鞅在對下層人民進行嚴密控制的同時，為了調動其積極性，還設置了獎勵耕織和軍功爵等政策。
商鞅的獎勵耕織極大地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秦國經濟逐漸繁盛；而軍功爵則為秦國打造了一支虎狼之師，使得秦國一躍成為軍事強國，這為後來統一六國奠定了經濟、軍事基礎。商鞅的高明之處是能夠準確地找到國家利益與民眾利益的契合點，充分調動社會下層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也為下層民眾打開一條進入管理階層的途徑。
申不害的改革內容除了強調用“術”治來加強君主集權外，還有“任賢使能”、“依法治國”等內容，在人才和官員的選拔上，申不害主張“循功勞、視次第”，其想法是好的，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行性大打折扣，在實際操作中，“視次第”要遠遠重視於“循功勞”，這就不能充分調動下層人民的積極性。
申不害雖然提出“依法治國”，但其邏輯混亂，沒有制訂出統一的法令，並且在推行法令的過程中，沒有嚴格遵守法律制度，法律在韓國被“靈活運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等於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以至於申不害變法成效不大。
戰國時代，戰爭頻發，一支強大的軍隊才是各諸侯國的立國之本，但申不害改革恰恰沒有涉及軍事；其改革還缺乏讓國家富強的經濟手段，沒有因地制宜地針對“國小地貧”的實際情況，制定農業生產方案；缺乏強大農業的支撐，充足的糧草供應就無從談起，由此可見，申不害改革實際效力是多麼有限。
筆者認為，申不害改革失敗的原因還有其關鍵一點，相對於商鞅富秦的堅定信念，申不害即是韓國改革的倡導者、設計者，更是改革的“破壞者”，他更像一個戰國亂世時期，改革的“投機分子”，只是跟隨潮流，為了改革而改革。
秦孝公和韓昭侯對各自改革的影響
商鞅變法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還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秦孝公對商鞅的信任，秦孝公將改革事項完全交給商鞅輔佐；而韓昭侯表面看不干預申不害的策劃和執行，但真正的決策者確實韓昭侯；秦孝公看重的是法治和富國強兵，韓昭侯更感興趣的是對大臣的“術”治。
客觀地說，韓昭侯如果適當地利用“術”，可以加強君主權力，增強對官員控制力，讓他們忠心耿耿，然而過分地利用“術”，明顯是自欺欺人，弄得人心惶惶，反倒限制官員能力的發揮，影響行政職能的效率。
韓昭侯過分地利用“術”治，長期以往大臣不敢進諫，君主剛愎自用，自以為是不能聽取下屬的建議，而官員們為了自保，便投其所好，阿諛奉承，在這種氛圍之下是難以制定出有利於國家的發展方案的。
綜述
筆者認為，表面上看三晉分家之時，趙魏韓各有所得，其中趙國得地最廣，魏國領土最為肥沃，韓國扼控王畿地緣優勢最大，即使韓國未佔領鄭國之時，韓國戰略位置已足以令人羨慕。韓國天下嚥喉位置，成為諸侯必爭之地，四周都被列強所包圍， 給韓國帶來的只是更多的兵患。
在經濟資源上，韓國是戰國七雄最為弱小的國家，農業生產自然條件差，相對惡劣的地理條件使得韓國積貧積弱；在對外戰略理念上，從地區性強國到依附強國的對外戰略理念，在戰國後期始終夾在周圍大國之中，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加上政治上混亂，無法整合自己已有資源，始終以一個防守型危難小國形象出現。
在軍事實力的對比上，韓國始終處於強敵包圍之中，在整個戰國時期，韓國都依附強國而生，在聯盟中也充當無足輕重的配角。在對內改革上，韓國申不害以“術”為主要內容的改革，其效果與魏國李悝、楚國吳起、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燕國的樂毅不可同日而語，特別是與秦國的商鞅變法簡直就是天壤之別。
韓昭侯雖然任用申不害進行改革，但其個人偏好嚴重阻礙的改革的進行，術治雖然加強了君主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卻沒有調動各方的積極性，全國都在圍繞怎樣討好君主這個課題而行動；在戰國亂世，韓國疆域不斷縮小，國力日趨衰落，到了韓昭侯時期就進入了加速衰落軌道。
以上種種原因，造成整個戰國時期，韓國就沒有出現一次高光時期，到了戰國末期，淪為無足輕重的小國，被秦國輕取。
參考文獻：《戰國策》、《左傳》、《史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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