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是有其深远的现实缘由的。从现实出发是墨子的兼爱思想的一大特点，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层面来追溯墨子兼爱思想的来源。
一、兼爱思想的经济基础
墨子一度是一位技艺高深的工匠，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所以其本身是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墨子代表的是劳动大众的利益，所以又同广大劳动大众一样，在各方面都身受血缘宗法等级制度的迫害。于是随着旧制度被生产力的发展摧垮，工商业一度兴旺起来，这样即产生了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学说。
墨子生活的时代，正处在春秋向战国的过渡时期，春秋未年为社会大变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革新促使了生产关系内部的大幅度调整。旧的奴隶制度行将崩溃，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孕育萌生。奴隶的反抗斗争和大规模的流亡，使部分奴隶主贵族失去了往昔的天堂他们无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有的贵族失去了世袭祖业，形成流民。
当时流民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昔日做官，如祝、宗、乐、士，而后失业者，或者是失势的贵族这些上等的流民多成为儒士，一种是农工下层失业者，或刑徒苦役，这些流民多成为侠士。
墨家出自侠士，亦即来自农工失业流民和刑徒苦役，他们是社会的最下层，受到来自世家贵族、官僚以及新型的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墨子》书中，“贱人”和“君子”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治于人，一个治人，一个“从事”，一个“听治”。治“听治”的君子自然属于处在社会上层的人“从事”的贱人就是处在社会下层的平民。墨子出生于一个木工世家，受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墨子很快就熟悉了各种手工制作的工艺和技巧成为一个出色的匠人。墨子自称“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墨子既不是上层的统治者，也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而属于社会下层的“士”一级的。也就是说，墨子所属的侠士阶层属于贱人。墨子的这种出身及所处的时代环境影响最终促成墨子成为平民的代言人因而自然深知此阶层民众的心理和意愿——即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他们安心从事生产，要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他们生存和维持生产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两个基本要求却不能得到实现，他们所受的苦难也是那个社会所能想象到的苦难，不仅饱受战争之苦，还得承受诸侯、王公大人等统治者奢侈淫逸生活所带来的重负。他们深知饥饿寒冷之苦，深明米粟与锦帛之贵，他们可以抛开一切陈腐的旧规陋习是处处为生民生计着想的。
《墨子・备梯篇》说“禽滑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子墨子其哀子，乃管酒块脯，寄于大山，味茅坐之，以醮禽子。”墨子师徒起居之简单刻苦，是与儒之排场不可见比的。生存在社会夹缝之中的墨者处处都受到来自上层社会的利益威胁与生命威胁，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之对抗，只能提出爱人，欲使天下人都视别人如自己，互相帮助。墨子思想学说也自然而然倾向于维护平民阶层的利益，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上位阶层。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国”与“野”的界线已不明显。过去居于“国”者主要所周人，其中包括贵族及自由平民，居于“野”者则大都是周克商后的各族被征服者，主要是殷人“国人”与“野人”，在政治权利及经济地位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到了这一时期，这一差别已逐渐消失同时“国人”内部的等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或政治斗争的结果原为贵族者可沦为庶人，原为庶人者则有可能跻身于统治阶级之列，甚至成为政治强人。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为墨子兼爱思想的孕育提供了条件。
二、兼爱思想的政治基础
墨子时期，社会制度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迁中，这就为墨家“兼爱”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温和的土壤。
由墨子的生卒年可知，墨子处在春秋战国之际，那时候的周天子尸位素餐，早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政局混乱，战争连绵，列国篡杀攻伐之态势愈演愈烈。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吴灭于越，楚灭蔡、杞，其他小国如代、滕、莒等先后为强国所吞并。各国内纷争弑杀之事也不少见如郑弑哀公、三家乱晋、田氏专齐等等正所谓“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这种局面表明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趋崩溃而这种诸侯及卿大夫不但敢于犯上作乱，而且互相之问六亲不认，互相攻击的局面的形成则说明西周初年所确立的那种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已濒临解体。政治秩序的崩溃和宗法关系的解体是同步进行的。墨子“所见之世”呈现出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不稳定的，并无一个统一的、完备的政治体系存在。
同时墨子深知攻伐弑杀所引起的社会灾祸与痛苦。如此动荡不安的社会，平民无法生产生活无以为继也就罢了，但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摇搜刮民脂民膏，虚耗人力去奢侈享乐，这对于平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七患》篇说：“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农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官事官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墨子以当时生活的平民标准去看待当权之人，认为他们不能从事生产，徒然浪费有用之财以满足其奢侈生活，不管生前死后均有害于平民。面对列国兼并、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之现状，他也在思考着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本原因，探索着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案。
究其原因，墨子认为皆因人们彼此“不相爱”造成的。他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父君，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于子，兄之不慈于弟，君之不慈于臣，此天下之所谓乱也。……皆起于不相爱。”嘲人之不相爱，甚至不能做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完全是只顾己身，连丝毫之惠都不能推之于人。同时不仅一家之中、一国之内情况是如此，国与国之问亦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大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有此情形，天下焉能不大乱，找到了病因，墨子开出的医方就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所以说墨子的“兼爱”思想既是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产物，又是对形势变迁所作出的一个“药方”。
三、兼爱思想的文化基础
墨子身处百家争鸣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孔文化的浸润，同时，墨家又同其他诸子一样，受到古文化的熏陶，特别是出生地邾娄地方文化与尧禹舜古人文化的熏陶感染。由此借鉴批判最终形成了墨家的“兼爱”思想。
（一）儒学的浸润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孑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后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墨子》一书为证，墨子与儒者的关系的确有很多相关联的地方。韦政通甚至在其所著的《中国思想史》中这样说：“墨子的思想，是存心与儒家立异而发展出来的，而且立异的程度也似乎完全走向另一个极端。”韦说未免太过绝对，但从中可见儒墨间关系复杂。其实，墨子是鲁人，又在孔子之后，以当时孔子影响力之大，墨子受其影响是势之必然。儒墨都效法古圣贤、都讲修齐治平和贤人政治，然而出身
平民，墨子更能体会平民阶层的难处，知道他们没有过多富余财力和时间，必须保证足够的时间进行生产才能满足生存需要，所以反对儒家的虚礼、厚葬、久丧。
（二）古文化的熏陶
1、尧舜禹古人文化的熏陶
孔子推崇周公，墨子标新立异，效法传说中的夏禹，比周公更古老。墨子“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子用夏政，一是因为夏禹严于律己、节俭勤勉，很符合小生产者的为人处事的要求，与墨子思想有很多吻合之处，另外是因为墨子与孔子一样，都是托古改制的高手，为了使自己的思想更具有说服力，渊源越古老越好。除了称道夏政，墨子也很推崇尧舜。《韩非子・显学》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要准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
2、邾娄文化的感染
所谓“邾娄文化”，其实就是指东夷炎族文化，由于东夷炎族语言发音如邾娄遂称东夷炎族为邾娄，其文化亦成为邾娄文化。在东夷之中，以三邾地区，即邾、小邾、滥的人口和文化水平为最高。以三邾为代表的“邾娄文化”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利他为特色的伦理文化这里的人民多“彬彬礼让，文质相宜……敦厚和平，其气度风范，黄族虽以异族嫉视，鄙为东夷，终以良心上之驱使，不能不曰‘有君子国’、‘夷俗仁也’。”而且三邾地区的科学技术也遥遥领先于他地。
古邾娄国农业发达，善造舟车，交通便利，以“邾娄百工”之称。墨子出生于小邾娄国境内的“目夷”，是宋国公子目夷的后代，后沦为小邾国的“贱民”。生长在邾娄文化中，自然受邾娄文化的熏陶，所以墨子也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优良传统，如礼让、仁爱、敦厚、和平等思想。但由于“小邾娄”一直受异族周人的高压统治墨子成为受压迫最深的下层“贱人”“故背周礼而用夏政”。所以墨子全面继承了小邾娄的文化遗产是邾娄文化培育出来的一朵奇葩。
3、清庙之守
《吕氏春秋・当染》谓“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予，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后《汉书・艺文志》认为“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或即由此而来。“史角”、“清庙之守”都是指古代执掌郊祀之礼者，即祝史。《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此即墨子天志明鬼思想的来源。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此为墨子兼爱思想来源之一。总之“清庙之守”学统的尚俭节用、养老兼爱、崇祀尚鬼等学说都给墨子形成自己的兼爱思想提供了启示。
以上述三点为基础和渊源，墨子在考察当时社会的基础上，把君臣父子这种关系的混乱、社会的混乱，盗贼的产生、大夫乱家、将候相攻都归之于人们的不相爱。也就是说，墨子认为种种不安定的因素，各种社会弊端都是因人们不相爱而引起。为了安定社会，治平天下，墨子倡导兼爱。要人们都视人如己，爱人如己，不论身份高低贵贱，不论地域东西南北，不论年龄长幼的不同，全社会的人全都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亲相爱，若是天下人都能“兼相爱”爱人和爱自己一样，那末，也就没有不孝不慈了，也就没有盗贼了，也就是没有大夫相乱家、诸侯相攻国了。天下乱事都没有了，天下就安定了。如此看来，兼相爱天下就安定，交相恶就不安定，所以必须劝人“兼爱”。
三、总结
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是与儒家并称“显学”的，当时人称“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这样一个显赫的学术流派，必然是有它产生的坚实土壤的。本文对墨家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加以述评，力图还原当时墨家流派诞生的背景，后文也将对墨家其他方面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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