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上秋陽
湖南在清中期並不突顯，只是一個農業大省。
在歷朝歷代官場，湖南也不是科舉大省。
那為什麼湖南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濃厚的一頁，出了無數人材？
很簡單，湘軍
在與太平天國攻伐的那些年，雙方把富庶的江浙省殺的赤地千里。據史載，平亂後，從南京到安徽那是十室九空，歷年財富蕩然無存。
錢去那兒了？
曾國荃攻克南京後屠城，上報朝庭無繳獲天國之國庫。卻有言官彈劾：湘軍撤回湖南，長江上揚帆百里……
這些錢極大改變了湖南的傳統結構，湘軍是當過兵的，也知道讀書是改變階層最直接的方式，中國封建傳統社會有錢階級除了對土地的信仰外，還有官的信仰，培養下一代讀書除了富起來的第一目標。
於是——血腥的銀子變成了革新的動力，以千千萬同胞的頭積累了原始資本與文化。
成一人之功而毀億萬人之福成了湖南籍的功勳，偉大
樂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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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在深圳工作了好幾年，接觸最多的是湖南，四川人，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先從湖南男人說吧，總體感覺不錯，主要懂得疼老婆，這是真的，大部分湖南男人在家做飯，女人出門打牌！湖南男人對老婆的忍耐力讓我刮目相看，對身邊同事朋友什麼的也很友好，沒脾氣，但是也有一點，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有點和毛澤東有點像了，湖南男人是很能忍，但是你做的太過分了，到了人家忍耐極限，我相信你會後悔的！抗日戰爭自古湘軍川軍牛逼，這個可不是開玩笑！
湖南女人接觸過的男士都知道，大多都有公主病，不做家務，愛打牌，你和她吵架，她能回你十句，反正她一定要贏，表面上看是嬌滴滴的，背後確是個辣妹子，這個和大男子主義肯定格格不入，湖南女孩子表面柔弱，但內心強大，東北女孩子外表強悍，但內心柔弱！呵呵，形成了鮮明對比！四川女人也和湖南女人差不多，我們公司老闆娘也是四川的，真的是說一不二，她老公都拿她沒辦法，公司裡還有一個四川女同事，和客人經常吵架，決不吃虧！她男朋友也是四川的，天天必須要來接她，給她買些零食水果什麼的。真佩服哥們的堅持不懈的毅力！這也就是我現在單身的原因！
小程日記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這一說法流行於民國時期，大體是要表達：如果把中國比作德意志，那麼湖南就是復興德意志的普魯士。
毛澤東主席就是湖南人，而他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或許，當代中國人對“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理解，第一時間會想到這件事。
這是事實，也是佐證。然而“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絕沒有這麼簡單，還有更深層的歷史原因。
遠的不扯，就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的歷史開始審視，你會發覺湖南人對中國歷史產生巨大的影響。
這裡不得不提曾國藩和他的湘軍，當年有“無湘不成軍”的說法，清朝政府正是靠著湘軍撲滅太平天國起義。
戰爭很殘酷，但也讓湖南人看到西式“火槍火炮”的威力，曾國藩、左宗棠等湖南高官開始“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
19世紀的湖南，很快成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的熱土，隨著相伴而來的是現代教育、婦女解放運動等新理念。
列強壓迫愈甚，亡國危機愈烈，湖南人沒有麻木不仁，而是奮起救國……湘陰人郭嵩燾成為早期維新派代表，瀏陽人譚嗣同在戊戌變法中殉國，而黃興、宋教仁、蔡鍔直接參與中華民國的建立。
抗日戰爭時期，湖南成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戰場，長沙會戰、常德會戰、衡陽會戰造成日軍20餘萬人傷亡，湖南人為之付出慘重代價。
湖南人也為新中國的建立，貢獻出一份巨大的力量，看看數據就能感覺到。比如十大元帥有3個湖南人（彭德懷、賀龍、羅榮恆），開國十大將有6個湖南人（粟裕、陳賡、許光達、蕭勁光、黃克誠、譚政）。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的說法，不是空穴來風的吹捧，而是湖南人擔當得起！你覺得呢？
子屠龍
除了中國的普魯士，還有一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說這話的是北洋政府擔任教育總長的湖南人楊度。這話充滿霸氣，卻也是事實，近代的幾次歷史轉折，民族存亡的關頭，確實是湖南人先站起來，挺起民族的脊樑。辛亥革命孫中山主文，黃興主武，黃興是湖南人；袁世凱稱帝第一個通電全囯，打響護國討袁戰爭第一槍的雲南總督蔡鍔也是湖南人。中國現代史，中共黨史，湖南人都留下了鮮明的形象，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改革開放後的胡耀邦，朱鎔基等那一個都敢於擔當、個性沖天。還可上朔至晚清曾國藩，左宗棠生活的時代，如果沒有曾國藩創立的湘軍，清朝在咸豐年間就亡在洪秀全手上了；曾國藩的哲學思想有毛澤東的那句"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足以說明其份量。我在讀人物傳記中注意到一個現象:那就是近代中國的一些風雲人物都把《曾國藩家書》看的比較重，如毛岸英從蘇聯回國後，毛澤東給毛岸英列的必讀書中，就有《曾國藩家書》;而同樣是從蘇聯回國的蔣經國，回國後在溪口讀書，蔣介石給蔣經國開的應讀書的目錄中，《曾國藩家書》也赫然在列。
左宗棠從俄國人手裡收復新疆伊梨時，己經69歲高齡，抬棺西征，那股視死如歸的精神，大軍未到己令老毛子膽寒，收復土地面積相當於四個法國，八個湖南，"中國不能沒有湖南，湖南不能沒有左宗棠“(慈禧語)，實際上左宗棠一死，風雨搖曳的清王朝己迴天無力了。！
從晚清上推，湖南確實比較冷清，這是一種很奇異的現象，用風水學顯然沒辦法解釋了。也許那句"風水輪流轉"更符合辨證法。
老兵32380
首先，湖南這塊土地是有靈氣的，傳說中的人文始祖，伏曦誕生於常德，王母誕生於郴州，炎帝誕生於株州，祝融誕生於衡陽；其次，湖南人是有精神的:憂國憂民，進取務實，敢為人先，不懼生死，包容萬象。
但湖南人的精神不是土生土長的，是由外省人培育的，有一條很清晰的脈絡:屈原→賈誼→柳宗元→范仲淹→朱熹/張軾，最後，是由湖南人王夫之歸納整理提煉而鑄成湖湘性格，這些人都是憂國憂民的…………
晚清以前湖南不出人才，其實是地理的原因；當時兩湖為一省，省會是武昌，湖南士子趕考要過洞庭湖；江湖險惡，不少人葬身魚腹，也有不少人因此打了退堂鼓；單獨立省後，趕考在長沙，考取的舉人就多了，進士自然也增多，曾左胡江郭都在這段時內中舉的。
總之，湖南的人傑地靈，一要謝祖宗，二要謝那群傑出的外鄉老師，三要謝自已的自強不息。
月日兮
湖南是中國的普魯士？從曾國藩的湘軍、毛澤東的工農紅軍來看是可以這麼說。但是就我個人的感覺來看湖南人確實有它很獨特的地方！首先湖南人並不排外，甚至有一種包容開放的情懷！在長沙的嶽麓山腳下的三個重點大學內外溜達，你會感受到長沙人民火一般的熱情！我幾乎見不到湖南學生聯合起來欺負排斥外來的學生！另外我還感受到一種和別處不一樣文化氛圍！從佇立橘子洲頭、風華正茂的、年輕的毛澤東巨大的花崗岩雕像到嶽麓山腳下那揮著巨手的、彷彿農民伯伯式的慈祥的毛澤東雕像裡，你會有不同的解讀！深邃的眼睛一直射到湘江北去的遙遠地方！愛晚亭前那揮著慈祥的手的巨人，彷彿象徵性的閱盡了人間的滄桑！還有那神秘的千年書院！裡面到底藏著什麼秘密？我還想知道:曾經鐵血的湖南為什麼會走入現在的文明？難道湖南人的集體主義、包容開放的精神來自普魯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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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叫中國的普魯士，而不是德國的湖南？
另外，我想告訴你，近代中國歷史裡，除了曾國藩的湘軍，左宗棠的楚軍值得一提，此外的湖南人沒有自己的獨立武裝。
看看民國軍閥混戰，從一開始就是被動挨打的小受屬性，滇系唐繼饒弄過，川軍弄過，新桂系還一度佔領了湖南，然後中原大戰和蔣桂戰爭被蔣介石直接納入中央軍系列，一個連自己地盤都沒有的省份，何談普魯士？
再有說抗戰的，抗戰中，從北到南有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馬家軍，新疆盛世才，楊虎城陝西軍，川軍，滇軍，桂軍，粵軍，中央軍，就是沒有所謂的湘軍，因為蔣介石把湘軍編入中央軍，就從名號上斬斷了湘軍歷史。
長沙會戰，指揮官薛嶽，粵系軍閥出身，廣東人。常德餘程萬，粵系廣東人。衡陽方先覺，桂系安徽人。
能打的湖南人幾乎都在中共這邊，但中共不講山頭派系，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川軍，湘軍，桂軍，粵軍之分。
綜合以上，說湖南人是中國的普魯士不但是貶低矮化自己，更是對歷史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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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熟悉一下上面的地名，下面將會反覆提到。
湖南嶽麓書院來了新掌門人，叫袁名曜。袁名曜是本省寧鄉人，嘉慶六年（1801）進士，11年後獲聘任嶽麓書院山長。
一到任，門人就請袁名曜題寫書院大門聯。袁名曜說，我出個上聯，你們對出來就是大門聯。“惟楚有材！”他說。
大家都在使勁想。這時，湖南貢生張中階進來了，大家告訴他有這麼回事。聽完，張中階應聲對曰：“於斯為盛！”
哇，張中階這個對法很高階。袁名曜出的上聯典出《左傳》，張中階對的下聯出自《論語》，都很有文化，意思也很美好，先把湖南人狠狠誇了一下，再把嶽麓書院往死裡誇。
“惟楚有材，於斯為盛”，這副天下聞名的門聯至今還是嶽麓書院的門面擔當，誰都可以到現場瞻仰一番。
歷史上有許多事，說起來很玄。在這副門聯出現之前的漫長的兩三千年時間裡，湖南人才不僅不盛，還慘淡得很。
那個時候，袁名曜的朋友、湖南安化人陶澍在國史館參與編纂《嘉慶一統志》，一邊編書，一邊感慨，說我現在正在編輯儒林、文苑列傳，湖南除王夫之之外，“得入者寥寥”。家鄉歷史名人不爭氣，搞得陶澍很沒面子。
但是，在這幅門聯出現後的50年內，湖南人開始冒頭，且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整整100年裡（大約1850—1950年），湖南人才輩出，權勢之重，功業之盛，影響之深，全國無出其右。用大師馮友蘭的話說，湖南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力最大的三個地區之一，不僅如此，湖南出的人才還都是大才，是“經綸治世之才”。
在全國各地“搶人大戰”激戰正酣的當下，我們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
湖南人到底是怎樣在近現代實現人才逆襲的？
陶澍感慨湖南歷史上沒人，戳到了湖南人的痛點。後來，他的湖南老鄉、湘潭人毛潤之也說：“元明歷清，長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極慘……四千年曆史中，湖南人未嘗伸過腰，吐過氣。”
同樣感慨湖南人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沒有出息。
胡適的朋友丁文江，民國時期曾對“二十四史”列傳中的人物進行籍貫考訂，統計出有籍可考的人物共5780多名，屬於湖南籍的只有50多名，佔比不到1%。比起雄霸前五位的省份——河南（912人）、河北（619人）、浙江（528人）、陝西（505人）、江蘇（505人），湖南的人才歷史簡直慘不忍睹。
湖南自古不出人才，其實也不能怪湖南人，要怪只能怪地理環境。“地理決定論”在交通越不發達的時代，越能成立。
湖南地處內陸，不靠長江文明核心區，更遠離黃河文明核心區，連運河文明的末班車也沒搭上。這個地方三面環山，一面臨湖，全省形成一個朝北開口的馬蹄形。自古便有“四塞之國”之稱，因而民性倔犟，風氣不開。
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曾經這樣評價湖南的地理氛圍：“重山迭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
▲北面是天塹長江，東西南三面是崇山峻嶺，這就是湖南。
也就是說，很長時間內，湖南人根本就是遊離在中原文明之外。無論是貴族蔭庇，抑或科舉取士，哪一種人才選取模式，都輪不到又遠又窮又落後的湖南冒頭。
湖南無人才，怎麼辦？總得有人來帶頭，悲傷的陶澍站了出來。他是按下湖南近代人才爆發按鈕的第一人，
雖然影響不及曾國藩，但是，他影響了曾國藩（這一點很重要）。陶澍是安化人，歷任安徽、江蘇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他一生大力提倡實學，認為“有實學，斯有實行，斯有實用”，主張“研經究史為致用之具”，強調讀經的目的是為了經世濟時，為現實所用。在他周圍，團結著一撥湖南籍人才。他自己則是嘉道年間湘系經世派的首領，帶頭大哥。
▲陶澍，近代湖南人才第一人。
長沙人賀長齡，在江蘇布政使任上輔佐陶澍推行改革，主持編訂《皇朝經世文編》，後任雲貴總督。《皇朝經世文編》是經世派的“聖經”，推動晚清士人從務虛向務實的方向發展。
在袁名曜出任嶽麓書院山長的第二年，嘉慶十八年（1813），書院來了個學生。這名學生是邵陽人，之前參加縣試、府試，都考取了頭名，前途看好。他在嶽麓書院待的時間很短，但這段歲月影響了他一輩子。
他就是後來編出《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魏源。魏源曾被陶澍、賀長齡延聘為幕僚，並代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能領先同時代人幾個身位，是因為有經世派學風打底。
湖南這一撥人才，還有賀長齡的弟弟賀熙齡，曾提督湖北學政，晚年任長沙城南書院山長；賀長齡的女婿、長沙人
勞崇光，曾任廣東巡撫、雲貴總督等職；陶澍的好友、善化人（現屬長沙）唐鑑，理學大師，曾代理兩江總督；陶澍的幕僚、湘陰人李星沅，官至雲貴總督、兩江總督兼河道總督；等等。這撥人，是近代以來湖南人才崛起的先聲。陶澍對湖南的意義很大很大，因為他影響下的湘系經世派人才群給湖南留下了兩件“法寶”。這兩件“法寶”在此後湖南歷次人才爆發中，均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一件“法寶”就是陶澍他們倡導的經世致用之學，影響所及，“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經世之志”。直白點說，這種學風影響下的湖南人，讀書一般，但實踐能力強，動起手來就能改造社會，改變國家。曾國藩、譚嗣同、毛潤之等不同時期的湖南人才代表，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信奉者與踐行者。
另一件“法寶”則是，用實踐告訴湖南人一個真理：
湖南人要走出去才能有出息。陶澍他們的主要活動，基本都不在湖南省內，而在省外。窩在省內，視野受限，空間狹隘，是沒有什麼大前途的。湖南人要吸納更新自己的知識體系，必須到京津、江浙等經濟文化發達地區去，比如魏源中舉後在江浙一帶任職，較多接觸了外國文化，這才有了他那些警醒世人的進步主張。另一方面，湖南人要影響全國，在國家層面有話事權、話語權，也必定要走出去才行。太平天國時期，湘軍成批走出湖南，造就了湖南人在帝國軍政系統無可替代的地位。
毛潤之年紀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這個道理。他抄改了一首詩明志：“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湘鄉人曾國藩的科舉之路並不順暢。他第一次會試落第後，特意轉道金陵，去拜見前輩陶澍。他對陶澍極其佩服，曾細心研讀過陶澍全集。這套《陶文毅公全集》，是益陽人胡林翼送給他的。
胡林翼是陶澍親選的女婿，陶澍一度把他帶在身邊著力培養。在湘軍高級將領中，對於曾國藩來說，要論淵源最深、私交最厚、幫助最大的，沒有人能超過胡林翼了。
湘陰人左宗棠，和胡林翼同一年進京趕考。胡考上了進士，左名落孫山。不過，他極力向老丈人推薦左宗棠，這樣，左宗棠得以與陶澍相識。陶澍大左宗棠33歲，但他同樣很欣賞這名晚輩，認定左宗棠將來必成氣候。
於是，陶、左兩人從忘年之交，發展到結成兒女親家。
這樣，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夜，圍繞在陶澍身邊，近代湖南真正意義上的人才爆發式群體——湘軍的主將，已經完成了聚集。
▲曾國藩幾乎重塑了湖南人的國民性。
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出身的新寧人江忠源，通過湘陰人郭嵩燾的介紹，認識了在京城翰林院工作的曾國藩。曾國藩此時已經中了進士。
告別時，曾國藩出門目送江忠源，緊接著回頭對郭嵩燾說：
此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人聽了都很詫異，不知道曾老師說得準不準。這一晃，就過了七年。整個帝國，沒有人想到一幫來自廣西的造反者，最終吞噬了帝國半壁江山。當時，曾任河南巡撫的李僡跟咸豐皇帝報告說，他在河南懷慶戰役期間，親眼看到黑龍江旗軍見了太平軍撒腿就跑。
清政府的主力部隊八旗、綠營都不頂用，挽救帝國危亡，只能靠新力量。新力量是什麼？當時人心裡也沒譜，這時候，江忠源在老家已經募了一批新寧勇，搞團練，戰鬥力不賴。丁憂在籍的曾國藩於是請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辦理團練。最初的士兵來源，正是曾的老家湘鄉和江的老家新寧，這就是湘軍的雛形。
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經官至安徽巡撫的江忠源，眼看著廬州城被太平軍攻破，投水自殺，應驗了十年前曾國藩對他的預言。
一年後，湘軍在湖口、九江被太平軍虐得潰不成軍，曾國藩氣得投水自盡。不過，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來了。
郭嵩燾說，曾國藩之所以預言到江忠源的結局，不是因為他相人相得準，純粹因為兩人是同類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當激烈的性格。
大難不死，遂有轉機。在與太平軍激烈對抗的十年中，湘軍的權勢如日中天。因軍功而獲保舉上位的湖南人，成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群人。
整個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總督、巡撫。這些封疆大吏，八旗佔了97人，佔比超過1/4，這是清政府的統治根基，不可動搖。除此之外，誕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佔全國的10.67%。有句話說“中興將相，什九湖湘”，確非虛言。
在湖南省內，湘鄉縣尤其扎眼，一個縣就產生了9名督撫，比大多數省份一個省的督撫還多。湘鄉是曾國藩的老家，湘軍用人，喜歡用同鄉人，所謂“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曾國藩語）。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這一時期（包括後來的民國時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發的主體在湘軍軍功，也就是在武力層面，跟文化層面關係不大。這從晚清湖南的進士人數，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清全國考中進士的人數大約7900人，按省份劃分，浙江、江蘇、山東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數大約僅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當弱的廣西多了十幾人。
總結一下，湘軍人才群體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曾國藩是公認的領袖，地位無可撼動。第二，地域相當集中，主要集中在湘鄉、長沙、寧鄉、湘陰、新寧等地區。其二，高官居多，都是憑藉軍功坐上晉升直升機。
湘軍集團的崛起，對湖南的意義怎麼形容都不為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了湖南過去那種“未嘗一為輕重於大局”的狀況。
湘軍興起之前，在兩三千年的歷史中，湖南在中國的版圖中存在感極弱，可有可無。但湘軍興起之後，整個湖南對中國價值立馬躍升了好幾個檔次。
長沙人楊毓麟說：“鹹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無所輕重於天下，亦幾不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知有所謂對於天下之責任者，當自洪楊之難（即太平天國運動）始。”
湘軍將才的發跡，順應了“亂世出英雄”的需求。楊毓麟的話，絕非溢美、自誇之辭。順帶說一句，1911年，楊毓麟在英國聽聞黃花崗起義失敗，赴利物浦海邊，蹈海自盡，死在了民國前夜。湖南人那種卓厲敢死的個性，十分強烈地表露出來。
▲楊毓麟，蹈海自殺的湖南人。
湘軍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滿天下，同時也表明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
一個最明顯的變化，是湖南人心態和心氣的變化。陶澍當年感慨湖南無人時，那種胸悶氣短，到了譚嗣同、蔡鍔、楊度這群人這裡，是難以體會的。
這時，湖南人的心態和心氣徹底變了，骨子裡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氣，有一種拯救中國的使命。邵陽人蔡鍔曾經提出“湖南民族主義”的構想，即湖南自立以對內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對外抵抗外國侵略者。湘潭人楊度的話，知名度更高：“中國如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作普魯士……憑茲百戰英雄氣，先救湖南後中國……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種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無法企及的。
儘管湘軍後來衰落了，但湖南這個人才庫，依然源源不斷走出一流的人物。緊接著湘軍人才群，就先後有兩撥人才：
一、光緒年間，以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為代表的湖南維新志士。他們是全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左翼激進派，在湖南建學堂、辦報刊、設學會、倡辦近代工礦企業，使湖南成為
“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二、辛亥革命時期，以黃興、宋教仁、蔡鍔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是同盟會的核心，多次武裝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湖南是武昌起義後的首應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護國戰爭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
一直到民國時期，湘軍集團對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結構的影響，還在繼續。
湖南民眾自古以來習慣於農耕，較少外出經商和從軍。但湘軍興起後，許多普通家庭以軍功興旺發達，因此，不僅一些無業遊民樂於習武從軍，就是許多農民也紛紛放下犁耙，走出田園，拿起刀槍，走上戰場。
楊度說，鹹同之際，湘軍戰勝，湘人僥倖之心因而大盛，出現了人人樂於從軍的景觀：“農夫釋耒只操戈，獨子辭親去流血。父死無屍兒更往，弟魂無返兄逾烈……只今海內水陸軍，無營無隊無湘人。獨從中國四民外，結此軍人社會群。”
從此，湖南人和軍隊結下了不解之緣，有“無湘不成軍”的諺語，湖南人才也多為軍事人才。
黃埔軍校辦在廣州，但它的早期畢業生中，不是廣東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蔣介石當年北伐統一全國的國民革命軍中，高級將領也是湖南人最多。這兩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
在中國範圍內，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補關係的是江蘇。江蘇在文教科技領域，全國遙遙領先，但在軍事領域，卻跌入谷底。尚文與尚武，兩種民性的差異，恰好代表了中國的兩極。
湘潭人毛潤之年輕的時候，對晚清湖南籍中興名臣佩服得五體投地，不只佩服一個，是佩服三個——
他親口說過，近代人物裡面，他最佩服曾國藩。這個大家都知道。
左宗棠，其實他也佩服，怎麼個佩服法？左宗棠寫過一對聯子自況，上聯是“身無半畝，心憂天下”。毛潤之的朋友，則這樣形容毛：身無半文，心憂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純屬膜拜。
至於胡林翼，則佩服到了為之改名的地步。“潤之”這個名字，與胡林翼的號（潤芝）嚴重撞車。
可見，湘軍人才群體對湖南的影響之深遠綿長，而且形成了偉人影響偉人、一流人物影響一流人物的格局。曾國藩之後，湖南總能出大人物，絕非偶然。
近一百多年來，湖南人的國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國藩影響和塑造出來的。他們的較真、韌勁、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國藩的“遺產”。1955—1965年期間，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授少將以上將帥1614名。湖南雖然排第三，落後於江西、湖北，但是其開國將帥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開國將帥，其中元帥3名、大將6名、上將19名、中將45名、少將131名。就全國佔比來看，湖南籍元帥佔了將近1/3，大將超過一半，上將佔1/3，中將佔1/4。中將以上將帥人數，湖南絕對全國第一。這些湘籍將帥主要分佈在湖南東部靠湘贛邊界的平江、瀏陽、茶陵、醴陵地區一帶。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一個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來完成人才終極逆襲，主要靠這兩點：
一靠自我奮鬥。湖南人個性堅韌，認定一個目標，就會死磕到底，有一種不信邪的騾子脾氣。青年毛潤之的名言“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最能說明問題。
二靠歷史進程。有句話叫“湘運之興，從湘軍起”。湖南“省運”亨通，真應該好好感謝曾國藩，以及影響了曾國藩的陶澍，被曾國藩影響的毛潤之。
參考文獻：
陳旭麓等編著：《中國近代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
王繼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王奇生：《中國近代人物的地理分佈》，載《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陶用舒：《論湖南人才的地理環境》，載《湖南城市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何麗君：《晚清（1840—1912）政治領袖區域分佈研究》，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最愛歷史
一個毛澤東就夠牛的了，尼克松總統自傳就說他在毛澤東面前就像小學生[呲牙]，還有個左公抬棺收復佔中國七分之一國土的新疆，湖南先後有多批影響中國政治進程的人物湧現，有以陶澍、魏源、賀長齡等為代表的經學主變派；以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經世派；
以譚嗣同、唐才常、沈藎、楊毓麟、熊希齡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焦達峰等為代表的革命派；以譚延闓、楊度、劉人熙、符定一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以及以毛澤東、蔡和森、何叔衡、張昆弟等為代表的新民學會派等，後更有一大群無產階級革命者為中國流血奮鬥。毛澤東一首詞《沁園春.雪》格局之偉，氣勢之足，千古無二。湖南在近代革命對中國的貢獻確實無出其右，書道：一部近代史，半數湖南人。還有廣東江浙也是革命大省，無數志士為中國拋頭顱撒熱血，令人尊敬，黃埔軍校湖南人居然有四分一，難怪黃埔有言："廣東人革命，江浙人出錢，湖南人流血。"，更有巜少年歌》唱道；"若道中華國亡，除非湖南人盡死！“。中華民族危亡之時總有人站出來大呼：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快樂無比的時光
這個話好像是湖南人楊度最先提出來的。楊度曾經留學日本，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當中，大量模仿德國，所以對普魯士推崇有加。楊度因此也對普魯士推崇有加。後來，楊度曾經跟人說湖南就是中國的普魯士，要想中國亡國，除非湖南人盡死。
這番話當然有楊度作為湖南人本身因為鄉土因素為家鄉唱讚歌的原因，但考察湖南在中國近代發展歷程當中的表現，這句話倒也真的不為過。
普魯士是德意志邦國當中地處西北地區的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不過後來靠著軍國主義，很快就發展起來，並最後完成了對德意志邦國除奧地利以外的統一。這種從落後到先進，並最後成為統一主導力量的情況與湖南在近代的發展歷程有一定的相似之處。
湖南在近代以前是一個相對落後，且政治影響力相對較低的一個省份。不過憑藉著曾國藩等人的崛起，湖南人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無論是滿清民國，還是共和國，湖南籍政治人士在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當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究其原因，和湖南獨特的湘潭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湘潭文化以經世致用為傳統，其實至少吸收了儒家文化思想，尤其是陽明心學，同時融匯了湖南當地民風彪悍的特色。所以，這種經世致用的文化傳統，形成了兩面性，一方面特別強調現實，另外一方面不擇手段。
所以近代湖南政治家的特點就是，敢想敢做，同時不拘小節，不擇手段。所以湖南政治家普遍能夠做事做大事，但是往往令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而從中國近代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湖南人確實在救國圖亡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曾國藩等人，在清廷的授意下組建團練，最後平定了太平天國，穩定了清王朝。但晚清時期，也是湖南人作為革命勢力的三大主力之一，推翻了清政府。民國肇始，又有多位湖南人比如宋教仁和楊度參與到國家政治體制的選擇鬥爭當中。共產黨從創立之初，就有不少湖南人。解放的時候，開國領袖當中的湖南籍人士數量眾多。因此近代非常有意思的一個現象就是湖南人廣泛出現在各種政治勢力派別之中。
楊度本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傳奇人物。他在多種政治身份當中切換，卻遊刃有餘。從這個角度上講，他是最能體現湖南政治家經世致用特點的人物。無論他的政治立場如何，我們都不能否認楊度本質上是一個愛國者，他向天下人許下的湖南人實現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諾言被他的同鄉後輩們實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