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一书生

国家不断的兴衰更迭，是封建王朝最明显的特征，在这种不断的推翻重来的过程之中，朱元璋也建立了一个让后世为之好奇的明王朝。虽然朱元璋是来自于草根，但是他在登位为王以后，也不断的励精图治，使得明王朝能够得以延续。

但是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却分外的看不上元朝时期的社会现象，也许正是因为深受元朝时期统治的影响，所以他才会在后来登上王位之后，说出了“元以宽仁失天下”的论调。

朱元璋为何要这样说，而元朝的宽仁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呢？

朱元璋之所以会说，元朝以宽仁失天下，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元朝的宽仁并非是宽厚仁爱，而是过度放纵，使得朝廷出现了问题，就跟着朱元璋的连刘伯温也曾经批评过元朝时期的朝纲制度。

在元朝时期法度相对较为宽重，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过大，所以很多人只图享乐，不图上进，最终导致了国家走向灭亡。正是因为元朝时期朝廷制度的松懈，使得朱元璋有了可乘之机，最终才能够一举拿下变成了开国皇帝。由此看来朱元璋之所以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就是因为元朝的过渡放纵，使得他有了一定的警惕心理。

元朝到底宽纵的地方表现在哪儿呢？其实主要是对于贪官污吏上的纵容。虽然现如今我们依旧在反腐倡廉，但是这个从古到今依旧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元朝是最为明显的。元朝时期的贪官非常多，但元朝对于贪官的治理力度却不够大。

科举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选拔人才，但是元朝却任用亲信，几乎将所有的职位收纳到了权贵的手中，所以这些高位就成了自家搭的班子。这种家族集团将科举制废除以后，更是让寒门有能之士，进入不了统治的内部，最终也就使得人才流失，而这些有亲属关系的人，更是拉帮结派，扰乱朝纲。

由于当时朝廷当中的大部分高官，都是皇亲国戚，所以对于这些人的处罚，也就成了一个难题。任何一个人都能够找到关系疏通，所以即使犯了再大的错，也依旧不能够将他进行最为严格的处分。而在朝廷当中拥有高位的人，又有着自己的一帮手下人，所以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甚至连国家级的官职，都能够明码标价的进行贩卖。可见当时的朝廷，乱到了什么地步，地方上的长官为了谋求一个职位，也不断地向朝廷进贡，而进贡的钱财全部落到了这些官员的手中。

最让人感到离谱的是，作为朝廷当中的重臣，有如此不思上进，甚至霍乱朝纲的行为，不但不受到处罚，反而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竟然能够以一己之力翻印钞票，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国家经济发生崩塌，通货膨胀使得人人吃不起饭。这种害群之马，怎么能够让国家继续前进和发展呢？最终被明朝推倒也就是最为显而易见的结果。

作为古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熟读四书五经，对于文化有着相当大的掌控力。但元朝时期由于废除科举制之后，选用的都是一些没有太多能力的皇亲国戚，所以这些人大多数都没有太高的文化素质，连省级官员里几乎都是一些文盲。这些人连大字都不识，竟然想要当官，所以国家最终走向灭亡，也是由于这些人的素质跟不上，在面对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猛烈攻击之下，也就只能够走向垮台的结局。

正是由于元朝时期的制度上的弊病，所以朱元璋也从中进行了反思，才得出了明朝时期必须要严肃朝纲，不要走元朝时期宽仁的老路。当然这种治国理家的智慧，是他在长期征战以及自身真切感受当中总结出来的。可见朱元璋能够成为开国皇帝，除了有来自于底层对于顶级生活的仰望之外，也有一定的能力体现。

猫眼观史

一说起元朝，首先想到的是残暴无道，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生不如死。

元朝有臭名昭著的三大恶：

第一恶，将人分为四等，南方汉人最低等，地位不如蒙古的一条狗。

第二恶，汉人女子的初夜必须留给蒙古人，与蒙古人共度三日之后，才能回家结婚。

第三恶，汉人活到60岁不能劳动了，就把他们扔进坟墓里头，每天只给一顿饭吃，饿死拉倒。

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无从考证，真真假假谁又能说的清楚呢！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作为元朝主要掘墓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了这么一段话：

元朝之所以失去了天下，是因为太过宽仁了。此言一出，犹如石破天惊，元朝不是以残暴著称的吗？这宽仁从何而来？难道朱元璋说错话了吗？

譬如法律，忽必烈就曾说过：

元朝奉行“慎杀”的原则，死刑犯必须再三核实，确认无疑之后才予以定罪，因为“慎杀”，元朝一年被判死刑者不超过百人。

再比如赋税，元朝灭了南宋之后，为了拉拢南人，采取了减税政策，南宋之时一亩地交税一斗，而元朝一亩地只叫三升，也就是说减税了70％。

应该说，这两项政策确实是好政策，但元朝在具体执行时却变了味。

这么一来就乱套了，本来一亩地该收三升，但到了省一级，收了六升，留下来三升；到了县一级，收了一斗，留下来四升；越往下越层层加码，到了百姓这里，要交超过之前数倍的税。

百姓生产的粮食还不够交税的，特别是元朝后期，大旱频发，蝗灾横行，百姓更是连口吃的都没有，更别提交税了，人都饿死了，除了造反，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所以说，朱元璋所说的“宽失天下”，指的是元朝治理国家太过粗放，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果然，朱元璋一上台就采取猛药去疴，严惩腐败的高压政策，彻底扭转了元朝制度上弊病。

一半秋色

朱元璋为何说:”元以宽仁失天下”?

元朝为何以宽仁失天下呢，只有通过历史，全面解读不一样的元朝，从中发现端倪，嘹解元史。

公元1258年，蒙古新任大汗蒙哥兵分三路，志在消灭苟处一方的南宋政权。第一路其弟忽必烈攻打湖北鄂州，第二路由大将兀良合改打湖南长沙，第三路蒙哥亲自带兵攻打四川，计划与忽必烈，兀良合三军会师后，灭亡南宋。

蒙哥率领蒙古大军在四川攻城掠池，势如破竹。蒙古军在合州钓鱼城受阻，钓鱼城主将王坚誓死不投降，利用钓鱼城倚山傍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与敌拼杀。

蒙哥率领大军围攻钓鱼城，被守城宋军弹石箭雨击中，蒙哥伤重而不治身亡。其弟忽必烈闻讯后撤兵回大都，同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先发制人，处死阿里不哥支持者，囚禁阿里不哥，最终忽必烈取得蒙古大汗合法化。

蒙哥的死，另到在欧洲和中东蒙古大军回撤，而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历史，兀烈旭在中东大开杀戒，征服中东各国，大将拔都率军西征欧洲，蒙古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西方封建国家闻黄色变，可见蒙古战斗力十分惊人。

公元1279年，廣东新会崖山海战爆发，元将张弘范率领大军在崖山海战击败张世杰宋军，丞相陆秀夫背七岁宋幼帝赵昺投海自杀殉国，数十万宋军民不堪受辱，纷纷投海自杀，至此宋朝灭亡。

宋之亡，乃是野蛮民族战胜文明民族，亦标致着中华古典文明的消殆丧失。

公元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乃为元世祖，从《易经》书里名句“大哉乾元"取名，定国名为元朝。元朝版图初现现代版图框架，乃为大一统的封建朝代。

由于连年战乱，蒙古兵所到之处，皆实行残酷的屠城政策，荒无人烟尸骨遍野，百里无鸡犬之声。蒙古贵族占领当地后，亦把游牧民族政策带到中原地区，对当地农田实行圈地化，用来长草养马牛羊。造成当地老百姓无田可耕，而流离失所。

忽必烈为巩固其统住，传承汉制汉文化，颁行省制度，吸取先进中原地区先进社会制度和生产力，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促进多民族之间的发展。

但蒙古人乃为游牧民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忽必烈将各族人民划分为四等人。

一等:蒙古人

二等:色目人

三等:汉人

四等:南人(南方汉人)

忽必烈以蒙古人为国之优等民族，亦为以后民族矛盾爆发埋下导火索。

公元1285年，吐蕃僧人杨链真伽被忽必烈任命为江南诸路释教总摄，掌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但杨琏真伽却垂谗会稽宋皇陵宝藏，不惜调动大军挖掘宋皇陵，把徽宗、钦宗、高宗、孝宗、理宗陵墓彻底挖掘搜刮金银珠宝，特别是看到理宗头颅栩栩如生，杨琏真伽便让手下将理宗头颅割下来，将其制成酒皿用来盛酒，献给忽必烈。但忽必烈对杨琏真伽的恶行不加严惩，反而放而任之，宋室之地被破坏，中原人最讲究叶落归根，死者为大。江南人民对蒙元仇恨之心不可不報，更加反抗蒙元残暴的统住。

忽必烈病逝后，继任的蒙古君皇放任官吏豪绅压迫百姓，让到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元顺帝执政时，黄河水患缺堤，多地受浸。元顺帝任命丞相脱脱主政修理黄河大堤，五十万民工受尽蒙古监工的刁难，苦不堪言。

民工刘福通、韩山童借黄河打捞上石人之际，"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刘福通、韩山童的农民起义，很快天下四方响应，群雄逐鹿中原，元朝政权大厦将倾，随时倒塌。

公元1367年，吴王朱元璋诛陈友谅，灭张士诚，平方国珍，定陈友定部。一统南方。

为消灭北方蒙元政权，由宋濂起草发布《讨北元瑜讨檄文》

自古帝王君临天下，皆中国之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文。

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公元1368年，徐达，常遇春大军攻入元大都，元顺帝北逃，至此元朝灭亡，朱元璋成立大明王朝，史称洪武帝。

由于朱元璋经历过人生苦难，其幼年丧父母，连埋葬其父费用一分都没有，全凭邻居刘继祖赠送一块地，以素衣包装入殓。年少时丧兄嫂，生活难以为继，靠乞讨度日，后循入皇觉寺当和尚，天下大乱，朱元璋步出皇觉寺大门，投奔凤阳郭子兴起义军，凭借自己卓越军事才能，终于出人投地，逐鹿中原，灭亡元朝，一统天下，成立大明王朝。

朱元璋亦感到:"元以宽仁失天下，"而亡国。宽仁并不是宽松仁义之意，乃是指法律宽松而执法毫无章程贯彻执行。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豪绅地主欺压百姓，令到老百姓生活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不得不揭芉起义，反抗蒙元残暴的统住。

由于蒙古人统住中原不彻底汉化，华夏文明已濒临灭亡。朱元璋推翻蒙元残暴的统住，拯救濒临灭亡的华夏文明，有再造华夏之神功。

历史爱好者88

这个问题大家要好好理解并不容易。

目前大多数人都认为元朝的统治很黑暗很残暴。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明太祖朱元璋说元朝统治失之于宽，并不是随口说说。朱元璋说的宽有两层含义，一是宽仁，二是宽松。

宽仁主要是从元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愿景来说的，就是说，元朝皇帝很宽仁，不忍心用严刑峻法治理社会，戕害人民。因为蒙古人当时全民信教，长生天是他们的共同的神，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民族，宽仁是他们起码的表现。

宽松是从管理能力来说的。大家都知道，管理是门技术活，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要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管理到位，是办不到的。蒙古人是放牛放羊出身，当初建国时，能认识七个字以上的人不多。

这如何能做到在如此大的范围开展精细化管理？做不到后来干脆少做一点，能把税收上来就行，就和放牛羊一样，牛羊之间叫唤，打架，随他去，更别说有什么文字狱。

但是，天灾还是要救的。元朝末年，朝廷召集了几十万人修黄河，这时有人趁机煽动汉人造反的：“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一个会修黄河的朝代，应该还不至于太差。

就是因为做不到精细化管理，元朝末年才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土地高度集中，财富高度集中，富人广厦千万，贫者如朱元璋家里，无立锥之地，于至于各地穷人揭竿而起，风起云涌，最后导致元朝灭亡，明朝建立。

朱元璋后来吸取经验，对社会进行网格化管理，把全国户口底本都搬到南京，把全国有700亩以上土地的人单列出来，随时准备劫富济贫，避免贫富差距扩大，造成新的社会矛盾，穷人揭竿而起。

坐看东南了

元朝的统治与其他汗国在中亚、东欧、西亚的封建体系相类似，主要精神是族群自治、宗教自治，充分尊重当地的原生权威，蒙古主要是作为监管人的角色存在，所以是非常宽大的。其法律简洁明了，多依据经验而定，充满朴素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又十分的宽仁。至于后世常说的“四等人”、“瓦罐坟”、“摔头胎”等，均属误解，可一一驳斥。

元朝的封建统治体系

元朝统治体系为后世所不了解的地方，主要是它的属人封建性质。元朝看待整个天下，是按照各族群自然存在的习惯法差别而定的，其统治方式就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例如对江南、河朔、蒙古、云南、西域、高丽，都是有所不同的。即便是像选举、税赋、刑法这样的全域性的制度，实行起来也有属人和属地的差异。

根据《元史·选举志》，其学校都有三种，分别是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三种国学都有蒙古、色目、汉人入学，只是庶人子弟的数量偏少一些，大多数是中上层子弟。同样的，税粮制度也分成多种，主要是“内郡”与江南的差别，内郡应该就是河朔关陇，实行的是一种接近唐朝前期的“租庸调”，江南则类似唐中期以后的“两税法”。众所周知，租庸调是一种半封建的税法，其衰亡之后，杨炎实行了“两税法”。这说明元朝清楚看到江南地区经过五代、两宋的统治，更习惯一刀切的税法。

《元史·食货志》：（中统）五年，诏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军、站户除地四顷免税，余悉征之。

《元史·刑法志·杂犯》：诸啰哩、回回为民害者，从所在有司禁治

另外，食货志记载，元朝非常强调宗教属人法，“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种田者，白地每亩输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税收轻到了以“升”为单位计算，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义务了。也里可温为基督徒，答失蛮为穆斯林信士，值得注意的是，儒人也被列入“宗教特权”行列。刑法上有时候也有差别，例如，诸啰哩、回回的列入“杂犯”的行为，允许以属人法来审判，即交给他们自己的“有司”；其次是蒙古人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也采取属人司法原则，裁判机构都是“宗正府”。另外，啰哩即为吉普赛人。

这套统治方式对习惯了一刀切的汉人而言，肯定有诸多不适，会得到一种自己受到欺压的印象。有时候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明初一些文人提到了一些案例，应该说是存在的。因为这种属人法很容易造成不公平的印象，从而又得出等级制的结论。例如高启的《元故婺州路兰溪州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 就提到了吉普赛人在江南为乱，由于属人司法原则的存在，对这批特殊的色目人，竟然无法可施。

元朝的宽仁

元朝的宽仁，在元史中随处可见，以宋濂为首的作者团时不时就发出感慨。元朝的这种仁政是儒家所没有的，它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生养思想，更接近中原的黄老之道。最典型的体现是《食货志》提到的，元朝因为税赋至轻，而赏赐较多，朝廷竟然根本就没有积蓄。历代的料民税民之聚敛，元朝也一律没有。对江南基本上采取沿袭宋制的办法，而且尽量减轻，例如纳税时采用宋朝斗斛，因为宋朝的一石只相当于元朝的七斗，农民可以省掉三斗，宋濂说道“其法亦可谓宽矣”。

元朝的宽仁还体现在刑法轻省上，例如笞、杖每一级都减少三下，流放之地比较舒适，北人到湖广、南人只到辽阳；很多死囚虽然判了，实际上仍在监狱终老，并没有实际执行。但正如上述，刑法上也存在属人司法原则，因人而异、南北殊制，就给了那些钻法律空子的人极大的发挥空间，再加上一些特殊身份人群的道德风险，就会导致冤案丛生。

四等人制：对一些元朝污点的辩白

后人对元朝的误解集中在四等人制，其次是“十儒九丐”，再次如“瓦罐坟”、“共用菜刀”等等。其实这些说法仅仅在明代官修的《元史》中就有反证。

一、儒生的地位。正如上文引用食货志，儒生是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相并列的，儒人种田者，纳税仅有3-5升，须知，10升才1斗，10斗才1石，可知这点税收是微乎其微的，只能说是象征性的。即便法律条文做不到，元朝官方对儒生的优待也是明明白白摆着的。

二、瓦罐坟。后世民间说元朝对汉人老弱是不养的，六十岁后就住进坟墓，每天送一次饭就砌一块砖，直到活埋而死。这种也许是某些色目人的特殊习俗，可能是存在的，例如日本电影《楢山节考》所反映的习俗。但《元史·刑法志》有明确记载，“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那就是说，元朝力挺薄葬风俗，连坟墓都不允许砌砖瓦，又哪来的瓦罐坟呢？

三、元代出现了《弟子规》和《二十四孝》，教导民众愚忠。这也不值一驳，因为《刑法志》明确禁止割肝、刲股、埋儿为孝。当然，这些行为可能很普遍，元朝官方百般禁止都禁止不过来。而且刑法宽仁，才笞三十七下。

最后，四等人制度虽然没有见于元代文献，但是在金国却是真实存在的。后人可能将元朝和金国搞混淆了，《三朝北盟汇编》记载，金国对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南人五种族群在权利义务上有显著差别，须尽义务时汉儿优先，享受权利时汉儿居末。这种制度在金国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金国实行儒家统治，强行划归一致，现实上却做不到，引发了种种冲突。而元朝实行差别治理，承认各个族群在习惯法上的差异，求大同、存小异，并没有深植仇恨。后世可能夸大了这种差别治理的弊端，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看成了四个等级。

世人对元朝存在这些误解也不是没有缘由，很大可能上，元朝末期的江南地区（南人地区）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就是，元朝的宽纵给了奸人最大的活动空间，这些人在元朝的差别治理体系中如鱼得水，通过消费这种宽松秩序而自肥，导致下层社会怨声载道。再加上钦察人不花帖木尔、燕铁木儿等人的专权以及重商主义政策，让商业为主的色目人特别舒适，而农业为主的南人却有很强的被剥夺感。否则元朝也不太可能被这么快就打垮了。（完）

历史咖啡

在所有的封建王朝当中，人们似乎都对清朝和元朝充满了不满。毕竟这两个朝代不是汉人所建立，因此本来莫须有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一定有

初夜权？杀头胎？四等人？瓦罐坟？

这是网上有关于元朝“残暴”的主流说法，这里给大家大致介绍一下：

何为四等人？统治者蒙古人作为第一等级，按照征服的时间顺序，又有着色目人、汉人、南人三个等级。根据不同人的等级，在科举、做官、刑法等方面有所不同。

何为初夜权？指代的的是汉人和南人在结婚之前，新娘需要先去当地蒙古统治者那里住三夜，最后才能把他送给新郎（元朝初期每一部分的汉人，都对应一个蒙古人管辖）。

何为杀头胎？因为蒙古人享有了初夜权，所以很多汉人在结婚之后，有了第1个孩子就会把他摔死。因为有可能这个孩子是蒙古人，并不是自己的血脉。

何为瓦罐坟？是说元朝的时候蒙古人认为，人到60岁就老了，只能消耗不能产出。规定每家每户把老人放墓里面，家里人每天送一次饭，送一次放一次砖，堵上了就算是埋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真是这样吗？我们不置可否，因为历史实在是太过遥远。有人说这是后人的抹黑，也有人说可能只是某一段时间里面出现过。

元以宽失天下——宽的是方方面面！

上面这两句话是出自朱元璋之口，意思是说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实在是因为太宽。其实不仅仅是朱元璋，明朝的很多大臣也是持有相同的意见：

类似这样对于元朝的评论，在明朝初年的很多文献中都有出现。如果单独从这几句话来看，元朝的宽似乎都是在刑法上面，其实不仅是如此。

元朝“宽”在帝位继承：元朝作为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是一个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打天下可以在马背上，但是做天下就不可以了。

历往朝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就算你是再有钱再有权势，只要不是皇帝的儿子，你都没办法继承。但是元朝不一样，每次可汗驾崩，都要争的头破血流，在草原的时候就已如此。

元朝宽在“税赋”：因为南宋作为元朝最后攻克下来的王朝，为了拉拢这一批人，他们大规模减少南宋地区人的税赋。就有了下面这段历史记载：

这样似乎很好啊，但是你得看是谁来收租！刚开始还是元朝的政府，但是后来就又成为了个人？这个个人是谁？一般是地方豪强，但是最多的还是元朝安排在某个地区的第一等人。

如果上行下效还好，关键是做不到。上面减税了，但是收着收着感觉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因为地方豪强加税。但是为何还有“吴中富盛闻天下”？ 这里的吴中富全部都是上层，苦的还是百姓。

不是说元朝残酷吗？怎么这么好？原来蒙古人虽然看不起“南人、汉人”，但是不代表不需要他们支持。之前是打天下，可以屠城。现在是守天下，子民就是自己的战力。

还有后来和珅提出来的议罪银制度，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元朝这里。只要你犯了罪，只需要相应的钱来赎罪就好了，最后苦的还是底层人。就算是后来南方大乱，上层元朝还没有多少严酷的刑罚。

（元朝是少有的没有文字狱的朝代，也很少有人是因为谏言被杀头。）

元朝宽在治理：其实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元朝初年，元朝的行政实权，很大一部分都在汉人手上。一是为了拉拢当时的汉人，二是游牧文明管理农耕文明还是有差异的。

但是因为1259年李璮造反，最后才被重新收回到蒙古人手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元朝皇帝，都是视汉人为眼中钉。

比如说后来的仁宗、英宗和文宗就会重用汉臣，而武宗则是打压，他在位时期顶级的臣子当中，只有一个是汉人。

不同的政治团体，出谋划策的内容肯定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一会对汉人好，一会对汉人差。

但是差的时候还是居多，因此矛盾越积越多。到了元朝末年就算是全部汉臣集团，也已经回天乏术了。为何这么说？和狼来了道理一致！

比如某个皇帝时期，汉人集团掌控实权，对汉人政策大好。但是宏观调控一般是十几年才显示出来效果，还没有成果的时候，皇帝驾崩了，新的集团出现。

原先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点好感，随着蒙古人集团横行，又重新回到最初，甚至是更差。毕竟差了给了点好处会感恩戴德，好了稍微差一点就会哭爹骂娘。

总而言之，元朝一宽在继承，顶级管理混乱；二宽在税赋，初衷好结果差；三宽在刑罚，让人不知畏惧；三宽在管理，民众哀声怨道！

史之策

答：朱元璋的确是说过类似于“元以宽仁失天下”之类的话，而元朝也的确是“宽仁”。

有众多史料可查，“元政宽纵”的说法属实不虚。

其“宽仁”主要表现在吏治宽松、政简刑轻、文化多元、不抑兼并、重商轻税等等各方面。

不多说了，直接上干货。

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元顺帝命中书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据《大元通制》编定第三部法律《至正条格》，该书序言中，赫然自称“我元以忠质治天下，宽厚得民心”。

如果说，这只是统治者的自吹自擂，可以对比一下元末文人叶子奇所著《草木子》一书中关于元朝统治的评价。

该书称：“自世祖（指元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这真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

如果说孤证不立，再看与叶子奇同一时代人丁鹤年所作的《送月特郎定江浙赋税还大都》，其颂称“力役均平赋敛轻，去者讴歌来鼓舞”，大赞元朝的安乐景象为“生逢舜日当尧天，经营内外皆英贤。八十衰贫百无补，茅檐击壤歌丰年”。

甚至，推翻了元朝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承认“元政宽纵”。

《明太祖宝训》中记载有朱元璋说过的原话：“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

朱元璋说这句话的背景，主要是想表达自己实施“猛政”、“重典”是在“惩元之弊”。

但明初大臣刘基、宋濂等人也同样认为元朝太过“宽仁”。

宋濂主修《元史》中屡有提到：“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本于宽。”

说到这，有人也许会问了，秦施暴政而天下乱，这一点好理解；但元施宽政为什么也会引发天下大乱呢？

《元史》里其实也作了解释：“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缓弛而不知检也”。

即施政太过“宽仁”，对人民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从而纵容了动乱的暴发。

叶子奇的《草木子》解释得更清楚：“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

贫富不均，是古代任何哪个朝代也难于消除的现象，法度既宽，难免就会发生贫者仇富、抢富、劫富、掠富等现象。一旦这些现象没遭受到象样的惩处，类似恶性事件，就会越演越烈。而当有野心家参与其中，煽动起民族情绪，其所产生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那么，元朝在中原统治的崩盘，那就见怪不怪了。

朱元璋颁发伐元檄文的时候，也并没有拿元朝的政治说话，只说“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实乃天授”，承认“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称赞元朝“与民为主，传及百年”“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

想想看，朱元璋出生于赤贫之家，父母死时连葬身之地都没有，可谓苦大仇深。

但他在讨伐元朝的时候，并没象骆宾王发《讨武曌檄文》那样，大曝讨伐对象之罪，反而为之“唱赞歌”，这难道不是非常奇怪的事吗？

原因只有一个：“元政”实在太过“宽纵”，拿这个点说事，激发不起民众同仇敌忾的斗志。

事实上，朱元璋对自己早年的悲惨境遇主要是归咎于天灾人祸和世道的不公，对元朝，他是感恩怀念地说“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还有，因为元朝“政宽、刑轻、赋薄”，所以，元末出现了很多协助元朝平定埃的义军，如察罕帖木儿、陈友定、杨完者、李思齐等等，这些人，都是主动毁家杼难，招兵买马，以维护元朝统治的。

李则芬因此在《元史新讲》中提到：“元代军队数量比其他朝代少，又因承平日久，到了末年，已经丧失了战斗力。顺帝至正间，各地的戡乱战役不分南北，全靠当地人民自动组织及政府号召征募的义军替朝廷卖命。”

另外，元末殉难的儒士也很壮烈，如江西行省参政刘鹗，被反元义军擒获后，宁死不降，绝食六日而亡，还写下绝笔诗昭著后人：“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

另一文士王翰拒绝朱元璋的招安，声称“义不仕二姓”，自杀身亡。

没有殉难的名儒，因为眷恋和怀念前朝，也多不愿出仕新朝，如李祁、郑玉、陈亮、戴良等等。

说了这么多，有人会问，元朝的“宽仁”到底会“宽仁”到什么程度呢？

还是举个例吧。

最能反映元朝“宽仁”政策的，无非在于其对刑法的态度。

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说：“人命至重，悔将何及，朕实哀矜。”“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

即元朝的法律原则是“慎刑”、“慎杀”。

怎么“慎杀”法呢？

一句话，元朝的死刑犯，累经各级衙门审断后，极少有能够执行的！

叶子奇的《草木子》曾描述说：“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皆老死于囹圄”，以致于“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睹斩”。

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绝对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元史•刑法志》感叹说：“盖古者以墨、劓、剕、宫、大辟为五刑，后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备五刑之数。元因之，更用轻典，盖亦仁矣。”

所以，诸如“初夜权”、“杀头胎”、“杀汉人赔头驴”、“三等汉”之类奇谈怪论，其实都是后人臆想出来的，并不存在。

话说回来，元朝为什么会出现“宽政”呢？

主要与草原旧制有关系。

蒙古草原旧制原本的治理制度是很简单的，进据中原后，既缺乏全面系统的社会经济政策，也缺乏充足且合格的吏治人才，于是元朝帝王就干脆做甩手掌柜，不问政事，交由“家臣治国”，最终导致吏治不清、反贪无力、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宽松。

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元朝统治黑暗，主要是明中叶以后，明朝长期面临“北虏”之患，尤其在“土木堡之变”爆发后，明人对蒙古人更加仇视和敌对，就不断地对元朝及蒙古人进行不遗余力的黑化、甚至妖魔化。

明亡后，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压榨和奴役非常过分。而清朝统治者和元朝统治者有一共同点——都是由关外杀进来的少数民族。

所以，人们在谈论元朝的时候，会想当然地把清朝施行过的暴政嫁接到了元朝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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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好解释的，朱元璋乞丐出身，业务水平实践经验很高，但眼界和知识水平真的很低，胡说八道的屁话成堆，你信他的才叫见鬼了。

元朝野蛮残暴是毫无疑问的，但正因为其野蛮，所以管理上就是强盗水平，社会管制水平极低。这跟宽仁没有半毛钱关系。

朱元璋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政治嗅觉，想强化对基层的统制，又想找点理论依据，结果一扯理论依据，就显示出他肚里的词儿太少，分不出管治水平低和宽仁的区别，自以为是的胡说八道。大臣们不敢，并且犯不着为这种小事纠正他。

朱元璋知识水平真的太低了，但凡他有点眼界和知识，会设计出亲儿子当藩王镇边疆这种作死制度？

会设计出官员低薪这种脑残制度？

会设计出废除宰相，皇帝不用代理人兼背锅侠，亲自处理大小事物，集天下怨恨于一身的作死制度？

可以说，中国此前历史上2000多年总结出的正确道路，朱元璋一个都没走，反而是历史上栽过的跟头，朱元璋都要重新栽一遍。朱元璋设计的明朝制度，在开始阶段简直就是汉朝水平，开了近2000年的历史倒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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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元朝有的只是暴虐，“宽仁”不过是高级黑，或者是朱元璋治理天下实施苛政的舆论战罢了。

元朝几户共用一把菜刀是宽吗？还有，大家知道连坐制度不是开始于元朝，但是连坐保甲在元朝得到了创新。汉人十户为一保，保长是内定的，只能是蒙古人干保长。保里头的财产和女人归保长支配。谁家娶媳妇，初夜权是保长的。汉人敢怒不敢言，只能偷偷把投胎婴儿摔死。周作人先生在《谈龙集》中《初夜权》篇的序言中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元法规定，汉人杀了蒙古人要偿命的。反过来，蒙古人杀了汉人，给点赔偿就行了，而且赔偿最多不能高于一头牛的价值，人命只值一头牛的“仁”从何说起呢？

由此看来，朱元璋说的元朝宽仁，还真的让人费解。

如果说深究元朝失去天下的原因的话，首先是蒙古人采取了敌视汉人的政策，实行登记管理，把蒙古人定位一等人，汉人在色目人之下。没有让蒙古人很快融入汉族人的文化生活是元朝统治者的一大败笔。

其次就是废除科举制，人才选拔靠血统论。世袭才是选官员的唯一途径，只有蒙古人可以顺理成章当官，而所谓“推举“只是遮羞布，根本不能公平和公正。汉人要想通过功名来报效国家，光宗耀祖简直比登天都难。一个有志向的汉人，没有正常渠道上进，只能自暴自弃或铤而走险。

这点满族人做得就好多了，康熙皇帝尊孔，精通汉文化，甚至声称自己是汉人。重用汉人中的文人学士，吸引汉族人才进京做官。从祖大寿，洪承畴，袁崇焕到李鸿章，左宗棠和曾国藩，无不为清朝的打天下左天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还有一点是元朝的懒政败了家。元朝失去天下，没有“仁“之说。如果说“宽”的话，倒是有一点，那就是元朝的游牧民族习惯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对于管理天下没有兴趣，更没有研究商鞅先生的愚民和御民之术，胡服骑射，夜夜笙歌让他们乐此不疲。

元朝没有有效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法令不出大都。财政收入被层层截留，不能上缴到国库，国库空虚，官员富得流油，百姓饥寒交迫，民怨沸腾。基层政府官员都是被流氓恶棍和家族集团把持。家法代替国法，私法代替公法。冤假错案频出，人民伸冤无门，多少人比窦娥还冤。而那么多年，从未见元朝统治者有一次扫黑除恶。

元朝还“宽”在上层建筑的重大失误。在对汉人欺压剥削的同时，意识形态却相对宽了多。好多上进无门的汉族文人，通过文学作品映射元朝统治，煽动不满情绪，却没有人管管这事。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元朝的权威和形象，挑起汉蒙矛盾，动摇了元朝统治根基。

总的来说，宽也好，严也罢，仁才是基本国策。国家安定，国富民强才是根本。离开了这个根本，宽严都不能长治久安。要不然眉山的歪脖子树也不会成为朱由检的归宿，洪武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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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宽的准确意思是“管不过来”，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是地方太大了，没有能力管理好。这个其实很好理解。1、人数。当时的蒙古人也就只有百来万，而管的地方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当时在高层内部分成两派，杀派和役派，本来是杀派占上风的，但是和宋嗑了几十年，发现，这么搞下去，宋人足以尽杀蒙古人，于是役派占了上风；2、内斗。元稳定之后，上层的争权夺利变得非常严重，于是，先一分为四，而后就更乱了，这种内斗，不仅造成大量的精锐自相残杀，更严重的是战斗力和人员补给都跟不上，原来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团一下子全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于是，短短数十年大蒙古帝国很快就龟缩瓦解了；3、腐败和极端享受。由于权力来得太快，而又没有相应的文化和制度跟进，于是就造成了统治阶级除了享受就是享受，还谈何战斗力和凝聚力；4、文化的缺失。简单地说，就是灵魂跟不上身体的节奏，导致灵魂出窍！5、自我封闭。由于本身就是游牧民族，而一旦强大起来，往往非常容易自大，目空一切，于是他们更会偏向血统论，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德国的日耳曼，日本的大和，满清也是），很多人以为这是闭塞，其实没有这么简单，歧视和利益分割才是根本，这样一来，更容易陷入死循环；6、管理人员的严重不足。当时的蒙古人，把力量最强大的部分主要放在了军队里，所以，留到地方管理的人员大多数是老弱病残，这样一群人，而且人数还严重不足，然而更可悲的是他们不相信其他人但又不能缺一些辅助的管理人员，那这样一来呢！聪明的汉人就有足够的机会慢慢欺上瞒下，尽力忽悠，久而久之，蒙古人除了获取钱财和一些女人，其余的事情基本上都让汉人做了，这样就会造成更严重的腐败和松散！这个证据特别好找，看看朱元璋对官吏管理的狠劲和对腐败的零容忍就可以知道当时社会的问题有多严重了，同时，朱元璋极力加强了中央的统治权和各部门权力之间的制衡，这一切都是从前朝获得的经验教训……宽字，值得好好探讨！

關鍵字: 明王朝 历史 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