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者形象成為南宋時期詞作抒情形象的主流

1127年,金人的鐵蹄踏破了宋人的酣夢,史稱“靖康之變

”。神州陸沉、山河破碎的慘痛現實強烈地震撼著人們的心靈,也同樣震動了宋代詞壇。一時間,富於民族思想的詞人莫不慷慨激昂,藉詞章抒發收復失地之壯志雄心。而南宋統治者採取投降政策,偏安江南一隅,令志士仁人滿腹忠憤無所宣洩,也只能託興聲律,長歌當哭,一洩抑塞不平、鬱勃蒼涼之氣。自南渡以迄宋亡,愛國悲國的歌唱成為時代的強音,延綿不絕。如果說南渡之前抒情之詞抒發的是詞人主體情感的話,那麼這種情感體驗是以個體為主的。較多的是反映個體的生存境況。雖然其中也有不少深層感受超越了自身,但畢竟大多是從個體意識出發的。然而南渡及南渡以後的慷慨悲歌,詞人則由對自身的關心和注意轉向對國家人民的關注,並形成當時詞人的一種群體意識。

愛國者形象成為南宋時期詞作抒情形象的主流

山河破碎繪圖

夏承燾在《天風閣學詞日記》中也寫道:“有宋一代詞,事之大者,無如南渡及崖山之覆。當時遺民孽子,身丁種族宗社之痛,辭愈隱而志愈哀,實處唐詩人未遘之境。酒邊花間之作,至此激為西臺朱鳥之音,洵天水一朝文學之異彩矣。”在這些愛國悲國的詞中,抒情主人公運用個性化的語言,表達大致相同的家國之恨、故國之戀和立志恢復之氣節,因此稱之為“群我”形象。一、群我心聲。靖康之難前後的半個世紀(1111—1160),人稱南渡時期,這是由北而南的過渡時期,也是愛國詞高漲的準備時期。南渡時期的主要詞人有李清照、葉夢得、向子諲、張元幹、朱敦儒、李綱、趙鼎、周紫芝、陳與義、王以寧等。宋室南渡前,除李清照、朱敦儒外,大都擔任朝廷官職,南渡後均流落江南有的仍繼續供職朝廷或為地方州使。

愛國者形象成為南宋時期詞作抒情形象的主流

南宋詞人張元千紀念館

隨著命運的轉變,他們的作品在抒情形象上,前後期也有很大變化。南渡前的作品是個性化的,如李清照詞中是纏綿情愛的大家閨秀,朱敦儒詞中是縱情山水的狂放之士,張元幹也有許多代言之作,但靖康之難驚醒了詞人的繁華美夢,面對山河破碎、故鄉淪陷,民族意識開始覺醒,愛國情感噴發,歷史使命感升騰。因此,充滿民族患意識、國家生存危機感的愛國者形象成為這一時期詞作抒情形象的主流。這類“群我”形象,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整頓乾坤都了:對破碎山河的銳意恢復之志。以李綱、張元幹為代表的詞人作品中充滿以天下為己任,挽狂瀾於既倒的英雄形象。李綱《蘇武令》寫道:“調鼎為霖,登壇作將,燕然即須平掃。擁精兵十萬,橫行沙漠,奉迎天表。”張元幹更慷慨高歌,《過白彪訪沈次律有感十六韻》:“忠義等籌略,始終誓復仇,志願久已確。”《隴頭泉》:“整頓乾坤,廓清宇宙,男兒此志會須伸。”《石州慢》:“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

。”

愛國者形象成為南宋時期詞作抒情形象的主流

張元幹故居

他的兩首《賀新郎》(“曳杖危樓去”、“夢繞神州路”)更是悲憤激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雲:“慷慨悲涼,數百年後,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氣。”它們既是張元乾的代表作,也是這一時期愛國詞的代表作,甚至早年吟風弄月的向子諲也說“

疲兵敢犯犬羊鋒”,早年瀟灑輕狂的朱敦儒也有“奉天威,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蘇武慢》)的志氣。第二,奇謀報國憐無用:對投降政策的悲憤難平之氣。當時朝廷對金作戰有一種強烈的怯懦畏懼心理,如朱熹所說:“當時講和本意,上不為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怯儒,為苟歲月計”。因此,愛國的文人志士壯志難酬,請纓無路,內心充滿了苦痛。“中興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有代表作《水調歌頭》上片雲:“兵氣暗楚,江漢久淒涼。當年俊傑安在,酌酒酹嚴光。南顧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蕩矯首訊穹蒼。歸去謝賓友,客路飽風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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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路

詞有小序,雲:“過桐江,嚴,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宮祠,有終焉之志。”詞裡流蕩著鬱勃不平之意,激憤慷慨之情。“南顧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蕩,矯首訊穹蒼。”從這三句詞裡我們清楚地看到詞人關注的是現實,他為南宋因權奸誤國呈危機情勢而痛心疾首,無奈之際只能仰問蒼天了,寫得何其悲愴。又如趙鼎的《滿江紅》下片雲:“天涯路,江上客。腸欲斷,頭應白。空首興嘆,暮年離拆。須信道消憂除是酒,奈酒行有盡情無極。便挽取、長江入尊罍,澆胸臆。”直抒憂患之胸臆,腸斷頭白,搔首興嘆,皆因家國之恨,借酒澆愁,乃酒有盡而愁無窮矣!只有挽取滔滔長江水入酒杯,才能稍減心中之鬱悶。此激昂怨慕之言,至今讀之猶慷慨不已。再看布衣詞人朱敦儒《蘇幕遮》雲:“有奇才,無用處,壯節飄零,受盡人間苦。”《水龍吟》雲:“回首妖氛未掃,問人間、英雄何處。奇謀報國,可憐無用,塵昏白羽。鐵鎖橫江,錦帆衝浪,孫郎良苦。但愁敲桂櫂,悲吟《梁父》,淚流如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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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龍吟意境

真是道盡南渡詞人之心聲。還有王以寧《漁家傲》憤怒揭露投降政策所造成的惡果:“往事閒思人共怕。十年塞上煙塵亞。百萬鐵衣馳鐵馬。都弄罷,八風斷送歸蓮社。”李彌遜《水調歌頭》指斥他們對主戰派李綱的排擠打擊:“昂霄氣概,古來無地可容才。……有意謝軒冕,無計避嫌猜

。”都能切中要害。第三,故國目斷傷心切:對故國的緬懷之情。一場靖康之難把生活於北宋末年的人的生命斷為兩截,一半留在北宋,一半留在南宋。故國之戀,成了南渡詞人共同的主題和情感寄託。這樣的故國之戀因為同對舊我生活的眷戀深刻聯繫在一起,而顯得更加真切動人。即使是被薛礪若在《宋詞通論》中稱為“頹廢的詩人”者也有一定數量家園之恨的作品,如向子諲,早年之作多花間月下,如《滿江紅》:“老我來,懶更作淵明閒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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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之意境

《驀山溪》:“掛冠神武,來做煙波主。南渡以後之作多有故土之思。”如傷悼徽欽二帝之北狩的《阮郎歸》:“天可老,海能翻。消除此恨難。頻聞遣使問平安。幾時鸞輅還。”還有充溢著國破家亡悲情的《秦樓月》:“芳菲歇。故園目斷傷心切。傷心切。無邊煙水,無窮山色。可堪更近乾龍節。眼中淚盡空啼血。空啼血。子規聲外,曉風殘月。”布衣詞人朱敦儒早年個性疏狂放浪,過著“詩萬首,酒千觴”的風流浪子生活,可是靖康之難的戰火也把他捲入漂泊的難民潮中,主人公由“幾曾著眼看侯王”的“清都山水郎”(《鷓鴣天》)變成了“飄零到此”的“天涯倦客”,詞風由瀟灑飄逸變為悽苦憂憤,有《風流子》雲:“有客愁如海、江山異,舉目暗覺傷神,空想故園池閣,卷地煙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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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如海的詞意境

李清照雖然堅持“詞別是一家”,不會用詩的手法去作詞,但前後詞風亦有明顯變化,前期的抒情主人公是帶著甜蜜的哀愁的閨中少婦,後期的抒情主人公則已成為無家可歸的飄零老婦。故國的哀傷投影在一個不慣南方生活的“北人”身上,平常的細節令人心驚,如《添字採桑子》:“

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捲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霪。點滴霖。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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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蕉樹繪圖

《永遇樂》:“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燃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些詞表明他們無時無刻不在繫念已經淪陷的故園和遭受少數民族統治者蹂躪的中原父老。由於時代的感召,這一時期的詞人們血沸騰,不可抑止地要表達自己滿腔的愛國熱,他們無暇在藝術上進行精雕細刻,因此這時期的詞作在藝術表現方面難免粗疏,有些詞甚至帶有政治口號化的缺陷,但它的主流精神無疑開啟了下一個詞的高峰時期的到來。南宋中期,一些愛國詞人把詞作為言志的載體,把筆桿子變成了槍桿子。代表人物有張孝祥、韓元吉、陸游、王質、辛棄疾、陳亮、范成大、劉過等,形成了一個廣大的愛國詞人群,因為愛國詞人群中以辛棄疾最為傑出,所以又稱為“辛派詞人”葉適在《書龍川集後》曾言:“(陳亮)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嘆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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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詞人辛棄疾繪圖

深知其師的辛棄疾門生範開在《稼軒詞序》中也說:“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確實,辛派詞人在文學觀念上發生很大轉變,把詞作為抒發懷抱的一個載體,由言情轉為言志,變兒女之情為風雲之氣,由音樂文學變為純粹的抒情文學。無論是同時代人還是後代人,讀到這些俯仰激昂悲愴低徊的愛國詞,都會被其中展現的懷抱和情志所感動。朱熹曾言:“右紫微舍人張伯和自書其父之詩詞以見屬者。讀之使人奮然有擒滅仇虜掃清中原之意。”南宋晚期被詞論家們稱為風雅派詞人的作者,他們結社唱和,以前常被批評為只著眼於個人的離愁別恨其實他們也同樣不乏有麥秀黍離之悲的作品,他們無可奈何的傷感情緒同樣是時代形勢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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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感情緒意境

​他們雖無慷慨陳詞,但家國興亡之感還是流露在作品中的,如姜菱的名篇《揚州慢》(淮左名都)、《淒涼犯》(綠楊巷陌秋風起)、《惜紅衣》)(簟枕邀涼)、史達祖的《滿江紅》(緩西風)、《齊天樂》(西風來勸涼雲去)。高觀國與史達祖唱和的有關詞作中,也表達了對國家前途的憂患,如《雨中花》(拂西風)吳文英則寫了不少悲今悼昔之作,曲折地寄寓了詞人對國事的關懷,如《八聲甘州》(渺空煙四遠)、《高陽臺》(帆落回潮)等。而王沂孫周密、蔣捷、張炎等人,由宋入元,身經家國鉅變內心壓抑的愛國之情、黍離之悲或直接表達,或曲折地寓託在寄答、寫景、詠物等題材的作品內。如王沂孫的《齊天樂·蟬》、《眉嫵新月》,周密的《一紅·登蓬萊閣有感》、《三妹媚·送聖與還越》,蔣捷的《女冠子元夕》、《賀新郎·吳江》,張炎的《解連環·孤雁》、《淒涼犯北遊道中寄懷》等等。這些作品都是痛悼南宋滅亡大合唱中不絕如縷的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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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患的意境

張預在《重刻山中白雲詞跋》中也談到這種情況。他說:西湖故多沉憂善歌之士。自南渡之際,故家遺老,愴懷禾黍,山殘水剩之感,風惕月傷之思,流連紆鬱,忍俊不禁,往往託興聲律,借抒襟抱。其尤工者,比物儷華,言促意長,後人之推尚其作,至比於草堂詩史,謂興亡之跡,於是乎系焉。此話意謂南渡詞人面對破碎山河、愁苦風月的審美客體,內心引發的黍離麥秀之悲和抑鬱痛苦之情,通過詞這一種文學樣式真切鮮明地宣洩出來;這種主客體的高度融合,深切地打動了讀者,後人讀之,也不免深有興亡之感,如同安史之亂後閱讀杜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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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苦風月的審美意境

南宋滅亡前後,詞人們以自己的微薄之聲發出最後的呼號。劉克莊的《賀新郎》(北望神州路)中,評時政,斥權貴,壯語足以立儒。劉辰翁的《賀新涼》(一勺湖水)、《柳梢青》(鐵馬蒙氈)等,或悲慨淋漓,或沉鬱蒼涼,表達了對國土淪亡的深切傷痛,充滿著劉氏特有的深情苦調。他讀李清照的《永遇樂》為之涕下,並以李清照的口吻和原詞的聲韻重填此詞,說自己比李清照所作“悲苦過之”。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於宗邦淪陷之後眷懷麥秀,寄託遙深,忠愛之憂,往往形諸筆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文天祥的《江月》(乾坤能大)壯詞悲語交織,結句中表示,即使以身殉國,魂魄也會變成杜鵑飛回南方,為宋亡泣血哀啼,真可謂肝膽照人,激越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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