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时光荏苒，岁月悠悠，转眼间，2019年已经过去，崭新的2020年正向我们走来。过去的2019年，是激情跨越的一年，是务实奋进的一年，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这一年甘谷县紧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焦精准脱贫主攻方向，按照“以商兴城、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全面发展”的思路，深入实施“强农、重工、活商、兴教”四大战略，加快推进“一城四园四基地”建设，呈现出管党治党全面加强、经济发展持续向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一年来，哪些新闻让您难以忘怀，哪些瞬间让您温情暖暖？让我们一起回顾2019年的精彩瞬间，一起见证不平凡的2019。即日起，甘谷县融媒体中心推出《2019年度甘谷十大新闻》系列报道。
2019年度甘谷十大新闻系列报道<strong>之二：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10月7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发布《关于核定并公布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
通知指出，国务院核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确定的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762处）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共计50处），现予公布。甘谷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毛家坪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继2001年大像山石窟入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又一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磐安镇毛家坪村，是中国西北地区一处重要的遗迹，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至周秦时期。依据毛家坪考古发掘成果推断，毛家坪遗址区域内人类活动始于新石器年代，经历了周秦时期活动后被废弃。1947年裴文中先生首次发现毛家坪遗址，1981年毛家坪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1983年、2012——2014年，考古工作者对毛家坪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科学考古发掘，在早期秦文化考古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2014年甘谷县人民政府成立了毛家坪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
另悉，申报工作从2018年11月开始启动，2019年2月完成申报第八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各项工作。毛家坪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我县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创造条件让全县社会各界参与文物保护，深入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工作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金戈铁马——甘谷毛家坪遗址的重要发现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侯红伟
天水境内甘谷县位于渭河上游，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就在此进行活动，传说人文先祖伏羲在此教授人民结绳记事、张网捕鱼、演绎八卦。商周时期，这里是西戎部落重要的聚集区，盘踞着众多的西戎部落，牧马放羊、相互攻战。西周破灭，秦人崛起，秦武公灭冀戎，将势力拓展到甘谷；秦穆公霸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这里成为秦国称霸重要地区。可以说甘谷县是研究史前文化、追溯秦文化、秦人历史始终绕不开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当下极具盛名的毛家坪遗址还仅仅是甘谷县磐安镇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当地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掩藏着诸多秘密。
发现历程
1947年，著名学者裴文中先生在渭河流域调查时意外发现了毛家坪遗址。后经甘肃省考古专家张学正等人的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毛家坪遗址为周代文化遗存（此时周秦文化在甘肃还很难明确区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秦人、秦文化会是该遗址留下的主要历史气息。1982年、1983年尚就读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赵化成受导师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派遣与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青年干部宋涛先后两年在毛家坪遗址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毛家坪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当时限于条件，仅仅发掘了200平方米、20多座墓葬，比起现在动辄上千平方米、数百座墓葬的大型发掘项目是小之又小，但是它的意义却非同凡响。当时学术界对秦人墓葬的认识多是陕西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秦墓的资料。而这批毛家坪的秦人墓葬从形制上看与关中地区春秋时期秦墓一致，但其出土的陶器却有明显的西周风格。经多方证实，赵化成教授在《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批墓葬属于西周时期秦人墓葬的论断，正式将秦文化考古拓展到了西周时期，开启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这在秦文化考古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楚简疑云
2008年，清华大学收藏的“楚简”（称“清华简”）《系年》记载： “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是秦人的先祖，商纣的臣子），商盖即商奄（在山东曲阜一带）。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 “朱圉山”为古代名山，在今甘肃甘谷县渭河南岸，因其红色砂岩而得名，《禹贡》将其与鸟鼠山、太华山并列。
经考古调查发现，朱圉山附近最大的一处秦文化遗址就是毛家坪遗址，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这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再加上早期秦文化的序列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再次发掘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是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五家单位2004年组建的从事早期秦文化考古工作的专业研究团队。联合考古队的课题组组长兼首任队长正是上世纪80年代首次发掘毛家坪遗址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教授。从组建至今十余年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陇山东西两侧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足迹遍布陇南、天水、宝鸡等地，并选择礼县大堡子山、鸾亭山、西山、清水县李崖遗址等重点遗址进行发掘，成果丰硕。2008年后“清华简”被解读，提供了秦人东来说的文献证据，但是秦人西迁朱圉山，尚缺乏考古证据，2012年在赵教授的提议下，联合考古队将目光再次投向了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起点——毛家坪遗址。
辉煌成果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正式发掘毛家坪遗址。历时3年，累积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199座，灰坑752个，车马坑5座。共出土铜容器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这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全身覆盖彩绘漆甲的战马战车随葬坑。
子车戈出土于自毛家坪遗址中等级最高的墓葬，编号为M2059。M2059为典型的秦文化墓葬，墓口呈东西向长方形，墓壁平整光滑，墓壁四周各开有壁龛，龛内均有殉人，经鉴定殉人均为年龄在17-32岁之间的女性，可能是墓主的侍妾。随葬品主要集中在墓室西侧头箱内，主要有青铜器15件：5鼎、4簋、2壶、1甗、1盘、1匜及青铜器兵器，陶器有喇叭口罐等16件。对照当时的列鼎制度，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大夫一级。墓主所用木棺分内外两层，棺上放置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兵器3戈2剑，其中紧贴墓主右臂的铜戈就是子车戈。
何谓“子车戈”？所谓“子车戈”是指该戈胡部刻有铭文，为两排14字。经专家解读为：“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威不廷”。寥寥数字，点明墓主为子车氏家族成员，该戈为秦公专门为其制作，用于杀戮那些不愿臣服秦公的人。《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下葬时，以大量活人殉葬，其中便包括近臣子车氏三兄弟，秦人作诗咏叹，便有了《诗经·黄鸟》篇。“三良从死”是中国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不断在后世文学和史学著作中被提及和争论，从《诗经》《左传》《史记》《汉书》，到曹植、陶渊明、柳宗元、苏轼等诗人，都从不同角度留下“叹黄鸟，缅三良”的篇章，并逐渐形成了“黄鸟悲鸣”的文学意象。子车戈的出土则是子车氏相关文物的首次发现，也是文献中“三良从死”故事的注脚，更使得一段失落的历史在文物上重现。
毛家坪遗址还发现有5座车马坑，其中M2059的附属车马坑（编号K201）最具代表性。K201位于M2059东南侧，是一座长10米、宽4米的东西向长方形土坑。坑内随葬有3辆车，从东向西分别为1号车、2号车、3号车。1号车为引导车，马头藏于前面的壁龛内，马衔、马镳齐全，车厢略有塌陷。3号车为从车，车轮、车轼、车舆痕迹明显，车轼上绘有白底青黑色勾连蟠虺纹，出土时宛若新成，车舆前还发现铜环、铜泡、箭镞与弓的痕迹。坑的西北角有一藤条筐，内放牛头和羊头，当为祭祀之物。2号车为主车，作为墓主专车使用，其豪华程度远超1号与3号车。该车有左右服马，两匹马均身披髹漆的彩绘漆甲。马头裹有马胄、马身覆盖彩绘甲片，上髹红漆，绘黑彩，为勾连蟠虺纹；甲胄上缝缀铜泡、勾云形铜饰。车舆侧板外蒙裹牛皮，牛皮上髹棕黑色漆，再以红彩勾勒出虎、豹、马、兔等动物图案，寥寥数笔却使各种动物生动而传神。堪称神来之笔。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遥想当年，战车纵横疆场，秦戎鏖战正酣，子车氏成员披坚执锐，奋勇征战，为秦国立下赫赫功劳，受封于此地，为秦公驻守边塞，保家卫国，何等的意气风发。现在随着毛家坪遗址的发掘，渭河上游春秋中期秦人高等级贵族墓葬及其附属车马坑正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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