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憑藉強盛的武功，滅東突厥，平薛延陀，設立安西四鎮，被四方尊稱為“天可汗”，貞觀之治奠定了大唐的社稷之基，而這一切都源於定天下的府兵制度為基準。正是有鑑於此，李世民為加強府兵的高效職能對李唐的國防制度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
將其改為折衝府，大唐境內共634座，而關中地區有270座，天下精兵聚集於關中，成為李唐遙控天下的武力震懾。其中為加強中央集權，為延續李唐的綿延國祚，自此之後調兵需要皇帝的赦書以及兵部虎符成為了後世皇朝所效仿舉措。
府兵制直到唐玄宗天寶年間，就因為均田制的嚴重破壞而導致了無兵可調的尷尬的空殼境地，在唐朝僅僅歷經一百多年的歷史就宣告無疾而終了，此後募兵制成為了唐中後期的主要兵種來源。
不過要深入的瞭解府兵制度的興盛和衰亡還是需要從其起源說起的。
府兵制是一種閒時耕種和訓練兩不誤，而戰亂時又能迅速成為戰力的軍事制度。它始於北魏，歷經西魏、北周，強盛於隋唐，前後歷經200年。
西魏承繼著北魏時期的軍事制度，是以開始也是“鮮卑為兵，漢人為農”，可是西魏時刻面對著來自於東魏的軍事壓力，特別是邙山大戰之後，宇文泰賴以生存的西魏6萬大軍元氣大傷，為此宇文泰不得不作出改革。
宇文泰以“鮮卑八部落”制度為核心而創建了赫赫有名的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制度，並且推行鮮卑氏族文化，試圖統一軍隊姓氏來達到最大程度的穩固內部秩序，並且為消除部分國家經濟壓力，徵兵對象面對著“富農”而徵收，如此弓、刀等小型武器自給自足，而大型武器如鎧甲等就由官府提供。當然府兵們有了付出，待遇也是極好的，一人當兵，全家免除賦稅。如此大家的積極性增加了，朝廷也得到了最為優質的兵源，可謂是雙贏。
制度總是在因時而變，在壓力和時間的推動下而衍變成為最符合時宜的改良。以農養兵，以兵衛農，對於那個小農經濟的封建帝制時代而言，是值得肯定的，而我們所津津樂道的以均田制為基礎的府兵制就是在北周後期的嘗試下而結合一體的。
這項舉措真正的全面實施還是得益於隋文帝楊堅的改革決心，從此一點就能說明此人的英明，難怪後世之人都對他敬佩有加。
李唐是府兵制的頂峰，可是因為四方基本安定，用兵的地方大大減少，所以不同於戰亂時的依靠，此刻的府兵卻顯得臃腫和累贅，優厚的府兵政策被減免或捨棄，再加上土地的嚴重兼併導致了均田制的破壞，雙重破壞之下，府兵制儼然成為了一片衰敗之象。
因為戰亂年代曾經盛極一時，也因為和平景象而走向衰亡，這就是順勢之下的產物衍變吧！
衛所制是明朝最重要的一項軍事制度，雷同於唐府兵制，具意於元末戶部尚書張昶所提。
衛所制度，分為衛和所，一衛5600兵，領五個千戶所，一個千戶所1120兵，一個百戶所120兵。正是衛所制度的建立才有了洪武以及永樂時期的百萬大軍旌旗弊天的震撼場景。
衛所制度的精華在於寓兵於農、兵農一體，這與府兵制可謂是一母同胞了，明朝的軍政是外統于都指揮使司即領兵權，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即練兵權，再加上兵部即調兵權，他們三位一體，又各行其是互不統屬，正是源於對軍隊和將領的轄制而衍變的結果，當然這和唐朝將領打完戰後，將領歸朝，而兵士散歸折衝府有異曲同工之妙。
衛所制度的確是有其優越性的，但是其缺點也是不少。
衛所的士兵都有固定的戶籍，雖然保證了兵源也滿足了糧食供給，可是制度卻是相對的僵硬，因為士兵一入軍戶深似海，基本就世代為兵，沒有了任何進升空間，而人是趨利性很強的，一旦缺失了前進的動力，其積極性就會大打折扣，戰鬥素質就會嚴重下滑。
經過前期的戰亂，當國家進入到平穩期後，如同唐府兵制的尷尬就顯現出來了。首先是財政負擔巨大；其次是土地兼併嚴重；最後，士兵的大量逃亡，這造就了衛所制度的名存實亡。所以後來軍戶成為了王朝最底層的身份，其中就有犯罪被充軍的，被俘虜的以及政府強行徵發的，如此制度之下又如何能產生強大的戰力兵團呢？
衛所制度雖然衰敗不堪，可是龐大的基數面前，卻也只能任其發展，直到明朝的滅亡。
唐府兵制和明衛所制就像一對孿生兄弟，表面看是異常相似，事實也的確有不少雷同之處，可是當拋開表象觀察內在時，會發現衛所制是承府兵制而創建起來的另一種符合大明國政的軍事制度，他有借鑑，有防範更有改進，不可否認他也有其僵硬缺失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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