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是向前走，越会有更多不得不选择和割舍的道路。

演讲 / 吴晓波

我是吴晓波，很高兴见到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海边，拾起信心。

2019年就快结束了，今天下午我在这里彩排的时候，有个小朋友拿着一本书冲进来说，吴晓波叔叔帮我签个名。

我写到“吴晓波 2019年12月”的时候，心里一阵触动，再过二十几个小时，此生不会再有机会签下这样一个年份了。时间是一个特别深情的家伙，也是一个特别无情的家伙。

2019年快过去了，大家过得好不好？

有的人豪情万丈，有的人强颜欢笑，其实2019年过得好不好，我感觉最关键的那个字是“过”。写作《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曾讲过一段话：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

2019年，你过得好不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问问自己2019年有没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一件过了若干年以后你回想起来仍然能够微笑并怀念的事情。留在记忆里的那个人或者场景，就是2019年对我们真正的意义。

今年我做了一个节目叫《地标70年》，在中国找12个地标，我要用脚重新走一遍。

最北，我到了北大荒，最南到了深圳、东莞，最西到了宜宾、西安。我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时空中，观察这个地标在过去10年、40年、70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今天我们希望来到海边重拾信心，我不是经济学家，是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产业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些看法。我向大家承诺，我讲的每一个关于产业的案例都是我用脚走出来的，我去工厂、下车间、进实验室，用脚、用笔、用手告诉大家我对2019年、对未来的看法。

今年的中国经济怎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张图，这张图叫做康德拉季耶夫宏观波动周期，是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描述了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长波段经济规律。

他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式启动时，会进入一个狂飙的成长时期，然后进入焦灼期，最后会进入挣扎的浪底阶段，这个周期长达60年，我们处于哪个年份、哪个阶段，决定了我们跟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财富及产业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始于一个非常非常低的经济发展起点，那一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假设1978年有两个姑娘，一个在北京饭店当营业员，另外一个在美国随便一家餐厅端盘子，她们工作一年的收入相差58倍。

这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那么多姑娘要出国去端盘子。因为在那里，你端1年的盘子，相当于在国内工作58年。

而此后，我们进入了经济狂飙时期，经历了二战以来全世界所有经济体中最长波段的经济发展期。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激荡三十年》。在满天烟花中，我们看到了大国崛起。也是在那一年，全球爆发次贷危机，中国的外贸出现了明显下滑，投资和消费成了经济主要驱动力。

今天，中国经济在这个节点上，进入到一个反弹期，2019年最大的悬念是这条曲线可以延续多少年，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来认真回答的问题。

1978年，中国是全球第11大经济体，此后，这个国家就像一个攀登者飞速蹿升。你们看这张图的时候心跳有没有稍微快一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努力组成了这张图上那些数据的变化。我们是不是该给自己，给这个时代，给这个国家一点掌声？

30秒很短，我们是用41年慢慢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不妨再做一些有趣的比较，1978年到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蓝领工人相比，美国蓝领工人的年薪增长了多少倍？3倍。中国呢？一个中国蓝领工人41年里年薪增长了150倍。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买房子，这个爱好最近已经改了。1998年，中国开启城市化运动和商品房改革，如果你有1000万，同时在纽约和上海买套房子，那么到2019年它们的投资效率比怎么样？纽约的房子涨了2.4倍，上海的房子涨了14.2倍。

朋友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国家经济发展给每个人的机遇，无论对于一个蓝领工人还是一个喜欢买房子的人，都是巨大的红利。

2009年有一个年度流行词是“Chimerica”——中美国。这是多年来第一次，美国和中国作为两大经济体出现在同一个英语单词里。一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人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做研究，他是美国人费正清，他的婚礼就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举办。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中国通”，194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美国与中国》。

我们发现在他眼里，中国好像是在黄河中逆向行驶的一艘船，而且是一艘木船，而美国是太平洋上的一艘军舰，所以中国和美国，是一组反差非常大的对照体。

但是到了半个世纪以后，Chimerica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发明这个词的是英国人尼尔·弗格森，他曾经五次来到中国，游历了北京、上海、深圳、西安，还去过一个地方——延安。2010年，他写下了这句话：

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这是历史学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观察，我们仅仅看到了30年、50年，看到了产业经济，但一个历史学家是按500年的尺度，来描写我们刚才看到的过程。

2018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出现状况时，我重新翻出尼尔·弗格森当年写的这本书，发觉这一切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在2009年Chimerica成为年度流行词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发生，中美之间从经济到文化都将发生改变。

我们所处的时期，对中国而言是41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70年的崛起复兴，对中国而言是100年的现代化发展史。历史学家若从一个更久远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段长达500年的中西方对峙。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市，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在历史时空来看的话，我们是处在一段特别宏大的历史阶段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走过的12个地方都是这个历史阶段的注脚。今年也是我人生中出差最多的一年，共计89次。这些经历让我希望用第一线的视野，用所看到的景象来描述2019年。

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去了东莞的厚街，这个地方以两个产业驰名。其一是做鞋，厚街生产了中国25%的高端女鞋，占到全世界10%的高端女鞋生产份额。几年前我去的时候，他们带我去参观厚街一家制鞋工厂，有5万工人；这次故地重游，只剩2千人。

我遇到一个江西小伙子，他20多年前到广东时一无所有，经过自己的奋斗，买了房子，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办了一个小小的印刷厂，专门为厚街服装、女鞋工厂做配套。他自认为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厚街人，带我去厚街的小店里吃当地的濑粉。

一边吃，他一边问我：吴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去越南？我所配套的工厂都去越南了。

2017年-2019年，中国的服装行业减产了200亿件服装，平均为每个地球人少做了三件衣服。是我们这几年不穿衣服了吗？还是买的衣服变少？

不是，只是这个产业和我在厚街看到女鞋厂一样飘走了，当年怎么飘来，现在又怎么飘走。它飘去了那些土地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国家，那些税收更优惠的国家，那些允许任意破坏环境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这四大成本优势都已经丧失。

在今年雇一个纺织工人，意大利的老板需要花16.8万元，中国的老板要花费将近10万元，但在柬埔寨的老板，可以用同等价格雇佣3个人，在越南可以雇3.5个人，在缅甸可以雇6个人。

如果你的工厂在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里，朋友们，你的迁移并不是在2019年发生。其实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以后，在华南地区就可以看到这些产业腾笼换鸟、慢慢迁移的过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并不是在今天才发生，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在未来5到10年内还会持续发生。

在厚街还有另外一个驰名产业是家居，中国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家居公司都在厚街。家居公司在内需和外贸方面遇到了两种情况。

今年做家居的内需好不好？不太好。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太好，老百姓就没有理由去买家居，今年的中国家居行业普遍下滑了10%到30%，但是生意还是有的。毕竟中国每年还在营建超过15亿平方米的房子，还有3%—4%的存量房产需要新的装修。

比内需更难的是做外贸。我到厚街去，几乎所有做外贸的床垫企业在2019年都很难。大家猜一下，2019年美国对中国床垫企业的关税增加了多少？30%？100%？300%？都不对，最高增加1731%，所以今天做外贸很困难。

但如果你是一个高品质的，品牌力比较强的企业，情况反而还不错。我们在厚街看到一个叫慕思的企业，从去年开始投资了几十亿，在厚街建造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寝具数字工厂。

我到那个工厂调研，请慕思老板给我列一张清单——花费几十亿建设的寝具数字工厂里，那些设备分别是由谁提供的。

在他给我的清单上，工厂的信息化系统是三家公司做的，一家美国公司，两家德国公司；20多条生产线上的设备，大概由7-8家公司提供，它们来自美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国；整套现场管理方案，是请日本的一个专家团队来做的。

我问他，这个工厂里，我们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是哪个？

他指给我看，就是前面的管道线、铁轨线，那些是由中国公司提供。

当时我就在想，未来我根本不担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消费品国家，我们一定会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寝具数字工厂，全世界最先进的跑鞋、冰箱、空调数字工厂，你们说对不对？因为全世界的消费品制造在中国。

未来十年，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我们的战场在什么地方？在这张清单上：有没有中国公司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能不能提供他们在生产线上所需要的各种设备？

我今年去的第一家工厂，是福建泉州的安踏。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正月十一，安踏丁总陪我去的缝纫车间。安踏所有的跑鞋都经过一个缝纫系统，必须通过人机协作来进行缝纫。他告诉我，三年前这种机器全是日本生产，而今天安踏有一半的高速缝纫机是由一家宁波公司生产的。

所以，你问我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答案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能正在持续加速离场，同时中国车间的生产线上，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解决方案和设备层面上，如同我在慕思投资几十亿的寝具数字工厂里所看到的景象，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强国，设备的强国、精密仪器的强国。和欧美的制造业设备强国相比，我们仍然存在若干年差距。希望在未来的车间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替代。

2018年以来，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为什么到这两年中美之间才发生这样的摩擦呢？

这里有一条“微笑曲线”，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大家答案。

迈克尔·波特说，任何一个产业都有一条价值链，上游、中游、下游，每一家企业——无论是做袜子还是做电器——都在价值链的某一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微笑曲线的两端，一端是研发，一端是品牌，被欧美制造强国把持。

中国在哪里？中国在微笑曲线的底部，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成本优势，成为了这些欧美品牌的代工厂。

到了2019年，中国公司还甘于在底部吗？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像华为一样开始搞研发，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掌握自己的品牌。当中国公司从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拓进的时候，意味着这条维持了40年中美产业蜜月期的长阶段微笑曲线已经被瓦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希望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

2019年，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些变革的景象呢？

我今年去了齐齐哈尔的飞鹤奶粉。奶粉行业在十年前，发生过一个天崩地裂的事件，中国新中产父母的主要应对方式，就是拒绝国产，打死也要海淘奶粉。万亿的海淘市场，排在第一位的产品就是奶粉。

但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奶粉行业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有食品中唯一一个用药品标准来检测和监控的就是奶粉行业。而且在中国市场上排名第一的奶粉已经是一个中国品牌，叫做飞鹤。

在中国市场上，一个细分品类里，你的市场占有率排在第一，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你可以通过价格战的方式、通过规模化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飞鹤看到一个有趣的景象，图中左边是国外奶粉大牌，这罐三段奶粉每克0.36元。飞鹤也有三段奶粉，每克0.44元。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今中国的80后、90后妈妈们，她们更相信产品本身。只要你这个产品符合中国宝宝的体质，通过口碑传播，她们愿意为中国的产品买单。

这样的景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奶粉行业。

今年我还去了广州，一家大家都很熟悉的日化公司——立白。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洗涤剂品牌是宝洁的汰渍。但是从2017年开始，中国洗涤剂市场销量领先的品牌变成了中国品牌立白。更要紧的是在同样一个品类中，中国立白的零售价已经超过了汰渍的零售价，这在20年前是绝不可想象的事情。

1998年，我曾经去当时中国最大的彩电公司长虹做调研。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这样的场景：我面前摆了两台电视，一台是日本品牌，一台是长虹，董事长倪润峰跟我说，我们的生命线是什么？我们的电视机和这台日本电视机的性能、功能完全一样，但是价格便宜三分之一。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20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另外一种核心优势，它们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市场占有率第一，同时它们在性能、价格上跟国际品牌形成了对峙的能力。战胜远远谈不上，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了对峙的能力。

我们甚至在一些很小的品类也做到了。我今年去了烟台的一家葡萄酿酒生产企业张裕，他们生产15年窖藏白兰地的价格，和全世界马爹利、轩尼诗的价格不相上下，甚至有所超过。

30年前有人提出了这个公式：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一个是成本优势，一个是规模优势。我们要做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工厂、洗衣机工厂、牛仔裤工厂，通过成本优势加规模优势形成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

但是，这个公式已经终结了。

今天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另外一个公式，叫“新中国制造”：必须要有好的品质，必须要有核心技术，同时为十几亿消费者中的某一个圈层做服务。高品质、核心技术和圈层消费，成为了新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

总结一下，2019年，我们在中国的制造业看到的景象是：

第二个问题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是4.3亿，现在是11.4亿，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增长了7亿人，这就是移动互联网给中国公司带来的巨大红利。

但是，到了2017年底的时候，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已经达到了10.8亿，2018年11.3亿，2019年是11.4亿。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2017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就已经吃完了。很多人说2019年我们并没有看到互联网发生很多变化，那是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停滞的产业了。

这11亿多人，大家都很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机上。2019年中国人平均每天在手机上花多长时间？5个小时。

这5个小时是怎么分配的？

2015年，通讯加社交占用了45%的时间，一半的时间是在即时通讯和社交，22%的时间是在音视频领域；2019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音视频上花的时间是49%，在通讯和社交上花的时间是19%，刚好反过来了。

2019年，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互联网移动人口增长的停滞，流量时代彻底结束，第二个景象是音视频为王。

第三个数据，随着流量时代的结束，流量变得越来越贵。2015年，淘宝获得一个新增用户要花166元，京东142元，今天淘宝要花536元，京东是757元。2016年异军突起的拼多多，面向“下沉市场”，获得一个用户要花10块钱，到2018年第四季度，连拼多多获得一个用户都需要花143元。可见获得一个用户是多么困难，多么贵重的一件事。

而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去使用这些平台的成本也变得很贵。比如在淘宝开店，以前是零成本，平台上汇集了跨越地域的消费者。但今天在淘宝开店的小店平均需要支付的流量成本占比在20%左右。

今年股价表现优异的美团，大家听完演讲以后在美团上点一个夜宵，可以半小时就送到你手上，这种效率在全世界都很罕见。但是为了达成这次送餐，餐饮店需向美团支付22%的服务费。大家听完演讲以后打滴滴，很方便，还没有出门就可以通过滴滴联系到司机，但是司机需要支付给滴滴20%的中介费用。

我不知道中国互联网从业者看到这两个数据，心里是什么想法。因为在十多年前，当互联网进入这个国家时，这些创业者向我们承诺说，当你们把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生意搬到互联网上的时候，以非常低的成本获得各种服务，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你的生意，将进入公平、透明的世界。

现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了，这些承诺有部分实现了，例如很多服务变得更加快捷，变得更加即时，但是也有很多承诺，我认为可能永远都无法承兑了。

各位也不要沮丧，当这两件事情同时出现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的挑战者会出现，意味着新的工具、新的能力会让这些成本下降。中国互联网经历20年到达了它的巅峰时刻，一群当年的屠龙少年，纷纷变成了巨龙。今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能够改变现状的未来创业者。

2019年，中国的互联网世界的格局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张图片中，左边是所谓的BAT时代，中国市值排在前十的互联网公司；右边是今年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是所谓ATMJ时代，中国互联网就是ATM机啊。

今天如果有90后、00后的同学问：前面已经有一堆巨人，而我现在可能还在美国读书，那么未来十年如果我回国创业，还有机会吗？

朋友们，机会有的是。对比十年前，今年的十大互联网公司有五家是新的，有的诞生在2010年，有的诞生在2012年，还有一家诞生在2015年。很可能现在坐在台下的年轻人，你们未来会拥有一家超过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市值的公司。

今天的互联网世界格局是“头部恒强，中部塌陷，长尾崛起”。那些垄断性企业对流量的控制，对分发的控制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寡头能力。在头部的压迫下，中部的公司在2019年日子过得非常困难，但是尾部有细分的品类和服务在持续创新。

今年中国的互联网有两条最大的长尾，一男一女。女的叫薇娅，男的叫李佳琦，他们在今年的双十一分别实现了近30亿的成交额。30亿是什么概念呢？

薇娅今年单是服装就能卖20亿-30亿。中国有11家女装上市公司，这11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年营业额在18亿-25亿。而一个叫薇娅的姑娘一年所产生的服装销售额，基本上相当于中国一家女装上市公司的年营业额。所以在流量变得越来越珍贵的时候，谁成为了终极节点？是那些有个性的、勤奋的、有专业能力的人。

其实我更愿意推荐这个姑娘，她的名字叫“秋枫”。今年9月，《地标70年》去采访薇娅，当时她已经很火了。访谈结束后，我对编导说，走，咱们去一个地方，杭州四季青服装市场。

中国四大服装市场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杭州四季青。我去的时候是下午4点，四季青的档口面积约两米乘两米，鼎盛时期一个档口一年租金80万。那天，我问老板现在档口的年租金多少钱，他们告诉我是25万。从80万降到了25万。摊主基本都是90后的女生，十个女生中九个女生在玩手机，还有一个女生，就像秋枫这样的一个女生，在不停地对着手机试穿衣服，做直播。

今天的四季青服装市场，大概有200多个像秋枫这样的女生。这个景象非常“2019”——生意惨淡，所有人都觉得新的世界正在对所谓的传统业进行变革和颠覆。人们该怎么办？有的人就开始刷手机、吐槽、报怨，只有少数人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新的浪潮中。

秋枫的妈妈25年前来杭州，一个外地女孩，一无所有，买了一台缝纫机，就摆摊缝衣服，钱多了以后租档口。当年她摆摊的时候秋枫只有6岁，女儿大学毕业后回来接替妈妈的事业。

但是，当这一代姑娘站在档口前面的时候，世界变了，那么她也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档口，让自己变成流量节点。每天做6个小时的直播，最少一天卖20件衣服，最多一天是卖400件。

这就是互联网世界看到的新景象“BAT格局落幕，ATMJ四强争霸，视频统治流量，人成终极节点”。

第三个问题

很长时间里，这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的有钱人为什么而消费呢？2001年，有部电影《大腕》，里面有一个标准答案：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我对这段话有自己的一番解读。为什么在2001年那段时期，中国的成功人士信奉“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而且他们不屑于知道什么是对的。人生之于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摆脱贫困，是把每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赚钱，四处奔波着谈生意谈合同。哪有时间了解全世界最好的表是什么表，最好的西装是什么西装，最好的车是什么车？

所以，他们跑进表店的时候就直接说，请你告诉我哪个表最贵。花时间了解产品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在忙着赚钱。那我为什么要买最贵的表呢？就是为了把袖口捋起来告诉别人，我买了全世界最贵的表。仅仅是为了炫耀，所以好不好不重要，只有贵的才重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的贵。

但是到了今天，这波人已经不见了。今天出现了新中产，他们非常勤奋地创业，而且他们对自己可好了。

吴晓波频道发布的《2019年新中产白皮书》中，调查了一个问题：你买一个奢侈品是为什么？结果显示，12.5%为了送人，23%为了匹配自己的身份，最多的一项占比——多达60%的人，是为了愉悦自己，让自己快乐。

当这种新的消费价值观产生的时候，李成儒（《大腕》演员）所呈现的那种消费取向就随风而去了。

由此可见，今天中国的消费升级，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升级，那些消费者的购物目的，是为了对自己更好一点，是美好生活物质化的证明。品质、场景、心情成为了新中产最愿意为之买单的一些因素，消费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大家愿意为场景、为心情、为品质买单的时候，有一个名词“性价比”消失了，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颜价比”，好看变得非常重要，颜值即正义。

革命性的变化，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每个行业发生的。当我们去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依靠的是90%的颜值加上10%的微创新。大部分时候发生的不是革命，是一步一步非常微小的改良。

例如，今天的小熊酸奶机，除了可以做酸奶，还可以做米酒，纳豆、泡菜。和之前的酸奶机相比，它并不是突然发生革命性变化，而是逐步进化的产物。

首先是长得更好看，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业设计，有了更好的材质，然后是更多微小功能的迭代。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购买产品时，非常偏爱长得好看，同时满足细小功能的产品。

这些产品都不具备革命性，也没有什么重大发明专利，但是它被今天的消费者所喜欢。因为它满足了你的某一个消费的场景，一个特别细分的场景。

总结一下，今天新中产消费者愿意为什么买单？“消费越来越随便，小众圈层即一切，审美颜值是正义，我只信任你推荐”。

第四个问题

今天来了很多创业者，你们觉得2019还好吗？不好，我们要说真话。

中国创业市场最令人心潮澎湃的时期，是2014—2016年。2014年，国家提出了“双创”，移动互联网让旧世界大规模地崩溃了，全国立刻冒出很多的联合创业空间，涌现出无数的创业者。吴晓波频道创办在2014年5月8日，对，我也是在那个高点凑热闹的人。

我写了一篇文章《骑到新世界的背上》，因为我写的那些专栏，所属的报纸已经不见了，越来越多人在手机上看新闻，于是我就做了吴晓波频道。我们要骑到新世界的背上，新世界是一条恶龙，大概率会把我们摔下来，但是新世界的疆域非常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冲进去。那是最近十年中国创业的黄金时代。

现在，旧世界向新世界迁移的流量革命已经结束，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窗口已经关闭，但是新的窗口还没有打开，所以我们看到创业热情大幅度下降，投资者LP、GP的热情和中国2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的热情也在下滑。数据显示，今年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募资量都减少了50%，所投的钱也减少了50%。

创业出现很多大的雷区，我们整理了2019年十大创业雷区，包括影视文创、少儿编程教育、大数据爬虫业务、互联网家装等等。它们几乎都是2015年以后所谓的巨大风口。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风口，无数年轻人的青春、热情，无数投资人的金钱都砸进这里。

我今年策划《地标70年》时，特地挑选了深南大道、中关村和杭州梦想小镇这三个地方，因为这是中国创业者最为聚集的三个地方。我亲自跑去这几个地方，只想知道一个答案——创业者还在吗？

我去了中关村创业大街，那里有一家车库咖啡。我在车库咖啡里见到了两拨人，第一拨是一个青岛小伙子，他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创业项目在青岛，也在当地请教了很多人，但没人给我答案。有人说到北京去，去找车库咖啡，那里会有人帮助你。

第二拨人是两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姑娘，一个95年，一个97年。她们认为中国西北地区中小学生的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所以希望将北京的教育资源，输入西北贫困山区的学校。就为了这么一个念想，一个姑娘休学一年，另一个姑娘还在工作，组建了创业团队在车库咖啡讨论，到底怎么帮助西北的中小学完善它们的教育。

我去了宜宾，中国的四五线城市。在那里遇见一个小伙子，他一年前在深圳，一年后回到家乡。他的家族是做燃面的，他回来创业就开了燃面店。

我还去了景德镇，中国最早的工业城市，农耕文明时期的工业城市。景德镇在1980年代的时候生产的是中国日用型的陶瓷，当年50%的日用搪瓷杯在景德镇生产。景德镇最繁华的时候，有十家国有瓷厂，其中有一家牛气哄哄地叫“宇宙瓷厂”。但是现在，景德镇的十大瓷厂全关闭了，有些厂房干脆改造成了酒店。

当十大瓷厂破产的时候，景德镇已经不再是中国日用瓷的中心，但景德镇没落了吗？并没有。

这里出现了2000多个以80后为主力的艺术家，他们在做艺术瓷。我们今年年终秀的伴手礼中，有一个“预见杯”，就是我在景德镇找年轻匠人订购的，使用的是一种景德镇传承千年的独门技术，叫做玲珑瓷。我们看到，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已经在用传统技术进行新的创业。

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这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靠的是谁？就是一群人想要摆脱现有生活和工作秩序，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商业创造中去的人。无数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地创业，是中国的经济走到今天的根本动力。

我也想简单分析一下这40多年中，存在的几种不同创业哲学。50后、60后创业者，他们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更没有读过商学院——中国1998年才有MBA，他们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有毕业。那代人创业，有三样东西：胆大、勤奋、好运气。

70后、80后的创业发生了变化，当他们进入盛年筹划创业时，商品市场已然成熟，市场经济开始慢慢出现，所以这一批创业者，大部分受过良好的学历教育。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生产什么，你喜欢什么我帮你生产什么。

今天现场来了很多90后，还有玩直播的00后，这批年轻人，是天生全球化的一代，他们创业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他们用这些产品在社交、在互联网环境下呼唤那些和他有同样需要的人。他们所做任何一件事，从来没有想过要满足在座的各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满足自己，使自己快乐。就像他们购物是为了愉悦自己，创业也是为了愉悦自己。

所以，中国的40年来，创业哲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要适应这一代人对商业、金钱、自我和团队的理解。

我去了中关村，那是中国创业的标志性区域。我在晚上11点的时候到了那里，等到了凌晨一点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窗口亮着灯。

朋友们，今年中国的创业形势好不好？不好。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创业在中国并没有停滞，创业者仍然在努力。

2019年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创业趋于理性，热情仍未燃尽，自我实现驱动，八零九零全新”。

今年，我最喜欢的是这张照片。今年9月，男篮在自己家门口被人打得满地找牙，据说那几天最高兴是中国男足。但是我看到了易建联发的微博挺感动的，让我觉得男篮跟男足不一样。他说：

如果不能在失败的时候站在一起，我觉得未来也不能走向成功。

今天的我们，并不是刚刚开始出发的一代人，并不是一个刚刚开始出发的国家，我们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56美元，2019年，我们的GDP即将超过10000美元。

中国已经变成了越来越具有纵深感的国家，我们很多企业的前面已经没有领跑者了。中国的家电工厂已经没有领跑者了，中国的文化公司也没有领跑者了，甚至我们这一场年终秀也没有领跑者。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自主式创新。我们越是向前走越会有更多不得不选择和割舍的道路，但只要那个初心还在鲜活跳动，一切便都会峰回路转，春暖花开。

合作支持

主办方：吴晓波频道

联合主办方：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战略合作伙伴：恒天财富 小熊电器 飞鹤乳业

首席文化合作伙伴：十点读书

精英合作伙伴：安踏集团 亚马逊全球开店 瑞士宝珀腕表 星梦邮轮 小米有品

特约合作伙伴：松下卫浴 厦门航空 慕思寝具 亚朵酒店 永达传媒 二更 礼橙专车

独家直播媒体平台：腾讯新闻

独家即时影像合作伙伴：VPHOTO

独家视觉合作伙伴：ARK创新咨询

特约地铁媒体支持：引力视讯

首席合作媒体：

媒体合作伙伴：网易云音乐 梨视频 工人日报 咪咕阅读 一点资讯 腾讯财经 凤凰网财经 融资中国 Zaker 猎云网 新榜 钛媒体 亿欧 新浪理财大学 读者 笔记侠 咪咕视频 华数TV 斗鱼直播 百度APP·财经 微博财经 LOOK直播 京东图书 华数 喜马拉雅FM 蜻蜓FM 智库杂志 深蓝财经 第一视频 一刻talks PP视频

閱讀更多 吳曉波頻道 的文章

關鍵字: 体育 西安 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