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恐怕是明朝歷代帝王之中，最不受生活在現代文明社會的人們所待見的皇帝了，終其原因，主要有二：
1、他打破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訓，開啟了大明宦官專權的先河。正因為他過分地聽信王振，從而導致了土木堡之變，讓盛世大明蒙上了一層陰影。
2、奪門之變後，在徐有貞的讒言下，殺了有“再造大明”之功的“救時宰相”于謙。
于謙
這兩起公案，使得朱祁鎮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非常不光彩的一頁，由此，在現代文明社會下，他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鎖和罵名。
故此，很多人對朱祁鎮的廟號“英宗”表示不滿，認為他雖然兩度臨朝稱帝，但縱觀其所作所為，不配用“英”這樣的褒義字眼對他的一生進行蓋棺定論。
然而實際上，這裡混淆了一個概念，即把廟號等同於諡號。
“英宗”其實是朱祁鎮的廟號，主要是用於他的後世子孫在祭奠他時對他的稱呼，以及用於大明文人日常交流和文獻著作中的代稱。
“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才是朱祁鎮的諡號，也是他的兒子成化帝朱見深和群臣對他的一生進行最後的定論。
廟號和諡號，這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
朱祁鎮
當然，也有人會再一次提出質疑，雖然“英宗”不是諡號，但從朱祁鎮的一生來看，還是不配享有“英”這種帶有褒義的字眼。
因為奪門之後，朱祁鎮又做了兩件讓人詬病的事。
1、不肯正視病逝的親弟弟朱祁鈺為穩定大明社會秩序，恢復大明民生經濟所做的貢獻，反而給朱祁鈺上了一個惡諡，“戾”，並將朱祁鈺逐出皇陵，缺乏英主該有的氣量！
2、天順初年，不吸取正統年間的教訓，依舊寵信宦官，只是寵信的對象由王振變成了曹吉祥，以致引發了“曹石之亂”，將大明再次置於險境。
綜合土木堡之變和冤殺于謙，朱祁鎮為何還能被尊為“英宗”？很多人的困惑就在這裡！
但汪郎想說的是，朱祁鎮廟號“英宗”裡的“英”，其實並不是“英明神武，明識大略”的意思，而是“英年早逝，大業未成”的意思，其中蘊含著成化帝君臣對朱祁鎮的英年早逝感到無限惋惜外，更多的還有對大明社會倫理道德的邏輯考量！
看到這裡，肯定有人會認為汪郎是胡說的，那麼汪郎帶大家認識一下另兩位廟號為“英宗”的皇帝。
太廟
1、宋英宗趙曙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趙曙登基，次年改元治平，此時的大宋早已經陷入了積貧積弱的社會危機之中。
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中央財政入不敷出，養兵之策以致兵多而不精，冗員、冗費、冗兵，嚴重的社會現實擺在趙曙的面前，這是大宋的內憂。
經歷了檀淵之盟和慶曆增幣，宋遼邊境雖然較為安寧，但每年的歲幣無形中又增加了宋朝的經濟壓力；而西北邊界，既要和西夏、吐蕃爭奪河西走廊的控制權，又要提防西夏和吐蕃對宋土的侵擾和蠶食，這是大宋的外患。
就是在這樣的內憂外患下，趙曙決意進行改革，試圖改變“三冗”給大宋朝廷帶來的財政壓力，同時提高大宋國力，揚威內外。
趙曙的思路是對的，他直接切到了宋朝最弱的脈搏。
為此，他提拔並重用韓琦、歐陽修、富弼等慶曆新政時的改革派，積極地向大臣們提出了裁救積弊的要求。
只可惜，他的身體不行。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丁巳（公元1067年1月25日），在位四年的趙曙，於福寧殿駕崩，年僅三十六歲，遺留了改革“三冗”的未盡事業。
宋英宗趙曙
2、元英宗孛兒只斤·碩德八剌
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三月，孛兒只斤.碩德八剌即位，次年改元至治。
此時的大元，在朝堂上已經陷入了守舊派和革新派之間的鬥爭，而民間百姓又因為各種苛捐雜稅導致生活極為艱辛。
深受“儒學”教育的大碩德八剌，很清楚大元面臨的現實困境，所以他決意通過改革，實現加強中央集權和封建官僚體系建設的目標。
為此，他採取“以儒治國”的政策，大量啟用漢臣，加大了“漢化”進程，並罷免了元世祖駕崩後歷代元帝設置的冗置官；為了恢復民間的生產力，減輕百姓負擔，他強推“津助賦役法”等。
至治三年二月（公元1323年），碩德八剌又頒佈了《大元通制》，為在大元境內實行中央集權的政治法度提供了依據。
元英宗的這一系列改革，史稱“至治新政”，不僅在當時樹立了自己是中原正統王朝的形象，還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國勢得到提升，政治得以清明。
然而，新政嚴重觸犯了蒙古保守貴族的利益。
至治三年八月初四（公元1323年9月4日），在位四年的孛兒只斤.碩德八剌，於上都以南30裡的南坡店被蒙古守舊派刺殺而身亡，年僅二十歲，史稱“南坡之變”，新政被迫停止，大元進入了多事之秋。
元英宗孛兒只斤·碩德八剌
由此可見，無論是宋英宗，還是元英宗，都是心懷壯志之君。
在面對帝國的危機時，他們並沒有選擇逃避，而是敢於通過改革來解決，甚至不惜觸犯守舊派的利益。
如果不是因為早逝，以他們堅定的意志也許真的能夠實現改革的成功，那對於他們各自的帝國而言，將是一個質的飛躍！
只是歷史沒有假設！
宋英宗病逝，元英宗橫死，無論他們各自的後繼之君是繼續進行改革，還是維持舊制，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屬於他們自己的時代就此終結，而改革未盡也就成了他們的歷史遺憾。
故而，他們駕崩後，被後繼之君上廟號尊為“英宗”，恰恰也說明了“英宗”的“英”並非是“英明神武，明識大略”的意思，而是“英年早逝，大業未成”。
那麼，朱祁鎮呢？他被尊為“英宗”的理由是什麼？
變法，王朝的自救運動
一、朱祁鎮一直想解決的，但沒有解決好的主要問題，是大明和蒙古部落之間的邊境爭端！
很多人認為土木堡之變的背後，是少年天子無底線地寵信王振所帶來的結果，然而，汪郎以為，這其實是站在祖父輩盛世餘蔭之下的朱祁鎮，試圖通過御駕親征來證明自己能夠延續大明國威的能力。
看似執意御駕親征的任性，實際上是朱祁鎮想一勞永逸地解決蒙古瓦剌部對大明邊境的蠶食。
王振在其中的影響有沒有？有，但作用不大！
朱祁鎮畢竟是皇帝，對於瓦剌的屢屢犯邊，少年意氣的他是受不了的，站在他的角度，會認為這是瓦剌欺負他年輕，不把他放在眼裡。
這種思想，早在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就存在了。
（丁丑）上以西北邊情緊急，諸將未即奏功，命驥等會官計議以聞，越五日猶未回奏。是日早朝奏事畢，上召驥等至前面責之，曰：[ 邊情緊急如此，爾等何故遲延不議？欺朕年幼邪？]”---《明英宗實錄.卷二十五》
王振石刻像
而當時的瓦剌絕對不是洪武、永樂時期的草原小部落。
事實上，正統年間的瓦剌已經統一了草原，並不斷入侵河套、大同等地，對大明形成了嚴重的軍事威脅。
土木堡前夕，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剌分四路進攻明朝，其中，東路攻遼東，西路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分兩支，一支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攻大同。
這才是朱祁鎮執意親征的原因！
他想通過親征的方式，在實現自己軍事夢想的同時，徹底解決瓦剌入侵。無奈，只是他並不具備軍事天賦，又受到太監王振的哄騙，結果也就不言而喻的了。
天順時，瓦剌雖然衰敗，韃靼也分裂成多個部落，即使如此，草原部族依舊是明朝最為頭疼的存在。
無論是衰敗的瓦剌，還是尚未統一的韃靼各部，猶如蜂群般在大明邊境掠奪。
“天順中，瓦剌阿失帖木兒屢遣使入貢，朝廷以其為也先孫，循例厚賚之。又撦力克者，常與孛來仇殺。又拜亦撒哈者，常偕哈密來朝。其長曰克舍，頗強，數糾韃靼小王子入寇。”---《明史》
瓦剌和韃靼示意圖
二、流民問題一直是正統、天順年間的內患，但朱祁鎮沒有處理好，最終在成化元年爆發了荊襄流民起義！
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三月，地處湖廣承宣布政使司荊襄山區的房縣大木廠，一位名叫劉通的流民在此聚眾起義，他自號“漢王”，設年號“德勝”，對襄陽、鄧州等地發動猛烈攻擊，史稱“荊襄流民起義”。
動亂從來不是一觸即發的，需要經歷一個質變的過程。
成化元年的這場動亂，根源其實在朱祁鎮的統治時期就已經埋下了，或者說朱祁鎮根本沒有對流民採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明初是沒有流民的。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他在吸取元朝的歷史教訓上，採取減免賦稅、休養生息的政策；同時，他將宋朝沒有形成體系化的國家福利機構進行補充和完善，進一步穩定了社會秩序。
在明初幾代帝王的努力下，明朝從元末的社會凋零中得以恢復。
然而，當大明進入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時，社會雖然趨於穩定，但天災對帝國的威脅突然增多。
據不完全統計，三朝總計30年間，自然災害，如澇災、旱災、蝗災、疫災、雹災、霜雪、地震等竟高達近千餘次，而且每次災害涉及的地域廣，時間長①，這就導致明朝各級政府的賑災效率跟不上。
同時，在這樣頻發的天災面前，明初就已經建立並完善的國家社會救濟機構，在農耕社會的有限生產力下，儲備的物資也跟上賑災的需求。
故而，從正統到天順的三十年間，一旦出現天災，往往會出現一個極為尷尬的場面，只要官方主導的賑災稍有遲緩，就會導致大量的流民誕生。
流民圖
流民的訴求是什麼？吃飽飯，活下去！
流民的本質還是普通的農民，對耕種是不陌生的。因為泛災導致他們無法在故土繼續生存下去，那麼尋求一處可以開荒種植，賴以生存之地，就成了他們唯一的訴求。
湖廣荊襄山區處於湖廣、河南、四川、陝西四省交界地，此處範圍廣大，西起終南山東端，東南到桐柏山、大別山，東北到伏牛山，南到荊山，放眼望去，山巒連綿疊嶂，人煙稀少，地勢險要，地貌複雜。
即使如此，荊襄山區也有其優勢。
因為常年被原始森林覆蓋，故而土地肥沃，礦藏豐富，而且氣候溫和，雨水適中，既可以耕植水田，也可以播種旱地，故而，這裡也就成了流民首選的聚集地。
“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大學衍義補》
但問題就在於，荊襄山區是明朝的軍事禁區！
荊襄山區的大致範圍
荊襄山區適合人類生存，同樣也適合反抗朝廷壓迫的百姓匿藏。
故此，早在元朝至正年間，元廷為了鎮壓民間起義軍，為了打擊流民，就已經把荊襄山區設置為禁區。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吳王朱元璋在徹底解決陳漢政權後，荊襄山區納入了他的統治範圍。
為了防止陳漢的殘餘勢力躲進荊襄山區和自己進行對抗，同時為了鞏固政權、穩定民生的需要，朱元璋延續元朝對荊襄山區實行封禁的制度，嚴禁流民進山開荒種地。
這一封禁，一直延續到天順朝！
只是朱元璋、朱棣時期，流民問題微乎其微，基本上在明廷的可控範圍內，但到了朱祁鎮的兩次臨朝，流民已經成為嚴重影響王朝內部穩定的社會問題。
然而，針對流民這一不穩定因素，朱祁鎮或者說他的內閣，無論是正統時期的“三楊”、曹鼐，還是天順年間的徐有貞、李賢，都沒有制定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措施，他們秉持的依然是明初制定的封禁之策。
只是明廷對荊襄山區的封禁，已經無法阻止流民的湧入。想要活下去的流民，想要地方穩定的朝廷，二者之間的矛盾一旦達到衝突的臨界點，流民數量已達百萬之眾的荊襄山區，猶如帝國的火藥桶，一觸即爆！
荊襄流民起義
三、在皇權為尊的道德架構體系下，有宋英宗、元英宗的案例在前，如何上朱祁鎮的廟號，須堅持“以孝治國”和“三綱五常”的原則，鞏固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
子不言父過，臣不議君失，這是儒家思想道德體系的根本！
站在朱見深的角度，他必須遵循“以孝治國”的思想，儘可能的抹去朱祁鎮的汙點；站在群臣的角度，朱祁鎮的兩度臨朝，雖然期間有失，但總體上還是能夠虛心納諫，尤其是在“曹石之亂”後，朱祁鎮開始傾向文治，這符合文官集團一直堅持和皇權共治天下的理念。
何況，朱祁鎮生前也並不是一無是處。
正統年間，朱祁鎮頂住了以“三楊”為首的文官集團施加的壓力，毅然出兵征伐麓川宣慰司思家父子的叛亂，鞏固了西南邊疆。
“臣又有愚忠，冒瀆天聽，昔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命，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兇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楊士奇《論遣將徵麓川》
故而，即使朱祁鎮的御駕親征引發了土木堡之變，站在成化帝君臣的角度，這是朱祁鎮試圖解決大明邊患時付出的代價；而奪門之後冤殺于謙，站在成化帝君臣的角度，是朱祁鎮為了加強自己統治的緣故，也是符合儒家體系下的君臣之道的。
但于謙被冤殺，民間是有不滿情緒的，所以成化帝才會為于謙平反，即使如此，大明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不能亂。
而朱祁鎮生前沒有解決蒙古蠶食大明邊境的外患，沒有解決流民困苦、四處求生的內憂，綜合以上種種，就不難理解，為何年僅三十七歲的朱祁鎮駕崩後，成化帝君臣要給他上廟號“英宗”了。
在孔子儒學基礎上誕生的程朱理學，是明朝前期社會道德秩序的根本！
結語：
汪郎說了這麼多，可能有人會認為是替朱祁鎮洗白，但並不是！
事實上，殺于謙，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是朱祁鎮永遠也洗刷不掉的汙點。
但歷史需要有一定的代入感。
站在朱祁鎮父子的角度，于謙雖然取得北京城保衛戰的勝利，但他畢竟扶持了朱祁鈺做了皇帝。
按照皇位繼承秩序，在明知國家有皇帝、有太子的大宗正嫡情況下，還擁護小宗、庶支來做皇帝（朱祁鈺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庶子，而朱見深是朱瞻基的嫡長孫），這在封建道德體系下屬於謀朝篡位，儘管國號還是大明，皇帝還是姓朱。
所以朱祁鎮在奪門之變後殺于謙，除了那些參與奪門的野心家慫恿外，更多的是他在維護自己的權威和社會秩序。
同樣，朱見深恢復于謙的身後名，也是出於人性的考慮！
而朱祁鎮生前沒有解決的兩大難題：大明和蒙古部族之間互相攻伐的問題，一直到一百多年後的隆慶年間，通過冊封和互市才得以解決；而流民問題，則在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得以解決。
這一年十二月，成化帝撤銷了荊襄山區長達百年的封禁令，從襄陽府中析出鄖縣，升級為府，命名為“鄖陽府”，該府下轄鄖縣、房縣、竹山縣、竹溪縣、鄖西縣、上津縣等六縣，並鼓勵流民放棄原籍，附勳陽籍，可以在勳陽境內安心開墾荒地，享受大明百姓該有的權益，種地、科舉、經商等。
當然，這一切，朱祁鎮自然是不知道了！
注：
①災害數據來源統計，取自《明英宗實錄》；據我國著名氣候學家竺可楨先生的研究，正統、景泰、天順時期，中國處於小冰河時代。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
成化十二年設置的鄖陽府，是明朝統治者解決流民的最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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