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文字獄”一詞被定義為“

清朝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這也是大多數人對於文字獄的第一印象，然而實際上，早在明朝洪武年間，就有大臣因文字犯禁而獲罪的事件，這便是明初“表箋之禍”。

所謂的“表箋之禍”，自然與“表箋”有關，這種表箋，是臣子向皇帝所遞交的一種表達祝賀之意的文書。這類起源於漢代的文書，寫作皆有定式，不過一般來說，大臣們即使是因為失誤而冒犯龍顏，皇帝卻很少會因此而對其貶黜。但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卻是一個例外，洪武一朝，因為沒有注意“應合迴避兇惡字樣”等原因，屢屢有大臣獲罪於洪武帝，這些大臣多數被朱元璋戮殺，甚至有學者考證，明初涉及表箋一事的犯官中，僅翰林院一位張姓編修免於一死，《古穰雜錄》中稱“數年以來 ,才見容此一人而已”。可見表箋之禍的酷烈。

然而，與清代的文字獄不同，明代的表箋之禍，不僅在明朝內部肆虐，甚至影響到了周遭的藩國朝鮮，自洪武二十六年開始，一共發生了五起與表箋有關的外交衝突，這些衝突中，明朝具是以一種問責者的姿態對李朝開國之君李成桂大加指責，稱其“奈何不務深謀遠慮, 固建睦鄰之道。左右所用, 皆輕薄小人 , 雖稱儒士, 實剽竊古人肌膚之理 , 所以不能以德助王。”，這樣的斥責之言，已經可以算得上是直接的侮辱。這一系列事件，對中朝關係造成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許多歷史文獻和資料中，人們經常將朱元璋對朝鮮大申表箋之禍的行為，看做其性情暴戾的一種表現，甚至因此稱之“專橫跋扈, 疑忌重重, 喜怒無常”。誠然，從明代建國之後的許多政策中，我們都能大致瞭解這位早年間歷經坎坷的君王，的確不是一位仁慈之君，但是，作為明代開國之君的朱元璋，能成就一番霸業，自然有其獨到之處，這樣的人物，在處理與朝鮮的關係時，又豈會僅憑一人之好惡隨意對屬國進行斥責甚至辱罵。那麼，這一系列事件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樣的原因呢？

朝鮮表箋之禍的過程

中朝表箋之禍的開始，起於洪武二十六年朝鮮謝更國號恩表事件。此時，朝鮮太祖李成桂“殺高麗四王”自立，在經歷了多次外交交涉後，依舊疑竇重重的明朝最終還是接受了這一現實，並承認李成桂對高麗的實際統治權。

因此，李成桂為了進一步加深與明朝的關係，並表示順服，主動準備交還前朝恭愍王之金印，並以此為契機對明朝準其更名為朝鮮一事進行謝恩（如今我們所知的朝鮮王朝之名，就是在此時確立下來的）。

國書的全文如下：

睿恩洋濊，聖訓丁寧，舉國與榮，撫躬知感。伏念幸遭昭代，權長荒陬，曾無補於絲毫，但佇瞻於天日。頃當賤介之返，特承宸命之加，示國名之當更，勑星馳而來報，臣與國人，不勝感激。竊惟昔在箕子之世，已有朝鮮之稱，茲用奏陳，敢幹聰聽，兪音卽降，異渥尤偏。旣戒之以牧民，又勸之以昌後，佩服無已，糜粉難酬。茲蓋伏遇端拱九重，明見萬里，諒臣乾乾若厲，憐臣斷斷無他，乃令小邦獲蒙新號。臣謹當之屛之翰，益虔職貢之供；載寢載興，恆切康寧之祝。

然而，朝鮮為此上的，卻被朱元璋所猜忌，認為表箋中“雜以侵侮之詞”，龍顏大怒之下，除了將原本僅負責送還金印的謝恩使李恬以“跪姿不正”為由幾乎杖斃以外，還手諭李成桂，威脅將“師至三韓”。而這樣的說辭甚至不是表面的恐嚇之語，自謝更國號恩表事件之後，明朝便“敕遼東都指揮使司謹守邊防”，並在中朝遼東邊境處“增置關隘、繕修邊防，發騎兵巡邏至鴨綠江而還”。

與之相對的，則是朝鮮君臣的反映。因為表箋之禍的爆發實在出乎意料，李成桂與朝臣們一方面以“卑辭謹事之”的態度，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平息明朝的憤怒，另一方面，也在表箋之禍爆發後，開始對本國軍制進行改革，準備“設邑置鎮，以治民事、以練士卒”，試圖通過這種變革強化朝鮮的軍事力量。而這種軍事方面的政策調整還體現在國都的選擇上，朝鮮君臣開始了對遷都漢陽（今朝鮮首爾）一事的討論，朝鮮似乎是在通過這種方式來減少明軍所帶來的軍事壓力。

表箋之禍與遼東局勢的關係

第一次表箋之禍，是中朝外交關係的重大轉折點，同樣也是中朝表箋之禍這一事件的縮影。在發生這種外交衝突之後，從表面上看，明朝似乎是在以軍事手段迫使朝鮮屈服，而朝鮮則“卑辭謹事”，以期明朝的原宥，但實際上，無論是朝鮮還是明朝，都在表箋之禍爆發之後開始了有意無意的軍事動員，這種動員態勢，其實正是朱元璋屢次掀起表箋之禍的根本原因。

明代，其實是古代中朝關係中最為穩固和和睦的時期，尤其是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即朝鮮所說的壬辰倭亂），明朝的迴護和支援更是使得朝鮮國主感激不已，即使到了清朝初年，朝鮮國王仍然會以此為由祭祀神宗皇帝，此類祭祀活動，被稱之為“大報”。

然而即使是在壬辰倭亂前後，中朝之間因為彼此利益的牽涉不同，也會出現齟齬和矛盾。而明初這一段時間，中朝關係更是體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性，這一時期的中朝關係，因為彼此間的利益矛盾，絕非之後史家用“事大字小”就可以輕易概括的。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遼東局勢上。

明朝和朝鮮建國時間僅僅相隔二十餘年，元朝之於明朝，高麗之於朝鮮，有著種種相似之處。在明朝與朝鮮剛剛建國之後，所要面對的是對前朝勢力範圍的繼承問題。而遼東則成了兩國利益牽絆最為激烈的地區。

元朝的東寧府，是囊括瞭如今平壤一帶的行政區劃，而雙城總管府，更是直接深入朝鮮咸鏡道地區。這兩片區域的劃分，是明初中朝之間最大的利益牽扯，不過，東寧府雖然曾經歸屬元朝，但隨著元麗關係的緩和，在大元建國的第二十七個年頭，元朝就已經放棄了對該片地區的管轄權，這在《高麗史》中葉有所記載“帝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

相比之下，雙城總管府雖然隨著元朝的覆滅而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明朝所建立的鐵嶺衛，直接由遼東都司所統管。對於朱元璋來說，雙城總管府一地“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於遼”。

此時李成桂尚未奪權，高麗國依舊存在，在這期間，明朝與高麗就雙城總管府的歸屬問題，曾經爆發了激烈的爭吵，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朱元璋最終放棄了對於這一地區的爭奪。轉而將鐵嶺衛設立在遼東半島境內。

然而，這卻帶來了新的問題：高麗親元派將雙城總管府地區的收復看作其政治資本，並以此為由進一步向明朝施壓，試圖染指遼東。事實上，自恭愍王被親元勢力所殺後，明麗兩朝就遼東一地曾經爆發過數次軍事對抗，就連之後嚮明朝稱臣的朝鮮國主李成桂，在身為高麗屬臣之時也曾直接攻佔明朝所建的遼城城寨。並告遼東軍民“凡遼河以東本國疆內之民，大小頭目官等速自來朝，共享爵祿。如有不庭，鑑在東京”。

事實上，即使是在朝鮮建國之後，朝鮮朝臣中也不乏冒出染指遼東的年頭，而一些士大夫也開始從文獻中為朝鮮的佔遼提供依據“”“本國與堯並立，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賜之履西至於遼河，世守疆域”。

而即使是較為客觀的中立派中，也有人將遼東視為朝鮮的龍興之地，稱“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懷德久矣”。所謂的“畏威懷德”之說，可能也與李成桂本人有關，李成桂祖父李安曾是遼地軍閥，以武力割據一地，在元代遊走於高麗與元朝兩股勢力之間，平衡斡旋，最終接受高麗招安。

而與臉有著同等身世的遼東人仍有許多，這些遼東人中，有的於元末之際逃荒至高麗，有的則繼續在遼東掙扎求存，在高麗和朝鮮人看來，這些人和勢力，正是他們可以爭取的關鍵。

表箋之禍背後的外交震懾

事實上，明太祖朱元璋並非對此一無所知。這從當時對於朝鮮第一次表箋之禍的記錄中也能看出端倪。在《明太祖實錄》中，編纂者就將朱元璋針對“謝更國號恩表”的爆發原因進行了總結，除了前文所說謝恩表“雜以侵侮之詞”外，最為重要的其實是朝鮮公然招募遼東流民以及“招誘女真部落”、“潛渡鴨綠江欲寇遼東”這三次事件。除此以外，朝鮮私下裡溝通遼王，也是誘使朱元璋暴然發難的重要誘因。

對於遼王的行為，朱元璋還曾經專門遣使責問，稱“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君何以應之”，至於以此為由阻止其修建王宮，其實也是對遼王的敲打之意。

而表箋之禍中，首當其衝的幾位使臣，但這些使臣中，卻少有因為表箋被殺的記載，即使是之前所說無端被誣以“跪姿不正”的謝恩使李恬，之所以被施以杖刑，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朱元璋責問朝鮮失禮之時竟直言抗辯，這才招致禍事。而如果仔細研究表箋之禍中真正被殺的朝鮮大臣，則多是對攻遼、佔遼一事有著強烈渴望的強硬派，如

鄭摠、鄭道傳等人，雖然並未因為表箋之禍被直接殺死，但由於內部勢力的傾軋，卻死於以李芳遠為首的親明勢力的政變當中。

事實上，與爆發在明朝國內的表箋之禍不同，朱元璋對朝鮮發起的三次表箋之禍，並不如之前想象中那般恣意妄為，即使是第三次表箋之禍中，聲稱為“康妃服喪”而拒絕穿洪武帝所賜衣物的鄭摠、金若恆、盧仁度三人，朱元璋對三人的處刑也合乎禮法。從這一點看，朱元璋在處理遼東與朝鮮局勢時，雖然方式大開大合，不免失之寬宥，卻依舊將事態控制到了較小的範圍內。

結語

“事大以誠”與“與小以仁”，是如今對明代中朝關係最為確切的一種概括，然而事實上，率先在中國推廣這種宗藩秩序的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雖然將這一體系稱為“天地之間，帝王酋長……天造地設，各不相犯”，但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有著極為靈活的處置方式，在明初表箋之禍中，其看似酷烈無狀的行為，其背後隱藏著他基於時局的深刻考慮。

而明朝，也藉助於表箋之禍，最終在朝鮮半島確立了其宗主國的影響，並將原先活躍於朝鮮政局當中的激進派或驅逐或消滅，我們在隨後的歷史中，見到的那種“事大字小”的中朝關係，其實與這一舉動有著密切的聯繫。

參考文獻：

1、《明太祖實錄》

2、《明史紀事本末》

3、張士尊：《明代遼東邊疆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4、張士尊：《明初中朝關係中出現的幾個問題》，《鞍山師範學院學報》，1997 年第 1 期

5、孫衛國：《論事大主義與朝鮮王朝對明關係》，《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