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俄國哲學家卡伊薩林不遠千里來拜訪了正在讀書的沈曾植後，甚為欣喜，寫下一篇《中國大儒沈子培》，稱沈曾植是“中國文化之典型”、“中國之完人”。
然而時勢弄人，時間往後推移不久，除了王國維、陳寅恪、王遽常等少數人時不時念叨他以外，他的經世之才，因其不合時宜，逐漸被學術史漸漸遺忘，偶然出現的“沈曾植”三個字，也讓人感到陌生。
沈曾植
正如幾年後沈曾植的《自壽詩》中所云：“驀地黑風吹海去，世間原未有斯人。”
對，世間的確是有這樣的厲害角色：沈曾植學貫中西，無論天文地理，經史子集，亦或音律書畫，別說你聽過的學問，就算你沒聽過的學問，他都懂。
沈曾植作品
套用現在的話，沈曾植就是終身學習的典範：在刑部工作時，他通讀古今律法；在他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時，為跟俄羅斯打交道，把遼金元史讀了個底朝天。曾經就有個沈曾植版本的“李白草詔嚇蠻”的故事。
原來，俄羅斯使臣喀西尼將俄人拉特祿夫《蒙古圖志》裡所載的《唐闕特勤碑》《突厥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受裡登羅汩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送到總理衙門，這位俄國使臣認為中國人不可能研究得了這三通碑，於是有意考校中國人學問。
沈曾植撰《蒙古源流箋證》 卷首
沈曾植臨《爨寶子碑》
沈曾植作品
沈曾植《臨魏碑楷書屏》 紙本 147×40cm×2 西泠印社藏
王國維的名篇《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就把沈曾植捧到了天上。
王國維很少讚譽什麼人，沈曾植病逝後，王國維更是在輓聯中寫道：“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更是大哲人，四照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己，要為天下哭先生。”
沈曾植作品
對沈曾植來說，學問已屬自娛之事，所以很少動筆著述。王國維卻是有心人，他把兩人的談話內容記錄整理出來，加上自己見解寫成專著。通過和沈增植的交往，王國維不僅從沈曾植處讀到一些罕見的古籍珍本，為沈氏編輯詩稿，而且通過聊天，受到諸多啟發，直接促成了一些學術論著的寫作。王國維的《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就是在二人聊天的基礎上完成的。
不僅對著述的態度與大多數人不同，沈曾植的書法強調的是以心性去書寫，而非簡單的書家之字。
沈曾植作品
在清朝末年，當大多書家在學碑而貶帖之時，沈曾植卻熔碑帖於一爐。正如胡小石所評價的：“前不同於古人，自古人而來，而能發展古人；後不同於來者，向來者去，而能啟迪來者。”
沈曾植《行書節臨李思訓碑扇面》
他的弟子王蘧常回憶說：“沈氏作書行筆速度極快，下筆力量也很重，而其轉指最為靈活，有時候甚至筆管倒臥於紙上。” 這樣就很好地避免了流滑的弊病。沈曾植書法，常體現出漢碑的生拙頓挫，線條渾厚，寬博自在，在“不穩”中顯得到位，這種到位，如曾熙所說：“工處在拙，妙處在生，勝人處在不穩。”也因此，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把他列為“帖學”的殿軍人物，認為他已經把“書學的奧秘豁然貫通”。
王蘧常把老師沈曾植的書風演變分為兩個階段：六十歲之前“為孫隘庭臨《鄭文公碑》，絕少變化”；六十歲之後，“真積力久，一旦頓悟，遂一空依傍，變化不可方物”。
沈曾植《草書王羲之帖扇面》
在書法評論家眼中，書學家的字求法，畫家的字求趣，學者的字得書卷味，碑學書家有金石氣，帖學書家有滋潤豐膄肌理。但唯有沈曾植的字兼而有之，獨擅其美。
辛亥革命之後，沈曾植對政治上的失意，開始隱居到上海，潛心研究各類學問，雖然沈曾植並沒有太多專門的論述某一門學科的專著，但他的許多觀點和看法都被記錄在沈曾植的各類文稿、日記、批註之中，之所以在市面上沒有專門的有關沈曾植的專著圖書，是因為沈曾植留下了太多的涉及各類學科的圖書批註。
沈曾植《隸書平旦清風七言聯》紙本隸書 143.5×35.5cm×2 浙江省博物館藏
這其中不得不說的一點就是上述的沈曾植藏書達30萬卷，什麼珍貴的宋元刊本、地方誌、文獻等等不計其數，再加上沈曾植的各類碑帖題跋，更是不計其數，這也為整理沈曾植的相關資料增加了許多難度。
沈曾植,作為清末書壇巨匠,於碑學草書有開宗立派之功，這得益於他對諸多學科的精深研究。從沈曾植的身上可以窺見，今天書家侷限於書法技巧的學習和探索，而忽視了學養以及其它學科的鑽研。為書法而書法的片面，致使今日之書家都缺乏內心的豁達和人格的高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今天沈增植不應被遺忘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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