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溫州人，全國大多數人跳出來的第一反應除了有錢，還是有錢。“東方猶太人”的稱謂更是讓溫州人成為中國人印象中的典型商人代表。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溫州遍地是老闆，個個開寶馬、奔馳，人人都住大別墅。聞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更是讓中國人見識了什麼叫豪買整棟樓。
但是今天的溫州經濟，並非大多數人想象得那麼好，在強者如雲的江浙滬地區，溫州經濟非但不突出，很多人均數據更是浙江墊底，和麗水、衢州在一個水平上。
『人均數據墊底，溫州很失落』
憑藉早年先發優勢，溫州坐上了浙南地區經濟的中心地位，但是到了今天，即便是在相對落後的浙南地區，溫州經濟也談不上不領先。與周圍的台州、麗水相比，溫州沒有表現出該有的優勢地位。
▲2018年浙江11市人均GDP（單位：萬元） 數據來源：統計局
在浙江省11個地級市（含省會、副省級城市）中，2018年，溫州人均GDP倒數第二，僅高於麗水，這還是2018年溫州經濟有所好轉的情況下取得的成績，前些年，一度蟬聯倒數第一。
在縣級行政單位層面，溫州有兩個國家級貧困縣和一個省級貧困縣，分別是泰順、文成和蒼南。其中，泰順縣和文成縣在浙江省89個縣市區中位列倒數第4和第5，GDP至今不超過100億。
▲2019年浙江11市A股上市公司情況 數據來源：來自楊飛博士的文章《浙江省各地市上市公司數量市值分析 》
在上市公司層面，溫州的表現同樣不盡人意，人口只有溫州1/3的湖州，上市公司的數量差不多是溫州的2.5倍，市值也同樣約為溫州的2.5倍。
而在人口更少，經濟總量更小，以及來自上級政府支持更少的情況下，同屬浙南的台州，多項人均經濟數據同樣遠遠好於溫州，並且誕生了像吉利集團這樣極具市場競爭力的世界五百強民企。
▲浙江杭甬溫三市1978-2018年經濟增速對比 數據來源：地方統計局
時間倒回20年前，溫州也曾迎來過自己的高光時刻。新世紀初期，溫州是名副其實的“浙江鐵三角”之一，一度與杭州、寧波並肩作戰，成為浙江經濟發展的三個支柱型城市。
現如今，杭州、寧波風光依舊，唯獨溫州掉了隊，多少讓人唏噓。
『壓垮溫州經濟的三座大山』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經濟學家稱頌的“溫州模式”，變成浙江經濟發展的負面典型，過去這些年，溫州到底經歷了什麼？
筆者在翻閱了大量資料和數據後，發現了壓垮溫州經濟的“三座大山”：其一，全民炒房與高房價；其二，企業互保、聯保危機；其三，產業轉型遲鈍。
先來看全民炒房與高房價。
在之前分析蘇州經濟發展停滯的文章中，筆者曾經很清楚地論述過高房價產生的巨大負面作用，比方說抬高企業生產成本，又比方說擠壓制造業生存空間。
在這件事上，溫州沒有成為例外，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聞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一度讓各地民眾聞風喪膽，因為他們到過的地方，房價就沒有不暴漲的。作為大本營的溫州市，自然也逃不過炒房團的“魔爪”。在房價最高的時候，作為三線城市的溫州，房價甚至超過北上廣深，躍居全國第一位。
如此瘋狂的房價，自然對溫州當地的製造業產生了很大負面影響。由於溫州早期的發展，主要靠的是勞動密集型產業，這類產業利潤不高，對生產成本極為敏感。一旦土地、房租上漲，再趕上勞動力成本飆升，很快就會難以為繼。
事實也果真如此，筆者就有一些溫州朋友，在2010年前後將自己的製鞋工廠搬到了江西的上饒地區，因為那裡有著更為便宜的土地和人工，生產成本更為低廉。
除了房價上漲帶來的成本擠壓，炒房立竿見影的“財富效應”，也讓更多溫州商人關掉自己工廠、商店，抽出資金來炒房。這一現象的結果就是炒房還抽走了大量原本用於實體經濟的資金，加速了產業空心化。
人民銀行溫州支行撰寫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調查報告》顯示，溫州1100億民間借貸的總盤子中，僅有35%用於實業經營，其他都用作各種投資和拆借。
再談企業互保、聯保危機。
眾所周知，銀行在無法準確預測企業風險承受能力和違約水平的情況下，偏好採用擔保來轉移信用風險。這一點，溫州的銀行業也不例外。
由於溫州經濟結構以民營企業為主，政府也就沒有了動力來做擔保企業信用風險這件事，“動員”或者“迫使”企業相互擔保，就成了銀行“偷懶”貸前審查的手段。一家企業還貸的第一現金流本應是企業的經營現金流，而非擔保企業的代償，但是溫州的銀行業卻選擇依賴後者。
當溫州經濟整體保持在較好增長勢頭或者市場資金寬鬆時，企業相互擔保的問題並不會很突出，銀行也能通過企業互保、聯保來規避風險。然而，一旦經濟形勢下行或者銀行大規模收緊銀根，一部分企業出現債務危機之時，參與互保、聯保的企業就會被拖累，甚至出現企業連片被“拖垮”的情況。
這就好比《三國演義》中，曹操原本計劃利用“鐵索連舟”來保持船的穩定，好讓北方將士能適應波動的長江水面。然而，諸葛亮和周瑜的火攻妙計，卻讓曹操的“鐵索連舟”變成了“火燒聯營”，大火最終打垮了曹操的幾十萬大軍。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家為了刺激經濟，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一下子放出來4萬億。敏感的溫州人自然不會錯過這樣的資金盛宴。許多雄心勃勃的溫州企業家從金融機構貸出大量資金，擴大生產，短時間內建起了許多廠房。
2011年左右，銀行開始收緊銀根，溫州當地的經濟形勢快速惡化。由於溫州人這些年的過度投資和投機，互保、聯保從風控手段變成了風險傳染的放大器，最終導致溫州出現了兩個月倒閉上千家企業的情況。
最後，聊聊產業轉型遲鈍。
這個因素，與其說是壓垮溫州經濟的大山，不如說是一種“慢性病”。在經濟發展速度比較快的時期，產業結構落後的問題並不會被公眾注意到，但是當既有增長路徑的紅利釋放殆盡後，經濟增長停滯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至於溫州經濟為何轉型緩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大原因。
第一，溫州經濟興起於草莽，主要由當地一些敢於冒險，善於吃苦的農民企業家帶動起來。經過幾十年發展，他們已經是當地富裕人群，生活無憂，但是對於如何繼續壯大企業，發展成為現代大型企業集團方面，卻並非行家。低科技含量，低競爭力，企業經營家族化，規模上不去長期困擾來著溫州經濟。
第二，溫州並非國家重要城市，在國家高端產業佈局，頂級大學和科研院所的集聚方面，遠遠落後於省會、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再加上溫州的城市吸引力不足，外來人才也很少來到溫州發展。人才資源始終困擾著溫州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
第三，溫州政府長期對溫州發展奉行“無為而治”的態度。在溫州早年的發展過程中，無為而治，放手讓民營經濟發展曾經是當地經濟發展的一大利器。但是，市場也不是萬能，對於前沿產業的佈局，引入研究機構，引進先進高校和吸引人才落戶等方面都需要政府出面來操作。
以深圳為例，深圳的知名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皆由政府主動引進，在吸引人才方面，深圳市政府也採取了非常多有效的政策。受益於此，深圳的經濟發展得到了更為豐富的智力支持。
『溫州，正在甦醒』
2017年1月，經過四年建設的靈霓北堤終於通車，溫州市區可以直達洞頭區狀元岙。在這裡，溫州人期盼已久的深水港投產使用，就剩和大陸連通。
自此，溫州發展迎來新時代。
2018年，溫州經濟結束了7年的低增長，迎來反彈，實現了名義10.99%的增速。在已經公佈的2019年前三季度，溫州經濟延續了去年的高增長。
從公佈的數據來看，房價的回落，新興產業的興起，製造業的恢復，共同提振了溫州經濟。對一座以製造業為經濟支柱的城市來說，唯有迴歸實業，迴歸工廠，才有可能實現自身的長久發展。
告別投機，踏實做事的溫州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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