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笔者曾因工作接待过一位来自东北的特殊游客,这位曾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一级翻译只因当年系国立四中的流亡学生,在峰火连天的岁月辗转到过嘉陵江边阆中古城,离休之后携老伴故地重游,见面不久即向我打听“东门口那座铁塔还在吗?”当得知已毁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连连摇头，惋惜不已。
其实,对这座铁塔，像本人这个年龄段再往上的当地人并不陌生。当年径直进入县委大院几十米不远,右手边即有一排青瓦平房,这铁塔就安放于此(应为坐东向西,背后为县人武部),由于光线不很明亮,塔身的字迹纹饰几乎不能辨认,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那个蒙稚岁月,零距离观摩仅仅只是玩耍的需要和好奇心的驱使。在该塔毁掉之后,记得本人还不止一次去观看过塔址下那黑窟隆洞的深井,再往下投一石块就为了听那“咚”的一声。当年这位国立四中的学子因命运使然,在阆中见识了这座铁塔后便成了他铭刻终身的记忆和一生的牵挂。因为他的追忆(更重要的是当时的表情深深地触动了我)也才让本人知道了不识庐山真面日的羞愧和历史留下无数遗憾后的又一声叹息！
1939年底梁思成、刘敦桢来阆古建科考时所拍
迄今有关这座铁塔的文字记忆与铁塔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信息相比较,实在是太不相称,不堪回首。查1993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阆中县志・大事记》:“唐玄宗天宝四年(745)、铸造铁塔一座，高一丈四尺一寸,塔身六方,满铸八分体,阳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国内罕有。1972年县武装部建房时毁”。
2006年3月,中国文史出版社《阆中名胜古迹考释)(称：“铁塔寺,在内东街原市委、市府大门及武装部处。内有铁塔一座,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铸造,覆以八角亭。塔高一丈四尺一寸,塔身满铸八分阳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为国内所罕见。清末及民国初年,寺为小学,后为幼稚园。其后寺圮,惟余铁塔。‘文化大革命’中,铁塔碎毁,遂无遗迹。”
清代常明、杨芳灿等纂修《四川通志》亦有载:阆中“铁塔寺在城东门内，有铁塔高一丈七尺宽一丈。唐天宝四年建”。
如此等等,这些非常有限的文字除了基本描述不尽一致外(以塔高为例:究竟是一丈四尺一寸,还是一丈七尺?究竟是明清的度量,还是现代的标准?)更重要的是远不能说明铁塔本身弥足珍贵的价值所在。那么,老祖宗在天宝四年究竟给后人们留下了什么,才值得这位历尽沧桑、饱经风霜的国立四中学子叹息再三呢?
文物价值：存世的唐朝铁塔本就不多见,而满铸一篇经文的更是少有。可以肯定地说,该铁塔至少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最高大、最典型、最精美的“铁铸经幢”。
铸造价值：塔身整体成形浇铸而成(塔顶系石造),高4.32米、宽38厘米，呈八面柱(过去均记载为“塔身六方”,高度亦有误差),其上满铸隶书阳文(又称朱文），字体清雅,笔锋尽露。1939年底梁思成、刘敦桢等人实地察看后认定其“隶书径寸，似先铸就，然后与入模，与幢合铸”。
宗教价值：铁塔所铸《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前有序,中有咒。经文系唐周罽宾国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序为永昌元年八月定觉寺沙门志静撰书,因该经文分有序、无序两种译本,故阆中铁塔经文准确全称应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才是。因其系精神寄托之处,长期以来铁塔寺便成为城区社会公益活动的重要场地。记载和记忆中有许多事件活动均在此举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华哲阿不董喇希来阆后,移住铁塔寺为众生讲经论道;嘉庆年间,有陨石坠落回民刘家磨房侧,后被人移至铁塔寺陈列展示；民国以后,为推进新文化运动,在铁塔寺先后设立通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阅览室)、铁塔寺小学,以开启民智；此后由政府拨付经费,又在此创办了第一所官办幼稚园；抗战期间,“国立四中”从安康迁来,其初中部也设于此。
艺术价值：“幢平面八角形,下部莲座………其顶以叠涩与枭混曲线,向外挑出,然后收进,其上冠以宝珠”(见《梁思成全集・第三卷》)。八面柱形的经幢每面宽38厘米,铸有隶书书阳文七行,每行9-74字不等,其计56行3770余字(不含咒语中的注音小字)，书法精甚、艺术价值极高,明人赵蛹《石墨镌华》一书中,甚至认为唐代这类经幢“其书法刘慎微、僧无可书者佳,余无名姓,然皆与此匹敌者”。
阆中铁塔历代均有研究宗教、钟爱艺术的人士做成拓本观摩研习,现珍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内的两套拓片,一为明末清初墨拓、装裱成立轴；一为朱拓末裱，系清末拓本。刚解放不久的1952年,文化部也曾明示朱拓四套,分送到部省等有关部门存档
历史价值：塔身的最后两行文字为落款,据台湾史语所副研究员刘淑芬研究应为：“右南部县王袭纲及妻严十五,与诸施主奉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及法界苍生,敬造此塔,供奉万代”，“天宝四载二月八日造成定唐安郡(刘)藩主”(见《经幢的形制、性质和来源一一经幢研究之二》，刘淑芬著)。这里虽明示了造塔的主人(施主）、目的、时间,但“定唐安郡(刘)藩主”几字特别值得注意。按此意,铸造此塔是要使什么地方安泰吉祥的。因此,要么是南部籍王袭纲等人委托在阆中加工造此塔,后又因故尚未运至唐安郡(唐安郡，唐天宝元年(742年)改蜀州置,治今四川省崇州市)；要么是在其他地方铸好后,需经过阆中再转运至唐安郡后遇变故而留下，其经历犹如合州庆林观观主铸造的那口铜钟一样。
四川省博物馆郝承琳也曾于1991年在《四川文物》上撰文称,阆中铁塔又称保宁铁塔,1956年曾由省文管会派员实地调查,并将翔实资料收录于《四川文物简目提要)一书(油印本),该塔身为铁铸,顶系石造,呈八面柱形,通身满铸八分体,隶书阳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有近代所建瓦亭覆盖其上。
这种宗教铁塔,实为经幢,始创于唐代,多由石头堆积而成,而铁铸经幢较为少见,但广义上塔幢同类又可通称,故习惯上还是称为“阆中铁塔”。但是目前研究唐代经幢的权威专家,当首推“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后、史语所副研究员,专攻中古城市史、中古佛教史和中古社会史的刘淑芬女士。
她在《灭罪与度亡——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之研究》的专著中,将经幢作为社会史的独特资料来处理,通过各种经幢结构、造型与所刻内容的考察分析,揭示唐代及唐以后社会宗教生活与宗教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经幢是唐代发展起来的以镌刻佛教经文为主的石柱建筑。在唐代,经幢所刻大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此经是释迦牟尼佛为解救善住天子临终前将轮回畜生、地狱道并受诸苦而说。
1939年底梁思成、刘敦桢来阆古建科考时所拍
唐以来,地狱观念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是以镌刻此经的经幢其功能就是灭罪度亡、破地狱门,兼及祛病延寿、禳灾祈福,乃至镇护土地、保境安民等。唐人又因信仰、尊奉此经而广植各类经幢。自唐代出现这种新的佛教石刻形式后,因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幢所刻都是《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通常便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简称为“尊胜经幢”或“经幢”。
”天宝四载(745年),王袭纲等人在今四川阆中县所造的八面铁幢,形如石幢,其上镌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并有'右南部县王袭纲及妻严十五,与诸施主奉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陛下及法界苍生,敬造此塔,供奉万代'的铭记。虽其记称此为塔，但它实际上是经幢,所以《八琼室金石补正》引初喜海《三巴耆古志》：‘右塔镕铁铸成,形如石幢,文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亦石幢所刻之经也。’将之著录为《王袭纲铁塔尊胜幢记》”(见《灭罪与度亡一一佛顶尊胜罗尼经幢之研究》刘淑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月1日出版)。
由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内容对信徒极具吸引力,加之译者佛陀波利赍此经东来的传奇,更给此经平添不少魅力,以致“佛陀波利所传之本,遍天下幡刹，持诵有多矣”(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到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令“天下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咒二十一遍”敕令的推广,整个大唐帝国的城乡街巷在晨钟暮鼓中,已是诵佛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此乃后话。
铁塔抑或经幢,正是大唐隆州(阆中)佛事昌盛、众生安乐的重要见证和标志。
閱讀更多 閬中民俗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