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皇帝侍讀劉崐銅像 通訊員供圖
明朝、滿清和民國，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景東教育文化一度領先普洱市其他縣區。因此，普遍認為，景東毗鄰大理，“近朱者赤”，教育文化繁榮是深受大理、南詔國文化薰陶。
其實，明朝、滿清和民國時期，景東教育主要是儒學教育，文化繁榮主要是漢文化薰陶。而在這段歷史階段，在文治武功方面出類拔萃者，主要是從明朝開始大量移民景東的中原漢人變服從俗，與當地原著民通婚後的子孫。
大理州某縣一位朋友說：“要說因為深受大理、南詔文化影響，那麼我縣是大理州，與南詔國發源地巍山毗鄰，何以明、清和民國時期，文化反而不如景東呢？”
明、清、民國時期景東教育文化繁榮，出了一個清朝同治皇帝侍讀劉崐，出了一個曾先後在廣東、山東、江西、浙江四省任巡撫程含章，其最深層次原因，是景東在明朝時期設置衛所，中原一帶漢人大量進入景東，將儒學（漢文化）帶入景東，加上明朝開始，官府和士紳重視興辦教育，這種風氣被歷朝延續，以及景東傣族土司偏愛漢文化。
清同治皇帝侍讀劉崐銅像 通訊員供圖
關於南詔國
南詔（銀生）文化，留給景東的文化，也許就是樊綽《蠻書》中的一片茶葉。
歷史上的景東，南詔統治時間極短。南詔唐永泰元年即公元765 年建立，距今1240 年，在今天的景東彝族自治縣文井鎮開南村設銀生節度治所，很快，開南被永昌金齒白蠻佔領，銀生節度治所移往楚雄德江城，距楚雄州府所在地兩公里。根據民國時期編寫的《景東縣誌稿》記載：“景東在宋以前為檄外地也，自元入版圖。”徼外，指塞外，邊外。
南詔國幾乎與唐朝相始終。據《新唐書•南詔傳》記載，南詔國疆域“東距爨（今雲南東部），東南屬交趾（今越南），西至摩伽陀（今印度），西北與吐蕃（今西藏）接壤，南女王（今老撾境內），西南縹（今緬甸），北抵益州，東北黔巫”，範圍遠遠超過今天雲南省版圖。據史料記載，普洱景東、鎮沅、景谷被金齒白蠻所佔據，玉溪新平被阿僰所據，臨滄鳳慶等地，亦被其他少數民族所據，直到元朝，才被收服歸附。《元史》記載，“開南州，下。州在路西南，其川分十二甸，昔撲、和泥二蠻所居也。莊蹻王滇池，漢武開西南夷，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嘗涉其境。至蒙氏興，立銀生府，後為金齒白蠻所陷，移府治於威楚，開南遂為生蠻所據。自南詔至段氏，皆為徼外荒僻之地。”《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府山川環繞，群蠻錯列，亦控扼之所也”。景東縣文井鎮開南村設銀生節度，不久被金齒白蠻佔據，銀生節度治所隨即移往楚雄德江城。可見，元朝之前，景東很少受外來政權統治和影響，地處偏僻的景東，基本上與外界沒太多交流，而是相對獨立發展，就談不上山麼薰陶了。
南詔建國哀牢夷，其生產力和思想文化發展程度，在同時期應該與普洱其他縣伯仲之間。南詔國，一般認為是彝族建立的政權，漢史記載是“烏蠻別種”，桑耀華先生認為是與彝族同源的羌人——拉祜先民，總之，是哀牢夷所建立的一個政權。而大理國，則是白族段氏建立的一個政權，白族的先民接受漢文化較早。
南詔國和大理國，這兩個政權的建立，南詔文化（或銀生文化）和大理文化或許在民族習俗上會對景東原著民有些影響，但肯定不是景東文化曾經一度領先普洱其他縣的根本原因，而真正原因，應該是以下幾個方面：
四省巡撫程含章銅像 通訊員供圖
明初大遷徙
真正使景東教育文化一度領先普洱其他縣區的原因，是明朝洪武年間大量從中原遷徙而來的漢人，與當地女子結婚，融入當地民族中，他們帶來了儒學教育傳統和先進的漢文化。《嘉慶景東直隸廳志卷之二十三•風俗》記載：“原隰多僰夷，山多倮倮，縣屬川居者大豐，皆江西、江南籍貫，次之湖廣、四川、貴州各有移居，山居者皆土著夷人。”建立南詔國的民族，現在被歸為彝族，而南詔子孫，在明、清至民國，在景東境內，多居高山，僅憑“大理”、“南詔”文化，很難培育出皇帝侍讀和四省巡撫，元朝之後景東主流文化儒教。
遠古時期，雲南本無漢族。司馬遷稱此地為西南夷地區。晉朝常璩《華陽國志》說“南中雲南等地在昔蓋夷、越之地”。漢武帝征服了雲南地區，“募豪民田南夷”，這是進人云南的首批漢族移民。此後陸續有漢族遷入。但由於移入的漢族在數量上畢竟不多，尚不足以以漢化夷, 而只能變服從俗。所以,三國兩晉時期的雲南地區仍是夷漢合流，鬼教風行，迫耶縱橫，香老議論。隋唐曾對雲南進行有效經營，擴大了漢族文化的影響南詔與唐朝間互有攻守，數以萬計的漢族軍民或被俘，或被虜，進人云南。然而他們同樣也只可自稱“本皆華人”。元代蒙古貴族統治雲南，移人云南的人口包括蒙古族、回族、契丹人及漢族官兵。但漢族大量移人云南而較好地保留其民族屬性，是從明朝開始的。
四省巡撫程含章銅像 通訊員供圖
明代漢族進人云南, 主要在明初洪武、永樂兩朝，而且絕大多部分是以軍屯形式遷人的。《明史• 兵志》載，明代在雲南共設二十衛，二十二個千戶所。這些衛所基本上都是在洪武、永樂年間設立的。《明史• 兵志》還說“ 天下既定 ，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 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洪武二十三年年楊順檢閱雲南左、右、前、臨安、曲靖、金齒、大理、洱海、楚雄等九衛軍馬時，官軍數量為八萬八千四百零五人，洪武二十六年時確定長期駐屯雲南的軍士數量即是九萬五千五百二十七人。衛所是明代以軍屯方式向雲南移民的基本據點。設軍屯墾之外, 也有少量民屯戶進人，以普通商人而非鹽商身分進人云南而留家不歸者，為數亦不多。明代落籍雲南的外省人中, 還有一部分是仕宦。這部分人對於漢族文化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貢獻極大，沐氏家族是這群人的代表，但身為仕宦而落籍雲南者究屬少數。總之，明朝政府有計劃大規模地向雲南移民的時期僅限於明初，移民中又以軍人及其家屬佔了絕大多數，明初移人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三十萬左右。
滿清、民國期間，景東文化先賢都是外來移民。明朝洪武年間，雲南總督沐英父子，將大量中原一帶的人移民雲南。《明太祖實錄卷185•辛巳條》“洪武二十年九月辛巳，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銘麾下軍士無妻拏者，置營以處之，令謫徙指揮、千、百戶鎮撫管領，自楚雄至景東，每一百里置一營屯種，以備蠻寇。”“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辛丑，調雲南白崖軍士屯守景東。上以景東為雲南要害，且多腴田，故有是命。” 景東境內，至今還有不少地方以“屯”、“營”取名的村莊，如“北屯”，如“左所營”。一個屯戍衛約5600人，加上親屬、商人、屯墾等，近萬中原人進入景東。
晚清雲南五大詩人之一戴家政銅像 通訊員供圖
據民國侯應中所編《景東縣誌稿》記載，劉崐是“翰林院付講侍讀學士”，其先祖劉璡來自山西趙縣，隨沐英征討雲南，到景東屯守，留在了景東。雲南景東人程含章，滿清時曾任河南布政使，程氏一世始祖朝一公在元代由婺源遷安慶府桐城縣南鄉大方莊東北首馬家觜，後有外遷陝西、山西、江西等省，屬於“皖桐程氏”，也是從外省遷徙而來。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孝廉楊仕漢在此發跡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楊仕漢系景東大街鎮人，據說祖上來自江西。晚清雲南五大詩人之一戴家政來自江西。進士劉體舒、李灝等人，以及侯應中、羅大任、謝遇清等一批文化先賢、歷史名人。景東花山鎮那賴人徐勁，歷任南寧地下黨支部書記，桂林地下黨縣委書記，先後任延安分區黨校教育主任，邊區教育廳代理秘書長西北大學教授兼秘書長，新中國建立後，任西北師範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蘭州分院院長、西北分院院長等職。國民革命軍58軍副軍長、抗日名將中將梁得奎，國民革命軍第三軍副軍長（授中將軍銜）邱開基等人，祖上都是明朝時期，以軍人、商人遷徙而進入景東。沐英所帶來的屯守軍人和移民，一般都是過鏡楚雄進入景東境內。
由此可見，正是明朝設置景東衛，大量中原人進入景東，帶來了先進文化——漢文化（儒學）、先進思想和先進生產技術。
晚清雲南五大詩人之一戴家政銅像 通訊員供圖
陶氏土司擁抱漢文化
其次，統治景東五百餘年的傣族陶氏土司，元蒙時開始主動到楚雄獻禮納降，明朝、滿清都主動遣使到楚雄報告承襲並繳銷前朝所賜印信，被朝廷稱為土司中最為恭順者。陶氏土司也一樣深受漢文化浸潤，出土文物沒有自己民族文字，都用漢文，受漢化程度很高，學習漢族文化。傣族土官較早接受漢文化，倡導儒學，而且在儒學上有造詣較高的人。例如第六任知府陶綮。陶氏後代陶熔，黃埔軍校第八期，1932年8月被派駐英國利物浦領事館出任代理館務、以及駐英大使館副武官、武官等要職，在此期間進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深造。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日戰爭期間，分別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學生大隊長、雲南國民革命軍事訓練處副處長、第一集團軍高級參謀、中國遠征軍總部少將高參、國民革命軍陸軍總司令部高參等職務，培養了一大批作戰軍官和軍事管理人才，為抗戰鑄造堅實後盾，嘔心瀝血，不辭辛勞。
明神宗朱翊鈞萬曆《雲南通志》卷四十四說：“學校聲教，漸遷其俗。”《古今圖書集成》載《景東風俗考》引《通志》說：“漸習書史，民風地宜，日改而月化”。《百夷傳》記載，傣族昔日是大事用傣文書檄，小事刻木為契見。到明代漢文已經普遍運用。從1988年掘得的陰刻楷書“顯考故知府少鳳公墓”和“顯考知府陶諱金”漢文墓碑，可以證實，早在明代永樂年間或者更早，景東傣族已經使用漢文了。到清代，漢文流行，傣文在景東傣族中幾乎絕跡（或者景東傣族本來就沒有使用過傣文）。
重視儒學教育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一點，從明朝伊始，景東歷代官員之中和部分鄉紳重視儒學教育，積極傳播漢文化，辦學相對市內其他縣較早。明清時期，景東祭孔儀式就已經很完備，主要祭祀日為“四大丁祭”和“二十小祭”。在普洱市境內景東辦學相對較早。正統十一年(1446)，景東衛設教授漢文的儒學，漢學（儒學）和中原傳統文化在景東傳播。萬曆二十四年(1596)衛所的“衛學”改為“府學”。此外還有“義學”普及教育。《景東教育志》記載：從明正統七年，即1442年設學至今，教育已有570多年曆史。正統十一年（1446），景東衛設教授漢文的儒學，中國傳統文化在景東傳播。萬曆二十四年（1596）衛所的“衛學”改為“府學”，位於衛城外南倉井之西。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通判尹學孔遷學於府南錦屏山下（今縣城唐窯學坡一帶），同年巡撫陳用賓改奏衛學為學府，學中經籍、雅樂、祭器皆備，學府毀於明朝麓川傣族思氏土司入寇景東。
程含章的詩 通訊員供圖
廟學始於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同知薛藎及士紳捐銀400兩，買下明指揮使徐振宗舊宅權為廟學。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通判汪遴卿捐奉銀，陶氏土司及本郡士紳亦捐銀兩，鄉村義民協助改建於城西玉屏山麓（現文廟址）。以後，又經同知湯傳楷、黃元治等加以修葺。清康熙三十九年（1770年），同知徐日忠捐奉銀，土府捐銀百兩，又將學宮前錦屏山舊址，殿祠、兩廂、欞星門、鄉賢、名宦修葺完備，同時右邊修建了文昌宮、魁閣，左邊修建了明倫堂、學署、齋房，爾後一些鄉紳又補葺了大成殿、尊經閣等堂宇。故從清康熙時起，景東府學規制日臻完善，准許照府製取入儒童20名（文武同），年廩膳增至40石。清乾隆十七年（1742年），同知程近仁率梁文元、程其珖等闔邑士紳遷文廟於玉屏山舊址。後經過嘉慶、道光時的嵩山、李繼昌、羅承林、羅承式等官紳修葺，廟學規制日益完備。清同治元年（1862年），毀於杜文秀回亂戰火。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知凌應梧率邑紳捐資重修府學，廟貌煥然一新。清末廢科舉後，景東直隸廳學改為中學堂、師範傳習所、勸學所等教育機構所在地。民國年間文廟作為縣民眾教育館、簡易師範學校駐地。
景東書院始建於明弘治年間（1444—1505年），在雲南書院史上屬建院較早之地。明清時期所設學校有縣城廟學、大街鎮三營廟學，另外有明志書院（明弘治年間胡光創辦於城西北）、新城書院（明萬曆十五年尹學孔創辦）、開南書院（清康熙四十年茹儀鳳創辦於治北）、保和書院（清雍正十二年徐樹閎創辦於廳屬保甸河）、麟鳳書院（清同治十二年，凌應梧、劉尚忠創辦於林街清真寺舊址）、興文書院（清雍正元年同知羅德彥創辦於治北鼠街）和興隆書院（清乾隆二十二年創辦於興隆）。此外還有“義學”普及教育。
雍正十二年（公元1728年）建立普洱府，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在景東建立試院，所有普洱府各屬生員，都要到景東參加應試。
1949年後，從1978年恢復高考以來，截至2012年，34年的時間, 景東一中共報考13219人，共上線7321人，共錄取7165人，清華、北大、復旦、南開、中山、廈門、中央財經大學、上海財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交大等名牌大學，都有景東一中學生考入。曾幾何時，高考成績一直保持在全市同類學校中前三名，在全省81所一級完中教育教學質量綜合評估中排名第19名。
正是明朝期間大量外來移民帶來學習漢文化傳統、以及官府重視儒學教育，積極創辦學校，使景東在過去歷史上一度成為普洱市文化大縣、教育大縣。這些輝煌成就的取得，筆者認為，受大理、南詔國民俗影響會有點，但影響到讓景東曾經成為普洱市文化大縣、教育大縣，這種觀點值得商榷。
明洪武、永樂年間，中原讀書人的大量進入景東，帶來儒學，景東歷史偶然中，實現人材引進，文化交融，思想碰撞，孕育出一支景東文化奇葩。
結論是，景東在明、清、民國期間，是明朝洪武、永樂年間，中原移民大量遷徙定居景東，一度成為普洱市文化和教育大縣。
引進來，走出去，是一個地方發展的必由之路，明朝景東“被動”引進人才，讓景東經濟、文化得到空前發展和繁榮！
雲南網通訊員 王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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