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日，扎克伯格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為了慶祝女兒的出生，他和妻子普利西拉承諾將他們夫妻持有的Facebook股票中的99%（約450億美元）捐獻給慈善機構，用以發展人類潛能和推進平等事業。
（扎克伯格和妻子普利西拉）
這種舉動，得到的除了讚美聲之外，還有質疑和批評的聲音。比如ProPublica網站的記者就撰文，批評這對夫婦創建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有限責任公司來打理他們的捐款的行為，認為這樣既可以幫他們避稅，又因為其有限責任公司的性質，可以不用像傳統基金會那樣披露他們的具體活動。《大西洋月刊》則稱其為“不慈善的慈善”。
對於超級富豪慈善事業的質疑聲一直都存在。早在一個世紀以前，約翰·洛克菲勒基金會就被美國總檢察長譴責為“使鉅額財富傳承下去的無限期計劃，完全不符合公眾利益”。
（洛克菲勒基金會）
大多數人對慈善行業的所知不多，通常會簡單地把慈善理解為“金主”出錢解決一些社會難題，或片面地認為是為了避稅。但實際真實的慈善的世界遠比這個複雜。甚至很多初次接觸這個行業的富豪，會被其複雜性所震撼。而因為對慈善行業的瞭解不足，而導致大額捐款打水漂的人也大有人在。
曾經的對沖基金管理人、億萬富豪約翰·阿諾德（John Arnold）的想法轉變過程，就非常典型。他熱衷研究數據，並在剛接觸慈善行業時也進行了相關研究，最終發現，這個領域比他預想的複雜得多。他說：“我們原本希望有一個簡單的答案，比如找到五個最好的社會項目，然後我們出錢，不需要投入太多時間和精力。”但當他真的開始對每個項目深入研究後，卻發現確定哪個項目最有效、最好，是非常不易的。越是深入研究，就越難做決定。
（John Arnold）
在美國，慈善行業正在成為一個強大的勢力中心，在某些領域，甚至可以影響社會的議程。慈善事業的崛起，不僅是發生在非營利部門的事，它同時也在其他地方造成著影響，令這些慈善款項背後的私人力量變得更強。
本文將以幾個比較有代表性、較為讀者熟知的美國超級富豪為例，以點帶面地詳細講解這些富豪們的慈善基金會的運作方式、對公共事務施加影響力的方式，相信看完，大家會對這些富豪創立慈善基金會的真正目的，是不是真的是如他們所言的“提升人類潛能和推進平等事業”，有自己的判斷。
以比爾·蓋茨為例。他的蓋茨基金會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幫助他，讓他的錢發揮最大的影響力。蓋茨和妻子梅琳達建立基金會的初心之一，是因為1993年夫妻倆去非洲旅遊時，對當地醫療條件的粗陋而震撼，因此決定資助醫療行業，並對這方面的慈善事務進行了研究，結果令他驚訝。他說，他一直以為很多初級的問題早就被解決了，但真正進入這行後，才發現仍有很多巨大而顯見的問題等待解決。
（蓋茨基金會，全名為“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
1994年蓋茨建立了威廉·蓋茨基金會，到了2000年，該基金會和蓋茨學習基金會合併為“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簡稱蓋茨基金會）。蓋茨基金會在慈善行業是巨人一般的存在，有一千多名員工，至今其規模已達到1200億美元（包含蓋茨夫婦的其他私人捐贈），如果加上巴菲特捐贈給蓋茨基金會的款項，則會達到驚人的1500億美元。
（蓋茨和妻子梅琳達）
早在2009年3月，蓋茨和好友巴菲特向洛克菲勒家族的第三代大衛·洛克菲勒（時年94歲）發出聯名信，希望可以吸引一批志同道合的人進行慈善事業。後來又經過多次邀請和晚宴會，最終在那年年底，一批美國頂級富豪決定參加蓋茨和巴菲特舉辦的這個慈善活動。這個活動叫“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活動本身沒有法律約束力，僅是富豪們對願意在死前捐出至少一半身家用於慈善事業的承諾。而這個活動的門檻也非常高，只接受超級富豪參加。截至目前，已有約150名富豪加入，被《財富》雜誌成為史上規模最大的資金籌集活動。
但蓋茨和巴菲特舉辦這個活動的目的，並不只是讓這些富豪拿錢，而是幫助這些“金主”們更有效率地進行捐贈。以下幾個問題，是捐贈前必須落實的：捐贈對象是誰？捐贈的方式和效果如何衡量？捐贈事業，和這些富豪自己餘生的規劃，要如何結合？最後這個問題比較抽象，但卻是最重要的。
確保這些來自富豪的款項得到部署，併產生該有的影響，是個巨大的挑戰，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毋庸置疑的是，巨大體量的錢，也隨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力。學者Kristin Goss的一項分析發現，美國排名前200家的慈善機構裡，有近半數都對制定公共政策表示了興趣。
而與之相對的，是美國相關機構對教育、科學、基建、環境等等領域的預算逐年下滑，公共部門正面臨財政問題。而公共資源和活力的萎縮，會給私人慈善家帶來更大的權.力。他們可以在教育、科學、環保、醫療等多個領域進行資助。
這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如果一個美國政.客，對改善某個社會問題有自己的想法，那麼他可能會試著通過說服一個億萬富翁來實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以往那樣遊說選民。富豪將在這類問題上越來越佔據主導權，相對地，就降低了普通美國民眾的話語權。
學者Martin Gilens將不同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與華盛頓特區的實際政策結果進行了對比，得到的結論是，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的政策偏好，對相關機構是否採取某項政策基本上沒有任何影響。而2008年Larry Bartels的一項研究表明，美國收入排名後三分之一的人的偏好，對政策制定毫無影響。越來越多富豪自信自己的能力，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越來越多的普通美國人開始懷疑自己的意見是否重要。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是這種集體意識的側面體現。
當然，一味地把這些富豪捐贈人視為無情的楊白勞也有失偏頗，不可否認相當一部分富豪的捐贈動機裡，也有社會責任心、父母的影響等溫情的因素。但不得不承認，一個普通人需要通過一場大變革才能實現的目標，一個富豪可能自己就能完成了。
因此儘管蓋茨自謙自己和其他慈善家並沒有做出多少貢獻，但仍有人批評說，這種說法是煙幕彈，目的是掩蓋戰略性的私人資金在公共系統中產生了巨大影響的事實。
2010年，美國全國州長協會最佳實踐中心和各州教育長官委員會公佈了“共同核心（州立）標準（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的最終定稿，標誌著由美國各州制定全國統一課程標準時代的結束，除阿拉斯加和德州外的其他48個州將採用並實施統一標準。這項工作得到多個基金會的支持，但這項倡議獲得採納，主要取決於蓋茨基金會。從這個角度，可以說是蓋茨夫婦決定了美國數千萬公立學校的兒童將學到什麼、如何學。
（蓋茨因“共同核心”項目引爭議）
蓋茨本人自然也為此受到來自外界的壓力。在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他重申了自己的觀點，說基金會的工作目的，是為政策制定者增加可選項，而不是直接告訴政策制定者怎麼做。
蓋茨是成功的例子，當然也有因為經驗不足、當了炮灰的富豪。本文開頭提到的扎克伯格就是個例子。2010年起，他出資改.革紐瓦克公立學校，試圖扭轉其全美墊底的成績和糟糕的教學情況。四年過去了，扎克伯格的一億美金捐款全都被花光，但這個學校的成績依然毫無起色。
扎克伯格不是這個項目裡唯一的出資人，但因為出錢最多、最有名，捱了最多罵，批評者認為這是自上而下、自大傲慢的教育慈善的又一個反面教材。除他之外，第二大捐贈者、對沖基金經理比爾·艾克曼（Bill Ackman）也捐贈了2500萬美元。艾克曼認為非營利組織是一門生意，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工具。並且他和很多商界領袖一樣，對公共管理機構不抱希望，認為它們低效、領導力低。但他並不認為慈善機構並非可以取代公共管理機構，而只是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如果運用得當，可以朝正確的方向進行推動。
（Bill Ackman）
富豪利用慈善事業發動意識形態領域的戰爭，在美國古來有之，但近年來愈演愈烈，且手段更加複雜。2010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的奧巴馬，為應對日益增長的赤字，成立了國家財政責任和改革委員會。雖然該小組由兩名公職人員主持，但其中一些高級職員的薪水，是由非官方慈善機構支付的，比如Ed Lorenzen，就是背靠黑石集團創始人彼得·彼得森（Peter Peterson）的彼得森基金會。在這個委員會結束其工作任務後發起的“債務修復運動”，也是主要由彼得森基金會出錢資助的。
（Peter Peterson）
美國頂級智囊團近年來紛紛湧入各類億萬富豪，最近最受富豪歡迎的智囊團是美國企業研究所（AEI），這家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保守派政策組織，距今已有75年曆史。這類智囊團在小布什擔任總統期間曾產生過重大影響。伊拉克戰爭背後的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的部分構想，是在智囊團“新美國世紀計劃”（New American Century）制定的。“美國進步中心”（CAP）也是比較有名的此類機構。而慈善事業在這一結構裡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因為億萬富豪可以名正言順地通過這個方式為這些智囊團提供資金，另外這種捐款途徑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用來免稅。
正是因為做慈善可以帶來免稅這個巨大的好處，因此很多慈善家都低調行事。像蓋茨這樣的富豪，為避免公眾的爭議，宣佈他的蓋茨基金會會在蓋茨夫婦都過世後的二十年內停止運營。但實際上這個時間足以讓他的三個孩子掌握大量的捐款資源了。
除了蓋茨這種方式外，更常見的方式是，慈善家們會通過基金會結構的設計，讓自己的家族一代代掌控基金會。巴菲特的巴菲特基金會、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都是其中的典型。約翰·安德魯斯（John Andrus）創立的Surdna基金會，靠著這種方式，已經運營了一百多年，基金會的董事會仍由創始人的後代控制。
很多超級富豪的野心也沒有侷限在美國本土，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便是一例。早在1996年，《紐約時報》就很直白地寫道：“儘管其他基金會和慈善家更樂於幫助窮人和病人，但索羅斯卻毫不掩飾地想影響行政議程”，並稱其為“重新定義慈善事業”的人。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Open Society Foundation）的最大關注點總是在海外，一直支持世界各地各類與公共管理機構持異見的社會群體及活動（此處不方便詳細寫太多），讓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向了青年活動家、律師、紀錄片製作者等等，範圍涉及幾乎所有大洲。而索羅斯的基金採用的是永久持有的模式，會一直運營下去。
（George Soros）
超級富豪基金會的能力範圍如此巨大，且還能得到免稅的巨大利好，和美國國稅局（IRS）對慈善活動的寬泛定義有關。捐助一個工人團體，推進關閉工廠的進程，捐助一個政策團體，得到的稅收減免可能都是一樣的。
這導致很多美國人已經在爭論過會是否應該限制慈善事業的稅收減免，因為很多慈善事業並沒有給社會帶來足夠的價值。基金會的世界就像一個黑匣子，裡面裝滿了越來越多的富有免稅機構，但這些機構的有效性是不確定的，反倒增加了公共管理機構的成本。
於是為了改善這個局面，2014年一個名叫“共享洞察力”（Fund For Shared Insight）的基金成立了，而這個基金的成立目的，是幫助各個基金會更好地聽取來自非營利組織的意見。
如今，許多新步入這個行業的慈善家都不願建立大型基金會，一方面是害怕慈善會本身耗費的大量管理費用，另一方面也擔心基金會自身會變成一個臃腫的機構。
於是乎，互聯網等新興行業的新貴們，為了破局，也加入了這個“慈善戰場”。其中最典型的是投資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他和Ron Conway在2015年啟動了一個名為“經濟創新集團”（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組織，並多次在《華爾街日報》等媒體發文，反對傳統的捐贈方式，並主張以黑客精神進行捐贈，迅速部署、下大賭注、抵制制度化，並直言布隆伯格、索羅斯等人的慈善是通過慈善影響公共政策，進而擴大影響力，是一種政.治宣傳。
（Sean Parker）
這些激進的言論招來了很多慈善機構的抵制，但肖恩·帕克的看法其實代表了相當多科技界、乃至更廣範圍內財富新貴們的想法。
但與此同時，這些新貴們帶來的“沒耐心”的資金，其實也會帶來相當可怕的後果。他們通常因為過於自信，而對待解決問題的複雜性知之甚少。一個人能通過軟件賺大錢，不代表他同樣明白基礎教育是怎麼一回事。如果這種巨大的資金注入，配上不負責任的行動，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於是為了解決這類問題，出現了GiveWell這樣的團體。這個機構四處尋找做得很好的慈善項目，並對其進行嚴格分析，並推薦給合適的慈善捐贈人；也出現了GiveDirectly這樣的團體，可以去掉“中間商”，直接將捐贈者的錢，提供到需要錢的貧困家庭。
多樣性和分散性本身就是慈善事業的一大特點，面對同一個問題，不同的捐贈者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案。在這場“大混戰”中，誰對誰錯難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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